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局面之后，隋唐君主重新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君主在全社会重振儒学，重新统一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期望以儒学的礼制重新整肃社会混乱的秩序。但是，这样一种愿望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奏效的。唐在文化习俗上继承了南北朝时期多元的格局，呈现三教并兴的局面。儒学之外，佛教在经历了长期发展后进入了鼎盛时期，得到全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普遍信仰，并且影响到哲学、医学、建筑、艺术、诗歌、小说等各个方面。道教，也在李唐皇室的大力推崇下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随地域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别。魏晋以来，中原和江左的世家大族大致可以归为风俗不同的四个地域性的集团：山东士族有王、崔、卢、李、郑，尚婚娅；江左士族有过江侨姓王、谢、袁、萧和吴姓朱、张、顾、陆等著名的大族，尚人物；关中士族有韦、裴、柳、薛、杨、杜大族；代北虏姓则有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等，尚冠冕、贵戚。西魏、北周、隋、唐的政治上层就是由上述的代北鲜卑族大姓和关中郡姓联合组成。隋唐皇室以胡汉混血的身份一统天下，文化中融会了不同民族的因素，显现了较大的地区差异。
唐王朝的周边还存在着许多的民族政权，这些民族和汉民族之间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唐的西部主要有西突厥和回鹘。西突厥控制着西部的广大地区，为争夺西域地区和唐发生过多次战争。公元745年，回鹘怀仁可汗攻灭后突厥汗国，占领原突厥故地，成为漠北强国。唐在此设立安西都护府，统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称为“安西四镇”。唐的南面有南诏。南诏在今天的云南地区，是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唐的东北，则有渤海国。渤海国使用汉文，受内地文化影响很深，有“海东盛国”之称。渤海国亡，代以契丹。今天的西藏地区，唐代有吐蕃政权。它曾和中原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并在“安史之乱”后攻占唐的河右、陇西地区，统治该地区长达五十年。吐蕃和唐之间也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公元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子封为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随身带去了大量物品，并携有经史诗文、工艺历法的书籍。此后，两个民族之间来往不断。吐蕃的马和形制独特的金银器具传到内地，汉族妇女模仿吐蕃女子的妆饰，两京一度盛行吐蕃的赭面风俗。
唐王朝的对外交流空前繁荣。它在政治文化上的影响辐射到周边许多国家。许多国家的使节来到长安和洛阳拜见大唐天子，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贵族也络绎不绝的来到中国访问和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仅扬州一地，就有数千胡商居住。唐和天竺、日本、朝鲜、真腊、林邑、骠国、吐火罗国、波斯、大食等许多国家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政治制度、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宗教哲学、音乐绘画、医学雕塑、天文历法，甚至风俗习惯等方面均相互交流，相互影响。
二、唐代女性风貌
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和胡汉文化的多次交融及与周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频繁交流，唐人在衣食住行和文化娱乐等诸多方面呈现了独特的文化风貌，传统的性别制度在吸收新的文化因素基础进行着转变和重整。因此，这一时期的女性风貌极为缤纷多彩，受到代北的胡风胡俗、汉民族的女教和佛教理论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胡风胡俗的熏染
东汉政权建立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对妇女的生活和精神的控制。儒家的纲常伦理系统化、理论化，重守节，夫权不断膨胀，女性地位日益低落。东汉末年，政局多变，社会动荡，北方游牧民族习俗文化的影响和政治文化上的多元化使该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北方、东北的民族大批内徙，也由于儒学衰落与玄学的兴起，礼制在中原的发展呈明显的衰退，在南方各地则缓慢地扩大影响，东晋南朝更为显著。各个地区的女子因受不同文化的熏陶，存在一定的性格差异。
