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我刚吃完早饭，走出独单，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社长，还有一位女编辑，抱着一个纸盒子，从楼下走上来，他们把《孙犁文集》这一部书，放在我的书桌上，神情非常严肃，连那位平日好说好笑的女编辑，也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
这是一部印刷精美绝伦的书，装饰富丽堂皇的书。我非常兴奋，称赞出版社为我办了一件大事，一件实事。女编辑郑重地说：“你今天用了‘很好’、‘太满意了’这些你从来很少用的词儿。”
我告诉她：我走上战场，腰带上系着一个墨水瓶。我的作品，曾用白灰写在岩石上，用土纸抄写，贴在墙壁上，油印、石印和土法铅印，已经感到光荣和不易。我第一次见到印得这样华贵的书。
有好几天，我站在书柜前，观看这一部书。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
这是一部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
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并不奇怪，使人难过的是：后半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经听不见呼唤。
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我甚至想到，那位女编辑抱书上楼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
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