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备控制是对军备发展水平的限制，它以维持军事稳定与平衡为原则，是对军备竞赛的一种管理与安排，也是全球最终走向全面裁军的一个步骤。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之一，军备控制在冷战时期，在维持美苏两大阵营的军事平衡稳定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后冷战时期，由于超级大国谋求绝对优势战略，亚太地区及全球面临日益增多的军控课题。印度的核试验及朝鲜的核危机充分暴露了核威慑理论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冲突。目前，军备控制日益受到强权的制约，现有军控机制作为维持各国平衡稳定的功能受到削弱。在新的世纪里，军备控制的发展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一、军备控制、裁军与安全的关系
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派别对“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恃有各自的观点。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一个没有权威政府的世界体系中，国家的行为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国家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维护安全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发展军备，与它国结成军事同盟，进行军备控制以消除来自敌对国家的威胁。自由主义学派则强调通过政治而不是军事方面手段来解决安全问题，借助于国际法、国际组织等机制及一体化、民主化进程，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寻求一种共同反对暴力及不公正威胁的安全机制；这一学派提倡安全对话和军备透明，认为进行军备控制与裁军谈判，有助于消除国家间敌意，改善政治关系。由此可见，两大学派尽管对维护安全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均认为军备控制是一种寻求安全的途径。
从概念上讲，军备控制（Arms Control）指的是通过限制军备的发展和使用方式来控制军备发展水平。它可以是对武器系统的数量、类型、性能以及武装力量的数量、编制、装备、部署实施限制的任何方案或过程，也包括那些用于减少军事环境不稳定性的方法；广而言之，它包括任何形式的对军事力量使用的限制和任何形式的敌对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军备控制既可以通过单方面的措施进行，也可以依照双边的或多边的协议与条约实施。其主要目的是减少发生战争的危险，降低对抗水平，降低各国发展必要国防的费用，减少军备竞赛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可预见性。实质上，军备控制是作为一种军事稳定措施来管理和控制军备竞赛的。
与军备控制相应的另一个概念是裁军（Disarmament），它通常是指对军事力量（武器或军队）的裁减或消除。两个概念在很多场合被人们同时使用，事实上，二者是有区别的。军备控制与裁军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理念：前者承认国家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接受武器存在的现实，目的是通过对军备竞赛和军事危机进行管理、控制，限制各国诉诸武力的手段，保持相对的军事稳定性；后者则建立在通过减少或消除武器从而减少或消灭战争的思想前提上，目的在于扭转现状，通过结束军备竞赛来消除敌意、消除战争。由此可见，原始意义上的裁军带有明显的铸剑为犁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军备控制则是一种较为保守的指导思想，通过对军备竞赛的管理、控制以求得军事平衡，维持各国间的均势，以均势求安全，这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的反映。裁军与军控是一个涉及到武器与战争的关系的问题，两种观念是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对该问题不同回答的体现。
从历史上看，近百年来的裁军努力从整体讲是失败多于成功。目前相当多的支持裁军的人走上了逐步裁军的妥协之路，逐步接受了对军备竞赛进行管理控制的军备控制思想，特别是1960年代以后，军备控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其实，撇开最终目标及指导思想，单从采取的措施看，军备控制应包括狭义上的裁军措施，而对主张渐进式裁军的人来说，军备控制也可以看作是走向裁军最终目标的一个中间过渡步骤，是全面裁军努力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两个概念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它们逐渐相互渗透融合，很多场合下被人们混用。
军备控制与裁军思想源远流长，它跨过了漫长的历史，在冷战时期逐步发展成熟。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军备控制的功能发生转变，军控进程面临极大挑战。
二、军备控制与裁军的历史
