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佩戈蒂的恳求，我很容易就决定了待在那儿，直到已故马车夫的遗体最后被运往布兰德斯通，跑完他最后一次行程。多年以前，佩戈蒂就用自己的积蓄在我们昔日教堂墓地靠近“她心爱的姑娘”（她一直就是这样称呼我母亲的）坟墓的地方买了一小片地，作为她和马车夫安息的地方。
我陪伴着佩戈蒂，尽我所能地替她做事（其实微不足道）。我现在想起来感到很欣慰，心怀感激之情，即便现在也希望自己当时会那样。但是，让自己产生至上满足感的恐怕就是，由于个人和职业的关系，我负责处理巴吉斯先生的遗嘱，阐述遗嘱的内容。
我可以说，最初提出在箱子里寻找遗嘱的建议这一功劳应该记在我身上。经过一番寻找，果然在箱子里找到了遗嘱，它藏在一只马匹饲料袋[1]底下。饲料袋里（除了干草之外）有一块旧金怀表，表链和坠子齐全，巴吉斯先生在婚礼日佩戴过，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再见到过。一个银制烟丝捏镊[2]，其形状就像一条腿。一个仿制的大柠檬，里面装满了小杯小碟，我觉得这些一定是巴吉斯先生在我小的时候买了准备送给我的，但后来他自己又舍不得脱手。还有八十七个半基尼，面值是一个基尼和半个基尼的。两百一十英镑，全是崭新的钞票。几张英格兰银行的证券收据。一块旧马掌，一块假先令币，一块樟脑，一个牡蛎壳。牡蛎壳表面打磨得很光亮，里面五光十色，由此我推断出，巴吉斯先生对于珍珠贝壳之类的东西有一些笼统的概念，但从来没有达到精细的程度。
年复一年，巴吉斯先生每天外出跑车都带着那只箱子。为了更有效地掩人耳目，他编造出一个故事，说箱子是“布莱克博伊先生”的，“留在巴吉斯这儿等着人家来取”。他把这个虚构的东西工工整整地写在箱盖上，字迹现在看不大清楚了。
我发现，这么些年来，他不停地积攒，成效可观，折合成现金将近三千英镑。其中，他把一千英镑遗赠给佩戈蒂先生终生收取利息，等到佩戈蒂先生去世后，本金由佩戈蒂、小埃米莉和我平分，或由我们中的健在者平分。除此之外，他留下的全部财产由佩戈蒂继承。佩戈蒂也是他遗嘱的唯一执行人。
我郑重其事地大声宣读这份遗嘱，向利益相关人一次又一次地解释其中的条款。这时，我感觉自己俨然一个代诉人。我开始感觉到，民事律师公会的作用比原先想象的大。我仔细认真地审视遗嘱，确认所有方面都完善规范，并用铅笔在旁边的空白处做些记号，感觉自己知道这么多，真有点儿非同寻常。
葬礼安排在一个星期后举行。我在那之前忙了方方面面的事情：完成解读遗嘱这个深奥玄妙的任务，帮助佩戈蒂清点属于她名下的全部财产，把所有事情有条不紊地安排好，让大家都满意。在这期间，我没有见到小埃米莉，但他们告诉我，她将在两个星期后不声不响地结婚。
恕我冒昧地说一句，举行葬礼的时候，我没有按照规矩去参加。我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身穿黑袍、披上饰带，以防把小鸟吓跑。但是，我一大清早就步行到布兰德斯通。灵柩到达墓地时，我已经在那儿了。灵柩只有佩戈蒂和她哥哥护送。那位疯癫的绅士在我先前住过的房间小窗口，朝外张望。奇利普先生的小娃娃伏在保姆的肩膀上，摇晃着大脑袋，还冲牧师鼓着一双暴突的眼睛。奥默先生气喘吁吁地站在后面。现场没有别的什么人，显得很安静。结束之后，我们在墓地徘徊了差不多一小时，在母亲坟墓上方的树上采撷了一些嫩叶。
至此，一种恐惧感向我袭来。乌云低垂，直逼远处的城镇，我孤身一人返回那儿。我害怕走近镇子，那个永志难忘的夜晚发生的事情不堪回首，而我如果继续叙述下去，事情还得重复一次。
那个事情不会因为叙述它而变得更糟，也不会因为我极不情愿写下去而变得更好。事情已经发生了，任何情况都消除不了它，任何情况都改变不了它的本来面目。
次日，老保姆和我要一道去伦敦，去处理遗嘱的事。小埃米莉那天待在奥默先生的店铺里。我们约定了一齐到旧船屋去。哈姆会在往常的时间去接埃米莉。我则会悠闲地走回去。佩戈蒂兄妹两个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到天黑的时候会在火炉旁等待着我们。
