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者喜谈诸子之学，家喻户习，寖成风气，然撢揅诸子之原书，综贯史志，洞悉其源流者，实不多觏。大抵诵说章炳麟梁启超胡适诸氏之书，展转稗贩以饰口耳。诸氏之说子家学派，率好抨击以申其说，虽所诣各有深浅，而偏宕之词，恒谬盭于事实。后生小子，习而不察，沿讹袭谬，其害匪细！故略论之以救其失。
讲求学术，必先虚心读书，实事求是，不可挟一偏之见，舞文饰说，强古人以就我。此即诸氏所称客观之法也。
章炳麟《诸子学略说》：“记事之书，惟有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种种流弊。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然诸氏好称客观，而其论学则多偏于主观，逞其臆见，削足适履，往往创为莫须有之谈，故入人罪。如：
章炳麟《诸子学略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藉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周室王官视诸子之学术，如天地之悬绝。诸子之学，不但决不能出于王官，果使能与王官并世，亦定不为所容，而必为所焚烧坑杀耳。如此欧洲教会操中古教育之权。及文艺复兴之后，私家学术隆起，而教会以其不利于己，乃出其全力以阻抑之。哲人如卜鲁诺乃遭焚杀之惨。其时科学哲学之书，多遭焚毁。笛卡儿至自毁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论》。使教会当时得行其志，则欧洲今世之学术文化，尚有兴起之望耶？是故教会之失败，欧洲学术之大幸也！王官之废绝，保氏之失守，先秦学术之大幸也！”
章之论孔老，则似近世武人政党争权暗杀之风。胡之论王官，直同欧洲中世教会黑暗残酷之状。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章所据之论证：一为《庄子·天运篇》之文。其下文曰：“‘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郭象注曰：“夫与化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翻六经以说则疏也。”而章氏出以臆解。
《诸子学论略》自注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已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
不知乌鹊孺鱼傅沫等语，何以即有夺老子之名，且含逢蒙杀羿之事之意。庄以名其任化。章乃目为背师。是直不知老孔为何等人物。故以无稽之谈诬之也。一为《论衡·讲瑞篇》。夫孔子杀少正卯之事，前人疑之者多矣。
梁王绳《史记志疑》历引明陆瑞家清王澍尤侗阎若璩等之说以辨其非实事。陆氏之说尤精。其略曰：“昔季康子问政，孔子曰：‘为政，焉用杀！’岂有己为政，未满旬日，而即诛一大夫耶？卯既为闻人，亦非不可教诲者，何至绝其迁善之路，而使之身首异处耶？”
鲁季氏三家，阳货，奸雄之尤者！司寇正刑明辟，当自尤者始。尤者尚缓而不诛。诛者可疑而不缓。两观之思，不其有辞于孔氏哉？不告而诛，不啻专杀大夫矣！圣人为之乎？凡此皆涉于无理，故不可信。朱元晦尝疑此以为不载于《论语》，不道于《孟子》，虽以左氏内外传之诬且谤，而犹不言。独荀况言之。愚谓况，忍人也！故以此为倡。当是时，吾见三桓之弱鲁矣！
未闻卯之夺君也！此其刑政缓急之间，一庸吏能辨之，况吾夫子哉？
何得以此为孔老相猜之证？章氏以此诬孔子，胡氏更为之推波助澜：
《中国哲学史大纲》：“孔子作司寇，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甚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一其居处足以聚徒成党。二其谈说足以饰衺荧众。三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对于这种邪说，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子做司寇，便杀少正卯。”按胡以少正卯邓析并举，而于杀邓析之子产，独疑其不确。（《中国哲学史大纲》：《左传》鲁定公九年，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二十一年，《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何以于孔子杀少正卯即认为确。《左传》详载孔子会齐堕都之事，未尝记杀少正卯之事。故《荀子》《尹文子》称孔子诛少正卯，与《列子》《吕览》之称子产杀邓析同一不确。诒谓邓析尚有其人，故传载之。少正卯则并无其人。不然，卯之徒党既多，何以不流传其学说？
藉令孔子有杀少正卯之事，亦不得以此推之于老子。至于焚烧坑杀，则桀纣白起项羽之所为，何以断定古之王官，皆是桀纣起羽？《王制》有“执左道以乱政者杀”之语，未尝有执左道以乱政者焚坑之律也。欧洲教会焚杀哲人，与古王官，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王官行事，何以必同于教会？假使如此论史，则世有嫪，便可断定古人无不奸淫。世有盗跖，亦可设想古人无非盗跖。恐虽宋儒，亦无此等主观的见解也。
章氏好诋孔子而笃信汉儒，故论诸子源流，犹守《七略》之说。胡氏之好诋孔子，与章同，而于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独深非之。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此说关于诸子学说之根据，不可以不辨也。又近人说诸子出于王官者，惟太炎先生为最详，然其言亦颇破碎不完。如引《艺文志》之说，而以为‘此诸子出于王官证’。此如惠施所云‘以弹说弹’，不成论证也。”
