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香槟间谍”现原形 五千战俘换回来
摩萨德特工洛茨有“东方佐尔格”之称，他以德国人的身份潜入埃及，以养马专家的身份加入了骑士俱乐部，成了警察局局长家的常客；从他的浴室搜出一台微型电台后一切狡辩和抵赖都无济于事；被捕后以色列政府以包括9名埃及将军在内的5000名埃及战俘将他换了回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价竟有如此之高。
一个没有接受“割礼”的犹太人
1921年，沃尔夫冈·洛茨出生在德国曼海姆。他的父亲汉斯是一个基督教徒，戏剧导演；母亲海伦尼是犹太人，是一位职业演员。由于父亲不是犹太人，因此洛茨小时候没有受过“割礼”。
洛茨的童年是在德国度过的，也许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洛茨从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表演天赋。洛茨于1931年进入柏林莫姆森人文中学学习。不久他的父母就离婚了。母亲为了逃避希特勒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带着洛茨移居到巴勒斯坦。洛茨进入了本西蒙的一所农业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读书期间，他对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会了骑马、养马、相马和关于马的一切知识，这些知识在他后来的情报生涯中都派上了大用场。
随着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犹太人建立起自己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进行防卫。1937年，年仅16岁的洛茨加入了该组织，成为哈加纳中一名最年轻的战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洛茨参加了英国军队。由于精通德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4种语言，他被派到埃及帮助审理纳粹战俘。整个二战时期，他都是在埃及和北非度过的，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
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洛茨指挥一支部队参加了拉特伦的战斗。由于这支部队都是由一些犹太移民临时组成的，缺乏训练，又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战斗打得非常艰难。但是由于洛茨指挥有方，最终还是打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从此在以色列的军队中小有名声。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时，已晋升为少校旅长的洛茨率部参加了对埃及的作战。不过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洛茨就永远地离开了部队。
不久，洛茨就被以色列的“阿穆恩”（即军事情报局）看中了，被招募为特工。洛茨之所以能被阿穆恩看中，首先在于他有过在德国生活的经历，以及他那身躯健壮、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的外表。这些都让他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装扮成一个德国人。此外，他又很能喝酒，这也完全符合人们对于一个德国军官的一般想象，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内在的表演素质。洛茨极善于与人聊天交往，并且很快便可以厮混得烂熟，成为知心朋友。他也适合扮演一个阔气大方又讨人喜欢的男子。而这些素质对于一个特工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沃尔夫冈·洛茨就成了阿穆恩的一名特工，开始了他那神秘而又刺激的间谍生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洛茨被送到间谍机关进行专业训练。这种训练对他来说既新鲜又刺激，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就掌握了一名特工所具备的各种技能。当时，由于以色列和埃及的关系很是紧张，以色列就准备把他派往埃及。于是洛茨的训练又多了一项内容，就是尽快熟悉埃及政坛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并且把阿拉伯人的一些社交礼仪都弄清楚，不要到时候弄巧成拙。没过多久，洛茨就把这一切都娴熟于心，为他后来在埃及成功地进行间谍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就是等待时机打入埃及。
没过多久，一个机会来了——1954年，埃及政府发起了一场“排犹”运动，纳赛尔政府甚至请来了许多德国纳粹分子，为其排犹运动效力。阿穆恩认为这正是以色列特工打入埃及的极好时机，就决定让洛茨以德国人的身份进入埃及。在洛茨打入埃及之前，阿穆恩为他伪造了一份半真半假的人生履历。洛茨新的人生履历如下：
1921年出生于德国曼海姆，1933年进了柏林的莫姆森人文中学。中学毕业后参加了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军元帅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第115师服役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在澳大利亚居住了11年，成了一名跑马场的老板，聚敛了一大笔财富，是一位育马专家。由于思念故乡，后来又回到了德国。
根据这份新的履历，洛茨首先被派往德国，并且在柏林申报了户口。然后又在德国变换了好几个住处，在那里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洛茨充分发挥自己的表演天才，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他先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对现政府不满的纳粹军官，后来又变成了一名很富有的德国商人。在柏林时，洛茨还加入了一家柏林骑马爱好者俱乐部，并意外地遇上了一位名叫伊莱亚斯·戈登的商人，就是这位德国商人后来为洛茨顺利地打入埃及铺平了道路。
