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中国文学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它以优秀的历史、多样的形式、众多的作家、丰富的作品、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个性、诱人的魅力而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
发展概况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学都有各自发生、繁衍、发展的历史，也有各自的价值与成就，例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彝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蒙古族的叙事诗《嘎达梅林》等，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互相补充，使中国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紧接着，又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的光辉代表，就是伟大的诗人屈原。《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汉魏六朝，出现了带有民间文学刚健清新风格的新诗体——乐府，强烈的现实感，是乐府的重要标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都是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这种诗体便基本成熟了。七言诗的产生要晚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经过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古体诗和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中国诗歌同音乐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两者的关系发展变化经历了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3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组合。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的现实内容和表现形式达到了完美统一的程度，成为可与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苏轼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作家。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能力。而以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语言而形成的新诗歌样式——散曲，引起了人们新的兴趣。散曲大量吸收民间方言俚语，具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并且具有以往诗歌中少见的诙谐和幽默，给诗坛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宋词、元曲兴起以后，传统诗歌仍在创作，宋、元、明、清各代都留下大量诗作，而且各具特色，但总的成就都没有超过唐代。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是散文。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议论文的集子是《尚书》，它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虽然文字佶屈聱牙，但已略能叙事，初具文学特质。战国时代，群雄争霸，战争频仍，士人纷纷献计献策，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得到迅速发展，其中主要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诸子散文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主要流派，所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这时期的散文、有感情激越、论辩性强、辞藻华美、结构严谨、多用寓言、善使比喻等特点，散文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汉代散文更讲究文采，对偶句增多，有辞赋化倾向。这时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这部巨著规模宏大又结构严谨，无论写景状物，还是刻画人物性格、抒情议论，都获得极大成功。因此，《史记》不仅被视为史书杰作，而且纪传部分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骈文兴盛之后，散文式微。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反对过于矫饰、渐趋空洞的骈文，散文才恢复了它的生机与地位。唐宋古文，直承秦汉传统，尤以游记散文清新隽逸，生动活泼。后世纯文学散文一直沿着这条轨道前进。明清小品文是纯文学散文的一种重要样式，它吸收唐代散文的精髓，融入魏晋南北朝笔记文的谐趣和隽永，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赋与骈文，是中国文学中介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两种体裁。赋源于楚辞体，流行于两汉，有诗的韵脚，崇尚铺张扬厉。骈文则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句式整齐，强调对仗工稳与音律和谐，但不要求押韵。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常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因此，小说和戏曲起步较晚，直至元、明、清才迅速发展起来，一些伟大的作家与作品相继出现，戏曲方面，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也均为文学珍品。《红楼梦》更是纪念碑式作品，它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并足以和世界许多知名的小说媲美。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不断发展着，但却表现出异常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与西方文学相比，统一性和单一性相当明显。这种特点是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大部分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发展。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相对说来较少，大部分时间处于封闭的环境中，除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外，总的说来与宗教的关系相当疏淡。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稳健的性格。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性格开始打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诗文，到清代中叶，大都由于因袭旧艺术形式、缺乏新思想内容而走向末路。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本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弱点，文学上出现了龚自珍、黄遵宪等为代表的开明派；戊戌变法运动前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要求“崇白话而废文言”，号召革命的政治小说也相继产生，例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都是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谴责小说。与此同时，出现了以柳亚子、秋瑾为代表的一群爱国诗人，他们救国图存的作品，形成了近代文学中新的文学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这时期的文学，已成为自觉、独立而又面向整个社会的艺术。它以改变文学语言为突破口（以白话代替文言），对文学的形式、表现手法、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变革，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还引进和创造了散文诗、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新体裁，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化。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民族命运的关注，现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成了新的文学主潮的思想基础。民族危机、知识分子的道路、农民的苦难、抗争与解放、武装斗争，是作品常见的题材。作家与读者有了更广泛而亲切的交流，而且也更广泛地吸取了世界文学新潮的营养。正是通过外来影响的民族化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才创造出了新的民族文学，并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的自觉成员。这时期的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批世界性的作家。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药》等富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小说及大量杂文，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里程碑。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以他的作品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文学一方面发扬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传统，一方面又表现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程度上与人民结合，积极表现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精神，努力反映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新的生活风貌，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文学停滞时期，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文学又出现新的转机，大群新作家走上历史舞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获得多方面开拓，文学内容也获得很大程度的深化，中国文学呈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台湾省文学及港、澳地区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另一轨道上相对独立地发展，也为丰富祖国的文学宝库作出了贡献。
