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午夜惊魂慕尼黑 全球追杀“黑九月”
慕尼黑奥运村“黑九月”大开杀戒，以色列人回国时带去的不是金牌而是11具尸体，以色列举国哀悼；摩萨德局长把一份11个人的“死亡名单”亲手交给“阿夫纳”， “上帝复仇”由此开始……
“慕尼黑惨案”
1972年9月5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日子。
这一天，巴勒斯坦的一个恐怖组织“黑九月”在慕尼黑冲进了第二十届奥运会的奥运村，当场杀害了2名以色列教练员，并将9名以色列运动员绑架了。“黑九月”要求以色列政府在当天9点以前释放被他们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并派3架飞机把这些人送往由他们指定的地方，他们才将这9 名以色列运动员释放，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上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还是头一回。这不仅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更是对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挑战。“慕尼黑惨案”不仅让慕尼黑惊呆了，同时也让整个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一时间，“黑九月”成了千夫所指，遭到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谴责。
那么，“黑九月”为什么要绑架以色列运动员？“黑九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众所周知，自从犹太人在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以色列国之后，中东这片充满宗教色彩的神秘土地就成了世界的火药桶，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旗开得胜，让它不仅在巴勒斯坦地区站住了脚，而且一下子就占有了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4/5的土地，让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失去自己的家园，就像当年犹太人一样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从此过着背井离乡的流亡日子。尽管从1948年到1964年，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通过了16项决议，但是巴勒斯坦人却没有因此而收复一寸土地，也没有一个难民得以重返家园。这些巴勒斯坦人成群结队地流亡到附近的邻国，约旦就成了他们避难的首选之地。后来随着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难民营的不断增多，再加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和以色列军队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冲突，约旦也被扰得鸡犬不宁。约旦国王侯赛因为此大伤脑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约旦政府不得不于1970年9月17日出动军队，向巴勒斯坦游击队发难。在与约旦军队的冲突当中，一盘散沙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在战斗中，约旦军队竟然又冲进巴勒斯坦难民营，在难民营大开杀戒，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难民死亡。这就是著名的“黑九月”事件。
几万难民的鲜血和生命擦亮了巴勒斯坦人的眼睛，让他们认识到，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朋友，一切都需要依靠自己，于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成立了一支秘密部队，代号就叫“黑九月”，用来纪念死在约旦难民营的同胞。
当时“黑九月”的行动队长叫阿里·哈桑·萨拉曼。“黑九月”的第一个暗杀目标就是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一年后的1971年11月28日，约旦首相塔勒倒在开罗谢拉墩饭店的台阶上。几天以后，约旦驻英国伦敦大使扎义德·里菲驱车回大使馆，“黑九月”又盯上了他，差一点又要了这位大使的性命。
不过“黑九月”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约旦和所有的阿拉伯人，而是让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的以色列人，他们把仇恨的目光都集中在以色列人身上。“黑九月”公开宣称：任何以色列人都是绝对的仇敌，任何踏上以色列国土的游客都是他们的敌人，任何搭乘以色列和美国飞机的人都是可以打击的对象。从此以后，“黑九月”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暗杀、绑架和爆炸等恐怖事件，血雨腥风，阴云翻滚，一时间让人谈“黑”色变，闻之丧胆。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黑九月”又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正在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
1972年9月5日清晨4时25分，慕尼黑奥运村一片宁静。经过白天紧张的比赛，运动员已经有些疲劳，此时大都在酣睡之中。那些巡逻的保安人员此时也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只有路灯还在不知疲倦地守候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这时，慕尼黑奥运村东面的铁丝网上突然出现了几条黑影，8名全副武装的“黑九月”敢死队员就像蜘蛛人一样向上攀爬。他们一个个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头戴黑色面罩。