这位德国商人发现洛茨在养马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对他极为佩服，就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也是一位酷爱马匹的商人。后来他们就相约到埃及的尼罗河畔去开展自己的生意，准备在那里建立一个阿拉伯纯种马养殖基地，开办一家马术中心。为了最后敲定这项计划的可行性，这两位商人就决定由他们出钱，请洛茨先去埃及进行一次短期实地考察。这也正是洛茨盼望已久的机会，于是就一口应承下来了。
“育马专家”来到埃及
1961年1月初，洛茨以一名德国旅游者和育马人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踏上了去埃及的旅途。经过一段短暂而愉快的旅行之后，洛茨顺利地来到了埃及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住进了一家档次很高的旅馆。安顿下来之后，洛茨就以一名骑马爱好者和育马专家的身份，来到由埃及骑兵军官主办的骑士俱乐部。
一进这家骑士俱乐部，洛茨就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理由很简单：首先他是个骑马爱好者，育马专家；其次他还是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个德国人。在这里，洛茨发挥出表演和交际的特长，很快就认识了该俱乐部的名誉主席——亚历山大市警察局局长尤素福·阿里·古拉卜将军，并且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随后，这位尤素福将军又把洛茨隆重地介绍给俱乐部的其他军官，称他是德国首屈一指的育马人和驯马专家。就这样，洛茨仅用了6个多月的时间，就结识了当地一大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因为马术俱乐部本来就是贵族和名流们聚会的地方，何况还是军队的骑士俱乐部，而且他还是警察局局长尤素福将军的朋友。洛茨正是利用这种身份取得了那些人的信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一位名士。
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开头，下面的工作就顺理成章了。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洛茨是一个腰缠万贯、骑术精湛的德国纳粹军官，不但平时出手大方，而且风度潇洒，谈吐幽默，很快就融入了他们当中，成了一名深受当地上流社会所欢迎的人物。为了能更好地开展活动，洛茨特别注意与那些骑兵部队的埃及军官建立友谊，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喝酒，同他们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在这种吃喝玩乐当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通过半年的时间，洛茨完全可以确定，如果以现在的身份在埃及潜伏下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于是就找了一个借口返回欧洲，在法国同潜伏在巴黎的联络官接上了头，向他汇报了自己在埃及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活动计划。
那位联络官听了洛茨的汇报之后，帮他分析了一下，觉得洛茨的潜伏计划切实可行，就交给他一大笔活动经费和一台微型收发报机，并向他下达了两项正式任务：一、确定埃及防御工事的方位，了解它的军事价值；二、对即将抵达埃及的德国和奥地利的飞机导弹设计师进行监视。
从此，洛茨在埃及的间谍生涯就正式开始了。
不过让阿穆恩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以色列情报机构一名外派的职业间谍，洛茨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实在是太差了。在法国期间，洛茨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德裔美国女子，对她一见钟情，立即坠入了情网，马上对她频频发起攻势。这位德裔美国女子叫瓦尔特劳德，蓝眼金发，美丽动人。她毕业于瑞士旅游专科学校，在洛杉矶一家大旅馆的经理室担任秘书工作，此次是回德国探望双亲。
令洛茨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自己也是一表人才，而且还很有钱，但这位美丽动人的金发女郎却不为所动，让洛茨无从下手。但是军人出身的洛茨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抱着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强再度出击。也许是洛茨的真诚终于打动了瓦尔特劳德的芳心，没过多久，他们就热恋起来了，出双入对，并且开始谈婚论嫁起来。
洛茨的这个做法让阿穆恩总部知道后，感到又头疼又气愤。更让阿穆恩总部始料不及的是，洛茨不仅执意要与这位美国女子结婚，还向她透露了自己的间谍身份及他所执行的任务。结果，在没有经过阿穆恩批准的情况下，洛茨便同自己心爱的女郎瓦尔特劳德结了婚。阿穆恩总部知道后，也拿洛茨没有办法，只是命令他立刻回埃及，但是不能带着妻子同来。得知总部不同意，洛茨竟然威胁总部说，如果不让带着妻子，他就不回开罗。时任阿穆恩局长的梅厄·阿米特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阿米特认为，尽管洛茨这个人有种种毛病，的确有时让人感到不舒服，比如说他平时有些过于鲁莽的言行会让人家感到不高兴，又比如说他太喜欢喝酒了，而每次都喝得太多；另外他向那些埃及朋友赠送礼物时，又过于大手大脚……但是，对于从事谍报工作来说，洛茨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别是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仅能够巧妙地改变自己的身份，而且成功地获得埃及方面的认可和信任，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一名优秀的特工人才。就这样，洛茨得到了阿米特的理解，带着新婚妻子一同回到埃及。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洛茨的妻子瓦尔特劳德知道洛茨的真实身份以后，不但不反对，还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的工作，后来竟然成了他的一名得力助手。
夫妻双双回到埃及后，洛茨开始对自己的妻子进行一些必要的训练，耐心地给她解释各种秘密工作的规则。在洛茨的指导下，瓦尔特劳德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特殊的生活，成了洛茨得力的帮手。夫妻两人都生活在开罗，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更容易掩护他们那种特殊的身份。如果是一个单身汉住在这里，时间一长，也许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现在就显得很正常和自然了。从此他们俩密切配合，工作开展得很是顺利。