我和他们在教堂墓地的栅栏门口分手，也就是在昔日想象中斯特拉普斯背着罗德里克·兰登[3]的背包停下来休息的地方。我没有径直返回，而是在通往洛斯特夫特的路上走了一小段，然后才转身朝雅茅斯的方向走。我在一家像模像样的酒馆停下来吃晚饭，酒馆离我先前提到过的渡口有一两英里路程。白天就这么过去了，等我到达目的地时已是黄昏。这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是个狂风暴雨之夜，但乌云的后面有月亮，所以天色不是很黑暗。
我很快就看见了佩戈蒂先生的船屋，看到从窗户里透出的亮光。我费了很大力气，踉踉跄跄地走过一小段沙地才到达门口，进了屋。
里面看起来真的很温馨舒适。佩戈蒂先生已经抽过晚上的烟斗，晚餐也一点点地准备好了。炉火正旺，炉灰已经拨过了，小埃米莉昔日坐过的矮柜还放在老地方。佩戈蒂还坐在老地方，看上去（要不是衣服不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座位。她已经与她那套东西为伴了——那个盖子上画着圣保罗教堂图案的针线盒、放在小房子里的码尺，还有那一截蜡头。东西一应俱全，好像从来没有动过。格米治太太还在过去的那个角落里，显得有点儿焦躁，这样一来，也显得自然。
“您第一个到，大卫少爷！”佩戈蒂先生说，脸上露出了喜气，“如果外衣湿了，少爷，就别穿在身上。”
“谢谢，佩戈蒂先生，”我说着，把外套递给他挂起来，“还很干呢。”
“可不是嘛！”佩戈蒂先生说，摸了摸我的肩膀，“像锯末一样干呢！您请坐吧，少爷。用不着对您说一番欢迎的话，但是我们真心诚意地欢迎您光临。”
“谢谢，佩戈蒂先生，这毫无疑问。啊，佩戈蒂！”我说着，吻了她，“你还好吗，老妈妈？”
“哈，哈！”佩戈蒂先生笑着说，在我们旁边坐下，搓着双手，表示从近期的烦恼中解脱出来，感到了欣慰，也体现了他性格中的真诚，“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女人，少爷——正如我跟她说的——比她更需要放宽心！她替逝去的人尽到了一切义务，而且逝去的人心里也明白。她替逝去的人做了应该做的，逝去的人也替她做了应该做的。而且……而且……而且一切都圆满了！”
格米治太太发出了呻吟。
“开心起来，可爱的老妞儿！”佩戈蒂先生说（但他转到一边冲着我们直摇头，他显然已经觉察出最近发生的事情勾起了她对老伴的回忆），“别垂头丧气了！开心一点儿，为你自己着想，也要开心一点儿，很多好事情自然就跟着来了！”
“好事情轮不到我，丹尔，”格米治太太回答，“我除了感到孤苦伶仃，觉得一切都不自然。”
“不，不。”佩戈蒂先生说，对她表示安慰。
“就是，就是，丹尔！”格米治太太说，“我没有钱，怎么同有钱的你们住在一起？一切事情都与我作对，我还不如走了的好。”
“啊，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花这些钱？”佩戈蒂先生说着，语气严肃，表示不赞成她的说法，“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啊？难道我现在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吗？”
“我知道，从前根本就没有人需要我！”格米治太太满腹委屈，大声地说，哭了起来，“现在有人这样告诉我了！我这么孤苦伶仃，事事不顺，怎么能指望人家需要我啊？”
佩戈蒂先生似乎对自己感到很惊诧，因为自己的一席话竟然被这样毫无情义地曲解了，但由于佩戈蒂又是扯他的袖子，又是摇头，他这才忍住了没回话。他内心感到酸楚，看了一会儿格米治太太，然后瞥了一眼那座荷兰钟，站起身来剪掉烛花，把蜡烛放到窗台上。
“行啦！”佩戈蒂先生说着，兴高采烈起来，“行啦，格米治太太！”格米治太太低声呻吟了一声。“亮起来啦，还跟平常一样！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吧，少爷？对啊，这是为了我们的小埃米莉。您看，天黑后路上没有亮光，寂寞，无生气。她回家的时候，如果我在家里，就会在窗台上放一盏灯。这个，您看，”佩戈蒂先生兴致勃勃地说，俯身看着我，“达到了两个目的。她说，埃米莉说：‘这是家！’她这样说。埃米莉还会说：‘舅舅在家呢！’因为如果我不在家，就不可能在窗台上放一盏灯。”