翻越了高高的铁丝网后，他们敏捷地跳到地下，然后迅速地向运动员的宿舍摸去。很快，他们就打开了康诺里大街31号的大门，寻找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黑九月”组织事先知道以色列运动员就住在这一排房间里，但是并不知道具体是哪几间房间。第一个被他们的交谈声和脚步声惊醒的是住在1号房间的约瑟夫·古特弗罗英。他是以色列的一名摔跤教练员，块头很大，体重275磅。他听到门外有人在用阿拉伯语交谈，心里一动，敏感地意识到意外即将发生。于是他连忙跳下床，一边用身子去顶住房门，一边用希伯来语大声喊叫。房间里其他5个人都被惊醒了，他们同样都是身材魁梧的举重教练、举重运动员、摔跤教练和裁判员。房门最终被挤破了，8名“黑九月”队员冲了进来。在接下来的残酷的搏斗中，两名以色列运动员跳窗逃走了。“黑九月”开枪打死了摔跤教练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和另一名举重教练摩西·温伯格。秘密行动变成了公开搜捕，“黑九月”又从3号房间找到了5名以色列运动员。5点钟左右，“黑九月”在枪杀了2名以色列教练之后，抓走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才匆匆忙忙地撤离了奥运村。
惨案发生后30分钟，慕尼黑警察局才接到了那两名逃走的以色列人的报警，并且在慕尼黑的大街上发现了温伯格血肉模糊的尸体。这时，慕尼黑警方收到了“黑九月”的一封信，他们提出了交出人质的条件。
收到“黑九月”的信后，联邦德国政府立即行动。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慕尼黑前任市长和慕尼黑警察局局长都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以色列人质。但是“黑九月”却拒绝了德方的这一要求，只是把交换人质的时间从上午9点延长至中午12点。
机场枪战
惨剧发生以后，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立即同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通了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就解救人质一事进行了简短的磋商。头发已经花白了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强硬态度，表示毫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不会让步；她要求立即停止正在举行的奥运会，以纪念两位殉难的以色列教练员，但是德方拒绝了。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正好让那些恐怖分子的阴谋得逞，达到了他们既破坏了奥运会，又宣传了自己的目的。不过德方组委会最后还是决定，奥运村所有代表队都下半旗志哀。但是，组委会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十多个阿拉伯国家代表队的抗议。他们表示如果要让他们也下半旗志哀，他们将集体退出比赛，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对此事负责。组委会最后又只好妥协，将他们的国旗升到旗杆顶端。
和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通话一结束，梅厄夫人立即召来了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往联邦德国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棘手事件。当天上午10点，扎米尔来到了慕尼黑。他一下飞机就来到了慕尼黑警察局，要求了解慕尼黑警方关于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慕尼黑警方马上拿出了他们的行动方案，征求扎米尔的意见。一位负责此次行动的联邦德国军方指挥官对扎米尔说，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除了慕尼黑警方的特种警察外，还调集了德国的边防警察部队。他们的计划是首先佯装答应“黑九月”的要求，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为他们提供飞机。准备等对方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再动用德国边防警察部队发起进攻，达到解救人质的目的。这个方案，可以让“黑九月”把交换人质的时间由当天中午的12点推迟到当天晚上的12点，这就为营救人质又争取了12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此时“黑九月”还提出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安全送到埃及的开罗。如果在当天晚上12点以前以色列仍然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这9名人质。
扎米尔看了警方的这个行动方案后，觉得他们还是准备得不够充分，对于警方发起进攻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作更多的设计，安排的狙击手也太少，配备的武器也不够精良。因此这次行动能否成功，他心中也没有底。
晚上10点钟，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慕尼黑市郊的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登上了机场的控制塔。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天晚上机场所发生的一幕悲剧。
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从慕尼黑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起飞，然后朝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来。机上载着9名以色列人质和8名恐怖分子。在此之前，这些人是同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奥运村附近那块草坪的，然后在那里上了直升机。
10点3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在机场着陆，离那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大约一百米左右。全副武装的德方警察已经埋伏在机场内所有的制高点上，狙击手把子弹顶上了枪膛，一个个严阵以待。这时，有4名“黑九月”的敢死队员从一架直升机上走下来，他们用枪逼着那些直升机驾驶员走在前面，一步一步地朝这架波音727客机走去。他们要去检查一下这架飞机是否加满了油，能不能发动。