“香槟间谍”
洛茨带着漂亮的妻子回到埃及后，不但再次受到了尤素福将军等人的热烈欢迎，而且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成了一个真正的育马人。那些骑士俱乐部的朋友们对他们夫妇更是另眼相待，都亲切地称他为“大胡子”。当时的骑士俱乐部刚好位于尼罗河岛上的吉齐赫体育俱乐部跑马场附近，旁边就是军队驻地，这对洛茨从事间谍活动实在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洛茨夫妇花了一大笔钱买进了几匹阿拉伯纯种马，并且聘请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教练穆里凯做他们的驯马师，帮他进行训练。当时洛茨对外宣传说是看中了穆里凯教练的骑术，实际是看中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位置。因为除了运河地区的若干武装部队之外，当时埃及的军队实际上都集中在赫利奥波利斯附近沙漠中的一个庞大的基地上。那些摩托化部队每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都必须从这里出发。他们的马术中心正好就在军事基地附近。
于是，每天清晨洛茨都会带着他年轻美貌的妻子来到马场，观看穆里凯训练马匹。在外人看来，洛茨经常站在一个五米高的塔楼上，手持高倍望远镜观察驯马，并且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是出于对自己那些价格昂贵的纯种马的关心，谁会想到，洛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站在高塔上的洛茨这时只要把手中的望远镜稍稍向右移动一下，便可将近在咫尺的军事基地内的一切活动尽收眼底。凭着间谍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的经验，洛茨几乎一眼就可以辨明基地里那些车辆的类型，并且马上就能判断出，他们是在进行战术调动还是在进行一般日常演习，是部队出来训练还是把军队的车辆开出来修理等等。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观察，洛茨准确地判断出了埃及装甲部队向西奈半岛调动的重要情报。
当然，这一切都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埃及军人的眼底下进行的。
骑士俱乐部的军官们很快发现，富有的洛茨先生对这些阿拉伯纯种马的兴趣与日俱增。一次，骑兵军官阿勒维·加齐上校向洛茨打听买马的事情。洛茨明确地告诉他，马肯定是要买的，不过是由于至今还没有自己的马厩，不知道买下马以后该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因为俱乐部的马厩已经塞满了。加齐上校告诉他说，你完全可以把你的马放到阿巴希军营的马厩里来。阿巴希骑兵部队的指挥官、障碍赛马队队长奥马尔·哈达里上校这时也友好地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他有的是地方，每一匹马都可让一名士兵好好地去照料。
听到加齐和哈达里两位上校这个友好的建议，洛茨故作惋惜地说：“非常感谢你们这种友好的建议。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们知道，我是不能随便出入你们军营的，所以我就不能随时去看我的马了。你们说这不是要了我和我夫人的命吗？”
两位埃及军官听了洛茨的话后都哈哈大笑起来。
加齐上校对洛茨说：“大胡子，不会要你和夫人的命的。这件事我们来帮你解决吧。哈达里上校你说怎么样？”
哈达里上校立刻说：“没问题。我们给你们夫妻办个特别通行证，这样你们不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洛茨一听又故作惊讶：“那行吗？我的朋友。”
哈达里上校大手一挥：“明天我就把特别通行证送到你们手上。现在你就把你和夫人的照片给我们好吗？”
洛茨连连说：“好好好，现在我请你们二位去喝一杯，如果你们有空的话。”
从那以后，阿巴希军营便向沃尔夫冈·洛茨夫妇敞开了大门。他们拿着特别通行证，走进埃及人的军营就像走进自己的卧室一样方便。后来次数多了，连门口站岗的哨兵都熟悉了，从来不要他们出示什么证件。而那些军官们更是每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甚至还带着他们夫妇在军营里到处走动，领着他们参观军营里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对于洛茨来说，埃及的这个军事基地再也无秘密可言了。
从此以后，洛茨的朋友越来越多，除了骑士俱乐部的尤素福将军和手下的一群年轻的军官们之外，还有军事后勤专家阿卜杜勒·萨拉姆·苏来芒将军、军事反间谍局的福阿德·奥斯曼将军和穆赫辛·赛义德上校，到后来甚至连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统侯赛因·沙菲都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这些人都把洛茨看成是一位前纳粹军官，对他相当信任，经常和他在一起骑马、喝酒。就在友好的交往当中，在这一次又一次不经意的谈论当中，这些军官们都把许多宝贵的情报免费送给了洛茨，而洛茨和他的夫人每到晚上，都要关上门来忙碌一阵子，把那些从马背上和酒杯中得来的情报一次又一次地传给以色列的阿穆恩总部。
有一次，洛茨夫妇邀请尤素福将军和他的部下到自己家里做客。将军和那些朋友们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他们就在烛光下，在小提琴优雅的乐曲声中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香槟、白兰地和威士忌，吃着松脆的烤松鸡和德国牛排，浪漫而又友好。这时，尤素福将军为了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还当场友好地表示在有空的日子里，愿意陪同洛茨夫妇骑着马一起进行一次旅游，让他们领略一下这座城市的郊外风光。洛茨夫妇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随后，洛茨便让夫人继续与尤素福将军聊天，自己则转身来到了福阿德将军身边，因为这些人刚才在谈话中提到了“破坏”一词。一种间谍的敏感让洛茨的神经马上兴奋了一下。就举起酒杯对福阿德将军说：“将军，难道您碰上了什么不愉快吗？”
福阿德将军犹豫了一下，还是私下里悄悄地对洛茨说，最近有一家旅馆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死了5个人，据说是以色列人干的。经过调查发现那些炸药是装在一个备件箱里从外面运进去的。福阿德将军说完后对洛茨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不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
