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一个在历史上男女最不平等的文化国度，这与农耕文明和父系文化有关。世界上的文明可分为三种：家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种文明中只有农耕文明是稳定的，而另外两种文明一直在一种互动和游移中，这也是中国人重视家庭的天伦之乐和东方式的以静为主的信仰的缘故。中国的文明从夏朝开始就进入了礼制很严密的宗法制社会。宗法制是父系文化的典型特征，它不仅规定了作为男人的至高地位和血统亲疏之间的关系，还形成了一整套的礼教。这与宗教的教义大致相同。这两种文明是相得益彰的，它共同形成了对中国妇女的绝对统治和压迫。
所以中国的文化对未婚妈妈一直是不容的，即使有哪位青年愿意，他的家族会同意吗？而整个社会也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这样一种压力下生存，将是未婚妈妈的悲剧。虽然现在有所改观，男女平等观念已基本形成，但是，潜在的文化惰性还是存在的。
此外，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也必将是一种悲剧。不完整的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畸形的环境，未婚妈妈的婚姻史和各种观念又会影响孩子的婚姻观、生活观，社会压力又会在孩子的成长中投下难以计数的阴影。这些会形成一个非常畸形的心灵。难道我们会要一个畸形儿吗？我们可以不为自己着想，但必须得为孩子着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未婚生育是孩子的大不幸。
第17讲：“性革命”、“垮掉的一代”与80后
在我上大学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团组织生活中谈论的话题是“大学生该不该谈恋爱”，到了90年代中期，大学生谈的话题是“怎样处理恋爱与学习的关系”，到了90年代末，同居时代到来。我不止一次地在好几所大学里讲过，曾经席卷欧美地区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性革命”运动已经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我们的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不能对此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性，正在解构我们过去的生活和各种关系，也在重建新的人伦。
这里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性革命”一词并非贬义词，也非褒义词。它是一场生活中的革命，有它很深的理论基础。它诞生了20世纪的显学之一“性科学”，使人类的性生活从此踏上一条健康的道路，但它同时走得过了头。中国的很多人对此不了解，一听到这三个字就吓得面如土色，两股颤颤，不敢言语。有很多人曾经无知地批评过我，甚至有一所大学的校长将我报告的海报亲自撕掉。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性革命的浪潮已经涌到了中国大陆。它首先在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流行开了，同居、一夜情、同性恋、婚外情、单身家庭这些在当时“性革命”浪潮中的高指数现象已经成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2002年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潘绥铭教授发表了《中国性革命蓝皮书》一书，从多方面正式向社会提出和阐述了这一观点。
潘绥铭教授将中国的“性革命”归根于计划生育政策，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我仍然觉得它是世界性革命浪潮的一次侵淫。人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在欧美地区爆发的性革命时期，正是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刚刚进入大学的时期，是他们引发了这场生活中的革命。这些“嬉皮士”被老一辈人唾骂教训，不屑一顾，被称为道德败坏的一代，是不能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代。在那个时代，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她们走出了厨房，开始与男人平分天下，改变着天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格局。在那个时期，后现代主义运动开始了，他们“嚎叫”着要主导这个世界，正如今天的80后在文坛上与前辈们争夺着话语权一样。
“垮掉的一代”只是一个借来的词，是个舶来品。用它来形容80后这一代准确吗？
