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洮上山”工程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而被迫停止了。引水灌溉陇西的梦想仍然没有实现。干旱，也依然是黄土高原人民一个可怕的梦魇。
·1958年，甘肃省委二届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作出决议：引大通河水工程争取1959年秋季开工。但随后不久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工程难以实施而被迫搁置下来。
·李子奇说：“引大入秦工程是我省最大的世行援建项目，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提出引洮河水上董志塬
1956年，定西地区为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引大通河入秦王川的设想。并从此开始了从大通河上游青海省的克图至永登县武胜驿的三次引水线路的勘测，直到1958年才结束。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黄土高原就像一个独立的地方，多年来，人们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扁豆、洋芋等矮小的作物。家家都还在使用着一把由祖辈传下来的木犁。年年用毛驴驮粪往山地里送。起床是按公鸡的报晓声，人畜饮用的水贮存在地窖里，戴草帽不是为了防雨而是为了遮阳。
在这里，有的人一生都没到过县城，也不知道县城在哪里，孩子一出生就订下娃娃亲，生怕长大了找不到对象。
每年都有大量外出乞讨的人，他们客死他乡后要把尸体烧掉，让灵魂回到故乡。
当有的学生们看到从月球上拍回的地球照片，说地球是一个蓝色的星球，水域占了地球的大部分面积，他们觉得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家乡一直是干旱少雨的？
中国的大西北，存在着大片大片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巴丹吉林、准噶尔和腾格里。水，对广袤的荒漠，就像一个天国的梦境一般。
位于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东南侧的黄土高原，被南北走向的六盘山拦腰分割为两个黄色大块。六盘山以东的一块被称为陇东高原，六盘山以西至乌鞘岭脚下这一片称为陇西高原。面积大约为4万平方公里。
一望无际的梁、峁、沟、谷，被一片片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
在这里，年平均降水量410毫米，仅为广东年降水量的四分之一，但是，年平均蒸发量1500毫米以上，为年平均降水量的3倍多。
在这里，太阳的年辐射量每平方米5700至6500兆焦耳，过于充足的高原阳光，给黄土高原制造了强烈的干热气候，使得厚厚的黄绵土其养分和水分含量很低，而土壤有机质矿化率却高，难以积蓄，黄土高原成了低产土壤。
而且，从历史上看，瘟疫、兵匪、苛政苛捐也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不少灾难。但更多、更频繁的灾难，还是干旱导致的大生大死的悲剧。
在陇西大地，从乾隆元年到乾隆七年，有5年是大旱。以至于多年竟然颗粒无收，饿殍遍野。
《通渭县志》说：
明嘉靖七年，巩昌府各县大旱，民大饥，食草茹木，人相食。
明崇祯十三年大旱。5月至7月，每晨天红如赭，秋大旱，饥，10月粟价腾贵，斗米300钱。次年春，价至10倍，绝粜罢市，树皮石面皆食尽，父子、夫妇相割啖，十死八九，道殣相望。
另外，《巩昌府志》和《陇西县志》中，也有对清朝及民国时因旱灾而造成的民间巨灾的描述。
干旱，成了黄土高原人生悲剧的代名词。
清代的巩昌知府张如镛在他的《陇西八景》诗中写道：
谁挽珠江水，飞来散作帘。
在张如镛的心目中，想挽珠江水以润泽陇原，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想象。
但是，珠江遥远，黄河却近在眼前，而且除了黄河，陇西还有洮、渭、泾、大夏、大通等河流经黄土高原，甘肃大地。
但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旧中国，要想把这些河流的水引来灌溉黄土高原，的确是个难题，首先是如何提高水位的问题。
从明朝嘉靖年间的段续戽水浇田，到民国时候的卖房毁家修渠，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陇西人民的干旱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甘肃水利建设的新时代开始了。修渠、筑坝、凿井、打水窖、冰山取冰……