洛茨默默地点了点头。
几个小时的畅饮之后，宾主之间交谈的兴致越来越高。渐渐地，客人们就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在各说各的，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这时只有洛茨一个人是清醒的，因为他的酒量是没有对手的。一会儿，他就离开了福阿德将军，悄悄地坐到了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的身边。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是负责陆海空三军的调动和弹药运输的。
阿卜杜勒·萨拉姆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被打断了一条腿，所以这位瘸腿将军永远是满腹牢骚，好像全埃及人都欠他一条腿似的。现在他又是老生常谈，说埃及的士兵不仅缺乏训练，士气也不高；指责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低下，部队军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战术观念又陈旧至极。他还说，虽然政府请了许多苏联人来指导工作，却又不信任他们。军队之间没有配合，发出的命令相互矛盾，或者是完全失去了指挥。对于这样的牢骚洛茨以前也听过，虽然已经没有新意了，但洛茨还是默默地听着，时不时和这位瘸腿将军碰一下酒杯，并恰到好处地附和一下。此时让洛茨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听说埃及已经把一个步兵旅从此地调到了运河地区，并且装备了一批苏联的飞机和武器。他想通过这位瘸腿将军证实一下埃及人是否准备打仗了。随着交谈的深入，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不仅证实了部队调动的事，还透露了战争虽然不是立刻就打，但终究不可避免的消息。
当晚，等客人们散了之后，沃尔夫冈·洛茨就把在这次宴会上听来的情报及时地发给了以色列情报总部。后来，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步兵旅调到运河地区的真正企图，洛茨夫妇还装成一对去死海游泳的普通游客，到运河区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
就这样，沃尔夫冈·洛茨在埃及的日子不仅过得惬意而又浪漫，而且广交埃及上层名流，在同那些军官和名流们一次次的推杯换盏之中，轻而易举地搜集到了各种情。这段时间，洛茨准确地获得了埃及最新式导弹、火箭和飞机制造的情报，掌握了埃及军队的分布情况，他把这些情报及时而又准确无误地报告给了以色列总部。
“两年前我们就对你进行了‘扫描’”
1963年，阿米特调任摩萨德局长后，洛茨也由阿穆恩转到了摩萨德下面，依然归他领导。阿米特对洛茨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称其为特拉维夫的“开罗之眼”。
有一天，定居埃及的约翰·冯·雷斯邀请洛茨夫妇参加他们的家庭酒会。为了结识那些同雷斯频繁来往的德国专家，洛茨夫妇欣然赴约。没有想到在那次酒会上，他们夫妇竟然差一点儿露出了马脚——因为在雷斯家里，洛茨夫妇意外地见到了声名狼藉的埃泽勒。
埃泽勒是一个医生，一个地地道道的纳粹分子。二战期间，他曾在纳粹集中营里对许多犹太人进行过危及生命的“科学试验”，把那些犹太人当成他的试验品，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惨死。二战结束后，这个埃泽勒至少受到了十几个国家的通缉，成了一名在逃的战犯。洛茨和他的夫人瓦尔特劳德虽然早已听说这个杀人狂正在埃及政治避难，但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这种场合下能见到他。
更糟糕的是，雷斯这时竟把埃泽勒这个杀人犯介绍给洛茨。他对洛茨说，这也是我们的一位德国朋友，而且还是个医生，现在就在这里的一家飞机制造厂服务。
洛茨一听，内心真是热血沸腾，恨不得上前一步，一把将他掐死。但他还是冷静地走上前去，同埃泽勒握了握手，嘴里好像还在含含糊糊地说了声“认识您不胜荣幸”。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在这种场合下发作起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不过，这时让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自己的妻子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于是马上向她投去了一个警告的眼色。瓦尔特劳德尽管在见到这个埃泽勒的第一瞬间也是怒火中烧，但是，机智而乖巧的瓦尔特劳德在接触到了洛茨的眼光后，并没有同这个恶棍客套，而是赶紧掏出手帕，说自己的眼睛里好像飞进了什么东西，然后就趁机去了盥洗室。她担心自己如果再多看埃泽勒一眼，说不定就会露出破绽。
洛茨和雷斯落座之后，就在一起喝着摩泽尔酒，开始友好地闲聊起来。
就在这时，冯·雷斯竟然毫不掩饰地对洛茨说：“朋友，也许你没有印象，其实我们早就见过面了，那是在战争末期万湖湖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不知你现在是不是还能记得起来？”
雷斯的这番话真的让洛茨听得一头雾水。他那只举着酒杯的手一时定格在那里不动了。他不知道雷斯说这句话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不过他还是很尴尬地笑了笑说：“实在抱歉，过去了这么些年，我好像已经想不起来了。”
雷斯又接着说：“那就让我再提醒您一下好了，朋友。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您是穿着一身冲锋队常穿的黑色制服，一副精干而又威严的样子，当时真让我嫉妒极了。您不记得吗？”
洛茨一听，终于明白了，雷斯说这番话显然是没有恶意，他不过是在怀念那种逝去的时光。同时，洛茨又意识到，这个自以为是的雷斯肯定是认错了人，把自己当成了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纳粹军官了。但是，洛茨这一次不能再否定了，他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装成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样子，对雷斯神秘地一笑，不置可否。对雷斯的这种张冠李戴，洛茨当然是求之不得，因为这对自己那种纳粹德国军人的身份无疑是一个人证。但是洛茨却又假装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矢口否认。