基本特征
中国文学运动由于自己的语言特点以及中国哲学、伦理的影响，形成了一些与外国文学不同的特征。
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语言文字之一。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建设起着巨大的作用：①容易引起具体意象。由于汉字具有表意性特征，其自身排列有时就会引起某种具体的意象。例如赋和骈文，就大量运用同形旁的字。中国文字的象征表意特征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②汉字一般为单文独义、一字一音，这就使中国诗歌的音节变化有了一整套独特的谨严的格律，并且在外观上构成整齐对称的形式美。③汉语有四声，诗人们利用汉语言的这种特性，写诗时注意字声安排，于是近体诗（五言律诗、绝句，七言律诗、绝句）、词、散曲等诗歌体应运而生，并统领诗坛达千年之久。诗歌充分利用四声变化，造成了节奏鲜明、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④文言文作为特殊的书面语言，可与日常用语长期分离而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这就发生了文学在文言和白话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内容与形式皆有巨大的差异的现象。
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文字语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还具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学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在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其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思想；其二，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其三，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其四，是以“允执其中”（《论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诗文以教化为功用的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和说教的倾向一直被当作一种无可非议的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浮沉、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概莫能外。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教化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但同时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使文学蒙上了理性主义的烟霭。上述内容特点并行的是“中庸”美学追求。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中国旧体诗大都感情节制，思想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样表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是互为补充的，儒、道、释3家也常常合流。儒家、道家、佛教思想有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儒家继承的是兼善精神，道家则本着“无为”之旨，发展了独善思想。在中国文人身上，积极入世和消极避世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彼此消长。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有着鲜明的表现。如果说“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补的人生趋向，那么，慷慨悲歌与愤世疾俗，则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虽然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总体风格的影响占着主导的方面，但老庄哲学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有两个方面：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观点揭示了艺术中虚和实、无和有的辩证法，指出“有生于无”。对于形成中国文学含蓄精练的艺术表现形态上的特点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极强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的表现方法。中国文人不喜欢纤毫毕现地直接描述，而把艺术感觉、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揣摩和思寻，追索那些不可言传的大音、大象——美的极致，创造出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②“大制不割”、“道法自然”。“不割”即强调一种自然的完整性，强调自然的纯朴、素朴、浑朴。然而，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求“法”形而下的自然，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的美。因而，中国文学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凿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毕生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的写照，也是他们艺术道路的真实反映。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大体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倾向于锋芒毕露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尚尺幅万里的浓缩。这种审美观在总倾向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根据艺术对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不同，将艺术分为表现的和再现的两种类型。再现的艺术力求按照感知和认知的方式客观地、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的表象与艺术的意象达到一致和重合；而表现的艺术则是以心灵外射的方式，根据主观的意愿拆碎现实表象的固有的常态的组合并重新加以组合。中国文学一般地说是倾向于表现的，这可以从体裁和创作方法的选取看出来。首先，在体裁上，中国文学偏重抒情，而叙事文学兴起较晚，也较不发达。在整个诗歌史上，从《诗经》这部最早的古代诗歌总集开始，抒情诗蔚为大观，而叙事诗则总嫌不够景气。中国小说冷清寂寞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所起色，但真正具有小说意识，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情。长篇小说的产生时期更推迟到了明代。中国戏剧文学则不仅产生得晚，而且充满浓厚的抒情气，近于抒情诗的联缀的格局。中国戏曲的假定性的虚拟表现手法，则更为某些表现派戏剧家（如布莱希特）所乐道。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中国文学不重写实而重写意。比如古典诗歌中游历山川、探览名胜、凭吊古迹的题材，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在众多的诗歌中，却往往是代之以象征、暗示、隐喻、抒情等艺术手段，而虚化了即目所见的景象。例如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无一字关于幽州古台的具体描写，完全是人生的感喟，心灵的外射和意念的迸发。古诗常提倡情景交融，其实主要也是借景抒情，着眼点在于内心郁积情感的宣泄与抒发。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着整套与西方不同的范畴。它们不是玄虚而是微妙，往往是拟象取譬以供参悟，不易落入言筌，如气、风骨、韵、味、意、神、体、肌理、格调、意境等。这些范畴经过不断演变、完善，内涵也日渐丰富，又逐渐在相互间交叉，形成网络、构成了体系，相对于西方的悲剧、喜剧、崇高、滑稽、幽默、典型等美学范畴。中国古代文论的诸范畴，表现出一些多义性特点，但更注意主客体的和谐。中国文学的这些总体特点，到五四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如现代文学中由于小说、戏剧受到重视，就不再显示出抒情胜于叙事、表现多于再现的特点。古代文学中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已被现代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所取代。文学理论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范畴和概念，语言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使中国文学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学的特点。