人类化干戈为玉帛的美好愿望由来已久，朴素的裁军思想和活动可以追溯到我国春秋中期。当时，晋楚争霸激烈，江河流域的各诸侯国几乎都卷入了战争，诸国普遍厌战。在这种背景下，遭受战祸40多次的宋国先后于公元前579年和546年两次发起“弭兵运动”，即调解晋楚两国，劝导各国结盟修好，停息战争。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等14个诸侯国集会于宋国，结盟休战，这次盟会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秦晋、晋楚之战。在这之后，晋楚之间4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发起这次会盟的宋国士大夫向戌曾明确提出废除军队的主张。尽管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各国响应，但这却可以说是最早的裁军思想的体现。
公元1139年，欧洲的教皇因诺森特二世（Pope Innocent II）曾试图禁止战争中使用石弓（crossbow），这也是早期的一种军备控制的努力。
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国家签订的一些条约中已开始明显地包含各种率控条款。例如在1648年，著名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有要求签约国拆除战斗堡垒（Combatants fortifications）的规定。
19世纪已出现了独立的裁军协定，1817年美国与加拿大就边界问题签订了《拉什一巴戈特协定》，双方协议裁减在大湖地区的军事力量，将大湖区的海军力量限定为吨位相等军备相当的三艘军舰。这可以说是最成功的裁军努力，该协定于二战期间作过修订，直至今日，仍然有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俄和德奥意两大军事集团展开扩军竞赛，导致各国财政紧张，各国人民不满情绪高涨。于是各帝国主义强国于1899年和1907年两次在荷兰海牙召开和平会议，企图停止军备竞赛，作出包括削减军费在内的各种军控努力，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一战以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又展开了激烈的海军竞赛，尽管主要海军强国美、英、日等于1921年和1930年分别达成了《五国海军条约》和《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就各国舰艇吨位比例进行了限制，但其缓和军备竞赛和消除紧张的作用十分有限，最早的全球性裁军努力发生在1932年，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来自全球64个国家的代表于日内瓦召开国际裁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德国为摆脱凡尔赛条约的约束提出“军备平等”的要求，法国为了对付德国的她战，则提出了军备“国际化”方案，英国为了削弱以法国为代表的陆军强国，则主张限制陆军，而美国主张在质量上裁军，由于各国对裁军的看法相差甚远，裁军会议几经努力，历时二年之久，最后不欢而散。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出现，构成了战后国际政治的两极格局，美苏两超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尖锐分歧导致双方深度的敌意及对立，从而引发了激烈的军备竞赛。而核武器的出现与发展使得他们之间的军备竞赛在性质和内容上发生了与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军备竞赛都不同的深刻变化。美苏围绕着核武器展开的核军备竞赛与核军备控制构成了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美苏之间的军控发展
（一）核军备控制与核裁军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城市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向世人充分显示了原子武器的巨大威力。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疯狂的军备竞赛使双方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发展核武器，庞大的核武库及美苏双方之间的核对峙引起了美苏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不安全感。尽管联合国从1946年初就开始了核裁军的努力，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各主要西方国家也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禁止核弹运动”（“Banthe Bomb” Move-ment），然而，由于在政治、战略和技术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力争在美苏之间实现全面核裁军的目标难以实现，美苏双方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1950年代后期，双方均已拥有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美苏之间的问题已不是是否有能力摧毁对方的问题，而是谁会首先发动核攻击的问题。