人民大众付出了可歌可泣的奋斗和牺牲，但都是从局部缓解了一下，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1957年12月13日，定西专署农业基本建设局局长梁兆鹏曾经作出一个计划：
把黄河水引到靖远县旱坪川发展水浇地。
但是，负责勘察的老陈后来向梁兆鹏汇报说：
根据水位高程，引黄河水到旱坪川的渠线必须经过兰州市区，而经过兰州市区在理论是不可能的。
梁兆鹏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
1958年2月11日，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兰州结束，会议作出了引洮河水上董志塬的计划。
把洮河水引到董志塬，从引水地古城到董志塬，落差700米，灌溉西到洮河、北至黄河、东至白莲河、南至渭河和泾河，横跨陇西、陇东两高原。这相当于巴拿马运河的13倍。
1958年6月17日，水库大坝枢纽工程在古城举行开工典礼。
随后，将近20个县的16多万名干部和民工，浩浩荡荡地开往引洮工地。全省1260万人民，无不为“引洮上山工程”而欢欣鼓舞，纷纷为“引洮上山”作奉献。
会宁县的群众在3天之内捐献了铁锅、蒸笼、案板等8000多件。儿童们在共青团甘肃省委号召下，广泛开展了支援活动，他们变卖废铜烂铁、头发废纸，还有猪鬃之类，还用天真的双手制做了2000多盏小油灯，送到民工的窑窝里。
陇西县的青壮劳动力都上了引洮工地，县上大大小小的工厂多由老弱妇孺干活。
在会川工程指挥部的山崖上，刻写着朱德为“引洮上山”工程的题词：
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后来，“引洮上山”工程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而被迫停止了，引水灌溉陇西的梦想仍然没有实现。
干旱，也依然是黄土高原人民一个可怕的梦魇。
提出引大入秦方案构想
1965年，甘肃省水利厅设计院，勘测庄浪河流域和秦王川部分地方。
1970年，省水电局一总队会同兰州市及永登、皋兰两县技术人员，全面勘测秦王川的水土资源。
1972年，完成《甘肃省秦王川地区水利规划报告》。该规划报告分为引大入秦和调庄入秦两部分，经对两河水量、水质比较，确定引大入秦为规划采用方案。
干旱缺水，是制约甘肃农业发展的最突出问题，特别是中部干旱地区，缺水成为贫困的主要根源。自古便有“陇中苦瘠甲天下”的说法。在这片土地上，祖祖辈辈人们都在想水盼水，如何把天上水、地面水、地下水充分利用起来，是他们的心愿；如何找水、蓄水、引水是他们持之以恒的行动。
兰州以北6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就叫秦王川。
公元617年，时为隋炀帝大业十三年。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反隋的旗帜飘扬在黄河和长江两岸。第二年4月，金城校尉薛举率众反隋，自称西秦霸王，建立了自己的年号曰秦兴，后攻占天水，把都城从金城迁到了天水。
由此，可以想见，薛校尉起事之初，秦王川是他一个开阔的练兵围场，也是往西进军的必经之路。西秦霸王在这一片荒凉土地上演出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已史无可考。
千余年后，这片曾经沸热的土地和一个浩大的工程连在了一起。
秦王川原来有个秦王庙，庙址在秦川乡五道岘村。这是秦王川的地理中心，也是永登县秦川乡政府所在地。
据当地老人介绍，秦王庙周边的很多建筑都是1958年时拆毁的。
老人还说：“过去在秦王川里有很多庙宇，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龙王庙。对于干旱少雨的秦王川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有关土地的种种祈求完全寄托在龙王爷身上，希望龙王显灵，庇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亘古荒原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千百年间守着广袤的干旱土地。种砂田，吃窖水，“拉羊皮不沾草，风吹石头满滩跑”是这里的真实写照，生存条件的艰苦令老百姓难以安居乐业。
在陇西高原，若论砂田之最，当数秦王川。以至有些考据家的文章称它为砂田的发源地。
于是，有耕作的人发明了铺砂造田的方法，以使干涸的黄绵土保持一丝潮润以养作物。
当地有一首民谣唱道：
压砂田，刮金板，
它是农民的牛皮碗。
一个石头四两水，
砂田保墒晒不绝。
砂石就这样铺了起来，新砂田压老砂田，一层层地沉埋，密密实实地覆盖着干旱贫瘠的土地。一代接一代，从古铺到今。
而在秦王川西南方向，横隔着10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便有发源于祁连山脉木里山的大通河。河水滔滔，日夜不息，由青海流经甘肃境内汇入湟水，成为黄河的二级支流。年流量25亿多立方米，水量丰沛，水质良好。