北方地区受到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较高，在社会政治活动中非常活跃。进入北朝的南方士大夫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中曾这样描述北朝胡汉混血的贵族妇女的特征：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顇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颜氏家训集解》卷1。
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民族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是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社会分工并不明显。妇女在社会事务中仍有一定的发言权，对外关系方面举足轻重，所以出现了“妇持门户”的现象。当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重合的时候，妇女的地位便相对较高，甚至超过男人。因此，在产品交换不发达和私有财产少、阶级不明显的社会，性别不平等也就不明显。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性别角色，但妇女的角色和男人一样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历史上，每次游牧民族南迁中原，都会对华夏民族的纲常伦理形成冲击，性别关系也会出现一些新现象。
魏晋以来，北方地区因受内迁民族习俗的影响，女性较少受到儒学女教的规训，骁勇刚强，善于征战骑射，不局限于内外刚柔的角色分工。她们的社会政治活动也十分活跃，形成与南国女性迥异的气质。不仅南北差异拉大，关中和山东的女性也各具特色。
京都及其周围地区地近胡戎，西晋以来一直是胡汉杂居、“俗具五方”的区域，史书记载：
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于外郡，得冯翊、扶风，是汉之三辅。其风大抵与京师不异。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隋书》卷29。
该地区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风俗强悍，居民性格慷慨豪放、刚强勇猛。此地自古就出精兵猛将，是天下劲旅所在。不仅男子骁勇善战，女子也豪放果敢、无拘无束，多有善骑射击者。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时，平阳公主和丈夫柴绍住在长安。柴绍前去投奔李渊，深有韬略的公主在长安附近尽散家财招纳亡命，组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禁止剽夺，威振天下。李渊父子向关中进军时，平阳公主已在关中攻占了许多地方，她亲精军一万去迎接父亲，与秦王李世民会师于渭北，对置幕府，号“娘子军”。公主成为大唐的开国元勋，同时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女将军。二是华戎杂错、胡汉混居，礼教影响相对薄弱。此地“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且“女淫而妇贞”，传统的妇德影响明显薄弱。
礼教在该地区的影响明显逊于鲁齐之域，不守礼仪的情况在皇族及关中勋贵家族中普遍存在，如邠王守礼的家族就是一例：
守礼以外枝为王，才识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宠嬖，不修风教，男女六十余人，男无中才，女负贞称，守礼居之自若，高歌击鼓。《旧唐书》卷86。
邠王守礼是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喜好狩猎、伎乐，自己“不修风教”，也懒于管束家庭成员，男子们不守礼仪，女子们也不讲究贞节。关中的贵族家庭普遍存在着家教不严的问题，女子们不守贞节，以泼悍著称，正如朱熹所言：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受异族风俗影响，女子不守礼节的现象普遍，贵族妇女中的“妒悍”之风尤为显著。关中贵族妇女敢作敢当，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相当活跃。政治舞台上，出现一批叱咤风云的公主，如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肃宗的女儿和政公主等，她们斡旋于两京宫廷，驰骋于杀敌疆场，建功于大漠塞外，名垂千古。隋唐两代的后妃中也是人才辈出。隋文帝独孤皇后、唐高祖妻子窦氏、太宗的皇后长孙氏、高宗的皇后武氏、肃宗的张皇后等都源自关陇贵族集团，她们对隋唐的创立、稳定和发展曾作出卓越的贡献。
山东地区与关陇地区有所不同，文化上别具风格。山东地区，虽也受代北风俗的影响，但作为儒文化的发源地，此地世代崇尚儒学，女教较为普及。史书记载：
东郡、东平、济北、武阳、平原等郡，得其地焉。兼得邹、鲁、齐、卫之交。旧传太公唐叔之教，亦有周孔遗风。今此数郡，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隋书》卷30。
山东士族崔、郑、卢、李等大姓遵循汉民族的传统礼教，家法严整，在教育中重视对女儿的训诫，因此这些家族的女子出嫁后恪守妇道，她们的性格与关陇士族的女子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山东大族自矜门风家世，对豪放拘谨的皇族女子心存畏惧，喜好家族间相互联姻，不愿娶那些沾染了胡风胡俗的李唐公主。
关陇和山东之外，江左是又一文化发达的地区，南国的女子在性情气质上都与北地女子不同。江淮以南，区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俗都有很大差异。其中东南一带经过了六朝几百年的持续发展，成为文化繁荣的区域，据《隋书》记载：
