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的理论阐述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于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解释，即旨在从理论角度进行说明：什么因素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战争与暴力冲突？什么因素或者什么途径可能促进国家间的和平？
传统上，国际安全就被看做是国际关系中的“高级政治”，从而成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但是，限于篇幅和作者对有关理论的了解程度，本章不可能涉及每一个相关的理论观点（比如文化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鉴于现实主义范式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本书也不打算涉及建构主义的理论。另外，本书也不涉及关于如何利用军事力量以实现政治目标的理论，比如威慑理论和核战略理论。另一方面，这里的理论阐述也不会穷尽所有可能影响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因素，比如说历史遗留下来的国家间领土争端，或者可能诱导外来干涉的一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动荡，甚至一国政治或军事领导人的惊人的军事天才。这样的因素和国际冲突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总之，本章所希望的就是对于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作一个简明扼要的理论阐述，从而能够使人了解，在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可以有哪些基本的理论思考。
对国际战争的原因和国际和平途径的分别阐述构成了本书第一章的主要部分。其实，这种划分只是出于对本章体例的考虑。显然，如文中所表明的，对国际战争原因的分析包含着对通往国际和平之路的揭示，而对促进国际和平的某种方式的评判则常常意味着探讨什么可能是滋生冲突的土壤。以此为基础，本章的最后将试图论述理论认识和当前的亚太安全实践的关系。
冲突或战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延续至今。也许，人性之“恶”或群体的贪欲可以被简单地认定是战争的根源。可是，在这些根源一直存在的情形下，战争并未构成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和平时期依然存在。相应地，必然有更多的因素促进或抑制着战争的发生。
本节的目的就是从理论角度来论述一些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暴力冲突的因素。如果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而要给这些因素进行大致的分类，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流派（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而加以区分不是合适的方法。就本节所探讨的因素而言，很难圆满地将它们分别归纳于这些范畴之内。比如，如何将“民族主义”归类？“进攻与防御之间的效用关系”又应放在怎样的理论名目下？实际上，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涵盖的基本上都是体系意义上的或宏观的“大理论”，它们并不能够统领关于国际关系的所有理论认识。
另外，对若干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的论述可能要涉及非国际关系学科的有关观点。比如，在论及人性时，除了言及政治哲学家们的看法，本书也提及了弗洛伊德和洛伦兹的结论，而这些并不从属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理论的范畴。
不过，下文中的各个因素可以被归纳为不同的层次。层次分析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常见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肯尼思。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认为国际战争的动因分布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这三个垂直的层次之中，分析了人性、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的作用。布鲁斯。拉塞特所著的出色的教科书《世界政治》也运用了层次分析。他列出了从个人延伸至国际体系的更多的层次，解释了不同层次的因素如何决定着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基本面貌。同样，这里所要论述的影响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诸多因素也可被认为属于几个不同的简明的层次：“人性”是个人层次上的，关于决策过程的因素是政府层次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两极和多极”是国际体系层次上的，而其他的则是国家层次上的。
一、“人性恶”之说
一种传统而普遍的观点认为，战争的存在是和人的本性分不开的。如汉斯。摩根索写道：“生存繁殖和主宰的动机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历史上的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就认为，人类就本质而言是肮脏和堕落的。中国古代的不少思想家就持”人性恶“的观点，如荀子和韩非子。在西方也是如此，基督教就建立于人的”原罪“说之上。诸如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和20世纪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这样的宗教哲学家都将人视为万恶的根源。约翰。加尔文就言道：甚至婴儿自己……也要遭到他们自身的罪孽的惩罚……因为尽管他们尚未产出他们的邪恶的果实，但他们身上已经具有了邪恶的种子。他们的整个本性，……就是一颗罪恶的种子，因而只能是为上帝所厌恶的。在宗教领域之外，像马基雅维里、斯宾诺莎和霍布斯这样的许多哲学家也将人世间的苦难和痛苦归结为人性。在现代，战争基于人性的观点在道德哲学之外的空间得到了新的阐发。在这方面，最具影响的人物是奥地利的生态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伦兹。他认为，人类之外的许多其他物种具有一种本能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攻击“本性。即便没有外界的刺激，有时它也会显现出来。而这也会表现在人类身上。要想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只能尽可能地通过积极的社会竞争来化解人类身上的攻击性能量。后起的”社会生理学的学者们也支持战争本性论。不过，和洛伦兹不同，他们不认为这种本性仅仅是生物学或基因意义上的。他们的观点是，人类的任何本性或行为习惯都和进化的过程密不可分，都是先天和后天的结合。今天之所以存在着对武力或战争的倾向，是因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暴力竞争促进了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的生存和繁衍，从而使其借助人类本有的学习能力而得以强化并成为某种特征。弗洛伊德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认为，暴力和战争源于人类的精神本质。
将战争和人性相联系的观点也遭到了不少质疑。比如说，它如何解释为什么在若干文化或种族中几乎不存在战争现象？它如何解释和平时期在人类历史上远远不是昙花一现？它如何解释人类90%以上的死亡并非由个人之间的暴力行为所导致？因此，仅仅从人的本性来解释暴力，尤其是解释有组织的暴力现象——战争，是不够的，还需要去寻找普遍人性之外的其他原因。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对战争的人性论作了细致的评价。他指出：“毫无疑问，人性在导致战争方面是起作用的，但除了仅仅说明人性使人类有时打仗有时不打仗之外，人性本身是无法解释战争与和平的。”需要到人性之外去寻找其他原因，也有这样的原因。“如果人性是战争唯一的根源，……人性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和平就永远无望。如果人性只是战争根源中的一个，即便假设人性不变，我们依然能在一定范围内寻求和平的条件。”沃尔兹还批评了主张通过改变人性来促进和平的设想。他认为，这种念头忽视了个人行为和社会及政治体制的关系，而且，改变人性极其困难，不知要费多长时间，还有着各国能否一致行动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让人们挑选出心智健全的领导人。实际上，众多的将战争和人性联系起来的人士也并不认为人性是战争的唯一原因。他们的看法是，人性造就了暴力趋向，而在一定的环境下，这种趋向就化为了现实。