从近代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不断在勾画引水蓝图。
据《永登县志》记载：
引水灌溉秦王川的设想，始于本世纪初。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陕甘总督升允委派皋兰籍绅士王树中，偕同朱仲尊、薛立人等到祝藏族自治县松山一带察看红嘴河、黑马圈河，想引水入秦王川。
王树中经过实地考察回来，拟了一个引大通河水入秦王川的修渠灌田方案，呈报升允。
由于工程浩大，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再加上政局动荡，国库空虚，终因“川原深且重，形式殊悬隔。有如龙门山，神禹凿不得”而作罢。
民国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即1940年和1941年，南京政府经济部勘测队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两次勘测引庄浪河水入秦王川工程，并拟定出《庄浪河暨秦王川查勘报告》及《秦王川渠工程计划书》。
民国三十三年，甘肃水利林木公司武威工作站第三次勘测“引庄入秦”工程，提出《永登县秦王川查勘报告》。由于水源、地形、技术、费用等原因，所作计划未能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引水的设想摆上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1956年至1960年，定西地区、甘肃省水利厅都先后派人进行了勘察设计，提出实施计划。
1958年，中共甘肃省委二届八次全体委员会议做出决议：
引大通河水工程争取1959年秋季开工。
但随后不久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工程难以实施而被迫搁置下来。
引大入秦工程两上两下
1970年以后，甘肃连续几年大旱，永登、皋兰的干部群众又提出引大入秦的要求，甘肃省水利部门和兰州市组织技术人员经过几年的勘察设计和论证，于1975年初向甘肃省委提交了引大入秦工程重新上马的报告。
早在1973年12月，省水电设计院完成《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力主工程马上进行，认为这是解决秦王川用水最好的水利工程。
为了科学决策，1975年一开春，宋平便带领省水电局局长王钟浩、副局长陈可言及有关专家，实地踏勘引大入秦工程线路走向。
在当时，专家们提出两条方案，一是沿山修渠，打洞虽少却线路长，地形复杂，运行后维护困难；再一条是走捷径，穿山打洞，线路短，运行时容易维护，但施工技术要求高。
经过多次论证，大家选择了由青海天堂寺打山洞引水的方案。
同年9月，省委常委会研究了引大入秦工程问题，确定继续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并正式向中央提出报告。
1975年12月，水电部委托黄河治理委员会组成审查小组，召开现场审查会议，会议同意兴建这项工程。根据审查意见，省水电设计院对总干渠高、中、低3条引水线路，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和论证，对灌区规划作出修改和补充。
1976年1月24日，在经过相关部门审查后，国家计委正式复文同意兴建引大入秦工程。
1976年6月4日，省委常委会讨论批准了“引大”工程尽早开工，决定由兰州市组织实施。
1976年10月，省水电设计院完成《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修改初步设计报告》，选定天堂寺引水高程2256米的总干渠引水线路。
同年11月，省建设委员会在兰州主持召开由水电部、黄河治理委员会等30多个单位参加的引大入秦工程修改初步设计审查会议。
会议认为，天堂寺引水线路比较合理。后经过多次局部调整，确定总干渠长87公里。其中隧洞33座，长75.14公里。规划引大入秦工程灌溉面积86万亩，其中秦王川盆地为57.11万亩，总干渠沿线4.3万亩，庄浪河沿岸4.86万亩，东山丘陵区14.34万亩，北川丘陵区2.98万亩，秦王川盆地东南部2.41万亩，其中包括提水灌溉面积16.5万亩。
1976年11月25日，在永登县河桥公社沙沟口隆重举行工程开工典礼，人们企盼已久的引水工程进入了实施阶段。
但是，当初对工程实施的难度考虑不够充分，将这样一项浩大工程确定为“民办公助，土法上马”。当时，上千名农民们分段作业，依靠钢钎打眼放炮，铁锹镐头挖洞，车拉肩挑运土，天当房地当床，一把干粮一口水地苦干。山区地理环境复杂，原始施工方法十分缓慢。
1976年至1989年13年间，才挖了不到15公里的洞子。
大自然的无情，给满怀信心的施工者泼了一头冷水。一位作家这样描写民工们的心理：
想“引大”，盼“引大”，上了“引大”很害怕。
与此同时，开工不久的“引大”工程，很快就遇到了资金困难、技术困难的问题。