“你真是个小娃娃啊！”佩戈蒂说。她虽然这样想，但很喜欢他这个样子。
“是啊！”佩戈蒂先生回答，站立着，两条腿叉得很开，心里美滋滋的，用两只手开心舒适地上下搓揉着两条腿，时而看着我们，时而看着炉火，“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像个小娃娃，但你知道看起来不像。”
“不完全像。”佩戈蒂说。
“是不像，”佩戈蒂先生笑着说，“看起来不像，可是——想一想吧，你知道的，我可不在乎，天哪！对啦，我告诉你，我又去看了看我们小埃米莉漂亮的房子，我——我真该死，”佩戈蒂先生说着，突然加重了语气，“行啦！我不能多说了——我几乎把那些最最细小的东西都当成她了，把它们拿起来又放下去，碰到它们的时候小心翼翼，就好像它们是我们的埃米莉。我动她的帽子之类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可见不得人家粗鲁地对待它们——给我整个世界也不行。这就是那个你叫作小娃娃的人，样子像只大海豚。”佩戈蒂先生说着，哈哈大笑，诚挚之意溢于言表。
我和佩戈蒂两个人都笑了，不过没有笑得那么响亮。
“这是我的看法，你们知道的。”佩戈蒂先生说，又在腿上搓揉了一会儿，喜悦写在脸上，“我过去老同她在一起玩耍，我们假定自己是土耳其人、法国人、贪婪狡猾的人、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天哪，是的，还有狮子和鲸，还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当时她还没有我的膝盖高。我玩这个都成习惯了，你们可知道。啊，瞧这支蜡烛，可不是嘛！”佩戈蒂先生说着，一边兴高采烈地把手伸向蜡烛，“我想清楚了，等到她结了婚搬出去之后，我要把蜡烛放到那个窗台上，就跟现在一模一样。我也想清楚了，我晚上待在这儿（哎呀，不管我发了多大的财，我还能住到哪儿去），她不在这儿，或者我不在那儿，那时，我会把蜡烛放到那个窗台上，坐在火炉前，装着等待她来，就像我现在这样。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又是个小娃娃了，”佩戈蒂先生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像一只大海豚！啊，就在此时此刻，我看到蜡烛熠熠生辉，便会对自己说：‘她正看着蜡烛呢！埃米莉来了！’这就是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小娃娃，样子像只大海豚！这话说对啦，”佩戈蒂先生说着，止住了大笑，两只手拍了一下，“因为她来了。”
来的只有哈姆一个人。从我进屋之后，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因为他戴了一顶很大的防雨帽，把脸都遮住了。
“埃米莉呢？”佩戈蒂先生问。
哈姆用头做了个动作，好像她就在室外。佩戈蒂先生端起窗台上的蜡烛，剪了烛花，把它放到桌上，然后忙着拨弄起炉火来。哈姆之前一动也没动，这时说：“大卫少爷，您出去一会儿，去瞧一瞧我和埃米莉准备好的东西，好吗？”
我们到了外面。我在门口经过他身旁时，让我感到震惊和恐惧的是，我发现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他连忙把我推到室外，并随手关上了门。外面只有我们两个人。
“哈姆！怎么回事？”
“大卫少爷！”哦，他哭得多么厉害啊，肝肠寸断！
看到他悲恸欲绝的样子，我惊呆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或者害怕什么，只能呆呆地看着他。
“哈姆，可怜的善良人啊！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我的爱人，大卫少爷——我满心的自豪与希望——愿意为她去死，现在就愿意为她去死——她走了！”