其作《哲学史大纲》，即本此主张。从春秋时代开端，而其前则略而不论。按胡氏所据以驳刘歆班固者凡四书：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第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也。甲，《庄子·天下篇》。乙，《荀子·非十二子篇》。丙，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丁，《淮南子·要略》。古之论诸子学说者，莫备于此四书，而此四书，皆无出于王官之说。
而其文惟引《淮南·要略》。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淮南·要略》专论诸家学说所自出，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故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阴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敝，礼文之烦扰，而后墨子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缪，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鞅之法兴焉。’此所论列，虽间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为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其说最近理。即此一说，已足摧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矣！”
不知何以不引《庄子·天下篇》？学者但取《天下篇》一读。则胡氏之说之谬立见。
《庄子·天下篇》：“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人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之。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说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说而说之。”
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曰“某某闻其风而说之”，是诸子之学，各有原本，初非仅以忧世之乱，应时而生也。胡氏论哲学史料，再三称引《庄子·天下篇》。
《中国哲学史大纲》：“《庄子·天下篇》与《韩非子·显学篇》论墨家派别，为他书所无。有许多学派的原著已失，全靠这种副料里面论及这种散佚的学派，借此可以考见他们的学说大旨。如《庄子·天下篇》所论宋钘彭蒙田骈慎到施惠公孙龙桓团及其他辩者的学说，都是此例。”
是此书此篇之可信，非胡氏所斥诸伪书可比，何以独忘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一语。岂此篇之中，独论墨家派别及辩者学说为真者，而其余皆儒家伪撰乎？然即此论墨家派别为他书所无一语，已自承“古之道术有在是者”。而其痛诋王官时，则未计及其言之矛盾也。
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举古书一概抹杀，故于《书》则斥为没有信史的价值。
《哲学史大纲》：“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
于《易》则不言其来源。
《哲学史大纲》：“但称孔子晚年最喜《周易》，而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不言《周易》之来历。”
于《礼》则专指为儒家所作。
《哲学史大纲》：“儒家恐怕人死了父母，便把父母忘了，所以想出种种丧葬祭祀的仪节出来。儒家的丧礼，有种种怪现状，种种极琐细的仪文。儒家说‘尧死时，三载如丧考妣。商高宗三年不言’，和孟子所说，‘三年之丧，三代共之’。都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惯技，不足凭信。”
独信《诗经》为信史。
《哲学史大纲》：“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
而于《诗经》之文又只取《变风》《变雅》以形容当时之黑暗腐败。于《风》《雅》《颂》所言不黑暗不腐败者，一概不述。
《哲学史大纲》：“那时的政治除了几国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败的。”
盖合于胡氏之理想者，言之津津，不合于其理想者，不痛诋之则讳言之。此其著书立说之方法也。依此方法，故可断定曰：
“古无学术。古无学术，故王官无学术。王官无学术，故诸子之学，决不出于王官。”
胡氏谓：“先秦显学本只有儒墨道三家。而儒家之书，十九不可信。”故据儒家之书以驳之，决不足以服胡氏之心。道墨二家，则胡氏所心折者也。胡氏疑古，而道墨二家则皆信古。墨子之书动辄称引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胡氏亦许为温故知新，彰往察来。
《哲学史大纲》：“墨子说：‘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这并不是复古守旧，这是温古而知新，彰往而察来。”
