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语？我们现在研究国语文法，应该先问什么是国语？什么是国语文法？“国语”这两个字很容易误解。严格说来，现在所谓“国语”，还只是一种尽先补用的候补国语；并不是现任的国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一种方言，已有了做中国国语的资格；但此时还不会完全成为正式的国语。
一切方言，都是候补的国语；但先须先有两种资格，方才能够变成正式的国语：
第一，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
第二，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产生的文学最多。
我们试看欧洲现在的许多的国语，那一种不是先有了这两项资格的？当四百年前欧洲各国的学者都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和中国人用古文著书通信一样。那时各国都有许多方言，还没有国语。最初成立的是意大利的国语。意大利的国语，起先也只是突斯堪尼（Tuscany）的方言；因为通行最广；又有了但丁（Dante）鲍卡曲（Bocoacio）等人用这种方言做文学；故这种方言由候补的变成正式的国语。英国的国语，当初也只是一种“中部方言”；后来渐渐通行，又有了乔叟（Chaucer）与卫克立夫（Wycliff）等人的文学，故也由候补的变成正式的国语。此外法国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都是先有这两种资格，后来才变成国语的。
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也俱有这两种资格：第一，这种语言，是中国通行最广的一种方言。——从东三省到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那一大片疆域内，虽有大同小异的区别；但大致都可算是这种方言通行的区域。东南一角，虽有许多种方言，但没有一种通行这样远的。第二，这种从东三省到西南三省，从长城到长江的普通话，在这一千年之中，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学的著作。自从唐以来，没有一代没有白话的著作，禅门的语录和宋明的哲学的语录自不消说了。唐诗里已有许多白话诗；到了晚唐，白话诗更多了。寒山和拾得的诗，几乎全是白话诗。五代的词里，也有许多白话词。李后主的好词，多是白话的。宋诗中更多白话。邵雍与张九成虽全用白话，但做的不好。陆放翁与杨诚斋的白话诗，便有文学的价值了。宋词变为元曲，白话的部分更多。宋代的白话小说，如《宣和遗事》之类，还在幼稚时代。自元到明，白话的小说，方才完全成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代表白话小说的“成人时期”。自此以后，白话文学遂成了中国一种绝大的势力。这种文学有两层大功用：（一）使口语成为写定的文字；不然，白话绝没有代替古文的可能。（二）这种白话文学书通行东南各省，凡口语的白话及不到的地方，文学的白话都可侵入，所以这种方言的领土遂更扩大了。
这两种资格，缺了一种都不行。没有文学的方言，无论通行如何远，决不能代替已有文学的古文；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若单有一点文学，不能行到远地，那也是不行的。例如广东话也有绝妙的《粤讴》，苏州话也有“苏白”的小说；但这两种方言通行的区域太小，故必不能成为国语。
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是一种通行最广，最远，又曾有一千年的文学的方言。因为他有这两种资格，故大家久已公认他作中国国语的唯一候选人；故全国人此时都公认他为中国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中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中国报纸杂志的用语；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的方法。
什么是国语文法？凡是一种语言，总有他的文法。天下没有一种没有文法的语言，不过内容的组织彼此有大同小异的区别罢了。但是有文法和有文法学不同。一种语言尽管有文法，却未必一定有文法学。世界文法学发达最早的，要算梵文和欧洲的古今语言。中国的文法学发生最迟。古书如公羊穀梁两家的《春秋传》，颇有一点论文法的话。但究竟没有文法学出世。清朝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用归纳的方法，来研究古书中“词”的用法，可称得一部文法书。但王氏究竟缺乏文法学的术语和条理，故《经传释词》只是文法学未成立以前的一种文法参考书，还不曾到文法学的地位。直到马建忠的《文通》出世（光绪二十四年，西历一八九八），方才有中国文法学。马氏自己说：“上稽经史，旁及诸子百家，下至志书小说，凡措字遣词，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传后者，博引相参，要皆有一成不变之例。”（《文通前序》）又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后序》）到这个时代，术语也完备了，条理也有了，方法也更精密了。故马建忠能建立中国文法学。
