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已经承包了五千了。
——我承包五千五百吨。
哈办从宣布承包方案，到商定、签订一张张承包方案，用了两天时间。自然每个大脑都在加速旋转。报喜不报忧，万一多报了承包吨数，导致公司判断失误，报忧不报喜，人为地加强货源紧缺的空气，等于人为地抬高市价。而且低于平均价格的可以拿价差。二八分成。公司得八，小组得二。
承包的吨数是自选的，承包的人数是自选的，个人的发展机会是自选的，公司的发展速度是自选的。
9月，是一个新的开始。只是，2月真的过去了吗？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可是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怪不得具有科学预见性的马克思要早早地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繁衍篇
什么叫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
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都会思考、都能思考的。汤士祥十几岁的时候在煤矿工作。有一个老煤工在矿井下眼看掌子面要塌，可不敢说出来，怕万一说了又没坍，影响了任务完成，追究他的责任。他悄悄叫他的两个徒弟上厕所。他自己也溜了。井下还在光着膀子挖煤的人，全都成了人体标本。
不知道个人应该拥有什么权利，应该获得怎样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那么，活人只是活动的人体标本。
十几岁的汤士祥，一次次地受到人体标本的强刺激。
三十多岁的汤士祥，依然被那些人体标本驱赶着。公司的留成外汇用来做什么？进口家用电器等紧俏商品？不，这些外汇要用来引进关键性的技术，加快工、矿业的现代化进程，解放生产力。
1985年1月，孙超让汤士祥在北京宣武门大街137号的一所不起眼的房子里，成立华安电子技术开发公司。华安查阅中国电话号码簿、中国工商企业名录等，向全国有关企业，尤其是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矿产业、起重业、机器制造业、钢铁冶炼业、纺织业等企业发信，欢迎前来参加电脑应用的学习班。当年就成为全国推广西门子PC机（工业控制电脑）最多的一家。华安尽量少引进我国能制造的部件。PC电脑的模拟开关部件就不进口，自己制造。光这一项的成本就由原五百元减到五十元。
宣武门大街137号这间平房里掀起的应用工业电脑的信息波，被日本富士电机株式会社接收到了。富士愿以优惠的方式——让中方远期付款的方式——与华安长期合作。华安又着手准备富士电脑学习班。富士为华安推荐了一位老师：北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吴铁坚。
吴铁坚是1948年从日本京都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的。同班同学之一是清水照久。当时日本战败不久。吴铁坚住在一位教授家里。教授夫人也曾几度像阿信似的，拿着和服从火车窗口爬进去，去农村换大米、地瓜。刚毕业的学生清水照久自然只能清水淡饭度日。三十八年后，清水照久成为在国外拥有十二个分公司的日本富士电机株式会社总经理和日本机器人协会会长。营养充足的肌肤，一丝不苟的头发。吴铁坚，花白的秃发胡乱地朝一边歪倒着。
我为了找寻他的这个住所，走进解放军总后大院里的一个防空洞。顺着陡直的石阶往下走，出现了一个低矮的过道。头上是水管，地下有电线，身旁有晾衣服的绳子。这里是华安电脑学习班的女学员住的。再往里走，越走越凉。这间就是了。门上不锁，门上无锁。推门进去，方知无物可偷。行军床，简易的二屉桌。床上一堆电脑资料，桌上一把像缺齿老人似的缺齿梳子。
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一期学习班三十至七八十人。已经举办了二十期学习班了。来自全国的学员的住所、教室、吃饭，尤其是代买来回车票等一应杂事，恐怕部队方能有这个承受力。该部队的科研单位也是电子产品的消耗单位。如果自己申请进口电脑，申报过程、申请外汇的过程，都是一种“苦难的历程”。通过华安的渠道，利用华安的留成外汇进口富士产品，又快又不用手续。
顺便提一句，华安每办一期学习班，最少要倒贴一千多元钱。
1986年8月，华安已由富士出钱装修一新，承担了富士电子产品在我国的销售和维修业务。
工业智能化的前提是人的智能化。今年二十五岁的华安副经理李景，本来是北京的一个高中毕业生，电工。他自学了三所电大、夜大的无线电电子、自动控制等等专业。现在负责华安电子方面的一应事项，从学习班的教学到电脑的经营、洽谈、销售。只有在人的世界里才能有全面发展的人。富士看上华安，而华安电子的形象首先是李景。国内只要讲到推广可编程序控制器（工业电脑），就会数出最有影响的五家：北京冶金工业研究所，大连组合机械研究所，天津自动化仪表厂，上海起重机械厂和北京华安电子技术开发公司。前四家，家大业大，有根有底。惟独华安只有五人。
“听说你又在上一所大学？”我问李景。
“我得接受终身教育。”李景说，“孙超给了我一个舞台，放手让我们每个人去演好自己的角色。能不能演好还得自己努力。”