二、经济帝国主义论
自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或理论家将资本帝国主义列为国际战争的一个重要或主要原因。卡尔·马克思的学说认为，资本家通过剥削无产者而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政治现象（包括战争）的根源。不过，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理论的完整出现还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事情。首先做出系统论述的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霍布森认为，由于贫富分化，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不足之间的严重矛盾。于是，资本家尤其是金融资本家寻求将剩余产品或资本投向海外，以赚取利润，而这将导致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那些渴望从海外攫取利润的一部分人将操纵国家去进行使他们有利可图的战争。霍布森的理论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相当的影响，包括对提出了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的列宁。列宁认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进行统治的阶段时，也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投资机会减少和平均利润率下降，产生了向海外输出资本，以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另外，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越高，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就越大。这样，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就具有强烈的殖民扩张的动机；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将导致后起的国家向已攫取众多既得利益的老牌国家发出挑战。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国际现实。
不过，上述理论也遭到了诸多的批评，当然它们主要是来自西方学者。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将这些批评总结为：①霍布森和列宁将帝国主义的某种特定表现和它所表现的多方面的政治一社会学现象混淆了起来。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把国际政治僵硬地从属于国际经济，而与经济冲动相比较，政治冲动也许是更根本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是政府推着哄着资本家参加帝国主义事业。②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不能将帝国主义简化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历史上，为扩张而扩张，为打仗而打仗的例子屡见不鲜。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样，是非理性和无意识的，是社会文化的返祖现象，其经济根源是过去而非现在的生产关系。在现代世界，对外决策者并非总是代表着工商业资产阶级，而常常是前政权时期的贵族阶级。③尽管有人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军火制造商和其他可从战争中获取利润的人头上，但是资产者并非穷兵黩武之辈。只有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才能在有合理的预测和规划的情况下兴旺发达。因此，资产者不是战争的后台，而是和平的拥护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运动更加具有活力。④帝国主义理论认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具有扩张性和殖民意图的。可是，欧洲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殖民扩张并不如16至18世纪时广泛。按照霍布森和列宁的理论，较不发达如资本主义国家理应具有较少的殖民倾向，可是较落后的葡萄牙却是一个主要的殖民国家，而发达的瑞典和瑞士却未表现出丝毫的对海外冒险事业的兴趣。⑤实际上，资产者并未按照马克思的“铁的工资规律”行事，而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处于逐渐提高之中，国内购买力也有实际的增加。发达国家输出的资本也并非主要来自于垄断公司。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结构中，殖民地的重要性也并非那么巨大。在20世纪之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多数是流入了其他的工业发达国家，或是新兴的工业国家。征服了最多新领地的英国和法国正是经济上最不需要这些土地的国家。⑥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许多战争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打的。因此，虽然霍布森和列宁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它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将决定人类活动的政治、心理和文化因素排斥在外。
尽管存在着上述批评，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今世界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众多的现代马克思和列宁主义者（包括很多西方世界中的学者）认为，虽然殖民地地区在二战以后基本上获得了独立，但是，西方国家还是千方百计地谋求以间接手段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政治控制，以使后者在经济上处于对它们的从属地位，继续作为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因此，不发达地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还是基本上依附于西方，或者说和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是“外围”和“中心”的关系。西方世界中的约翰。加同、托马斯。魏斯科普夫、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等和第三世界中的萨米尔·阿明、劳尔。普雷维什等学者都对这些方面作过系统的理论论述。与此不同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毕竟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原料出口型经济和贫穷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第三世界的贫困和动荡的主要原因存在于这些国家的内部。
三、军国主义论