就在这时，埋伏在高楼上的那些狙击手向他们开火了，一阵密集的子弹向他们飞去。但是由于机场上的灯光昏暗，让那些狙击手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尽管他们射出了密集的子弹，但是却没击中目标。这时恐怖分子也迅即举枪还击，双方立即展开一场激战。那几个直升机的驾驶员见势不妙，立刻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外两人被交叉的火力击中，负了重伤。
其时9名以色列人质并没有一个人走出机舱，而是分别坐在两架直升机内，只是眼睛被蒙住了，手脚也被紧紧地捆着。双方激战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德国警方一边开枪，一边向他们喊话，规劝那些恐怖分子放下武器，放出人质，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是那些“黑九月”的敢死队员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联邦德国警方的劝降。由于怕误伤人质，德国警方的火力受到了限制，于是他们就临时决定，出动6辆装甲车，掩护突击队员直接冲上前去解救人质。
然而，就在装甲车正要向前冲击的时候，一名丧心病狂的“黑九月”队员竟然向一架直升机中投掷了一枚手雷，那架直升机立即爆炸了，顿时燃起了一团熊熊大火，机上的5名人质无一幸免，全部被烧成了灰烬。就在第一架直升机爆炸的同时，第二架直升机上的恐怖分子也开枪了，把那架直升机上的 4名人质全部杀害了。事后人们才发现，如果那6辆装甲车推迟几分钟进攻，第二架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也许就能够免于一死。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在偷偷地进行自救，捆绑他们的那些绳结上，都留有深深的牙齿痕迹，有的绳子甚至马上就要被咬断了。
枪战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左右，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那名恐怖分子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当年他曾经以建筑师的身份，参加过慕尼黑奥运村的修建工作，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枪战结束了，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遇难，同时还牺牲了两名联邦德国警官。那8名“黑九月”敢死队的队员有5名被当场击毙，3名被逮捕。
由于惨案的发生，第二十届奥运会被迫停办一天，使原定9月10日的闭幕式延期至9月11日举行，这在奥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那一届奥运会上，苏联代表队大获全胜，夺得50块金牌，排名金牌排行榜第一；美国名列第二，获得了33块金牌——而以色列人则运回去11具尸体。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9月7日下午，以色列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梅厄总理因其姐姐刚刚去世，没有参加这次国葬，阿隆副总理代表她在大会上致悼词。阿隆副总理在悼词中悲愤地说：“这是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的残酷行为，我们要战斗到底！”
由于摩萨德对“慕尼黑惨案”的发生事先没有引起警惕，事后又处理不力，威望大降，摩萨德局长扎米尔也遭到了普遍的指责。于是梅厄总理就任命了阿赫莱勒·亚里夫将军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加强了以色列“反恐”的力量，并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对那些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恐怖分子采取必要的报复手段。
“死亡名单”
几天以后，梅厄总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一个化名为“阿夫纳”的摩萨德特工，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摩萨德局长扎米尔、以色列强势人物沙龙将军和亚里夫将军等人。等这些人都到齐了之后，梅厄夫人就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他们说，以色列存在于世，就是要保护犹太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欺凌和虐杀。以色列在过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时，也总是力求要有个限度；即使是在保卫她的孩子们时，她也要尽力克制，从没有逾越一切文明的准则，始终保持自己的清白，不采取不必要的残暴手段。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梅厄夫人平静地对阿夫纳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已经作出了一项决定，那就是复仇。责任由我来承担。”她站起来又补充了两句：“这是我的决定。你们几位可以商量一下。”
梅厄总理说完后，就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阿夫纳当然明白了总理谈话的意图。他知道总理把自己叫到这里来，就是要自己来完成她的那项复仇的决定。这时扎米尔对阿夫纳说：“总理已经命令摩萨德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你任组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对‘黑九月’进行报复。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上帝的复仇’。你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阿夫纳有些犹豫，这个任务太非同寻常了。坐在一边的沙龙将军说：“我们不要你现在就回答，可给你一些时间考虑，等你考虑好了再作出决定。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星期。”
阿夫纳回去之后，认真考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来到扎米尔的办公室对自己的上司说：“我同意接受这项任务。”