李景说着登上北京饭店的台阶。
北京饭店2051室。撩开白色的落地纱帘往外看，是北京那剪不断、理还乱的自行车流，卷走了北京的一分钟又一分钟。白色纱帘里边，是日本富士电机株式会社的北京驻在员事务所，是日本格调和日本精神。
所长寺田谦递给我一份1986年12月将在南京举办的第四次日本自动化工业技术展览会富士电机的介绍。上面写道：“可以安心地采用富士电机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大功率晶体管逆变器。有技术商谈和售后服务，请不必客气地向下面公司问询：北京市华安电子技术开发公司。”
寺田谦文而不弱，礼而不让。一见之下就不会使人忽略他的存在。轻缓地吐出的一个个字，却都是实心弹似的，而且颇有弹无虚发之自信。
我的记录纸便像他那实弹射击的靶子。他说——
“我们和华安之间很少展鸿图。我不愿讲空话。如果对方讲空话，下次我就不想谈了。华安公司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讲空话，没有烦琐哲学，脚踏实地地工作。所以我们富士和华安能走到一起。
“我接触过一些国营企业，有的企业觉得和我们富士签合同的话，颇有成绩，很可以向上面汇报了。所以一经签合同就不问下文，不太关心结果如何。因为结果和每个人自己的关系不大。其实签合同只是一个开始。要使用户对产品满意，才是一个全过程。所以，这种接触很容易就夭折了。
“华安的活力和效益把我吸引了。7月14日、15日，汤经理说要用两周改建华安的主体工程。这种事，若放在别的公司，大家也都想搞好，但真正动手做的不多。8月1日，翻修后的主体工程搞成，这在北京不多见的。”
“寺田先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汤士祥插话。
寺田一笑，友好地，无奈地：“压力来自汤经理。汤经理坦率，心急。我希望和华安长期合作到底。希望汤先生不要犯性急病。”
寺田谦这话是指7月26日发生的事。翻修华安的合同上写明一切费用由日方负责。但是从日方运来的物资中没有空调机和地毯。日方所以不想一下就装备空调、地毯，怕是和以前在京合作的夭折有关，想走一步，发展一步。心情可以理解。汤士祥则认为华安既然作为富士在中国的窗口，就应该拿出富士水平。空调、地毯我们当然买得起。仅仅是为了维护华安的尊严，就得要求按合同办事，就得坚持一切费用由日方出。
“而且得按约在8月1日完成工程。”汤士祥在7月26日对寺田谦说。
空调、地毯是日方预算之外的支出。寺田谦此时若是打电话向日本总部请示，总部再作研究，就赶不上8月1日完工了。汤士祥是不依不饶的，寺田谦是尽职尽守的。寺田只有一个办法了：拿出他私人的存款交给华安买空调、地毯。
“所以，”寺田谦笑着，似乎存款的损失反倒使他喜欢他的中国伙伴，“孙超先生选中汤经理不是没有道理的。孙超先生的各部门，重效益，讲信用。”
“听说寺田先生宁愿跟聪明人打交道？”
“我希望能在同等水平上谈判。”
同等水平的后面是同等的尊严，同等的诚意，同等的努力，同等的信誉。富士给予华安优惠条件，先卖货后付款。让用户确信富士设备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为买富士机支付的钱，然后才付款。人们往往以为价值就是支付的钱。其实，价值包括了整个经销过程：价格、质量、交货的速度、销售后的服务、备件的供应等。国营部门订货，从寻找进口单位到申报外汇等，或者说从订单→正式询价→日方报价→中日双方讨论价格→正式签订合同→交货→提货→向国内用户交货，前后往往要一年。华安订购富士机，因为简化了中间环节，尤其因为双方的信誉，一般只要两个半月。要得急的一次，前后只用七天，华安用户所需的富士电脑就从日本运到了北京。
富士电机本应按订单生产，不见合同不生产。富士和华安之间，互相的信誉起了决定作用。乃至可以先把货要来再补签合同。在同类产品中，从订货到提货，西门子要四到五个月，美国的要四个月。交货时间越长，人民币的比值变化越大。1985年9月，一美元折合人民币二点八元；1986年10月，一美元折合人民币三点七元。富士从交货速度到价格，都拥有竞争优势。
“对客户许诺太多并不好。”寺田谦说，“我们通过华安对客户提供良好服务，要使客户到最后都认为你是他的朋友。所以我希望华安长寿。”
寺田谦原先接触过的几家国营企业，用他的话来说，“型号基本一样”，甚至开而不放，投资环境不具备。“所以，如果华安也是国营公司，那我们能不能合作我还要考虑的。”
日方选择华安，原因之一是华安的民间性质。可是在国内，华安又恰恰因其民间性质影响了富士电机的销售。民间企业，似乎就意味着不可靠系数大。
民间企业的存活率取决于改革的生态环境。
“我希望华安长寿。”寺田谦不无忧虑地重复说。他的谈话不仅不展鸿图，而且始终好像被一种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危机感压迫着，担心华安的消逝，担心他的工作的失误，担心中国的改革……
“我希望富士和华安的合作是长久的。”寺田谦这个思想是他这次谈话反复出现的主旋律。
一个被危机感压迫着的人，就是一个能充分激发自身潜力，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人。