另一种将国内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某一阶层的经济需要和国际冲突联系起来的传统观点是，从事军火生产的资本家或军事工业部门会蓄意制造战争或国家间的紧张，以便通过扩大对军火的需求来获取利润。马克思主义者或左派人士常常将军火业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认定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资本主义国家，谴责和军事工业相联系的战争贩子或是向人们警告其存在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在一战结束之后，西方世界不少反思大战起因的人士都将军火商谴责为“死亡商人”，包括战争爆发之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而且，如许多人所认为的，军事工业部门和与其有着很多共同利益的军方以及若干科研和劳工组织等会形成“军事一工业综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国家政策发挥强大的影响。“军事一工业综合体”这一概念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的卸任演说中首先提出的。他当时说道：“我们被迫创办长期性的大规模军备工业……在美国历史中，这种一个庞大的军事部门和一个庞大的军备工业的联合是前所未有的。其总体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可在每个城市每个州议会大厦每个联邦政府的办公室被感觉到……在政府部门中，我们必须防范军事一工业综合体获得不恰当的影响——不管它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种错误的权力得到灾难性上升的可能存在着并会持续下去。”“军事一工业综合体”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前苏联，军事工业部门和军方的联盟也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不过，关于“军事一工业综合体”和国际战争之间的关系，当今的主要观点是，通过支持军备竞赛和渲染国际紧张气氛，“军事一工业综合体”妨碍了裁军和国家间关系的稳定，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战争的可能，但它并不直接引发战争。为战争而作准备就能使它获得好处，而并不非要进行战争。
军事部门是“军事一工业综合体”的基本组成。军方和军事工业部门的这种联合正反映了军方的“组织利益”（organiza-tionalinterest）。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一个官僚制的国家中，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有着自己“组织利益”，即每一个组织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财富、权力和威望。一种由来已久的看法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军方可能鼓吹甚至进行对外战争。史蒂芬。范。埃维拉指出，出于自己的组织利益，军方会有意无意地向社会宣扬一些“神话”，以求令他人相信，军方有理由得到更多的资源。以欧洲的历史为根据，他列出了五个曾由军事部门制造的主要“神话”。一是，军方夸大进攻相对于防御而言的威力和征服他国的轻易程度。二是，军方夸大他国的敌意，将邻国描绘为恶毒的和侵略性的。三是，军方夸大其他国家向威胁做出屈服的趋向，即它们面对武力威胁更可能退让而非以针尖对麦芒。四是，军方普遍地过分强调一个广阔的帝国所带来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五是，军方经常低估战争的成本，有时甚至将战争说成是健康的或有益的。不过，和很多学者的观点一样，埃维拉认为，与文官们相比，军官们并不会更轻易地做出进行战争的决定。在这方面，迄今最重要的经验性研究成果是理查德·贝茨的《军人、政治家和冷战危机》。贝茨的结论是，在冷战期间，在是否发动战争的问题上，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和文官们一样谨慎，尽管前者在将战争升级的问题上更加强硬不过，并未得到否认的是，出于组织利益，军方也可能通过选择战争来凸显出自己的地位。在这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会促使军方这么做。
另外，在上述种种被制造出来的“神话”的笼罩下，一个社会可能更多地具有战争倾向，甚至弥漫着军国主义情绪，而军国主义正是一种促动国际战争的精神力量。谈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不能不论及德国和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情绪。通常，军国主义者习惯于宣扬国家的“生存危机”或者是国际环境的严酷，强调军队对于国家的生存与稳定的重要和军人的崇高社会地位，推崇用武力手段实现本国的政策目标，并主张全体国民对军事生活和对外战争予以积极的关注、参与和支持。军国主义可能和军方对组织利益的追求有关，但又不限于此。一个民族好勇斗狠的风气也可能源于其历史传统（比如哥萨克人和历史上的德意志民族）。
四、地缘政治论
地理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相应地，地缘政治思想总是存在于对国际关系的思考中。不过，如果说存在着地缘政治学的话，这一名词的内涵并非那么单一。历史上知名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派克曼指出，地缘政治学有三种不同的含义：有人将其作为一种关于国家的侵略和扩张本性的学说；有人将其和政治地理学或行政地理学等同起来；还有人将其理解为根据地理因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
第一种与第三种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关于前者，最重要的是欧洲近现代史上以弗里德里希·拉采尔、鲁道夫。契伦和卡尔。豪斯浩佛为代表的思想。其基本观点是，生存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之中的国家是一个类似于人那样的有机体，有机体的生存本性会激发各国进行扩张以扩大自己的领土疆界的欲望，强国的这种欲望最为强烈。豪斯浩佛的“生存空间”学说是这种认识的集大成者。这种地缘政治学说为国家间的战争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不过，将国家看做是争夺“生存空间”的扩张性有机体的这种理论显得十分粗率。与其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来评价它，不如仅仅将其视为有关国家的一种哲学理念。而且，在历史上，这种认识的最大影响倒不是令人们更好地去理解国际冲突，而是为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工具，这典型地体现在了昔日德国的扩张思想上。实际上，豪斯浩佛的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德国的扩张拓展“生存空间”服务。
第三种意义上的地缘政治认识是今天的地缘政治学的主体。在这方面，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20世纪初提出的观点至今依然最为人熟知。他认为，亚欧大陆上从东欧到蒙古的草原地带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区。历史上，控制这一地带的游牧民族利用可以在东西之间纵横驰骋的地理便利，给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今天控制着这一地区的俄国凭借其中所蕴藏的丰富资源和铁路带来的巨大机动性，拥有向大陆边缘地区扩张进而向海洋进军的潜力。因此，海上强国应该控制大陆边缘地区的桥头堡，以牵制陆上强国。在一战结束后不久，麦金德又进而指出，欧亚非大陆是一个世界岛，欧亚大陆的北部和内地则是心脏地区，而东欧是通向这一地带的唯一枢纽。因此，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区；谁统治了心脏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后来的斯派克曼则认为，对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的控制更加重要，因为它是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缓冲地带，尤其是如果这些地区具有充分的工业力量和便利交通的话。
麦金德和斯派克曼的观点的差异可以表明，某种地理因素和一国的安全态势或战略选择并无一成不变的联系。更多的情形可以说明这点。如果一国是易守难攻的山地国家，那么，它究竟是因此而有恃无恐地进行扩张，还是心安理得地满意于自保？如果一国国土狭小而又无险可守，那么，它究竟是选择扩大防御空间或先发制人的进攻性安全政策，还是委曲求全，苟且偷安？如果一国是像美国那样独居海外的国家，那么，它究竟是奉行孤立主义，还是积极地进行海外干预？可以理解，地理因素并非一国的安全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它们总是和个人、经济、社会和国际结构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于国家间行为。与此相虽然人们习惯于联系地理状况来认识一国的安全政策，但是，关于地理状况和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迄今并不存在一种全面的理论。
五、民族与文明冲突论
战争现象不仅和个体意义上的人性有关，也和群体意义上的精神价值相联。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简而言之，民族就是一个有着共同的语言、血缘、历史和文化，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其成员有着一致的相互认同感的人类群体，而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对于增进本民族的自主、财富、尊严、威望和文化生命力的希望，以及对这些方面的进步的骄傲。许多国家的国民完全或者主要属于一个民族。在这样的国家中，对民族的忠诚和对作为一个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国家的忠诚基本上是同一的，而某种民族主义也就成为了弥漫于一国疆界之内的现象。