为了争取核优势以慑住对手，美苏一方面不断增加核武器的数量，另一方面不断进行技术上的更新，而每一次数量和技术上的突破很快又被下一轮的竞争所代替。核武器数量与质量的交替升级不断地给双方关系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来自对方突然袭电的威胁像梦魇一般折磨着两个超级大国。到1960年代初，美苏已拥有核武器1万多枚，合计约200多亿吨TNT当量，其威力总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一百万倍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将美苏之间的核对峙推到了顶峰。当时美国情报部门报道，苏联在古巴部署了短程核武器，美国对苏联竟敢将进攻性核武器部署在美国“家门口”感到震惊，于是肯尼迪总统下令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并严厉要求苏联撤回导弹。苏联并不示弱，也将几艘战舰开进该地区，一时间，局势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是，一旦核交火发生所带来的恐怖后果使双方最终都做了让步，经过紧张的周旋，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导弹，美国则解除了海上封锁。
惊心动魄的古巴导弹危机平息之后，美苏双方都开始认识到对紧张激烈的核军备竞赛进行适当控制和安排以维持相对的军事平衡的重要性。从此，当代意义上的军备控制概念逐步为世人认可并熟悉起来。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军备控制已成为美苏的一项专门的安全政策。其实，军备控制的出现也代表了一种思想和政策的转移，即从全面的核裁军转移到维持核威慑平衡，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中谋求稳定和安全。可以说，放弃迅速彻底的核裁军立场、选择军备控制的道路是核和平主义运动难以实现其目的而产生的一种妥协，也是美苏双方战略均势和紧张对峙带来的必然结果。
其实，早在1950年代后期，美国一些颇有远见的战略分析家就开始探讨稳定冲突及战略稳定性的理论，他们认为军备控制有可能成为国家军事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核武器的特殊性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和作用，美苏双方均具备了受到第一次核攻击之后仍可给予对方难以承受的打击的核报复能力，美苏之间的关系不是纯粹的冲突对立关系，而是存在一个共同利益，那就是避免同归于尽的灾难性的核战争；他们主张美苏双方应正视互能摧毁这一客观现实，维护各自的核报复能力，建立起一种“相互确保摧毁”的稳定威慑态势，军备控制应为维护这样的战略稳定服务。古巴导弹危机的出现促进了上述观念在全球的发展，推动了美苏军备控制合作的发展。可以说，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保持相对的军事平衡和核威慑平衡逐渐成为双方默契的安全目标，核军备控制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二）军备控制的理论解释
为什么全面核裁军难以实现，或者说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难以消除？为什么两个深刻对立的超级大国可以进行军备控制的合作呢？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所用的“囚徒的困境”模塑（Prisoners Dilemma）可给出一个理论上的解释，这个模型是这样的：两个人被控犯有某罪而被拘留，两人接受单独传讯，而且均不知道对方的供词。在这里，两个人均有保持沉默或招认两种选择，如果两人都保持沉默，则双双被判1年徒刑；若一方沉默，另一方招认，则前者被判10年重刑，后者被判3个月轻刑；若双方都招认，则均判5年刑期。两人各自盘算、权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均选择招认，以防自己沉默、对方招认而给自己带来最重惩罚。这种对策模式的前提是参与者是理性的，能够根据追求最大利益的考虑采取合乎理性的行为，双方的决定相互依存但缺乏沟通。这个模型不一定完全符合现实世界中的情形，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家间军备竞赛的不可避免性，尽管双双放弃军备似乎更有利于和平，但谁都因担心对手发展扩大军备会给自己带来更大损失而不得已选择扩军之路。不过，如果双方能够通过一个外部机制加以沟通，那么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既不用完全放弃武器又避免过重负担的对双方均有利的方案，军备控制为美苏之间提供了这样一个沟通机制，使双方有可能达成谅解，将军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以上模型说明了美苏之间军备控制的可能性及意义，博弈论中的另二个“比胆大”赛局（Gameof Chicken）则可以解释他们之间军备控制的必要性。这个赛局是这样的：两个年轻人为比试强悍勇敢而驾车疾速对驶。在碰撞之前谁先扭转方向盘退闪而去，谁将被视为胆小鬼。这个比赛有四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双方都躲闪而退，双方的名誉均有损失，但无所谓胜负；第二、三种可能是其中一方退缩并蒙羞，而另一方获胜；最后一种结局是两人互不退让，两车相撞，惨剧发生。一般而言一方获胜的可能性取决于自信心和对对手自信心的判断上，但由任何一方铤而走险都会冒毁灭的风险，因此，处于这样赛局里的选手更倾向于走向默契，作出退让的选择。非常类似，由于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是非常规的核武器竞赛，双方不仅有致对方于死地的第一次打击能力，而且具备了在对方首先攻击后仍可给予对方难以承受的第二次打击的能力，因而，无论谁先动手，双方都一样要冒毁灭的危险。因此为了避免军备竞赛白热化而失去控制，实行克制、进行危机管理等军备控制的合作就是十分必要了。