是古代有所谓圣王，非儒家所伪造也。先知古代有所谓圣王，然后知王官之学所从出。王官之学所从出，亦出于《天下篇》。
《天下篇》：“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百官以此相齿，古之人其备乎？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为内圣外王之道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曰“百官以此相齿”，曰“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是古代之官，有学术之明证也。立此义为前提，而胡氏之说，在在皆失其根据矣。
诸子之学，发源甚远，非专出于周代之官。章氏专以周代之官释之。
《诸子学略说》：“《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
胡氏亦据《周官》以相訾謷。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古代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周礼》伪书，本不足据。即以《周礼》所言十有二教及乡三物观之，皆不足以言学术。若谓九流皆出于王官，则成周小吏之圣知，定远过于孔丘墨翟。此所谓素王作《春秋》，为汉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异耶？”按《七略》原文，正未专指周官，如羲和理官农稷之官之类，皆虞夏之官。但据《周礼》，尚不足以证其发源之远。而《周官》之伪撰与否，更不足论矣，羲和治历，故有阴阳之学。理官典刑，故有法律之学。农稷治田，故有农家之学。此皆事义之最明者。胡氏不此之思，但以墨子一家为例，其说已偏而不全。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凡此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于王官。举此一家，可例其他。”
而墨家之出于王官，出于清庙之守，适有确证。
《吕氏春秋·当染篇》：“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史角掌郊庙之礼，为周代王室之官。墨子学于史角之后，故曰：“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而胡氏猥谓其非清庙之官，何不检乃尔耶？
胡氏本文但引章氏之说而驳之，其文曰：“太炎又云：‘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史佚之书，今无所考。其名但见《艺文志》。其书之在墨家，亦犹晏子之在儒家，与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学于史角为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则孔子所师事者尤众矣，况史佚史角既非清庙之官，则《艺文志》‘墨家出于清庙’之说，亦不能成立。”
［附注］史佚亦作逸，亦称尹佚，其事亦见于《尚书·洛诰》，（逸祝册作册逸诰。）见于《周书·克殷》，（尹逸曰云云，史佚迁九鼎三巫。）见于《史记·周本纪》，（尹佚曰云云，史佚展九鼎保玉。）其名言见于《左传》，（僖十五年，史佚有言曰云云。）见于《国语》，（《周语》下昔史佚有言曰云云。）其官既掌祭祀神祇，其学亦为世所诵述，何得谓无所考。又古代祝史之官，其职甚尊。《曲礼》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周之史佚史角，始以天官世守清庙，传其家学以开墨家。而胡氏猥谓墨者之学，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守清庙者何以见为小官？即为小官，何以不能产生硕学？岂哲学家必为大官耶？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论其远源，实唐虞之司徒。司徒之掌教，自唐虞至周皆然，不独周有十二教乡三物也。惟胡氏以《尚书》为没有信史的价值，则契为司徒，敷五教。及孟子所称“教以人伦”者，胡氏必皆目为儒家讏言，不可依据。请就墨子之书征之。墨子之书，常称古之三公。
《墨子·尚贤下》：“汤得伊尹而举之，立为三公。武丁得傅说而举之，立为三公。”
又《尚同上》：“择天下之贤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又《天志下》：“诸侯不得须已而为正，有三公正之。”
古之三公，即司徒司马司空也。三公既多贤者，何能断定其无学术。然仅曰贤良，或但就行谊立论，不足为其人有学术之证。则更就墨子征之。
《墨子·尚同中》：“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赞选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
曰“圣知”，曰“辩慧”，皆学术之美称，非仅行谊之谥号也。古者哲学家之名。所谓圣知，即哲学家也。古者（墨子所谓选择云云，皆承其上古者而言。）天子三公，多有圣知辩慧之人，岂惟可以产生儒家，举凡名法之学，无不开其先河。后世学者各得其一官之所传。而司徒掌教，惟儒家绍其统系。此《汉志》所以谓其道最高也。
《班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胡氏若谓古之司徒，定无学术，必须证明古之三公，绝无圣知辩慧之人，或证明《墨子》诸篇所言古之三公，皆儒家所羼入。不然，则古代王官之有学术，非儒家一家之言，天下之公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