扎米尔一听很高兴，但他还是对阿夫纳说：“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阿夫纳坚定地说：“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不反悔。”
扎米尔这才告诉阿夫纳：“总理命令你带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到欧洲去暗杀那些恐怖分子。你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欧洲独立行动的时间也很长，说不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你们不可能随时得到国内的支援，有时你们还要自己寻找武器，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并且尽量少同我们或外界联络。这就像是一个恐怖小组，但能量要比恐怖小组更大。你明白吗？”
阿夫纳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我们是到了以牙还牙的时候了。”
扎米尔又对阿夫纳说：“我这里还有一份条件很苛刻的合同，你和特别行动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必须在这份合同上签字，从法律上与摩萨德脱离关系。摩萨德将不再雇佣你们，不发给你们津贴费或养老金，不给予法律保护，不承认你们是在为它工作。你们也将得不到以色列驻外使领馆的帮助，永远不要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要是出了问题更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对方。你们对外界不能泄露自己与摩萨德有任何关系。既然你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你们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听了扎米尔的话后，阿夫纳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马上就在那份实在是苛刻的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真实的姓名。
特别行动小组人数不多，但都是扎米尔亲自从几百名摩萨德特工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这其中包括爆破专家罗伯特、身材高大魁梧的神枪手史蒂夫、通信专家卡尔和证件伪造专家汉斯等人。
临行前，扎米尔把一份“死亡名单”亲手交给了阿夫纳。这份名单上共有11个人，都是特别行动小组这一次暗杀的对象。这些人都是反对以色列的恐怖组织的得力干将，其中大部分人被视为慕尼黑惨案的主谋或首犯。
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叫阿里·哈桑·萨拉曼，“黑九月”的头头，慕尼黑惨案的主谋者。他是一个年轻的工科大学毕业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忠实追随者。信念坚定，精明强干，深得阿拉法特的器重。
第二个人叫阿布·达乌德，是“黑九月”的爆破专家。此人是头号人物萨拉曼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同谋者。
第三个人叫穆罕默德·哈姆沙里，博士头衔。此人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官，也是“巴解”组织的新闻发言人。
第四个人叫瓦埃勒·兹怀伊特，诗人。他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外交官。
第五个人叫巴西尔·库拜西，法学教授、博士。他是“黑九月”武器的主要提供人。
第六个人叫卡马勒·纳赛尔，是巴勒斯坦“法塔赫”组织的对外联络方面的负责人。1972年以前，他是“巴解”组织的新闻发言人。此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从不隐瞒自己同“黑九月”的关系。
第七个人叫凯马尔·阿德万，是“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进行破坏活动的负责人和主要策划者。
第八个人叫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又名阿布·尤瑟夫，“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负责“法塔赫”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第九个人叫穆罕默德·布迪亚，是一名演员兼戏剧导演，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巴黎的知名人士。他在“黑九月”中负责联络工作。
第十个人叫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最后一个叫瓦迪埃·哈达德博士。此人是“黑九月”的“师爷”—— 一位知识渊博的高级谋士。
阿夫纳把这份“死亡名单”认真看了几遍，很快就记住了他们的姓名、身份和职业，并且要求行动小组的每个人也像自己一样，把这些人熟悉一遍，并且熟悉得就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做到了这一步以后，阿夫纳就把这份“死亡名单”还给了扎米尔，让他锁进了摩萨德的保险柜里。这是他们的高级机密。
这11个暗杀目标是摩萨德根据那些人的地位和主次排序的，并不是行动小组追杀的顺序，特别行动小组在行动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行动是否方便而定先后次序。也就是说特别行动小组可以逮住一个解决一个，不要受这个名单上的顺序限制——既然上了摩萨德的“死亡名单”，就一个都跑不了。
特别行动小组为了行动方便，又把暗杀对象分成两类：他们把带有武器和保镖的、对外公开是“法塔赫”或“黑九月”头头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如萨拉曼、纳塞尔等人；把那些从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所的人称为“软”目标，如哈姆沙里、兹怀伊特等人。