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对于本民族的热爱。但是，在现实中，通常与此相辅相成的是针对其他民族的对立情绪乃至敌意。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尼尔写道：“关于民族主义，我首先指的是这种习惯，即设想人类能够像昆虫那样被分为五色九等，而且各个有几百万或几千万人的集团能够确切无疑地被贴上‘好’或的标签。而其次，这点要重要得多——我指的是这种习惯，即使自己认同于某个民族或其他单位，以善恶之分来判断它，并认定除了促进其自身的利益，再无其他职责。”
相应地，通过造就各不相属的认同感，从而造就将人类分割开来的利益和精神鸿沟，分属各个民族群体的民族主义造就了世界舞台上的众多冲突。民族主义不仅仅表现为持续而又可在瞬间迸发而出的情感，它也可以以系统化的学说的面目出现，比如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论调。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使各个国家更投入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立、财富和威望。在极端的民族主义、超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的引诱下，某些国家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对于那些并非扩张性的国家而言，民族主义也可能促使它们更易于诉诸武力，以解决与他国的纠纷。几乎任何一场战争的背后都可找到民族主义的动因。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也会引发一国疆界之内的分离主义情绪和种族对抗，从而导致许多国内甚至国际意义上的暴力冲突。
不过，不是任何国际争端中的民族主义都是自发而成的。正是由于民族主义具有强大感染力，统治阶层或某种势力可能会通过利用和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或者是煽动起民族主义为对外扩张服务，或者是将矛盾的焦点引向外部世界以求使自己从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或者是通过将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来加强自已的国内地位。这些行为常常使民族主义“被动地”成为了国际冲突的中介。
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面对外来侵略，一国的人民和军队会显示出高昂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也能起到抑制国家间战争的作用。即便如此，民族主义的首要意义还是在于，它造就或加强了国家间或民族间的分歧、隔阂、猜忌和排斥，从而也埋下了侵略和扩张的种子。
不言自明，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对抗常常不可避免地和文化上的分立或差异相关。文化分歧可能导致不同的认同感和精神归属，也可能造成相抵触的行为方式和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误解。不过，萨缪尔·亨廷顿却将全球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分歧置于了极高地位。亨廷顿的“文化”即“文明”，它是“最高级的人类文化群体和人们所具有的最宽广的文化认同的层次”。在他看来，世界上存在着八大文明，而在冷战后的时代，世界政治中的最具根本性的冲突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文化上的对立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根源。亨廷顿的这种论点为观察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与主流认识不同的视角，当然其中的可争议之处也有很多。例如，英国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巴·巴赞指出，亨廷顿将不少不是文明冲突意义上的国际争端都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而且将很多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搁置到了一边。另外，如果以文明为国际关系的根本行为体，那如何看待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六、国内矛盾的“转嫁”论
有时，一国对外进行战争或进行扩张并非出于或完全出于捍卫或夺取某种经济利益，而是因为该国的统治阶层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通过将国内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与他国的冲突上，或通过寻求对外战争的胜利，来实现淡化国内的政治矛盾、加强自己的国内地位、谋求国内的政治团结等国内政治目标。在这种情形下，对外矛盾只是国内矛盾的“替罪羊”。马基雅维里就曾对这种策略甚为推崇。在历史上，许多战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这样的原因，而1982年的阿根廷夺取英国控制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行动可以说几乎完全出于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面对着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众对执政的加尔铁里军政权的专制的不满，阿根廷当局试图通过占领阿根廷人一直视为自己领土的马岛，来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显然，不是任何国内危机都会导致对外战争。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国内冲突更可能引发“转嫁”式的对外侵略？不少研究正针对于此。比如，列奥·黑兹尔伍德分析了国内斗争的强度和对外冲突之间的关系，他假设，低烈度的国内冲突不会诱发对外战争，因为尚不值得为它而冒战争风险；高烈度的国内冲突的存在则使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十分困难，因此也不会增加对外转移矛盾的可能。所以，中等烈度的国内冲突最有可能促成对外挑衅。不过，量化研究并未证实这点。阿尔诺。迈尔指出，同属“精英”层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19世纪欧洲很多国家间战争的一个缘由。贵族阶级在经济上需要资产阶级，因此它难以对其采取镇压手段，也就只好利用对外战争来加强自己的国内地位。另一方面，在面临和国内一般大众的对抗时，贵族则更多地进行镇压。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若借此来考察今天的远为多元化的社会时，它却显得无能为力。库特。达塞尔将关于对外战争的“转嫁”理论和军方组织利益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的结论是，在政治体制受到挑战时，军方愿意动用武力来保护和推进其利益；而当国内的政治分裂使对内使用武力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崩溃时，军方有强烈的对外动武的倾向。总而言之，要回答国内冲突如何被转嫁到国际冲突身上，更为细致的研究依然是需要的。杰克·勒维对“替罪羊”或“转嫁型”战争理论（scapegoat or diversionary the oryofwar）进行了一个：较全面的评述。
七、力量对比论
战争是力量的直接对垒，进行战争的决定的作出和冲突各方之间的实力对比紧密相联。以甲方有意对乙方发动战争为前提，那么，在甲方的力量强于乙方的情形下，甲方自然更有可能首先开启战端。如果双方在实力上旗鼓相当，一般而言，甲方发动战争的动机会受到更多抑制，但它迈向战争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如伊尼斯·克劳德所说，“如果均衡意味着任何一方都可能输，则它也意味着任何一方都可能赢”。兰道夫。西维森和迈克尔。沙利文还认为，力量大致相等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为普遍。甚至，即使甲方的力量弱于乙方，前者主动发起进攻也绝非不可想象的。