中国文法学何以发生的这样迟呢？我想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国文法本来很容易，故人不觉得文法学的必要。聪明的人自能“神而明之”。笨拙的人，也只消用“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笨法，也不想有文法学的捷径。第二，中国的教育，本限于很少数的人，故无人注意大多数人的不便利，故没有研究文法学的需要。第三，中国语言文字孤立几千年，不曾有和他种高等语言文字相比较的机会。只有梵文与中文接触最早，但梵文文法太难，与中文文法相去太远，故不成为比较的材料。其余与中文接触的语言，没有一种不受中国人的轻视的；故不能发生比较的研究的效果。没有比较，故中国人从来不曾发生文法学的观念。
这三个原因之中，第三原因更为重要：欧洲自古至今，两千多年之中，随时总有几种平等的语言文字互相比较，文法的条例，因有比较，遂更容易明白。我们的语言文字，向来没有比较参证的材料；故虽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那样高深的学问，那样精密的方法，终不能创造文法学。到了马建忠，便不同了。马建忠得力之处，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作比较参考的材料。他研究“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后序》）。看这一段，更可见比较参考的重要了。
但如马建忠的文法，只是中国古文的文法。他举的例，到韩愈为止，韩愈到现在，又隔开一千多年了。《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现在的国语的文法。马建忠的大缺点；在于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他把文法的条例，错认作“一成之律，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前序》）。其实从《论语》到韩愈，中国文法已经过很多的变迁了；从《论语》到现在，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变的只有那用记诵模仿的方法勉强保存的古文文法。至于民间的语言，久已自由变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现在，中国的文法——国语的文法与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马建忠的“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的文法了！
国语是古文慢慢的演化出来的，国语的文法，是古文的文法慢慢的改革修正出来的。中国的古文文法虽不很难，但他的里面还有许多很难说明的条例。我且举几个很浅的例罢。
（例一）知我者其天乎？（《论语》）
（例二）莫我知也夫？（《论语》）
（例三）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墨子·非命中》）（例四）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仝上》）这两个“我”字都是“知”字的“止词”，这四个“之”字都是“见”字“闻”字的“止词”。但（例二）与（例四）的“我”字与“之”字，都必须翻到动字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古文有一条通则：
凡否定句里做止词的代名词，必须在动词的前面。
这条通则很不容易懂，更不容易记忆，因为这通则规定三个条件：（一）否定句。故（例一）与（例三）不适用他。（二）止词只有外动词可有止词，故别种动词不适用他。（三）代名词。故“不知命”，“不知人”，“莫知我艰”等句，虽合上二个条件，而不合第三条件。故仍不适用他。当从前没有文法学的时候，这种烦难的文法，实在很少人懂得。就是那些号称古文大家的，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因为古书上是“莫我知”，古文家也学作说“莫我知”；古书上是“不汝贷”，古文家也学作说“不汝贷”；古书上是“莫之闻，莫之见”，古文家也决不敢改作“莫闻之，莫见之”。他们过惯了鹦鹉的生活，觉得不学鹦鹉，反不成生活了！马建忠说的那“一成之律，历千古而无或少变”，正是指那些鹦鹉文人这样保存下来的古文文法。但是一般寻常百姓，却是不怕得罪古人的。他们觉得“莫我知”，“不汝贷”，“莫之闻莫之见”一类的文法，实在很烦难，很不方便；所以他们不知不觉的遂改作“没人知道我”，“不饶你”，“没人听过他，也没人见过他”。——这样一改，那种很不容易懂又不容易记的文法；都变成很好讲，又很好记的文法了。
这样修正改革的结果，便成了我们现在的国语的文法。国语的文法，不是我们造得出来的，他是几千年的演化的结果，他是中国“民族的常识”的表现与结晶。“结晶”一个名词，最有意味。譬如雪花的结晶，或松花蛋（即皮蛋）白上的松花结晶，你说他是有意做成的么？他确是自然变成的，确是没有意识作用的。你说他完全无意识么？他确又有规则秩序，绝不是乱七八糟的。雪花的结晶，绝不会移作松花的结晶。国语的演化全是这几千年“寻常百姓”自然改变的功劳，文人与文法学者全不曾过问。我们这般老祖宗，并不曾有意的改造文法；只有文法不知不觉的改变了。但改变的地方，仔细研究起来，却又是很有理的，的确比那无数古文大家的理性还高明的多。因此我们对于这种玄妙的变化，不能不脱帽致敬，不能不叫他一声“民族的常识的结晶”。
至于国语的演化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这个问题太大了，太有趣味了，决不是可以这样简单说明的。故下章专讨论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