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高举民族解放旗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各地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锐不可当。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决策，集中兵力“围剿”坚持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
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耗资4亿银圆，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针锋相对，反蒋抗日。1935年9月，蒋介石调东北军到西北“剿共”，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10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会师陕北。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学生爱国抗日救亡运动（即一二·九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浪潮。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3次战役中，连连失败，损兵折将。
蒋介石对损失的建制，不但不给恢复，而且对张学良为“烈士”亲属申请的10万元抚恤费也分文不给，使张学良大受刺激。深感自己连10万元大洋都不值，如再继续下去，仅剩的一点抗日复土之老本就要拼光，何以面对家乡父老？为抗日复土，他与杨虎城将军不得不另找出路，寻求与中共合作。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他们的部队调离陕甘，派中央军到陕甘进行“剿共”。
当时张、杨与红军已达成停止内战，共同逼蒋抗日协定。受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浪潮的推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影响，张学良的爱国思想进一步升华。
他们对蒋介石多次慷慨陈词，苦谏、哭谏，均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2月12日张、杨不顾个人的身家性命和集团利益，以惊人的胆略，采取非常之手段，力挽狂澜，实行兵谏，以武力扣留蒋介石及其随员，促其反省，迫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事变当日，杨虎城、张学良发表时局宣言，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同时电邀中共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在电告共产国际的同时，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抵达西安。
接着，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端纳及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也先后飞至西安。
在二宋的劝导下，蒋介石写信给南京的何应钦，要他制止轰炸西安。经三方多次谈判，蒋介石不得不口头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六项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为恢复蒋介石的威信，“使他好做事，好做人，好领导抗日”，压一下南京亲日派的嚣张气焰和目睹蒋介石兑现在西安答应的条件，送蒋返宁，负荆请罪。但一到南京，即被蒋介石软禁，他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多次写信给杨虎城及东北、西北军高级将领，要从抗日大局出发，勿以学良个人为念，继续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终得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了中国全面抗战，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政治基础。对此，毛泽东曾有高度评价认为：“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这既充分肯定了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宁的意义，又肯定了蒋介石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起的一定作用。当然，张学良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爱国将领杨虎城，西安事变后被迫“出洋考察”。1937年10月29日，他不顾个人安危，拒绝亲友（包括张学良）劝阻，毅然回国，准备参加抗战。但他一踏上国土，就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跟踪，终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6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戴公祠，血溅渝州，震惊中华。是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派人调查，12月1日觅得遗体，16日，中共中央给杨虎城家属发去唁电。
1950年1月16日，杨虎城的灵柩由重庆运抵武汉。2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举行公祭，26日，杨虎城的灵柩由武汉北运西安。2月7日，安葬于西安南郊杜甫祠西侧，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举行公祭。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小儿子拯中，女儿拯贵（夫人谢葆真，此前因受特务折磨，已病故狱中）等。他们一家四口，为中国的独立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杨虎城身陷囹圄十二载，思之令人愤懑，念之催人泪下，他在狱中同国民党特务面对面地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其言行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志士的高风亮节。怀沙屈子千秋烈，为国捐躯一世豪，杨虎城将军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