比如说，如果甲方认为，倘若自己先下手，很可能在乙方充分地动员起自己的资源之前，就会取得实质性胜利的话。当年日本之所以敢于冒险对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远胜于己的美国不宣而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军事当局估计，通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扫荡殆尽，并夺取太平洋上的所有重要岛屿，日本可以有时间构筑起一个稳固的防御态势，以有效抵御美国在喘息之后的反扑。
如果甲方预计，随着时间的延续，乙方将消除或拉大与己方的力量差距，从而令自己的地位日益被动，它也可能在即便实力弱于对方，但还是可以一决高低的情况下，首先发起攻击。因此，力量对比的变动状况也是影响战争决定的一个因素，甚至有时比现存的力量强弱关系更为重要。A。F。K。奥根斯基是最早强调这一点的学者之一。根据他的“力量转移”（Power transition）理论，如果一种挑战者的力量以一种较快的速度接近某个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它们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也就比较大。原因是，力量对比的变化速度之快令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难以准确判断双方力量上的均衡状况以及可能的战争结局。挑战的一方有可能认为，现在是自己最有可能获胜的时机；而处于对立面的传统强国则可能估计，在己方尚有一些优势之时早点动手比等到对方羽翼丰满时要好。戴维·辛格在198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自1816年以来，大国之间的军事纠纷只有13%升级为战争，而在冲突双方力量大体均衡且在冲突发生前三年间有着迅速的军事增长的局面中，这一数字达到了75%。一战的爆发与德国和英国各自对对方力量增长的预期就不无关系。在1914年，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如果和协约国的和平的僵持局面持续下去，同盟国将愈发难以击败日益做好准备的对手；而英国方面则有人认为，德国海军的力量将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愈发可怕地强大。
几乎任何一场战争的酝酿都离不开当事者对冲突各方之间力量对比的判断，包括在较快的力量变动情形下的判断。当然，力量对比和战争之间关系的具体化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说，如果甲方本来就缺乏对乙方作战的意愿，那么，它在力量上的强大或许只会加强它的防御而非进攻心理。“不能把进行战争的决策过程简单地说成是根据对立双方力量的纯数量比较而考虑的一种可能性。问题主要取决于两国的立场和观点，它们各自政治制度的性质，它们之间关系的特征是敌对还是友好，它们的民族利益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冲突，优势国一方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挑战者不断扩张的权力，并使自己的政策迁就它，等等。”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配会发生变革，而国力的此消彼长可能导致冲突。国力的上升可能：促使有关国家萌生更多的变革外部世界的要求，进而引发战争。以经验性研究为基础，纳兹利。丘克里和罗伯特。诺斯指出，国力的增长可能导致扩张。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使社会需要更多的资源。如果一国术能在本国之内得到充分的资源，它就可能到疆界之外去寻找，既可能通过商业活动，也可能通过武力扩张，从而会导致国际冲突。
关于“霸权的更迭”的理论典型地说明了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国力的消长将如何改变世界政治。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也可能表现为，一国拥有相对于他国的力量优势，从而居于霸主地位。在很多西方学者着来，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周期相似，在国际政治中，也存在着桥谓“霸权周期”，即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某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或者说霸权地位，与一个霸权国家的衰落相呼应的是新的霸权国家的兴起。国际政治的历史就是霸权更迭的历史。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中的长周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莫氏认为，1494年以来的世界政治进程可分为5个分别约为100年的“长周期”，在每个周期中都有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世界大国，即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
莫德尔斯基认为，历史上的世界大国的领导地位基于它们各自拥有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强大的全球性军事力量、国内社会的稳定和包括突出的创新能力在内的经济主导地位。但是，力量的消耗和自给机制的弱化会使这种地位发生动摇，遭遇新兴国家的挑战。于是，国家之间会发生领导权力的交接，而这一般是通过争霸性的全球战争实现的。奥根斯基提到，国家间的力量变动得越快，新兴强国就越不能及时地获得它所寻求的尊重和地位，从而可能进行战争冒险。
在结构现实主义视野中，居于导地位的强国必然会遭遇他国的追赶。原因是，无政府状态下面对强国的不安全感会令有关国家力图通过加强自身的实力来制衡更为强大的国家，而且它们能够从对手那里学到刺激国力增长的技术、制度和经验。对于霸权的更替过程，罗伯特。吉尔平提出的更为详细和更具影响力的解释是：由于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军事技术成本不断增加的趋势、私人和公共消费的增长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的趋势、经济性质的结构转换和富足所导致的腐败，以及不断增加的海外政治统治成本，霸权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慢于其他若干国家。于是，在“衰落”的霸权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力量对比会逐渐发生变化，出现新的权力分配局面。由于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新兴国家会谋求改变国际体系，进行政治、经济和领土扩张，从而向原来的霸权国家提出挑战，并可能导致霸权战争和霸权更迭。吉尔平进而认为，“通观历史，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在分配之间不平衡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尤其是我们所说的霸权战争”，“世上所知的每一个国际体系都是这种霸权战争之后领土经济和外交重新结盟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吉尔平对霸权局面的变革原因的理论解释借鉴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论述。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将霸权战争强调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定现象的。
国际体系能否实现和平变革？新自由主义寄希望于经济相互依赖、民主化、国际机制、跨国的多层次交往和针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合作等。核威慑对大国战争的抑制也时常被提及。吉尔平也评价了这些因素的意义，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八、战略优势论
影响实力对比与战争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效用关系，换言之，在进攻和防御之间，哪一方具有优势？具有多大的优势？罗伯特。杰尔维斯写道：“当我们说进攻有优势时，我们的意思简言之就是，摧毁他方的军队和夺取其领土比保卫己方更容易。当防御具备优势时，保护和掌握已有的东西比进而取之更容易。”通过作用于进攻（尤其是突然袭击）所具有的便利的大小，进攻和防御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左右着一国对于战争的积极性。在很多时期或情形中，这两者是相对均衡的，没有哪一方比另一方更具效用。但是，在另外一些时期或情形中，这种局面则会发生变化。比如，几个世纪以前，太炮的发明与改进通过增加进攻的威力而增加了守住一个城堡的困难；具有大规模轰炸能力的空军的出现使得防御力量可能在瞬间毁于闪电式的空中打击；攻占一个位于险要山脉之上的据点就要比夺取一个平原上的阵地要艰难。因此，影响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效用关系的既有技术因素，也有地理或其他的自然因素。它们通过改变进攻和防御的收益和成本，从而影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选择，显然，如果进攻比防御更具效率，不考虑其他因素，一国应该更多地具有首先发起攻击的倾向；反之则否。无疑，希特勒的闪电战理论和作为独立的战略力量而使用的空军及坦克集群对进攻与防御关系的改变有关，而有关地区的复杂地形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科索沃危机中的北约在展开地面进攻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如果对立的双方都认为，进攻拥有相对于防御的巨大优势，战争就更容易发生，因为这种关系直接令任何一方都可能相当地受到首先发动进攻的诱惑，而这又进而可能导致一种复杂的任何一方都可能企图先发制人的不稳定局面。一战的发生就和当时对于进攻的崇拜分不开。