哪知洛茨的这种否认，让那个自作聪明的雷斯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说法。他把洛茨的这种“否认”理解成了是洛茨的一种“害怕”——害怕别人知道了他这个德国纳粹冲锋队员的身份，于是他马上友好地说：“朋友，您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为您保密的。您说我是那种到处胡说八道的人吗？”
“好吧。那就谢谢您了！”
洛茨对他友好地举起了酒杯。
其实，洛茨根本就不会相信这个雷斯的保证，同时他更巴不得这个雷斯能一天到晚到处传播“认出”了自己的新闻。那样一来，就等于为自己现在的这种假身份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旁证。在当时的埃及，那些德国的纳粹军官很是受埃及一些人的欢迎，因此洛茨越是有意否认党卫军经历，相信的人反而越多。果然，那些在座的埃及文武官员一听说此事，立即兴奋起来，并且一个个面带笑容同洛茨频频举杯，并同他一起谈论起那些“光荣历史”。
约翰·冯·雷斯的这一次误会，让洛茨决定来一个将计就计，趁机使他的这种德国人的假身份更加让人深信不疑。
洛茨首先让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为他搞一份材料，来证实冯·雷斯这种子虚乌有的故事的真实性。那份材料到手后，洛茨就把它装进了一个又大又厚的信封里面。一天早晨，他与瓦尔特劳德出去骑马时，故意把信封放在了起居室内的一张桌子上。他们中午回来后，洛茨就故意问仆人，这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仆人当然一无所知。洛茨打开那个大信封随手翻了翻，突然大叫起来，就当着仆人的面大骂瓦尔特劳德太粗心大意了，居然把如此重要的东西随随便便放在这儿。洛茨一边骂，一边又煞有介事地当着仆人的面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把这个很重要的大信封放到抽屉里，并且锁好。
几天以后，当洛茨再次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时，发现撒在信封上的那些粉末已经不见了，就连粘在信封和抽屉上的那根头发也不翼而飞。洛茨心里明白，这显然是埃及情报机关趁自己不在的时候，派人取出了其中的材料并且拍了照片。
洛茨当时的这种估计并没有错——两年以后，他同福阿德·奥斯曼将军的一次谈话就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奥斯曼将军对他说，最近上面有了新的规定，不要轻易同外国人接触。洛茨马上笑着说：“我和我夫人都是外国人，是不是也要避免和我们来往啊？”
奥斯曼将军也笑着说：“你们哪，你们不算。上面对你们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不可能吧？”洛茨故意惊讶地问。
“当然可能。两年前我们就对你进行了‘扫描’，知道你当年就是一个很激进的排犹主义者。”
这次冒名顶替的行动的确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仅在当时有效地掩护了他的间谍活动，更重要的还是在他后来被捕之后，因此成功地保住了性命，并没有像他的同事伊利·科恩那样被送上绞刑架。
在约翰·冯·雷斯家里的那次宴会上，洛茨夫妇还结识了援助埃及的德国飞机专家布雷纳尔和舒曼，并且很快就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两位专家喝了酒以后，经常为战斗机设计上的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为他后来搜集埃及战机制造方面的情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不久，洛茨夫妇在尼罗河三角洲买下一处环境优美的牧场。这座牧场有马厩、围栏、跑马场和一条赛马跑道，有关设施器材一应俱全。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该牧场与埃及的一个火箭发射试验场挨得很近。这样，他们就可以近距离地记下火箭发射的准确时间和次数，这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洛茨夫妇的埃及朋友们也经常光顾这个牧场，当着洛茨夫妇的面高谈阔论，为他们不断地免费提供着新情报。用洛茨自己的话来说，“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埃及武装部队的参谋部和技术人员找不到其他地方讨论问题似的”，都要到这里来讨论他们的军国大计。
洛茨充分利用埃及人对他们夫妇的信任，经常装成一副什么都不懂、但又什么都想弄明白的样子，常常装模作样地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表现出一种很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让那些埃及官员都觉得这“大胡子”憨厚可爱。洛茨后来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当时那些德国人确信，我连飞机发动机和咖啡粉碎机都分不清楚。我越是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他们越是坚持向我介绍和解释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性的问题，好像不把埃及人的全部秘密都告诉我，他们就睡不好觉一样。”
洛茨就是利用这种环境和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参观了连同试验场地在内的两个导弹发射井，听了有关两个飞机工厂的详细情况，并且详细地了解了在军备工业部门工作的几乎所有德国专家的详细人事安排，以及有关红海的军舰情况，同时还获悉了关于西奈半岛上全体部队和物资的运输情况……真可以说是收益颇丰。
有一天，洛茨夫妇在牧马场遇到了德国专家福格尔桑，就同他套起近乎来。很快就知道福格尔桑要到慕尼黑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并且还打听到了福格尔桑此番去慕尼黑所要下榻的旅馆，甚至连房间号码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那位德国专家还对洛茨很感叹地说，自己去德国出席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埃及政府却连一个像样的公文包都不给自己准备，并且说原来的那个公文包已经太旧了，有的地方还开了线，根本没法装他要带走的计划和资料。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洛茨一听，觉得又是一个机会来了。当天下午，洛茨就买下了一只十分精美而又昂贵的公文包，托人把它捎给福格尔桑。在送包的同时洛茨已经做了手脚，把公文包上一把备用钥匙偷偷地留了下来。当天晚上洛茨向摩萨德总部报告了福格尔桑等人抵达慕尼黑的时间、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并且把手中的这把备用钥匙转到了特拉维夫总部。
