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方便建立党派、社团，并将这一强有力的做法应用到各种各样的目的中。
不算那些遵照法律将乡、镇、市、县作为名号组建的常规机构，还有不少团体只能以自愿为原则创建和发展。
美国的民众从小就清楚，面对生活的磨难，他们只能自己解决。他们看着社会的主管机构时，目光充满了质疑和挑剔，除非实在没有办法，否则不会求助于它们。这种习惯的养成始于他们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嬉戏玩耍的时候，孩子们会自己制定游戏规则，并遵从这一规则，若有人犯规，也会依此进行处罚。
这种思维模式会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活动中再次显露。例如，公路发生事故导致交通堵塞，周边的人会主动联合起来探究处理方案。临时联合到一起的这些人，可以找一个部门落实方案，相关主管机构还没听说这一事故，该部门已经开始解决问题了。例如，想举办一个庆典，为了让节日更加热闹，庆典井井有条，人们会自发建立一个活动小组。而且还有各式各样抵制不道德行为的团体。例如，将大家联合到一起抵制酗酒。美国还有推动公共安全、商业、工业和宗教的团体。凭借个人组建的大型团体的自由活动，必定可以实现人们的意愿。
社团对公民生活的影响我以后再找机会谈，现在，我要说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政坛。
结社权已经得到了一致认可，于是公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去使用这一权利。
一些人一致推崇某种理念或者学说，即可组成社团，相约通过某种措施推动这一理念或者学说的胜利。所以，结社权和写作自由几乎一模一样。可是，以前成立的社团所拥有的权力，是出版界比不上的。当一种理念成了某个社团的旗帜，它必须有清晰简练的形式。这个社团不但要有自己的拥护者，还得让拥护者为自己的事业效劳。拥护者们互相认识之后，人员越多，他们的激情就越高涨。社团集中大部分人的精神力量，并将仅有的目的地告诉他们，让他们精神抖擞地冲向那里。
应用集会权是应用结社权的第二步。如果某个政治社团的活动中心位于国内的一个重大场所，那么它的活动明显强而有力，影响力也会更大。人们在那儿容易见到对方，各种应用措施能够彼此协调，思想扩散的力量和激情将是通过文字永远无法达到的。
最后，结社权在政治上的第三步是：相同理念的拥护者们建立选举团，派代表去中央立法部门充当社团代言人。这就是切实地让政党使用代议制了。
所以，首先，同一理念的支持者要彼此建立起纯粹的思想上的互通；其次，他们要形成一个小团体，作为该党的唯一派系代表；第三，他们要在国家再建立一个国家，在政府中再建立一个政府。
他们的代表看上去代表的是多数，但事实上只代表了他们的拥护者团体。他们的拥护者也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代表的是国家以及随之产生的所有道德感召力。这些拥护者确实无法如他们一般拥有立法权，可是他们可以对当前的法律发动攻击，并辅助他们起草法律条文。
在我看来，一个民族若是没有一丝半点地使用自由的习惯，或者让政治风起云涌的热情，只有一个展开讨论和敦促落实的少数在其立法者多数身边，那么，其公共秩序的处境必定非常险恶。
毫无疑问，对两项法律哪一个更好进行证明完全不同于对一项法律是否应该被另一项法律取代的证明。可是，当智者的智慧又发现了一个巨大差异，大众的设想就不再是他会顾及的内容了。
国家有时会分成两派，它们力量相当，却都想代表多数。领导权身边若是多了一个权力几乎与之相等的道德权威，你觉得领导权有可能继续长时间地光说不做、闲散度日吗？
结社不是为了控制舆论，而是为了引导舆论，不是为了制定法律，而是为了考察法律，这种想法不过是形而上学。谁能停留在这种想法上呢？
对于出版自由的首要成果，我研究得越深入，就越坚信，在当今世界，它是自由的首要因素，甚至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
所以，一个国家若决心捍卫自由，它就有权让民众竭尽所能地给自由以敬重。可是，组建政治团体的极端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不完全一样：相比于前者，后者更有需要，可是若论危险性，却是前者更高。
节制结社自由，让其永远无法脱离国家的控制，这点国家能够做到；可有时，国家想保留结社自由，也得想些办法。