我在去年出版的《非常对话》中就曾提出，我们现在的青年，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青年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如出一辙，他们对生活的厌倦、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物质的迷恋仿佛是轮回一样，无怪乎在不久前，美国的《时代》周刊将北京少女作家春树搬上了亚洲版封面，将其与韩寒、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并列为80后代表，与美国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以“另类”来称呼他们。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的80后一代正在经历他们前40年前的生活。在那时，汽车帮助美国青年逃离父母的监督，今天，网络帮助中国青年过上了另类生活。笔者认为，这场性革命迟早都会来到中国大陆，因为它并不是人类莫名其妙发动的革命，而是一百多年来人类哲学社会学科推动的结果。新兴的人类学知识和考古学知识进一步论证了“人是由动物变来的”结论，并将人类历史一再地提前，同时，弗洛伊德、霭理士等性学大师的出世，使人类开始对身体和性有了全新的认识，性科学从此诞生。这些学说告诉人们，人类不是天生这样生活的，人类现有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秩序的一种规范，但人类天生应该是自由的，是不应该有任何道德的，尤其在性方面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们告诉人们，人类最初是没有家庭的，人类最早也没有性道德，父女、母子、兄妹之间是可以通婚的；从图腾上也可以看出，同性恋也是很普遍的；人类最早也没有爱情，等等。古典时代的神话和秩序一一被打破，人类进入一个完全迷茫的时期。什么样的性才是正确的？它似乎已经没有了标准。于是，人类早期的乱伦现象——上演了。
问题是，当性革命来到中国的时候，很少有人真正地面对。在中国，一个性学家几乎等同于一个淫贼。谁愿意当性学家呢？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性知识才是对的，是科学的，是理性的？什么样的性道德才是真正适合于现在的性道德？
没有人告诉他们。学校不愿意出头露面，家长也害羞，社会也不宽容。他们只好偷偷地同居，他们只好反叛，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他们只好逃离，到遥远的城市去上学、生活，远离父母。但他们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有些在上演，但很多却不为人知。
这些就成了垮掉的表现。在不知情的父辈那里，他们成了一群败家子，成了一群没有道德、不知羞耻的青年。尤其是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一代，其自私、贪恋、缺乏责任感、个人主义等特点让前几辈人痛心疾首，满腹牢骚。
不可否认，80后的很多事件足以让前代人惊讶。在网易连载我的《非常日记》的过程中，有一条题为“做处女有错吗？”的留言吸引了我，其点击率当时大概已经超过一百万次了吧。它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大问题。有卫护者，但大部分人是抨击者。
很多人都曾劝我千万别沦落成为一个性学家，我偏偏踏上了这条路。也许中国像我这样的作家、诗人数不胜数，多一个不多，可是在中国多一个性学家就很多了，因为中国的性学家太少了，尤其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的性学家更少。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新浪网上开性心理咨询专栏的原因所在。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学者，但我愿意尽我的微薄之力。
另一个让我惊讶的事是，有一个学生对我说，他长得很帅，家庭背景也很好，上大学后才大一第二学期就已经谈了五个女朋友，据他说，这五个女朋友个个都长得很漂亮，但他跟她们一同居，就对她们不感兴趣了。他问我，他是不是有了问题，怎么办？
应该说，是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时代出了大问题。它似乎又在预言，性革命必将要结束。
美国有一位研究者曾发表一个从实验室出来的见解，说人与人在性力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即有些人为什么是花花肠子，有些人却能恪守道德，完全是因为人体内的性激素而造成的。我不大赞同这个观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实验室工作者犯下的相同的错误。这仅仅是认识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按照他的观点，我是不是应该建议这个学生去查查他的雄性激素，查查他的何尔蒙，或者手术，或者附之以药理作用呢？也许真的能解决这个学生的问题，但是，爱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手术或药理是不是也同样可以让爱回来呢？这真是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个实验室工作者的创见是很有意义的，说不定在不远的未来就能实现，但我仍然对其抱以轻蔑的态度。
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不是因为其伟大，而是因为其有秩序，有爱，有道德。这是人类能够克服物性之贪婪，使人类获得自足幸福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奉劝那位帅哥要确立自己的道德观念，只有道德才能恢复他的爱，也只有道德才能克服他的淫欲。如果说此前我们一直在为大学生能否同居而争取社会宽容的话，现在我们必须开始一项新的工作，那就是呼吁一种新的道德。没有它，性就成了另一种洪水猛兽。
第18讲：“性革命”真的到了中国吗
2002年11月10日，我在“甘肃工业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性革命’的到来”的报告，据说吓坏了很多人。