在这份情报中，洛茨还详细地提到了如何窃取福格尔桑等人的公文和资料的计划。他说，这个福格尔桑只要一到晚上，就喜欢出去同女人厮混，因此晚上他的房间里肯定是空无一人。这样就可以利用这把备用钥匙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开福格尔桑的公文包，找到他们需要的文件和资料。
摩萨德总部得到这份情报后，马上通知了派驻慕尼黑的那些特工，并且在两天之后，派专人将那把备用钥匙送到了慕尼黑。慕尼黑立即派出两名特工，到福格尔桑等人下榻的旅馆开了个房间，而且就住在同一楼，随时密切监视福格尔桑等专家们的动向。那天晚上，等到福格尔桑一下楼，那两名特工就立刻潜入他的房间，用这把备用钥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福格尔桑那只崭新的公文包，把里面的文件和资料一字不落地进行了拍照，毫不费力就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神秘的小轿车开到了导弹基地
1964年夏季的一天，摩萨德总部给洛茨发来一道紧急密电，命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查清楚埃及沙卢发导弹基地的真相，因为他们怀疑那里有一些蒙蔽以色列人的导弹模型。
接到命令的第二天清早，洛茨夫妇就驾着他们心爱的大众牌小轿车上路了。洛茨身穿一件花里胡哨的名牌上衣，下穿白色运动裤子，头戴一顶浅红色的帽子，鼻子上架着一副花花公子眼镜。他夫人也是身穿白色长裙，天蓝色的上衣，戴一顶白色无檐帽。他们带着钓鱼竿，装成到海边去钓鱼的样子。小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快要抵达苏伊士市时，洛茨把车往左边一拐，下了高速公路，然后又拐了两个弯，穿过铁路，来到通往沙漠深处导弹基地的公路上，朝伊斯梅利亚方向驶去。沙卢发导弹基地就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之间。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公路口。那里竟然没有路障，只是在岔路口设有一个岗亭。一名戴着警戒袖章的士兵在岔路口站岗，显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手枪随便地挂在腰带上。当洛茨驾着车从他面前驶过时，居然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洛茨驾着车子来到了岗亭前，紧挨着岗亭停了下来。突然他发现那名哨兵把腰带和手枪都挂在岗亭里的墙壁上，自己却跑到离岗亭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蹲在地下方便。洛茨觉得是个好机会，立即换上他的妻子开车，并叫她加速前进。瓦尔特劳德在油门上猛踩一脚，车子朝左边飞也似的开去。当车子驶过岗亭很远了，他们才看到前面有一块牌子，上面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着“禁止通行”的字样。他们知道这里离导弹基地已经很近了。
这时，他们才听到背后传来呼喊声。洛茨从汽车后视镜中可以看到，那名刚才在方便的士兵这时正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不停地挥动着，朝着他们的车子在大喊大叫。但是洛茨并没有理睬他，而是叫妻子继续加速。他们的车子沿着起伏的公路向沙漠深处驶去。
不久，迎面开来了一辆满载士兵的吉普车。吉普车从他们车旁驶过时，车上的士兵们都好奇地望着这对穿着花里胡哨的外国人，然后掉转车头跟上来。
洛茨知道，吉普车追上来后，他们一定会受到警告，然后再让他们从原路返回。这时，他突然心生一计，叫瓦尔特劳德把方向盘一打，把车子开到沙漠里去了。洛茨知道，只要把车子一开进去，就得鼓捣好几个小时才能出来。这样既可以让那些士兵相信他们是不小心开到这里来了，又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把近在眼前的导弹基地看个清楚。在洛茨的指使下，瓦尔特劳德加快了速度，把汽车从公路的这一边晃到那一边，装成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洛茨则充分发挥他那出色的表演天赋，扮演起一个粗暴的丈夫的角色，挥动着手臂痛骂妻子无能。同时，他们的车子还一直朝沙漠深处开去。
直到那辆吉普车追上来后，他们才不得不刹住了车。那些士兵跳下车来包围了他们，然后用阿拉伯语问他们“怎么进来的”，“到这里来干什么”，他们才故意装作不懂阿拉伯语，和他们争执起来。这时一名军士命令吉普车司机开车回基地报告情况。十分钟后，吉普车回来了，司机旁边坐着一名上尉。上尉用英语简单地对他们进行讯问，检查了他们的护照，又将他们的车子仔细地搜查了一遍，然后居然把他们带回了基地。
当吉普车开上一座小山坡后，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排列有序的导弹发射架、弹药仓库和指挥大楼。虽然洛茨和妻子都尽量控制自己不去东张西望，但洛茨仍能感觉到瓦尔特劳德的身体由于兴奋而颤动着。他们把基地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且牢牢地记住了。他们出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次任务会完成得这样出色。
基地司令对上尉擅自将两人带到基地来深感愤怒，但又无可奈何，随后就开始对洛茨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盘问，洛茨表现得很从容。当基地司令怀疑他们是间谍时，洛茨故意怒气冲冲地发起火来，并搬出了尤素福·古拉卜将军。
他说：“我同尤素福·古拉卜将军是好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不信你可以给将军打个电话证实一下。不要跟我没完没了好不好？朋友！”
基地司令果然将信将疑地同尤素福·古拉卜将军通了电话。只听到他对着话筒连声说“是，是。好，好……”
放下话筒后，基地司令马上满脸笑容地向洛茨夫妇道歉，并且说这是自己职责所在，“请多多原谅”。
洛茨一听，就顺势给了基地司令一个台阶，也连声说：“这是应该的。我回去后会让将军嘉奖你。”同时，他还热情地建议基地司令应该考虑在公路旁边竖些横木，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事件。然后就同基地司令热情地握了握手告辞了。当洛茨挽着妻子的腰走过走廊时，基地司令还从旁边赶上一步，走近洛茨说：“奥斯曼将军很敬重您。”并且暗示自己知道洛茨是党卫军军官。
洛茨挥了挥手，然后开着车愉快地离开了导弹基地，当天晚上就把自己看到的关于导弹基地的一切报告发给了摩萨德总部。
1965年春天，洛茨夫妇和瓦尔特劳德的父母以及德国专家克尼泼费尔夫妇等一行数人，应邀一同去马特鲁港。在总督府门前，他们受到了西部地区总督尤素福·阿里·古拉卜将军全家的热烈欢迎，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