防御和进攻之间的关系和战略稳定状况相关。这里的“战略稳定”指的是，在两个相敌对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着可能诱使一国首先发起攻击，以求一举击溃对手或取得战略主导权的战略态势？如果甲国的军事力量处于某种容易被乙国的先发制人的袭击有效摧毁的地位，这自然会增加乙国发动突然打击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这反过来又可能迫使甲国先下手为强，而正是这点使战略稳定问题变得令人关注。如果对抗双方都处于脆弱的地位，谁都承受不了由对方来发起进攻，尤其是突然进攻，情况就愈发地糟糕和具有危险的不确定性。在战略研究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的托马斯。谢林举出了以下例子：“假如我在夜里手拿一支枪走下楼来，查看为什么有一声响动，却发现自己和一个也攥着一把枪的盗贼碰个正着，那就存在着发生某个我们双方都不希望的后果的危险。即使他愿意干脆地一走了之，而且我也希望他这样，还是存在着他或许认为我要开枪，于是首先开火的危险。更糟的是，还存在着他或许认为我以为他要开枪的危险。或者是他或许认为我以为他觉得我要开枪，等等。当某个人在自卫中只是力图不被射击时，自卫的含义就是模糊的。”因此，战略稳定方面的巨大缺陷可能导致国际战争以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发生。甚至相接触的小股部队之间的小规模交火也可能迅即发展成一场真正的军事对抗，因为这类情形会令每一方更多地担心对方将抢先给予致命一击。影响战略稳定的因素既有防御和进攻的关系，也包括一国的军事安排等等。
战略稳定的情形表明，战争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交战的一方或各方蓄意要挑起战端。甚至，一个士兵的不经意走火都可能引发逐渐升级的冲突。在这些情况下，将对方误解为具有进攻意图通常都是冲突的一个基本原因。误解不仅会直接导致冲突的发生，也会造成国家间关系的逐渐紧张，从而为冲突的爆发积蓄能量。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概念就是“安全困境”。简言之，“安全困境”就是：由于一个国家常常不可能准确地或十分有把握地判断他国的行为目的，这样，当面对乙国的实际上不包含进攻意图的某个或某些安全行为时，甲国可能倾向于将其认做是威胁性的，并因此而采取防范措施。而后者又可能反过来引起乙国的类似猜忌和反措施，这又可能进而强化甲国的怀疑。结果，在实际上也许相互本无叵测之心的两个国家之间，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可能日趋加重，如军备竞赛之类的恶性竞争也可能不由自主地加剧，军事冲突也就因而不幸地会成为可能。
“安全困境”意义上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预期总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即便甲国认识到，乙国当前的增加军备的行为并无不良用心，不会对自己的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它也可能担心，假如在不远的将来乙国萌生了侵略意图，它目前所增加的军备到时就会转化为对自己的威胁。为此，考虑到将来，甲国或许也会针对乙国采取一定的预防行动，从而引发“安全困境”效应。
约翰·赫兹最早提出了“安全困境”这个现今在国际关系领域已变得耳熟能详的概念。他写道：“在任何存在着这样的无政府社会的地方……出现了可以叫做人类集团或其领导人的”安全困境“的东西。生存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的集团或个人必须而且通常关注他们的免受其他集团或个人的攻击、奴役、操纵或消灭的安全。在努力获取免受这样的攻击的安全时，他们被迫寻求越来越多的权力，以求逃避于他方的权力之外。这反过来使他方更加不安全，并伲使他们做最坏的打算。由于在这样一个各部分相互竞争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够感到彻底的安全，因此，权力竞争接踵而来，而且安全和权力的累积之间的恶性循环也周而复始。”在这里，赫兹将“无政府社会”作为安全困境的发生背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不安全感以及对生存威胁的恐惧和警惕使安全困境产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同样的意义上，后来的结构现实主义也将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联系了起来（参阅后文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论述）。
不过，在国际现实中，不是任何两个邻国之间都存在着“安全困境”，即便其中一国正在增强自己的军备。美国增强军事实力的措施显然不可能令加拿大坐立不安。“安全困境”的有无或强弱受到有关国家间的信任关系与进攻和防御间效用关系等因素的左右，而其作用可能和无政府局面的影响相逆。如果两个国家之间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如果防御比进攻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一国的军事力量在一定幅度内的增强并不会令他国那么敏感。简言之，“安全困境”总是存在于那些有着难以消除的猜忌和敌视关系的国家之间。
九、国际结构论
在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不仅由该国的自身特点及其决策者所影响，也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考察国际关系，它将国际体系分为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单元”和单元之上的“结构”两部分，认为结构因素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中，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意义上的普遍权威，即处于一个所谓的“无政府状态”之中。传统现实主义者也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在这一局面和国家间冲突的关系上，他们更多强调的是自私人性在其之下的恶性膨胀和不得管控。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无政府状态”在更丰富的意义上成为立论的基石，被视做决定着对外政策乃至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的最基本的国际结构因素。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泰斗沃尔兹写道：“根据新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直接来源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生活的两个彼此相联的现实，这就是：在一种无政府秩序下，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对国家的现实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随处可见。每时每刻都注视着这种威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就个别而言，国家可能只是以此来全力保障自己的安全。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这种不安定状态由于与之相似的安全困境而更加恶化了。”显然，在沃尔兹看来，无政府状态带来了更多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决定了“自助”是各国维护自身安全的主要方式，又进而激化了“安全困境”，从而使国际体系处于不安定之中。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通过将国际政治和“有政府状态”下的国内政治做对照，来强调“国际无政府”的独特内涵。他写道：“国内政治是权威、管理和法律的领域。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和协调的领域。国际领域明显地是一个政治性领域。国内领域被不同地描述为等级制的、垂直的、集权的、异质的、受领导的和后天规定的；而国际领域则是无政府的、水平的、非集权的、同质的、不受指导的和相互适应的。”