“走了？”
“埃米莉跑了！哦，大卫少爷，如果想想她怎么会逃跑，我就会在她毁了自己和蒙受耻辱之前祈求仁慈的上帝要了她的命（尽管她无比珍贵，胜过一切）！”
他那张脸仰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紧握着的手颤抖着，身子痛苦不堪地挣扎着，连同那片寂寞荒凉的滩地一起，直到此时此刻这一情景仍停留在我的记忆中。那儿永远是黑夜，他是黑夜荒滩上唯一的人。
“您是个有学问的人，”哈姆说着，语气急促，“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最好的。我进屋说什么好？怎么把这件事告诉他啊，大卫少爷？”
我看到门动了一下，就本能地想从外面把门闩拉住，以便赢得一点儿时间。不过已经晚了，佩戈蒂先生露出脸来。他面对我们时脸上表情的变化，即便我活上五百年，也不可能忘记。
我记得，接下来是一阵号啕大哭，女人们围在他身边，我们都在房间里站着。我手里拿着一封信，是哈姆递给我的。佩戈蒂先生的背心扯破了，头发乱成一团，面部和嘴唇煞白，鲜血滴到胸前（我认为那是嘴里出的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把信念出来吧，少爷，”他说，声音低沉而颤抖，“请念慢一点儿，我不知道能不能听懂。”
万籁俱寂之中，我念起这封布满污渍的信。
你给予我的爱超出了我配得到的，即便在我天真无邪时也是如此。可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远去了。
“我已经远去了！”佩戈蒂先生缓慢地重复了一声，“等一下！埃米莉远去了，啊！”
早晨，当我离开我可爱的家时——我可爱的家——哦，我可爱的家！
信上的日期标明是头天晚上：
——我将不可能再返回了，除非他娶我做太太，把我带回家。许多个小时之后，你看到的是这封信，而不是我。哦，但愿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撕心裂肺啊。我伤你伤得这么厉害，你不可能再原谅我，但愿你能知道我忍受的是怎样一种煎熬！我邪恶堕落，有关自己的事根本不值得用文字叙说。哦，想想我这么坏，以此来安慰自己吧。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告诉舅舅，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他。哦，不要想着你们一直以来对我多么多么关爱体贴——不要想着我们计划好了就结婚——而是设法想想，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埋在某一个地方。祈求我要离之而去的上帝怜悯怜悯我的舅舅吧！告诉他，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他。请安慰他吧。请你爱上一个好姑娘，她要像我曾经那样对舅舅贴心，要真心真意地爱你，并配得上你，除了我之外，没有见识过耻辱的事情。愿上帝保佑大家！我会跪在地上常常替你们祈祷。如果他不娶我做太太，把我带回家，我就不再替我自己祈祷，而替你们祈祷。临别的爱给舅舅，临别的泪水，临别的谢意，给舅舅！
这就是信的内容。
我停止念信之后很久，佩戈蒂先生仍然伫立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最终，我冒昧地握住他的手，尽最大可能地请求他设法控制住自己。他回答：“谢谢您，少爷，谢谢您！”但是仍然一动不动。
哈姆对佩戈蒂先生说了几句话。佩戈蒂先生对他的苦楚感同身受，于是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但是，除此之外，佩戈蒂先生依旧伫立在原地，没有人敢去打扰他。
最后，慢慢地，佩戈蒂先生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好像刚从幻觉中清醒一样，环顾了一下房间，然后低声说：“那个男人是谁？我想知道他的名字。”