浴室里的微型电台
1965年2月22日下午，洛茨一家驱车返回开罗。清晨抵达家门口时，洛茨惊奇地发现马路对面停着四辆汽车。等到洛茨走下车，坐在对面车里的人也从车里走了下来。当时洛茨还在开玩笑地说：“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是不是邻居今天请客啊……”还没等他的话说完，洛茨的头上就重重地挨了一下，身子晃了两下，扑倒在地上，6名大汉走过来把他围在中央。当洛茨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咔嚓”一声，他已经被戴上手铐拖走了。
埃及安全机关检察长萨米尔·哈桑亲自审问了洛茨。
开始洛茨又是故伎重演，搬出各位将军和埃及的那些朋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些埃及朋友也都因涉嫌间谍活动而处境不妙。洛茨这才意识到此次事情不妙。他苦苦地回忆着，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了纰漏。他很清楚，尽管埃及的安全机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如果没有确凿证据的话，也不敢把一个阔绰的外国人打个半死，并且把他的全家都逮捕起来。
直到埃及秘密警察当着他的面，从他的浴室中取出那台微型电台之后，洛茨才知道自己的一切狡辩和抵赖都无济于事了。这位春风得意的摩萨德特工就这样被捕了。
洛茨被捕是和伊利·科恩犯了同样的错误。由于他大量地发报，频频同摩萨德总部联系，结果被埃及的安全部门测出了发报位置。埃及安全机关甚至录下了3年来洛茨收发的全部无线电讯号。不久，埃及专家又成功地破译了所录下的全部电文，至此，洛茨与特拉维夫之间的来往电文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事已至此，洛茨只得承认一切，说自己是德国人，只是为了金钱才替以色列搜集情报。埃及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早已掌握了洛茨是前纳粹军官的铁证。此外，洛茨还咬定所有活动都是他一人进行的，他的妻子瓦尔特劳德是无辜的，她对此毫无所知。瓦尔特劳德再次表现出了她那间谍的天赋。尽管对方是把她和洛茨两人分开来审讯的，但是他们口供却出奇地一致。
洛茨夫妇被捕了12天之后，埃及安全机关才问他们是否同意接受电视台采访，并声称这样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公众形象，最终还能获得从轻判决。洛茨自然不相信这些鬼话。他当然知道这些埃及人不过是想通过这件事，向世界表现一下自己，同时还可以趁机对以色列进行一番攻击。不过后来洛茨突然想到，以色列情报机关每天都收看埃及所有的电视节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借这个机会通知摩萨德自己已经被捕了，不能再同自己联系；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两句话来暗示他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做到心中有数。
于是，洛茨就答应了埃及人的要求。在采访中，洛茨承认自己当了间谍，是个爱财如命的德国人，并且强调自己的妻子丝毫不了解自己的间谍活动。当记者问他对整个事件有什么想法，埃及安全机关如何对待他们时，洛茨回答说：“对于我所做的事情，我当然十分后悔。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由于自己利欲熏心而给埃及造成了严重损失。我需要在此声明的是，在我被捕期间，始终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埃及一直把德国人看成是自己的朋友。”
最后，当记者问他是否想对德国的亲朋好友说点什么，洛茨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就说道：“如果以色列今后还要派间谍来埃及的话，它最好应当去找自己的公民，而不要再去收买德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了。同时，我也真诚地劝那些想为以色列干事的外国人赶快放弃这个念头，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对电视台的这次公开采访和对洛茨的那些回答，埃及当局当然感到满意。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洛茨已经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这次机会，向摩萨德的领导人发出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自己的假德国人身份迄今还没有暴露，请根据这种情况设法采取营救措施。
1965年7月27日至8月21日，埃及法庭对洛茨夫妇进行了公开审讯。在对洛茨审讯之前，为了证实他的德国人身份，法庭找来了两名法医，然后把洛茨带到一个房间里，命令他脱下所有的衣服。当洛茨赤裸裸地站在房子中间时，那两名法医才走上前去，在他全身上下检查了一番，然后又对他的生殖器进行了一番认真的研究。研究的结论证明，洛茨的确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割礼”仪式的德国人——如果他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么在他生下来之后就一定会对他实施“割礼”手术。两位法医在洛茨的身份证明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洛茨的德国人身份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但是在审判期间又节外生枝：埃及法庭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匿名信，检举洛茨是一名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洛茨本人和他的律师都极力否认，并且要求法庭对这封匿名信进行调查。不过最后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埃及法庭并没有相信这封匿名信的内容，而是相信了自己的法医，并且拒绝调查。最后法庭对洛茨夫妇进行了终审宣判。判词如下：
“洛茨先生，本庭经过调查，认为你犯有不断为以色列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敌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罪行。根据你所犯的罪行，理应判处你死刑，但考虑到你的犯罪动机的确是为了钱财，在被捕后又能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因此对你实施减刑判决。现决定判处你终身苦役，并罚款33万西德马克。此判决将报请共和国总统最后批准。”