经省委研究，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由兰州市负责的确有困难，决定于1978年底移交省，由省政府组织成立引大入秦工程指挥部，具体负责施工。
其后，建设者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施工，创造条件，完成了工程前期的通电、通水、通路和施工房屋修建等各项准备工作。
1980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国家要求大力压缩基本建设，“引大”工程再次陷入困境。
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作为引大入秦工程主要决策者，为之倾注了许多心血，曾12次亲赴工程现场视察，15次提出重大意见和建议。
决定引大入秦再次上马
1984年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时，宋平已经调任国家计委主任，他对甘肃省长陈光毅提出了“引大”工程应当继续的想法。
当年8月，省计委、省两西建设指挥部向国家计委上报了引大入秦灌溉工程项目建议书，恳请国家批准该工程复工，列入“七五”计划，并准予申请世行贷款。
1987年，甘肃省向国家计委报送《甘肃省引大入秦灌溉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2月12日，国家计委批准确认工程总概算为10.65亿元，工期7年；并同意向世界银行贷款1.23亿美元动工兴建。
1987年9月，经过各方面的准备，引大入秦工程全面复工。9月14日世行贷款签字生效。工程利用世行贷款1.23亿美元，同时内配资金4.56亿元，两项概算为10.65亿人民币，为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世行贷款落实后，根据贷款合同要求，“引大”总干渠的主要工程在国际、国内进行公开招标。采用“菲迪克”国际工程管理办法进行施工。
最终日本国熊谷组承揽了15.723公里的盘道岭隧洞，意大利CMC公司承接了11.65公里等两条隧洞的开凿，澳大利亚雪山公司中标提供技术咨询监理，还有国内的华水公司、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第十五、二十工程局等17个地级以上建设工程部门中标参加会战。
1989年7月26日省委、省政府在永登召开现场办公会，四大班子领导与相关部门人员再次考察现场，讨论方案。
这一天，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在永登召开了引大入秦工程专题会议。
省主要领导李子奇、贾志杰、阎海旺、张吾乐、葛士英和黄罗斌、李登瀛等老同志亲自参加会议。这表明了省委的决心，也说明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班子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统一的认识。
会上，李子奇代表甘肃省委向全省人民宣布：省委决定加快“引大”工程建设。李子奇说：
引大入秦工程是我省最大的世行援建项目，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项工程干好了，就会进一步提高甘肃在国内外的声誉，为以后开发河西、兴建疏勒河、引洮等大型水利工程，提供继续开放，争取外援，发展农业的经验和条件……
李子奇在讲了工程对甘肃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讲了工程要全面引入竞争机制，要引入80年代的第一流水平的施工技术，要严格执行合同管理等问题后，他慷慨激昂地说：
现在，已经不是上不上，干不干的问题，而是非干不可，干得更好、更快、干到底的问题。我们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停顿，更不能后退。这个决心省里已经下定了。
“引大”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而未能搞成。然而，当年决定搞“引大”的宋平却把一个严肃的问题留给后来的领导：“引大”能不能上？
1983年，李子奇担任省委书记，第二年他就来到大通河，从盘道岭一直走到天堂寺，详详细细看了当年工程留下的东西，对工程的渠线、设计等方面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1985年，李子奇二次来到大通河……两次考察，使他坚定了一个看法：宋平同志搞“引大”工程是正确的。
李子奇想到：“甘肃的农业很落后，农村生活很苦，作为省委领导，究竟怎么改变甘肃的这种现状？怎么样排除落后与分苦的阴影？必须上一些骨干工程。”
有人说：“甘肃这么困难，把几个钱都用在几大工程上，挤了其他项目行不行？”
有人说：“你把‘引大’工程干成，我跳黄河去！”