阿夫纳决定先从“软”目标开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有非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间屋里住两夜，对这些人下手的难度相对要大一些；另外，因为“慕尼黑惨案”刚刚发生不久，“硬”目标在短时期内肯定不会抛头露面，会暂时隐匿一段时间，寻找他们的行踪也比较困难一些。还有一个策略上的原因就是，对他们稍迟一点动手，也可免除社会舆论马上将暗杀行动与慕尼黑惨案联系起来，减少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的影响。而那些“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以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作为掩饰，自以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找到。这些人从不乔装打扮，甚至在自己居住的公寓门上挂着名牌。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地自报家门。其中有几个暗杀对象目前的住址，居然还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
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做任何准备，就像蹍死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事实上，不管追杀对象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策划。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杀死人后如何安全脱身。万一被当地警方抓住，那就不仅仅是特工个人的生死，也不只是摩萨德的声誉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形象和威望。
“上帝的复仇”开始行动
第一个进入特别行动小组视野的，是“死亡名单”上位列第四的瓦埃勒·兹怀伊特。此人在意大利罗马长期居住，正式工作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的翻译，而真实身份则是欧洲恐怖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兹怀伊特在1968年一手策划了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班机的行动，从而拉开了近年来恐怖活动的帷幕。在那一次活动中，他最值得炫耀、最超乎想象的行动，就是曾风度翩翩地与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姑娘交上了朋友，主动为她们导游，临别时把一台装有定时炸弹的收录机送给了她们。一无所知的姑娘们把它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后发生了爆炸，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
行动小组通过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得知瓦埃勒·兹怀伊特当时住在罗马阿尼巴利亚诺广场边上一幢7层的公寓里，并且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1972年10月16日22点左右，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友家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杂货袋回公寓。他走进公寓大门时，门厅里的电灯熄灭了，黑洞洞的，不过他一点也不在乎四周的黑暗。
就在他朝电梯走去时，电灯突然亮起来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兹怀伊特丝毫没有感到恐惧，继续向前走。这时，罗伯特用英语问他：“请问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先生吗？”
其实这只是程序而已，他们曾无数次地仔细研究过眼前这个人的照片，熟记了他的个人履历和有关情况。就在刚才电灯一亮的瞬间，他们一眼就认出这个身材瘦长的巴勒斯坦诗人。罗伯特又很随便且有礼貌问了一遍。兹怀伊特对眼前这两个空着手的男子没有马上产生怀疑，正准备点头承认时，心中突然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马上矢口否认，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已经动手了。
他俩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微屈，成半蹲姿态。紧贴于体侧的右手撩开上衣，抓住手枪柄，左手心向下，成半圆形压在贝雷塔手枪上，随着拉动套筒发出的“咔嚓”声，击锤和撞针处于待发位置，第一颗子弹从弹夹跳入弹膛，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但是对于这个不到一秒钟的过程，行动小组的成员们曾经操练了不下一万次。阿夫纳和罗伯特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柔和的“咔嚓”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枪。
据事后马路上的目击者说，事发前，他们看到公寓外面停放着一辆绿色的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面好像坐着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突然间，两个男人从公寓大门内冲出来，跳进这辆汽车的后排座位。几秒钟后，汽车就飞快地消失在浓黑的夜幕之中。不久，罗马警方找到那辆被人抛弃了的小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连个指纹也没留下。
特别行动小组为了刺杀兹怀伊特，共花费了35万美元。但是摩萨德局长扎米尔认为划得来，旗开得胜很值得。
第二个暗杀的目标选择了“死亡名单”上位列第三的穆罕默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地位要比兹怀伊特高。当时他在阿拉伯联盟的办事处主办一份名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哈姆沙里和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过从甚密。那些认识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温文尔雅，颇有教养，衣着打扮和举止行为与任何一位外交官相比都毫不逊色。