对于结构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安全之间关系的上述观点，很多学者表示了不同的见解。比如，在指出了“无政府”概念的模糊之余，海伦。米尔纳认为，在一些国家中，权威并非是集权式的。国际体系的非集权程度也须具体考察。
一些领域可能比另一些领域具有更多的有序性；在不同的时期，国际体系的集权或非集权的程度也是不一的。而且，在论及权力分配时，沃尔兹又强调国家在权力上不是均等的，某个或几个大国处于可以发号施令的地位。这样，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分配这两个结构因素之间必然有着矛盾。在国内社会，暴力并非总是为弘扬正义服务，在国际社会，暴力的运用也并非总是非正义的。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内部的关系都是政治性的，都建立于类似的政治过程之上。尽管无政府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状态，但不是唯一的，战略相互依赖至少也在同样的意义上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本质特征。关于道义、国际法、国际组织、经济相互依赖、民主和平、核武器的政治影响、国内政治和技术变革等因素的很多论述也提到了它们对于无政府导致的国际战争状态的限制作用。还有很多人指出，在无政府世界上，一国并非必然会像现实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仅仅因为他国力量的强大就制衡之，它是否采取制衡行动，取决于对于对方是否有威胁意图的判断。也就是说，通行的是“制衡威胁”（balance of threat）而非“制衡权力”（balance of power）。对此，现实主义者通常的反驳是，即便一国现在不认为某个强国具有威胁意图，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安全威胁的警惕也会令其为防备对方在将来变得具有威胁性而未雨绸缪。
对于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在追求自身安全方面会走多远，相应地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国际冲突，结构现实主义内部也有着理论分歧，并因此而分为“防御现实主义”（defen siverealism）和“进攻现实主义”（off ensiverealism）两派。防御现实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的国际系统中的国家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安全为目标。为此，它们会有节制地追求权力，以生存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保障为限，因为权力的过度扩张将导致他国的制衡，从而令自己反而更不安全。进攻现实主义者则认为，无政府的国际安全环境中的诸多不确定性令国家为了实现充分的安全而不能不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权力，至少是不免有这样的愿望，而安全最大化就意味着权力最大化。不过，兰德尔。施韦勒认为，基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以安全为根本目标这一假设的结构现实主义存在着“维持现状的偏见”（status-quobias）。他问道，既然各国都以自身安全为最大价值，也就是说都是希望保持现状的，那么，国际间又何来战争和安全困境？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意义在于使人们充分注意到国际无政府等国际结构因素对国际关系的作用。但是，现实中的任何对外政策都不免是结构和单元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在运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现实时必须注意的。
沃尔兹将三个要素列为国际政治结构的组成。一是排列原则，二是单元的功能，三是单元之间的力量分配。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就是国际政治的排列原则，但这难以改变；作为“单元”的国家也无功能的区别，而国家间的力量分配却可发生变化。因此，在现实中，国际结构的改变源于国家间力量分配状况的改变。
沃尔兹以“极”的多少来说明国家间的力量分配情形。他认为，两极结构更加有利于和平，而多极结构则孕育着更多的冲突风险。其主要论点是：“在多极世界的大国政治中，谁是谁的危险，谁能够被期望去应付威胁和问题，这些都是不确定的事。在两极世界的大国政治中，谁是谁的危险从来都是很明确的。这就是这两个系统的权力政治之间的第一大区别。……在两个国家的竞争中，一方所失去的似乎就是另一方所得到的。正因为如此，两极世界中的大国对使人不安的事件会迅速做出反应。”何况，由于其他国家力量要弱小得多，作为两极的大国也不可能指望他国能够替自己去采取什么重要行动。于是，两极之间会出现相对稳定的平衡。“在两极世界中，军事相互依存程度甚至比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减得更快。俄国和美国在军事上主要依靠自己。它们通过‘内部’，而非‘外部’，的手段相互平衡，它们依靠的是自己而不是盟国的力量。内部平衡要比外部平衡更可靠更精确。国家在判断自己的相对力量时所出现的错误可能要少于它们在判断敌对联盟的实力和可靠性时所出现的错误。”在两极结构中，同盟政治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在两极世界和多极世界中，盟主也许试图从其盟友那里获取最大程度的支持。这些支持即使在两极世界中也是有用的，虽然它们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盟主的政策和战略最终是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自身的利益来制定的。……两个超级大国与各自的盟国间的巨大不平等使后者的任何分化改组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足轻重。”“两极系统的动力提供了进行修正的标准，……在一个两个国家的敌对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但这两国又结合在一起的世界中，有意识反应的动力表现得最清楚，对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制裁也最厉害。……岁月流逝使得主要竞争者之间的和平共处更加容易，它们变得互相适应；它们懂得怎么去解释彼此的行动以及如何去适应或如何去抵御这些行动。”“在两个以上的成员之间难以进行讨价还价，……在有两个以上成员的情况下，每一方还担心自己的力量将怎样受他和其他人可能实现的联合的影响。此外，如果几个成员中有两个成员达成了协定，它们必须想知道其他成员的行动是否将破坏或废除协定。”而两极世界中的两个主要成员可以在不过多考虑他国的可能选择的情形下更容易地达成协定，它们可能会更积极地去解决分歧。作为两极的大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能力上都拥有巨大优势，这使加入超级大国俱乐部的门槛非常高，从而令两极结构比多极结构难以改变得多。
沃尔兹并未首先探讨两极和多极问题，但他的两极结构比多极结构稳定的观点却最为经典，并得到了不少补充。不过，不同的声音也随处可见。比如，卡尔。多伊奇和戴维·辛格认为，多极世界比两极世界更加不易发生战争，因为在多极世界中，一国的注意力分散在多个国家身上，从而便更不可能出现足以引发战争的敌对力量的集中。另一种更为谨慎的意见是，没有哪种力量分布局面更少或更多地具有战争危险。即便某种结构能为战争提供更多的机会，但它们不一定就会转化为战争。埃维拉认为，总体而言，两极和多极结构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并无多少差距。在多极结构中，有若干因素可以促进和平。第一，在两极结构中，一个有侵略意图的主要大国的力量和要制衡它的他国的力量相比，是大体相等的，这意味着侵略并不能受到压倒性的防御性力量的遏制。而在多极结构中，针对某个侵略者的防御性同盟的力量则可能大大超过前者，这种情形屡见不鲜。第二，在两极结构中，没有盟友可以依赖可能促使一个大国采取颇具竞争性或侵略性的政策，从而导致危机或战争。而在多极结构中，有他国可作为盟国去依靠可以使有关国家避免诉诸这类政策。第三，在多极结构中，一国还可以将自身安全寄希望于和他国的结盟之上。在两极结构中，有关大国只能主要依靠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制约对手，这可能抬高军方的地位，并使他们更可能去散布军国主义的“神话”，从而增加战争倾向。
十、对外决策论，