与外国文学的交流
中国文学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世界影响。中国文学的对外影响，有一个从东方逐步扩大到欧洲最后到达美洲的过程。具体可分4个段：
第一阶段是唐代。唐代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广泛频繁，中国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也开始传到国外，主要影响范围是邻近的日本、朝鲜半岛、天竺（今印度）、大食（今阿拉伯）及东南亚各国。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始于秦汉，唐代达到高潮，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诗作都为日本人所喜爱，影响最大的当属白居易的诗。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平安时代的诗集与《和汉朝咏集》共收录589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7首之多。白诗不仅在日本宫廷中流传，曾受到嵯峨天皇的激赏，宫廷女官紫式部所著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明显地受白诗影响，贵族文人多喜欢白诗，而且白诗也为平民百姓所欢迎，《长恨歌》、《琵琶行》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其他方面，如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在文艺思想和编选体例上也给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以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曾被派遣来中国留学，在唐生活50余年。日本高僧空海（弘法大师），游学于唐，归国时携回大量中国书籍，其后撰著《文镜秘府论》（6卷），将中国诗文作品、文学理论介绍给日本人民。
第二阶段是18世纪开始对欧洲的影响时期。近代西方人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而正式把中国文化传往近代西方的是一些前来中国的传教士，18世纪形成第一次热潮。明末天启六年（1626），法国人金尼阁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此后，法国人宋君容曾译《诗经》和《书经》、《易经》、《礼记》。马若瑟（J.普雷马雷）亦翻译《诗经》、《书经》刊于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志》。这时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寓言也开始进入欧洲。1732至1733年间，马若瑟翻译了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从18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该剧又先后在英国、德国、俄国翻译出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还将它改编成一个新剧本《中国孤儿》。此外，1761年，在英国刊印了第一部英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1781年，德国诗人J.W.von歌德通过杜赫德的德译本，了解到《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中的4篇短篇小说及《诗经》中的一些诗作。同年，他尝试将《赵氏孤儿》改为悲剧《哀兰伯诺》。19世纪初，歌德读了《好逑传》并得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已快到来”的结论；而且他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玉娇梨》的启发，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歌德以中国传奇、小说同法国诗人P.L.de贝朗瑞、英国小说家S.理查逊及他自己的作了比较。但总的来说，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
第三阶段是对美洲的影响。中国文学在美洲产生较大影响始于20世纪10～20年代。这时中国诗的翻译、模仿、评论大量出现在美国刊物上。被称为美国现代诗歌之父的E.庞德，对中国诗含蓄、凝练、意象鲜明和情景交融非常崇尚，并从中吸收了有益的创作营养，他认为，在美国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中，“中国是根本性的”。蒙罗也把意象派意义界定为“对中国魔术的追寻”。庞德的长诗《诗篇》中有12章是以中国为题材的。1915年，他根据美国东方学家费罗诺萨的译稿整理出版了译诗集《中国诗抄》，收有《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的诗以及郭璞、陶渊明、李白的诗共18首。之后，他又翻译出版了多种中国诗的译本。
第四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现代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阶段由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已开展了全面的交流，中国文学在西方也得到全面传播。一方面把代表中国文学较高水平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红楼梦》等翻译出国，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也将五四以后新出现的作家作品，例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大量翻译介绍。仅鲁迅的著作，就被40多个国家译成70多种文字。鲁迅生前，《阿Q正传》在日本就有5种译本，逝世后又有近10种新译本。《阿Q正传》传到西方后，法国作家R.罗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随着中国文学的广泛传播，其价值愈来愈为世界了解，世界文坛也给了中国文学以更高、更科学的评价。
中国文学一方面对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第一次高潮是东汉至唐宋佛教文化的影响。佛经的翻译活动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唐代形成高潮，北宋时开始衰落。无数自梵文翻译过来的佛学经典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六度集经》中的《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本身就是传奇性作品，而马鸣写过的《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就是两部长篇叙事诗。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其罗摩的故事也通过佛教经典介绍过来。由于佛经的传入，佛经中的思想、语言、故事、音节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观念、新意境和新的用词遣词方法。佛经的传入刺激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及元杂剧的故事发展。此外，唐代变文的产生、流行也与佛教有关。由于佛教词汇的大量涌入，中国文学语法结构和遣词用句的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汉语中反切四声的确立，就是佛经影响的结果。中国最早的韵书是按宫商角徵羽五声排列的，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而平上去入的区别，则是因为当时转读佛经三声，与印度古声明论的三声相符，和入声相配，所以形成四声。此外，佛经的文体特点，如不用之乎者也，不用骈文绮词丽句，以及多倒装句法，多提挈句法，句中段落中的解释语，散文诗句的交错等，也都影响了中国文学风格的变化。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另一次高潮是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由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说大量的涌进，与此相应，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力提倡政治小说，一些翻译家也大力引入外国小说。晚清时期，翻译的国外小说达400种，仅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仅林纾在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中，就与别人合作翻译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小说180余种。达1200万字。这种翻译介绍在五四运动前后达到最高点，其数量令人惊叹，世界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几乎都被介绍进来。中国文学因此开拓了自己的视野，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震动。中国现代文学家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努力加以借鉴，使新文学步入了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20世纪以后，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不断，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才采取了全面封闭的绝对态度。文化大革命过后，继续开放，又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时期主要介绍20世纪世界文学新观念和作家新作品。
由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巨大成就和数千年积累的丰富经验，由于对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学采取积极借鉴的态度，也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源泉，中国文学将会创造出更灿烂、更伟大的篇章，对整个人类文学艺术事业将作出更大的贡献，它将以更美更辉煌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