当时哈姆沙里同他的法籍妻子和女儿住在巴黎第14区一幢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舒适富足的生活。但是，他却利用外交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正式代表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策划了好几起让世人震惊的恐怖活动。其中最有名的有发生在哥本哈根暗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未遂事件，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空中爆炸的事件，以及这次在慕尼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根据情报，哈姆沙里现在又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策划成立一个新的恐怖组织，名叫“东方巴黎人”，准备网罗那些法国本地和其他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
哈姆沙里虽然是个“软”目标，但他的警惕性很高，身边一直有警卫，公寓临街的大门口以及四周的街道上都布设了便衣暗哨。兹怀伊特死后，他的安全工作又进一步加强了，哈姆沙里和他的上司布迪亚都在小心谨慎地行动。他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警卫人员跟着。特别行动小组经过多次实地“踩点”之后，认为不可能再用对付兹怀伊特的办法，而是根据爆破专家罗伯特的建议，决定将一枚微型遥控炸弹安装在哈姆沙里的电话底座里，在他接电话或者打电话的时候实施暗杀。他们要以这种方式告诉那些恐怖分子，即使是像哈姆沙里这样有身份有警卫的人物，即使是住在戒备森严的公寓里，同样逃不脱被追杀的下场。为了在行动时不伤及无辜，避免伤害哈姆沙里的妻子和他的女儿，特别行动小组对这次暗杀行动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1972年12月的一天，哈姆沙里接到了一个意大利记者打来的电话，说要对他进行一次采访，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最近取得的新成就。作为“巴解”组织的驻外新闻发言人，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使命。双方约定第二天在他家公寓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
第二天见面后，那位意大利记者主动地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通过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哈姆沙里才知道这位记者以前是从事体育新闻报道的，最近才刚刚转行从事时事新闻工作。后来在进行交谈时，尽管哈姆沙里发现这个意大利记者对巴勒斯坦的情况竟然一无所知，但是哈姆沙里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一边在听哈姆沙里的介绍，一边作一些记录，不时停下笔向哈姆沙里提出询问。最后他还面带愧色地向哈姆沙里建议，能否给他弄一些这方面的新闻材料，让自己先熟悉一下，然后再对他进行一次采访。哈姆沙里答应了他的要求。临别时他们约定，在这两三天之内他们再电话联系。
12月8日上午8点左右，哈姆沙里那位时髦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开着自己的那辆小轿车送女儿上学去了。然后她还要到一家超市去逛一下，一般要到10点多钟才回家。这时，楼下传来一阵熟悉的喇叭声，来接哈姆沙里本人上班的车子也来到了楼下。哈姆沙里习惯地在窗前看了一眼，然后就锁上房门走下楼来，在警卫们的簇拥下上了汽车，去了他的办公室。家中已经是空无一人了。这一切都让坐在车内的阿夫纳，还有爆破专家罗伯特和神枪手史蒂夫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坐的是一辆罗马市的市政工程车，车子就停在公寓门前的马路边上。刚才哈姆沙里的车子经过这里的时候，他好像还朝这辆工程车无意识地看了一眼。
等到哈姆沙里坐的车子不见踪影了，阿夫纳朝罗伯特点了点头。罗伯特立即从工程车里走了下来。他身上穿的是罗马市政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头戴一顶安全帽，背着一只工具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慢悠悠地进入了哈姆沙里的公寓。
罗伯特走进公寓后，立即进入电梯，很快就来到了哈姆沙里的门前，然后用他手中的万能钥匙迅速打开了哈姆沙里的房门。他来到哈姆沙里的卧室，找到了那部电话机，老练地把一枚微型炸弹偷偷地装到了电话机的底部，只等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内把它引爆。
第二天上午8点钟左右，哈姆沙里的夫人和女儿又准时出门了，哈姆沙里又听到楼下响起了那熟悉的喇叭声。他拎着那只大公文包正要出门时，家里的电话铃忽然响了。哈姆沙里走到窗子前朝下面喊了一声“稍等一下”，然后就毫不犹豫地转身来到卧室，一只手还拎着那只大公文包，一只手就拿起了话筒。
电话原来是那位“意大利记者”打来的。因为他们前天已经约好了，这两天在电话里联系。只听到那位“意大利记者”在电话里说：“您好！请问您是哈姆沙里博士吗？”
哈姆沙里已经听出了是那位意大利记者的声音，他马上回答：“对，是我，您要的新闻材料我……”
“对，我正是为这事找您。”对方为了进一步确认哈姆沙里的身份，就打断了他的话，又跟他啰唆了一句。
哈姆沙里说：“我知道。您要找的新闻材料我……”
哈姆沙里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里就传来了一阵刺耳的蜂鸣声，紧接着就是一声闷响，哈姆沙里的电话机爆炸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应声倒下了，手里还握着那只大公文包。整座大楼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哈姆沙里公寓的大玻璃窗震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纹。楼下的那些警卫人员立刻下了车，向公寓的大门冲去。这一切让躲在公寓附近一辆小轿车里的阿夫纳和和罗伯特看得一清二楚。一见警卫人员冲进了公寓，他们马上发动车子驶上了对面的大街，立即消失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之中。
可是，令阿夫纳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哈姆沙里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在罗马的一家医院里苟延残喘了整整一个月，直到1973年1月9日才死去。害得阿夫纳他们在罗马整整守候了一个月。如果哈姆沙里没有在医院里死去，他们还要另外采取行动，决不能让他活着走出那家医院。