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及举孝廉，更要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隋书》卷31。
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是南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尤其是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一带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农业和手工业、商业都十分繁荣，人文荟萃。
晋永嘉南渡后，中原的汉民族大规模迁到这一带地区，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在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东晋和宋、齐、梁、陈几个王朝。北方的农民大批南下，推动了南方生产力的进步，使江南的农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华夏礼制也在南方的蛮夷之地缓慢推进。在长期汉民族儒学的熏陶之下，此域妇道女教的影响甚于胡风熏染的中原地区。东晋南朝几百年间，江南出了众多的才女，她们好风雅、善辩识、有智慧。最著名的是谢氏家族的谢道韫，从小饱读经诗，学识渊博，辩才不让须眉。与北方地区的贵族妇女相比，南方女子更富于“阴柔”之特色。在南方秀丽的山水和汉文化熏陶下，女子文雅、机智而又含蓄内敛。
以隋王朝的二位皇后为例，她们因出身不同而显示出迥异的性格。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出身于北周鲜卑大贵族，父亲是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独孤信的另一个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而隋炀帝皇后萧氏则出身于南朝萧梁皇族。
独孤皇后性格刚强睿智，在文帝代周为帝的过程中出谋划策，起了重要作用。文帝登基后，皇后也以天下为己任，操心国家大事。每次上朝，皇后与皇帝方辇而进，皇后公开参与朝政，还派宦官打听政事，就国事发表意见，宫中称为“二圣”。
《隋书·后妃列传》记载：
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隋书》卷36。
独孤氏不仅以国事为己任，公开参政，而且约束文帝，擅杀后宫宠姬。独孤皇后严厉地管束文帝及自己的几个儿子，而且还管束王公大臣，过问他们家庭内部妻妾的事务。独孤氏极其厌恶那些冷遇发妻并宠爱小妾的朝廷大臣，此种个人的好恶影响到朝廷的用人政策和大政方针，太子被废也与此密切相关。
独孤皇后的故事在历史上长期流传，封建史家称之为“奇妒”。“妒悍”的故事在当时正史和笔记小说中屡屡可见，说明由于北风的熏染，北朝、隋和唐前时期贵族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健妇持门户”显然不是个别现象。
南朝的上层贵族女子普遍接受良好教育，素质较高，富于才情，同时受到汉民族女教的训诫，性格相对柔和。出身南方皇族的炀帝萧皇后，为人处世就与胡族的独孤氏截然不同。萧皇后在南方的士大夫家长大，她从小被叔父收养，叔父死后又为贫穷的舅舅养大。萧皇后从小饱读诗书，聪慧有文才，柔顺循礼，没有北朝贵族家庭女子的强悍个性。
《隋书·后妃列传》记载：
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宠敬焉。及帝嗣位，诏曰：“朕祇承丕绪，宪章在昔，爰建长秋，用承飨荐。妃萧氏，夙禀成训，妇道克修，宜正位轩闱，式弘柔教，可立为皇后。”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时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
萧后睿智有政治头脑，也颇为高祖父子器重，但谦和婉顺，“不敢厝言”。这位饱读诗书的女子具有政治智慧，对炀帝政治的种种弊端看得异常清楚，甚至清楚地预见了隋覆灭的命运：
及帝幸江都，臣下离贰，有宫人白后曰：“外闻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斩之。后人复白后曰：“宿卫者往往偶语谋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忧烦耳。”自是无复言者。《隋书》卷36。
萧皇后主张无为和虚静，从不公开参与政事，更不会如北族女子那样公然干预国家大事。即使在王朝面临覆灭命运的情况下，她也能处之泰然，不与炀帝发生冲突。她与炀帝的众多嫔妃也基本上能和平共处。
南北对峙时代形成的文化和风俗的差异在隋唐两代始终存在，女教在关陇地区、山东地区和江左地区等各地区的的推进程度明显不同。当然，随着政府对妇德的强调和士大夫们对儒家传统的大力提倡，礼教在南北各地深入，这种区域差距在逐步缩小。
（二）汉民族妇德礼教的影响
唐代女性的生活虽受胡风胡俗影响，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承继汉民族传统的妇道女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各地的文化风俗均有较大的变化。唐初上承北朝代北诸族的风尚，胡风胡俗影响较大，“安史之乱”后随着政府和山东的士大夫阶层对女教妇道的大力提倡弘扬，女性生活受到儒学礼制的束缚，日益礼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