哈姆瞥了我一眼，我突然怔了一下，后退了一步。
“有个人值得怀疑，”佩戈蒂先生说，“他是谁？”
“大卫少爷！”哈姆恳求说，“请您出去一会儿，我把必须说的话告诉他。这话您不该听，少爷。”
我又怔了一下，瘫坐在椅子上，极力想接话，但舌头锁住了，视线模糊起来。
“我想知道他的名字！”我又听见一声。
“过去的一段时间，”哈姆前言不搭后语，“有个男仆时不时地在这儿出现，还有个绅士。他们是主仆二人。”
佩戈蒂先生和先前一样伫立不动，但这时眼睛盯着哈姆。
“有人看见，”哈姆继续说，“那个男仆昨晚同——我们可怜的姑娘在一起。这一个多星期以来，他一直躲藏在这儿的什么地方。大家以为他走了，其实他躲藏了起来。您别待在这儿，大卫少爷，您别待在这儿！”
我觉察出佩戈蒂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可是，即便房子朝我压下来，我也迈不动一步。
“今天早晨，天都还没有亮，在城外通往诺里奇[4]的大路上，停了一辆陌生人的轻便马车，还套着马。”哈姆接着说，“那个男仆走到马车边，离开了，又走了过去。他再次走过去时，埃米莉就在他身旁。另一人在车里，就是那个男人。”
“上帝啊！”佩戈蒂先生说着，身子向后仰，伸出一只手，似乎是要挡住他害怕的东西，“可别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斯蒂尔福思！”
“大卫少爷，”哈姆激动地说，声音断断续续，“这不是您的错——我根本就没有怪罪您——但他的名字就叫斯蒂尔福思，他是个该死的恶棍！”
佩戈蒂先生没有哭出声，没有流出眼泪，只是站着一动不动，直到突然醒了过来，才从角落里的钉子上取下粗布外套。
“帮我一下！我动弹不了，衣服都穿不成了，”他心急火燎地说着，“搭把手，帮我一下。好！”有人帮了他一把，他接着说，“把那边那顶帽子递给我！”
哈姆问他要去哪儿。
“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去找我的埃米莉，先去把那条船砸沉了。我是个大活人，曾经要是想到他是这么个货色，我就会在砸沉船的地方把他淹死！在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他很疯狂，挥动着紧握拳头的右手，“在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面对面，把我打死，但我也要淹死他，这没有错！——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
“去哪儿找？”哈姆大声地问，挡在门口。
“哪儿都去！我要满世界去找我的外甥女，我可怜的外甥女蒙受了耻辱，我要去找她，把她领回来。谁也别拦我！我告诉你们，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
“不，不！”格米治太太大声说，走到他们中间，急促地大喊，“不，不，丹尔，你现在这个样子不行。过一阵子再去找她，我孤独可怜的丹尔啊，那样才行。可你现在这样不行。请你坐下来，我一直就让你烦心，请你原谅我，丹尔——和眼下这件事情比起来，我不顺心的事算得了什么啊！我们谈一谈过去的事吧，那时候她是个孤儿，哈姆也是个孤儿，而我是个可怜的穷寡妇，你把我收留了……这样，你难受的心就会平静一些，丹尔，”她把头搁在他的肩膀上，“面对悲伤，你会好受一些。因为你记得那句诺言：‘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5]我们在这个屋檐下居住了这么多年，这句话不会落空的！”
佩戈蒂先生这时平静下来了。我一阵冲动，本想跪下来求他们宽恕我，是我破坏了这个家庭的安宁，并诅咒斯蒂尔福思，但听到他的号哭之后，我的这种冲动被一种更高雅的情感取代了。我这颗负担过重的心得到了相同的解脱，我也大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