组建政治性社团在美国拥有无尽的自由。对于这项权利的容忍已经到了我们想象的极限，下边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回忆一下，曾经引发了美国民众极大热忱的美国关税问题和贸易自由问题。关税制度除了对舆论造成了影响，对物质利益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北方将关税制度视为其兴旺发达的一部分原因，南方则将关税制度视为其所有灾祸的根由。那时让美国烦恼的仅有的政治激情的缔造者可以说只有关税制度了，而且存在了很长时间。
1831年，辩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时一个默默无闻的马萨诸塞州公民想了个办法，他在报纸上提议说，让当前税制反对者派代表去费城，一起探讨如何才能恢复贸易自由。报纸杂志的接连转载，使得这一提议不出几天就从缅因州传到了新奥尔良。当前税制的反对者激情澎湃地接受了这一提议，他们去各地开会，推举代表。获选代表全都是名人，有些还是赫赫有名的名人。因为这件事南卡罗来纳州连武器都准备好了，它一个州就派了63名代表出去。
1831年10月1日，大会在费城举办，美国人按照惯例将其命名为全国代表大会，与会者在二百人以上。大会进行公开辩论，从会议开始那天起，大会就有立法性质。大会就国会的职务、自由贸易的概念和税收条例进行了讨论。第十天大会起草了一封信给美国国民，然后大会结束。
这封信说：（1）国会没有制定关税条例的权力，当前的关税条例违反了宪法；（2）严禁自由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没有好处，对美国就更是如此。
迄今为止，无尽的政治结社自由，尚未给美国带来在其他地方或许会发生的严重后果，这点毋庸讳言。美国的结社源自于英国，之后就从未消失。如今使用此项权利已成了美国人的习惯和风气。
到了当代，为防止多数独裁，结社自由已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保证。占据优势地位的党派，能够掌握美国所有的国家权力；党内成员将占据各种职务，将所有组织的势力控制在手里。即使是反对党中名望最高的人，也无法冲破围着政权的栅栏，反对党入不了庙堂，只能动员少数的道德力量去和打压他们的强有力的物质力量对抗。由此可见，这是以危险制衡危险，这种危险更恐怖。
我觉得和多数无尽的权利相比，用以制衡它的那种危险的措施更为妥当，因为我相信对于美国的共和体制来说，多数无尽的权利害处极大。
此间我有个想法——或许会让读者想起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介绍乡镇自由时说的话——最需要防范政党独裁或大人物独裁的社会状况，就是民主制国家的社会状况。贵族社团是贵族制国家中固有的抵御滥用职权的社团。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没有此种社团，那里的人要是无法即时创造出相似的社团，那么暴政的堤坝终将筑起，他们将毫无办法。此外，一个崇高的民族身处此种国家通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一小群无赖冷血压榨，要么被一个独裁者冷血压榨。
就算是美国，大型政治集会——通常会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措施——也不是什么小事，会让国内热心肠的人觉得吃惊。
1831年的大会将此种情况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个优秀的参会者都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言论过激，让目标不会超出一定的界限。对政府政令心存不满的人或许受到了1831年的大会的极大鼓舞，以至于在1832年，他们开始明目张胆地攻讦联邦商业法。
应该承认，在所有自由中，无尽的政治结社自由得到人们支持的时间最短。可以说，这种自由就算没让人民落入无政府状态，也无时无刻不在将人民推向这一状态。
可是，这个自由虽然极端危险，却提供了一项保证——既然国家允许自由结社，就不必暗中结社了。美国没有藏在暗处的叛乱者，只有党派人士。
对于结社权，欧洲和美国的认知差异——它们行使结社权的差别
只比人们独立行动的自由稍有逊色的最理所应当的自由，就是人们将自己的力量和战友的力量合到一处一起行动的自由。所以，在我看来，结社权和个人自由有着近乎同等的不可交易的性质。立法者是无法在不影响社会自身的情况下损害结社权的。可是，结社自由虽然在某些国家会能够加速昌盛的脚步，可如果受到滥用和扭曲，也会在某个国家从动力变成阻力。
对自由有正确认知的国家通常是如何结社，过度使用自由的国家通常又是如何结社的，我认为对二者进行一番比较，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政党都有助益。