这时，在那份有11个名字的“死亡名单”上，已经有两个名字被勾去了。扎米尔坐在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的办公室里，在这两个名字上轻轻地画上了一个深红色的大“×”。扎米尔已经接到了阿夫纳的报告，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
又有两个人从“死亡名单”上抹去了
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是个“硬”目标，在“死亡名单”上排在第十位。尽管他是个“硬”目标，但是希尔却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而那个城市是以色列人很难打进去的地方，更是让摩萨德伤心的地方——当年以色列的“间谍王子”伊利·科恩就是在大马士革被叙利亚当局送上绞刑架的。
希尔在大马士革的公开身份是东方语言教师，实际上是“巴解”组织的联络员和恐怖分子的组织者，他当时的任务就是专门负责同苏联派遣在塞浦路斯的克格勃进行联系，所以他也经常去塞浦路斯。希尔总是行踪不定，让阿夫纳的特别行动小组很难捉摸，有几次知道他到了塞浦路斯，结果一赶到那里他又离开了，结果让他们无功而返。
1973年1月22日，阿夫纳的行动小组又一次得到情报，希尔将在明天去塞浦路斯，已经在尼科西亚的奥林匹克饭店预订了房间。至于希尔会在这个地中海上的岛国待多久，还不得而知。
得到情报的当天晚上，阿夫纳就率领他的行动小组的全班人马立即飞抵塞浦路斯首府尼科西亚，决定对希尔采取行动。他们希望这一次能把希尔的名字，也从他们的“死亡名单”上划去。
阿夫纳带着行动小组来到尼科西亚后，立刻租下了两辆小轿车，然后分散居住。阿夫纳带着罗伯特住到一位朋友家去了。这个朋友是海滨浴场的一位救生员，他的家成了阿夫纳他们在这里的一个很安全的落脚点。卡尔、汉斯和史蒂夫则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有助于识别目标，二是有利于研究饭店的布局，三是可以同饭店的服务员和保安人员进行接触，有利于他们的行动。
第二天晚上，希尔果然来到了塞浦路斯，化名侯赛因·巴沙里，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不巧的是，他的隔壁房间住着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那对新婚夫妇虽然是以色列人，但并不是摩萨德的特工，他们是到塞浦路斯这个美丽的岛国度蜜月来的。这一次，阿夫纳他们同样是准备采用对付哈姆沙里的办法，用遥控炸弹对付希尔。而这对以色列新婚夫妇给他们后来的行动制造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为了防止像上一次炸哈姆沙里那样把对方炸个半死不活的，他们决定增加火药的用量，但是，他们的炸弹又不能把住在隔壁的那两个无辜的同胞也一同炸死，他们的幸福生活还刚刚开始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爆炸专家罗伯特考虑了好久，最后他们决定给希尔准备一种压力炸弹。
这种压力炸弹内有6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4个力量很强的弹簧隔开，每个弹簧中间均有一颗螺丝。当炸弹放置在汽车坐垫或床垫下时，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4颗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4个接触点。只有当人体的重量压在上面，才能使上面的弹簧中间的螺丝碰到下面的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遥控引爆炸弹。如果没有信号，炸弹不会爆炸；同样，没有人体那样的重物压到炸弹上，什么信号也不会使炸弹爆炸。因此这种炸弹非常可靠。只有当暗杀小组确定炸弹上面躺着的就是希尔本人，启动遥控装置才会爆炸。
希尔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在行动小组的监视之中度过了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第二天一大早，希尔就被人用车子接走了。阿夫纳立即派卡尔和史蒂夫乘坐租用的小轿车尾随而去。一旦希尔要回饭店，就立即通知留在饭店里的罗伯特和汉斯安放炸弹。
中午过后，饭店的服务员和清洁工已经把希尔住的房间整理好了，卫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阿夫纳知道，下午应该不会有人进那间房间，于是就叫罗伯特和汉斯偷偷地打开了房门，溜进了希尔的房间，把已经准备好了的压力炸弹固定在床垫下面，并且吩咐他们把房间里其他的电灯开关全部破坏掉，只剩下床头灯的开关还可使用。这样，他们在楼下只要发现房间里的床头灯一关掉，就表明希尔已经上了床，并且已经睡在他们的炸弹上了。这时他们就可以立即启动手里的遥控器，引爆希尔身子下面的炸弹。
晚上10点钟左右，早晨来接他的那辆车子把希尔送到了饭店的大门外，然后就掉头回去了。希尔下了车慢腾腾地向饭店走去，阿夫纳装成一名旅客，跟着希尔一起上了电梯，然后走进了汉斯他们住的房间。这时他看到的确只有希尔一个人进了自己的房间。路过那对新婚夫妇的房间时，阿夫纳还注意听了一下，发现那对新婚夫妇还没有回来，他就完全放心了。
20分钟过去了，希尔一直没有走出自己的房间，他房间的床头灯也一直在亮着。阿夫纳猜测他在房间准备睡觉，就跟汉斯他们下楼去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命令神枪手史蒂夫带着卡尔守候在电梯间。他担心希尔会突然离开他的房间，那样就只有由他们在电梯间用手枪解决了。总之，他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让希尔活到明天。
阿夫纳和汉斯他们下楼后，就守在饭店前面的树荫下，一直盯着希尔的窗口，看着那点微弱的灯光。他们可真是心急如焚，担心希尔会突然心血来潮，还要从房间里出来，到附近的娱乐场所或海滩上去找女人玩玩。大约又过了5分钟的样子，希尔房间的灯光终于熄灭了，希尔上床了。手持遥控器的罗伯特一见，马上就要启动引爆装置。阿夫纳还是向他摇了摇头，他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没有上床躺下。大约又等了两分钟，阿夫纳才轻轻地对着罗伯特的耳朵狠狠地说了两个字——“动手！”