与此同时，洛茨的妻子瓦尔特劳德也被判处3年苦役，并罚款1万西德马克。
表面上看，是因为那么一个小小的“割礼”细节，让洛茨终于免去一死。如果确认了他是以色列人的话，则必死无疑。而实际真正的原因是埃及政府当时出于对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正准备把那些德国专家从埃及清除出去，而又一时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正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沃尔夫冈·洛茨间谍案，正好为此提供了借口。于是洛茨就成了德国人的替罪羊。因此，即使当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洛茨是以色列人，埃及政府出于政治和外交的需要，也会说洛茨是个德国人而不是个以色列人。由于埃及当时还需要德国对其在经济上的继续援助，为照顾德国人的面子，洛茨也就被免除死刑了。
三个月后，洛茨被关押进马阿迪市郊区的图拉监狱。图拉监狱正好位于赫勒万军工厂和飞机制造厂之间。洛茨成了图拉监狱的第338号囚犯。
在与妻子分手的时候，洛茨平静而又自信地对妻子说：“我想我们的苦役不会很长的，也就是两年或者三年吧。家里人会设法救我们出去的。”
他的身价是5000名埃及战俘
1967年6月5日早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尽管埃及电台在不断地宣布埃军节节胜利、以军一败涂地的消息，但狱中的洛茨却根本不相信。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以色列军队不可能遭受突然袭击。而埃及那些集结在西奈的庞大军队未被以色列发现，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非常了解埃及部队的准确位置和兵力部署，他每次发给摩萨德总部的报告都是经过详细核实的，即使是对那些似乎没有意义的细节也没有忽视，就连一些不着边际的谣言，也从不放过。因为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职业间谍，洛茨认为，有些事实的真相就是掩藏在那些往往不为人们所重视的蛛丝马迹之中。因此在战后，洛茨还是很自豪地说：“我没有理由去假设他们在这期间会改变以前的谨慎态度。”
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洛茨在监狱中听到了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他马上就准确地判断出，这是以色列空军的飞机在附近投下的炸弹，这些飞机攻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赫勒万军工厂。他不由得为自己曾向总部精确地提供过一些重要军事目标感到骄傲。果然，几天后便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埃及军队一败涂地，以军不仅占领了西奈半岛，并且越过苏伊士运河，向开罗逼近。甚至还有传说，埃及纳赛尔总统已经逃到南斯拉夫避难去了。
1967年11月初的一天早晨，洛茨被叫到监狱长的办公室。这时，曾为他辩护过的德国人克拉尔·乌班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经过多方努力，埃及人原则上已同意释放你和你的夫人。当然，最终实现还需要一点时间。”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开始同埃及就交换俘虏的问题进行谈判，时任摩萨德局长的梅厄·阿米特坚持要求将洛茨夫妇列入被交换的名单之列。以色列间谍伊利·科恩被叙利亚人送上绞刑架绞死之后，阿米特就一直为未能营救出这位“间谍王子”而感到自责和沮丧。因此，这一次他一定要把洛茨和他的夫人营救出来。但是，以色列政界的某些领导人当时却不愿意公开承认洛茨是以色列间谍，还要把他们算作是德国人。如果是这样，洛茨夫妇就得在埃及的监狱里待到他们服刑期满为止。阿米特认为政府要是这样做，无论是对洛茨夫妇还是对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都是太不公平了。最后，阿米特以辞职相威胁，使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被迫作出了让步，从而使洛茨夫妇有了逃出囹圄的希望。
1968年2月3日，洛茨被告知获得自由了。这是洛茨3年来无论是踱步于牢房，还是在睡梦中，最盼望听到的一句话。他甚至想象过当自己听到这句话时，或许会高兴得跳了起来，或许会跌坐在椅子上。然而，此时此刻，他竟然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已失去了表现感情的能力。
几天后，洛茨和妻子终于走出了图拉监狱的大门，被释放了。在开罗机场，沃尔夫冈·洛茨与瓦尔特劳德在一名秘密警察的看押下，等候从卡拉奇飞往慕尼黑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这时，新任德国驻埃及领事巴尔特勒斯博士也来了。他是担心埃及政府会在最后一秒钟又改变主意，而这种情况在他短暂的任期内已多次发生。
这时，那位领事先生突然压低嗓门问洛茨：“你知道你和你的夫人是怎样被释放的吗？”
洛茨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
巴尔特勒斯神秘地告诉洛茨说，其实在他们被释放的背后有一笔特殊的交易。原来，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表示：在埃及人没有释放在押的10名以色列人（其中包括洛茨和瓦尔特劳德）之前，拒绝释放包括9名埃及将军在内的5000名埃及战俘。洛茨听后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如此之高的身价。但领事先生却保证这是事实。
和摩萨德的另一名优秀特工伊利·科恩相比，沃尔夫冈·洛茨是幸运的。几经周折以后，他和妻子终于死里逃生，平安地回到了以色列。
回到以色列以后，洛茨夫妇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乡村里定居下来。他的夫人瓦尔特劳德很快取得了以色列国籍。他们在那里过着幸福、舒适和安静的生活。后来，洛茨夫妇因厌倦了在以色列的生活而移居西德，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但有趣的是，与其高超的表演技能和间谍能力相比，沃尔夫冈·洛茨的经商能力显然要逊色多了，他在这个陌生的领域里并没有取得成功。
失望之余，他们又举家迁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从此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每当他们回忆起在埃及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