现在，大多数欧洲人仍将社团看成是一种匆忙地在战斗中组建起来，并立即在战场上应用的武器。
为什么建立社团？这点结社时就该讲明白，可是创始人的精神却因为急着开始而受到了限制。社团就如同军队。同战士讲话的目的是什么？是想检查军容和激励斗志，之后使他们朝敌人冲锋。对社团成员来说，通过合法的措施或许能得到成功，可是成功的途径绝非只此一条。
可美国人对于结社权的认知却不是这样。处于少数的美国公民组建社团的目的，第一，是想显露自己的实力和打击多数的道德感召力；第二，是为了找出最能触动多数的说辞而团结到一起竞争，因为他们总想在获得多数的认可后，打着多数的旗号掌握大权。
所以，美国政治方面的社团，目标柔和，措施正当。它们通常不会说谎，因为它们只想通过合法渠道获得胜利。
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这点上出现差异的原因，有如下几个。
欧洲的一些政党和多数完全是两个阵营的，它们对于多数的认同永远不抱希望，又坚信自己足够强大，能与多数一战。建立社团的若是此种政党，那么对它说来，讲理是没有必要的，打一场就行了。美国无人不想笼络多数，所以一个和多数意见截然不同的人，如何抵挡得住多数的权威？
所以，结社权的使用会随着大党成为多数的可能性的降低而变得越发安全。美国各个党派的主张差异不大，结社权在这样的国家，通常能永远存在。
因为我们没有多少自由的经历，所以才将结社自由仅仅看作是打击政府的权限。当一个人发现自己非常强大，他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武力解决问题，政党也是如此。以理服人的想法来自阅历的累积，所以要很长时间之后才会有。
因为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有了足够的阅历，所以观点截然不同以致形成种种派系的英国人一般不会滥用结社权。
至于我们法国人，则在一种热烈的战斗思想的煽动下，疯狂地投身于一切有关国家存亡之事，将拿着武器战死沙场视为一种荣耀。
可是，以最强的力量将美国的政治结社暴力安抚下来的，或许是普选权。一个施行普选的国家，多数素来易于辨认，因为任何政党都无法假冒未推选自己的选民的代表。所以，哪种党派代表的不是多数是一切社团和民众全都清楚的。而它之所以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要知道，它们代表的若真的是多数，那它们自己就能革新法律，哪里还需要呼吁修改法律。
与它们对抗的政府的道德力量一定会大幅提升；至于它们自身的此种力量，则一定会大幅下降。
通常欧洲所有社团都认为或者标榜自己代表的是多数的意愿。它们的实力因为这种标榜与相信迅速增强，它们的手法因为这种标榜与相信出乎意料地变得合法起来。通过武力镇压权利这样的事难道不是最值得宽恕的吗？
所以，在人类浩瀚而繁复的行为准则中，有时不为自由设限反倒能遏制对自由的滥用，有时民主到了极致反倒可以抵御民主的危险。
欧洲的社团通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人们无法表达他们的见解，而自己则是他们的立法部门和执行部门，他们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活动、发布命令。而在美国，所有人都觉得社团所代表的是人民的少数，所以社团能够采取的手段只有讲道理和进行呼吁。
这些社团组织当然要完全杜绝和平之气，融入军事生活的习惯和原则，因为它们的首要目标是切实的行动，而非纸上谈兵；是战斗，而非讲理。它们尽可能将属下集中到一起统领调度，让有限的几个首领掌握所有权限。
这些社团里的人要听命行事，就像战场上的战士一般。他们被盲从的思想统治着，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他们只要凝结到一起，当即就把自己的决断和自由意愿扔到了一边。所以，他们所攻讦的政府掌控社会的专制，其实还没有社团掌控内部的专制让人忍受不了。
它们的道德感召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它们的这一斗争——以受压迫者的身份对压迫者进行反抗——的崇高性也消失了。一个人若是能在某种情况下，卑躬屈膝地对伙伴中的几个人俯首，将自己的意愿甚至是精神双手奉上，任由别人掌控，又怎么指望他去追逐自由？
在美国，人们也在自己的社团里设立统治机构，可是这种统治机构无不是和平的机构，如果我能用“和平”这个词。个人的自由，社团是认可的，在同一时间所有人都向着一个目标迈进，如同身处社会之中，但走哪一条路，则由个人自己决定。人们不用舍弃自己的意愿和理智，只需将它投注到一致的事业中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