这是我第一次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讲“性革命”的，说真的，我当时是怀着莫大的勇气（还有莫名的颤抖）踏入甘肃工业大学的。一方面，《非常日记》出版后，很多人都劝我好好搞文学创作，不要与性同流合污，要以一个作家扬名立万，千万不可当一名性学家，文学界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士也在不同场合说我的《非常日记》纯属炒作，到处批评我。应不应该再涉及性，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虽然我最终选择了，可是，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是想做一个作家，如此一来，我真的成了一位“性学家”。这使我颇为不安。另一方面，我在后来写作《非常对话》一书时，曾采访中国著名的性社会学专家、上海大学的刘达临教授，他认为，“性革命”不会在中国爆发，因为中国有以中庸之道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调适，我当时也这样认为。我为这种提法颇为不安，后来我从人民网上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已经有了这样的总结，我便放心了。
报告在当地的几家报纸上都作了报道，有很多人半开玩笑半讽刺地问我：“‘性革命’真的到来了吗？”
一周以后，兰州某职业学校有关处室也请我作这方面的报告，因为这类学校大学生的同居行为更为普遍，性教育更为缺乏，可是，海报贴了不到两个小时后，据说是一位退休教授找到了该校校长，怒斥海报内容，于是，那位校长亲自前去把海报撕了。请我做报告的处长让我悄悄地去讲，我严辞拒绝了。
兰州大学新闻系的几个学生从遥远的榆中校区来找我，我答应了，可是后来也被取消了。我在兰州铁道学院讲过两次，是把性教育和文学混为一谈的，题目也被模糊了。我听说有很多学生写文章批评我，说我讲得太开放了。
“性革命”真的来到了中国吗？当然是真的，并非危言耸听。
与欧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性革命”相比，中国人的确是在暗中进行着一场巨大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主体正是青年。我想起在我上大学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在团组织生活中讨论的是“大学生该不该谈恋爱”，而现在的大学生要求的是“学校应该允许大学生结婚”。不需我列举那些生硬的数字，从大学生要求结婚这一现象就可以确定，大学生的同居和青年的婚前性行为已经很普遍了。
这只是“性革命”的一项内容。相比于我们上大学时偷偷去看黄色录相，在暗夜里惊慌地进行手淫，当然是更为人性了。在过去的中国，女子年芳二八就可以结婚，男子最多也就二九可以过上正常的性生活，而现在这些年龄的男女却要在寒窗下苦读、压抑，所以，如果只是让性的本体回归而已，用不着大惊小怪。
该震惊的是另一事件。去年年底，传媒报道，在广州惊现“换妻游戏”。“换妻游戏”是近年来在美国中产阶级中间盛行的一种性活动，据统计，目前全美已有超过500个“换妻俱乐部”，有些大型的换妻俱乐部甚至会包下一整座大饭店，让多达4000人举行热情如火的换妻派对。这是“性革命”的余续。洛杉矶换妻俱乐部负责人拉齐莱特表示，上个世纪70年代从事换妻游戏的人大多是个性叛逆、长发披肩的嬉皮夫妻，而今换妻人士多为30岁至40岁、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级夫妇。那些自然是当年的“性革命”者了。每逢周末，从加州圣荷塞至旧金山等大城市都会举行交换性伴侣的换妻派对。在欧美，换妻不是新鲜事，尽管大部分人觉得这种行为非常荒唐，但参与其中的人却自有一套说词，他们认为夫妻相处久了，难免厌倦对方，为避免发生婚外情，不如在彼此谅解的情况下，透过换妻方式“疏解”一下。参与换妻活动的人多自认“思想开通”，他们坚信人性软弱，与其逃避现实、苦苦压抑，不如和其他想法一样的夫妇进行交换计划。
中国人跟得可真快！
这使我想起欧美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中那些过着群居群婚的青年们。中国的青年会不会也做出这种事来呢？我又一次想起刘达临教授的话：“性革命”不会在中国发生。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即使“性革命”真的在中国爆发，那些过头的言行也会被中国传统文化预防并调适。
半年多来，我一直在思考着他的话，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刘教授生于上世纪30年代，那时，正是新旧文化交替的年代，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大多也是两种文化。他们那一代人的身上，传统文化的基因还在起很大的作用。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正是大批特批孔孟之道、反对中庸的年代，他们接受的大多都是新式教育，在心理上对传统文化有一种逆反情绪。不过，在那代人的身上，由于父辈的影响，言行中仍然渗透着传统的礼教。可是，到了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大多仅限于课文中的一些概念。父辈们也很少会用传统的“旧”的观念来教育他们，家庭教育没有办法来给他们上这一课了。而社会教育呢？自然更是无法弥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放，已经彻底地冲淡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此一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难以在最新的青年一代身上起作用了。
我深深地体会到，刘教授和我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从“性革命”产生的根源可以看出，“性革命”绝对不是单纯的性的革命，而是一种人类文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