选择战争或是和平是一项决策行为。因此，战争的发生与否不仅受制于如上所述的一些宏观因素，也为以这些因素作为背景的决策过程本身的特点所影响。不言而喻，决策者的认知和决策的质量与国家间冲突的发生有着必然联系。
1993年，美国学者理查德·斯奈德等首先提出了较完整的对外决策的理论。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三个模式”则是迄今关于决策的不乏争议然而又是最经典的理论成果。艾利森将决策过程概括为三种模式：理性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理性模式指的是，决策者具有明确的目标、充分的信息和完全的智慧，他可以将所有可能的选择都一一列出，并加以周到考虑，最终从中挑选出收益最大而代价最小的最佳方案。这种模式实际上代表着针对国家决策的一种传统而普遍的观点。艾利森认为，国家决策虽有理性的特点，但绝非那般完美，还受到组织过程和官僚政治的影响。依照组织过程模式，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规则、程序和习惯，又称为“标准运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决策过程的参与者的决定不是个人的自由的理性选择结果，而是基于有些呆板和公式化的标准行为程序。所谓“官僚政治”模式，即认为政策是参与决策的代表不同的团体利益和价值取向的政府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相互竞争的产物。
艾利森的三模式论表明，对外政策绝非一直基于对各种收益一成本关系的完美估计之上，组织过程和官僚政治会对决策的理性施加限制。因此，国际战争完全可能是源于组织过程因素或官僚政治因素的“不良”决策的产物。比如，杰克·勒维就较详细地论述了组织方面的习惯性做法和一战的发生之间的关系祐科特·萨根也从这一角度论证道，核国家的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绝非如结构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不是一个问题。至于官僚政治模式的表现，不能不说，任何一场国际战争的爆发都意味着有关国家之内主战的领导人或部门赢得了决策竞赛。
可以理解决策的结果也不能和决策者的自身特点相分离。相比于普通民众，决策者的个人因素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决策者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尽管决策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要受到自身之外的包括各种压力或利益要求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他们个人的性情偏好经验知识理想甚至身体健康状况等等，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还是具有程度不同的实质性作用。显然，关于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和战争或和平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的历史提供了太多的可供猜想之处。假如是丘吉尔而非张伯伦在20世纪30年代掌管英国内阁，英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执行对德国的怀柔政策？假如没有希特勒，德国发动大战的可能又有多大？如果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被其他更有冒险精神的人代替，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否会演变为一场战火？
决策者的个人特点对决策的一个基本影响是，它们造就了决策者对于外部世界或有关事物的认知，即“作为学习和推理或者——在一个更加本能化的层次上——直觉和感知的结果而存在的个人意义上的认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决策者的政策选择的主观性。因此，与个人特点相联系的决策者的认知会规定决策者的决策行为，进而会影响决策的质量，并关系到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
研究决策的学者们指出了若干可能不时地消极作用于决策者的认知的心理意义上的因素。诸如：决策者常常倾向于维护自己既有的信念体系，而不是根据外在环境来修正它们。为此，他们倾向于注意和吸收与自己的信念一致的外来信息，而漠视和摒弃那些与自身认识相冲突的信息；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信念来解释信息，以至于将实际上和这些信念格格不人的信息认做是对自身认识的证明。甚至，当实际上并不存在多少支持决策者的信念体系的信息时，决策者还会认为，现实情形符合或将符合自己的认识。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某种希望外在环境和自己的信念相符的心理（所谓“希望性思维”——wishful thinking）。决策者有着避免重复历史上的或先前的经验中的失败或效仿其中的成功的心理倾向，这使其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当前情形和以往事例的具体异同。决策者往往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对他国采取某种行动（比如武力干涉）是正义的和应该为对方所理解的，而一旦他国对本国采取同样行动，则是邪恶的；对手更可能是居心叵测和阴险的，而自己则要比其善良和本分，等等。
决策者本身之外的很多因素也会导致决策者所收到的信息是不完全或错误的，从而消极地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比如，出于组织利益，有关部门会有意无意地只向上级传送那些和本部门的观点或利益相一致的情报；通讯上的不便可能使危机关系中的某一方不能及时地向对方传递和解性的信息；甚至，翻译上的不准确也可能酿成严重后果。
国际战争的发生往往以国际危机为前奏，而历史上的很多危机也并未演化为战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危机状况下的决策直接关系到战争是否到来。
国际危机状况下的决策自然属于外交决策的范畴，不过，和非危机状态下的决策相比，它又有着特殊之处。研究危机决策的学者们也指出了不少会影响危机下的决策质量的因素。比手不及，也多多少少是出人意料的，相应地，危机时期的决策缺乏事先的心理和政策准备作为基础。危机意味着事态的紧急，因而意味着有关的决定必须在一段有限，甚至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时间上的压力可能使决策者难以充分地列出并权衡有关的选择。危机局面下的决定通常会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古巴危机时的美苏领导人的抉择将决定是否可能发生一场可怕的核战争，这样，所肩负的巨大责任可能干扰决策者的心理。危机状态下，决策者在短时间内所得到的信息可能是有限的、不充分的，这自然不利于他们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另一方面，信息也可能是数量繁多却又相互矛盾，有不少虚假的成分，这样，在时间紧张等因素的作用下，决策者也可能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上述的诸多危机局面下的决策特点，以及在紧张的危机决策过程中可能发生在决策者身上的生活规律紊乱、睡眠不足、身体疲惫等情形，可能使决策者处于某种或某些精神压力（如焦急、烦闷、悲观甚至情绪失控）之下，从而愈发难以寻找到得当的解决办法。有时，类似的危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样，即便前几次危机都得到了和平的处理，但危机的再次出现可能使决策者感觉到，双方迟早会彻底决裂或大打出手，新的危机只不过是向这一地步的又一次接近。这种意识可能使决策者产生索性现在就一决雌雄的心理。在危机状态下的决策中，尤其当需要就采取战争行动做出决定时，决策一般是在一个人数有限的圈子中进行的。而在“小团体”决策中，愿意冒险的倾向可能高于由个人说了算的情形，因为每个人对后果所承担的责任相对要小不少。而且，在小团体中，表达同一种观点的若干人的自信心会相互影响，水涨船高，并可能影响他人。另外，外来威胁越大，决策团体内就越可能出现要求保持一致的趋势，从而使个人的异议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而持异议者的沉默又往往会被看做是表明决策集团成员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样，在小团体决策中，可能出现各个成员相互附和某种强硬的政策选择，尤其是为最高领导人所倾向的这种选择的现象。
决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会影响决策结果的正确性。可以理解，即使在需要就战争与和平做出抉择时，不正确的决定未必就意味着战争。张伯伦的绥靖政策遭到了广泛批评甚至嘲笑，但它并非战争政策。不过，决策中的种种问题还是给国家间的暴力冲突可能添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