罗伯特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可是周围却一片寂静，什么也没发生。阿夫纳有点失望，他担心那些弹簧片是不是太硬了，希尔虽然睡在上面却压力不够，没有接触到下面的爆炸点。他正要采取新的措施时，却发现希尔的窗口亮起了一点小小的红光——原来希尔在临睡前还有个吸烟的习惯，这时他正站在窗口一边吸着烟，一边在欣赏着尼科西亚美丽的夜景。又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希尔终于把手上的烟蒂抛到了楼下，一道美丽的弧线从天而降，他的身影也从窗前消失了。阿夫纳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知道希尔这时正在走向那张死亡之床。
罗伯特又在心里默默地数了20下，终于咬着牙再次揿动了按钮，差点把手里的遥控器给弄碎。这时终于响起了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一道火舌卷着玻璃碎片和破砖乱石迎面袭来。在霓虹灯的照耀下，那些碎片乱石就像一阵流星雨一样落在饭店前的绿树丛中，样子还是十分动人的。
爆炸刚过，卡尔和史蒂夫几乎是第一时间冲出电梯，进入了希尔的房间。希尔的房间已经是一片狼藉，面目全非，希尔和他的床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在那里默默地燃烧。而周围的房间却安然无恙。等到饭店的保安来到楼上时，他们已经在一阵警报声中及时地逃离了。直到这时，住在希尔隔壁的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还没有回到饭店。
“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人就这样被轻轻抹去了。
第四个暗杀的目标也定了下来，他就是巴西尔·库拜西博士——他在那份“死亡名单”位列第五。阿夫纳得到的一份情报说，巴西尔·库拜西将于3月底去巴黎度假。库拜西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法律教授，但是他经常会去欧洲同西方的一些军火商联系，负责为“黑九月”在欧洲购买武器炸药。
1973年4月的一天，阿夫纳的特别行动小组在巴黎找到了库拜西住的旅馆。
这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在这个有“花都”之称的浪漫之都，巴黎的春天总会散发着阵阵鸢尾花和丁香花的芬芳，是那样的沁人心脾。
3月29日库拜西抵达巴黎，在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的介绍下，住进了一家廉价旅馆。这家旅馆位于巴黎第八区的阿卡得大街上。这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位置又有些偏僻，但是阿夫纳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里。原因是机场那位漂亮的女服务员其实就是他们在巴黎的一个“线人”。
库拜西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这就使得监视他的任务非常轻松。库拜西将他的时间一分为二：白天，他常常在圣日耳曼林荫大道附近的酒吧与人接头；晚上，他喜欢在所住的旅馆附近散步。他散步的路线也是有规律的。从旅馆走出来后，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沿着加布里埃尔大街，经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和豪华的克里荣饭店，再到协和广场，最后总是走到皇家大街离世界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不远的地方，尔后再走5分钟，经过马德莱娜教堂，回到住处。几乎天天如此，这让监视他的人都感到有些腻了。
4月6日的夜晚，库拜西又像平日一样出门散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似乎要看看是否有人盯梢。不过他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其实，在他一出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慢慢行走的时候，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就有两辆型号不同的轿车来来回回地从他身旁驶过。
库拜西走到冷清的加布里埃尔大街，整条街上静悄悄的，也许除了守卫美国大使馆的法国警察外，再也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库拜西之所以选择这条没有人迹的街道散步，可能是觉得在武装警察高度警惕的注视之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袭击他。这条街道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也使他颇有安全感。只是在从皇家大街路口到他的住处这段短短的路上，他才会孤身一人，步行回去。
库拜西刚走近皇家大街，阿夫纳和汉斯就闪了出来，紧紧尾随其后。罗伯特则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处跟着，保障他们的安全。突然，库拜西在路边停下了，在一家名叫马德莱娜的大药店前踌躇不前。阿夫纳和汉斯趁机从库拜西的两旁穿过，然后猛然转过身来对着库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从正面看看库拜西，以免弄错人。
“喂，库拜西！”汉斯喊了一声，话音未落，他和阿夫纳同时转身，右手将上衣往后一甩，握住枪柄，左手往后拉开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的枪管套。库拜西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他们，嘴里重复地喊着“不！不！”并往后退去，可他的脚后跟碰到了人行道的边缘，绊了一下，他的身体马上要向后倾倒，两条手臂在空中胡乱地划着。阿夫纳立刻略微调整了一下枪的角度，在库拜西的身体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向他射出了子弹。汉斯的手枪也以同样的节奏将子弹击中了库拜西。他身上至少中了20发子弹。罗伯特驾驶的那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就停在马路旁边。这时阿夫纳和汉斯立即跑了过去，钻进了车子，直奔机场而去。
库拜西就这样倒在人行道上，抽搐了几下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只有他的血在静静地流淌着，一点一点地渗进那些铺地的砖缝里。第二天，巴黎的多家报纸上都有这样一条新闻：“巡回大使乔治·哈巴什博士昨晚中弹身亡了……”——“乔治·哈巴什”是他这次来巴黎时护照上的名字。
就这样，“死亡名单”又多了一个深红色的大“×”，已经有4个人的名字被扎米尔亲手勾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