寺田谦喜欢在屋里摆上一匹匹神形迥异的马。“马的力量有多大，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富士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华安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孙超公司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中国开放政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当代世界经济趋向于相互依赖。我们今天发展的不是中国经济，而是世界中国的经济。国务院在10月11日作出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天津开发区更是喊出“投资者是帝王，项目是我们的生命线”这样的口号。才一两岁的华安已经吸引日商无偿投资十二万美元。到底如何吸引外资？
华安，华安，请你回答。
信誉篇
自由永远是不可全得的。
追求发展自由的同时，必然要失去其他方面的自由。
事情还得回到前文曾经提及的1985年10月底。那天我走进孙超公司的广州分公司。公司一楼漂亮的货架上，摆着各种机，还有黄豆、芝麻、玉米、花生、豇豆、莲子、枣、绿豆、棉花、茶叶、纺织品……广州公司是总公司的窗口，沟通国内外的信息。经理王胜利，圆圆的脸，一件蓝布衬衫，我不发问他就没话。“做生意一靠信誉，二靠力量。”他说。
前两天，安庆打来一个急电：孙超母亲病危。可是孙超当时正在北京，在北京机场等了两天还没等到机票。广州这边以为孙超已到，十几位港商已经从香港赶来等着他了。孙超傍晚五六点一到广州，就陷入港商的重围。又是车轮大战、通宵达旦的洽谈。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十点，终于有了一个间隙。王胜利才有机会和孙超讲谈判之外的事：母亲已经病故了。
一句话像一下重锤。
孙超的头垂下了，垂下了。
孙超猛抽起烟来。杳无人声的屋里，只有烟雾轻柔地抚慰着他，又像那支轻柔的歌，那支常叫孙超动心的歌——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已白发鬓鬓。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叫我思念到如今。
孙超生长在一个贫苦农家。买不起碗，把毛竹锯成一截一截就是碗。穿不上裤，小孙超用土布围在腰间就上学了。顺路在地里拔个萝卜塞进书包，就是他的午饭。围着土布、背着萝卜的孙超是全家的佼佼者呢。七个兄弟姐妹中就供他一人读书。
妈妈！
妈妈消逝了。眼前只有一屋子的烟雾，孙超一支接一支地抽了一小时的烟。
“给梦霞（孙超妻）发一个电报，让她代我料理丧事。”孙超说话了，“我现在怎么走得开？”
想自由地发展民间外贸，就失去了孝顺母亲的自由。
感谢母亲！赋予了儿子对苦难的承受力。
孙超站了起来。
这就去谈判？王胜利的大眼睛里充溢着要讲又讲不出的话。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孙超转身就走。
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用。
客商正等着和孙超洽谈。商人第一是信誉，第二是生命。
为了履约，孙超老是托香港太利物产有限公司经理丘英中在港买一种可以使人连续二十四小时不睡的药，自然有毒素的。“假如你还想做点事的话，千万别吃这药！”丘英中几次劝孙超，“你不能靠这药来支撑！安庆民间外贸发展得这么快，如果你自己突然倒下了，怎么办？”
怎么办？出一个孙超不容易。丘英中不能想象，如果换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外贸生意的人，怎么可能经过一年多就熟练地做起国际贸易，而且赢得这样的信誉！丘英中自己就是从信任孙超，进而信任安庆市，进而把他的资金和精力的百分之九十投往安庆——交通很落后的安庆，而没有投往与香港很近的老家广东梅县。
港人不明白了：“你是广东人，为什么不在广东投资？”“你是不是共产党派出来的？”
“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总应当承担什么义务和责任。”丘英中说，“孙超做的事是中国的一个历史过程的反映。我要做这个历史过程的见证。”
历史可以作证。不过，只怕当历史出来作证的时候已经晚了。
孙超的事业险象环生，孙超的健康很难预料。我问梦霞：“你不怕吗？”
“不怕。”梦霞梦幻般地笑着，“他说一个人不做事还有什么意思。我想也有道理，就不管他了。反正我知道他不会干坏事。”
梦霞好像生活在梦幻的霞光里，淡化了现实的艰难。也亏得她有这样一种宽宽的胸怀。孙超办公司这三年，没给她写过一封信。她也无法给他写信——信到的话，他这人又不知跑到哪个省份去了。
梦霞的承受力从她爱上孙超的那一刻就生长起来了。当初她家不愁温饱，家里说什么也不让她嫁给穷小子孙超。青年孙超俊美、淳厚、聪颖，梦霞“没头没脑”地跟着孙超就私奔上一艘船。后面是娘家追赶的人，船刚启动，梦霞的母亲赶到。拐杖在岸边狠命地敲击着。晚了。晚了。
真正的爱，决不是光想着被爱，而是首先想着去爱。而是准备承受一切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