但，如果不干，那么“引大”还放着，放到何年何月去？
李子奇终于下了决心：上。
3天里，与会者达成共识：
引大入秦工程已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骑虎不下，背水一战”，非干不可、干得更好、更快的问题。
会上，省长贾志杰的讲话，感情激越，声调悲壮：
引大入秦工程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万一搞不好，再来个几上几下，我们就会失信于民……成败在此一举。
葛士英在20世纪60年代当过河西水利总指挥，后来还当过两西指挥部总指挥，对甘肃的水情旱情了如指掌。在会上，他把“三大战役”讲得绘形绘色，生动感人。还即席朗诵他的诗作：
凿穿祁连七十里，引大入秦灌良田。
秦渠唐徕言无比，李冰父子亦黯然。
会议决定，成立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协调领导小组，省长贾志杰担任组长，省、市相关领导及厅局负责人为小组成员，主要协调解决工程建设的重大问题。
新组建的引大入秦工程建设指挥部归省政府直接领导。实行“计划单列，资金直拨，物资直供”，一切权力交指挥部。
省委常委韩正卿出任总指挥，华镇、严世俊、王增祥任副指挥，姜作孝任党委书记，张豫生任总工程师，顾其浩任副总工程师。
1989年阴历正月初八，李子奇把韩正卿召到他的办公室，然后说：“看来，拨拉过来，拨拉过去，非你去不行。”
话才破题，还没点明去哪儿，韩正卿已猜着是咋回事了。
接着，李子奇语重心长地对韩正卿说：“这个工程省委下了决心，工程艰巨，没有退路。”
韩正卿向省委领导立下了军令状：“骑虎不下，背水一战，完不成任务，解甲归田。”他坚决地回答：“定了我就去，地狱也得下。”
韩正卿说：“工程两下三上，任务的艰巨性不用多说，光是领导就换了多少任，可以说是个‘老虎’。当时不少人劝我不要接这副担子，免得吃力不讨好。我在民乐当书记时，总结了个‘三蛋’精神，就是‘要干就当铁蛋，干死了完蛋，干不好滚蛋。’只要没有私心，豁出去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次会议成为引大入秦工程建设的重要转折点，自此全省上下通力合作，建设者投入了艰苦的奋战之中。
韩正卿深有体会地说：“甘肃的农业，首先要在水字上做文章。像决定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战役那样，一仗一仗地打。”
会议之后，韩正卿以“背水一战”的气概，精心组织，严格管理，科学施工，使工程建设迅速走上正轨。
刚一到任，韩正卿便深入各个工区，经过100天的全面调查，亲自制定了十章七十条的《工程管理大纲》，从人员管理、施工设计、到合同签订、物资采购等一切都严格照章办事。
韩正卿多次对身边的干部说，廉洁自律要抓紧，不能建一个工程，“赔”上一批干部。“引大”所需的一切物资采购，严格遵守“菲迪克”管理办法，采用国际招标进行，一分钱都不能胡花。
历届省委、省政府对发展水利事业，解决甘肃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锲而不舍，这是“引大”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同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引大”。首先有了好政策，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敢想敢干了。其次，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引进资金，不可能引进最先进的机械设备和最先进的技术。
“引大”工程建设充分体现了“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气概。
韩正卿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也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这在‘引大’建设中再次得到验证。上到高级工程师，下到场地作业人员，冰天雪地住简易工棚，干粮咸菜是家常便饭，在施工高峰期，每年都有100多天的大会战，大家放弃了节假日休息，为加快工程进度，每个人都作出了贡献。”
“引大”实行国际招标后，国内外几十家承包商同时施工，荒凉沉寂的大沙沟顿时成了“联合国大院”。咫尺之间，有舒适别致的欧洲式别墅，布局合理的日本作业所，也有因陋就简临时搭起的窝棚和木板房，蓝眼睛黄头发和黑眼睛黑头发们虽然语言阻隔，但黑眼睛们还是从蓝眼睛中感觉到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被唤醒了。
中国施工人员在心里暗暗憋着一股劲：
要为中国人争气！
于是，一场没有裁判的角逐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