（三）美苏双边军控发展
在古巴危机中苏联退让更多一些，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核力量占有很大优势，苏联有点心虚。所以危机之后，一方面双方开始军控谈判、合作，另一方面，苏联却加快了研制核武器步伐。到1970年代，苏联核武器在数量与质量上已与美国不分上下。这也可以证明，军备控制是对军备竞赛进行控制，它并不排斥军备竞赛，在很多时候，二者往往可以同时存在。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两超在军备控制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和行动。1993年6月20日，双方签署了一项“热线协定”，意在改善两国首脑的通讯联系，避免核战争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热线联系”最初是由海底、陆地电缆相连的电传机组成，使用拉丁和西里尔两种字母，这样就极大地方便了美苏首脑在出现危机时的及时通信，而传统的经由外交途径传递通报信息往往需要6～7个小时！一般的洲际导弹在美苏之间的飞行时间大约是30～40分钟，假设一方因事故性原因产生误发事件的话，如果用传统的手段丢通报、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热线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双方避免误会事件及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自热线建立以来，美苏又作过多次改进，增设了卫星通讯和传真设施。“热线协定”在军控领域属于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目的在于消除导致有关各方猜疑、恐惧、紧张和敌视的动因，减少因情况不明和误解引起的偶发性对抗行动。
“热线协定”签订之后不久，1963年8月5日美苏英共同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也称《部分禁核试条约》），这是冷战以来超级大国间第一个针对核武器发展进行限制的协定。
自1960年代末，美苏开始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1972年5月26日签订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简称SALT-1协议）。《反导条约》禁止双方部署全面的国土导弹防御体系，仅允许包括首都在内的两个地方建立反导系统发射场（1974年改为只允许建立一个发射场），每个发射场可部署100个反导系统；双方保证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的以及陆地机动的反战略弹道导弹系统及其组成部分。SALT-I协议确定双方将陆基战略核导弹数量冻结在1972年7月1日的水平上，并对潜射导弹系统的数目规定了上限。
1979年6月17日，双方签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IITreaty），规定至1981年底双方进攻性战略运载工具总限额各为2250件，并禁止新型陆基导弹发射系统的建造。该条约规定双方可以使用国家技术手段（NTM）监督核査彼此执行条约的行动，每方不得干扰对方NTM的核查活动，不得蓄意采取隐蔽措施，不得将有关新武器试验的数据编码。由于美国国内对该条约批评意见甚多，再加上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恶化，该条约未获得美国国会批准。
1987年12月8日，在东西方关系再一次缓和的背景之下，美苏达成了《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条约规定全部销毁双方射程在500～5500公里的陆基中、短程导弹。这是有史以来双方第一次就全部销毁某一类武器而签署的条约，该条约在核查方面也有所突破，允许双方到对方领土上进行现场核查。
1991年7月31日，美苏签订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ITreaty），双方规定战略运载工具总数不得超过1600件，并开始对部署的核弹头总数进行限制，规定每方将弹头总数裁减至6000个，另外条约还确定了包括突击核查、对可疑地点进行质疑核查在内的各种复杂的现场核查机制。1993年1月3日美国和俄罗斯签订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IITreaty）规定至2003年1月1日前，双方将弹头总数削减至3000～3500枚，并销毁所有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和重型洲际导弹。
（四）军备控制的原则
总体来讲，美苏之间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实践所遵循的顺序是：先冻结，其次限制在一个相互对等的亭衡数目5然后将数目再裁减；同时逐步增加透明度，核查手段也一步步深入具体，并具入侵性；一方面禁止防御性反战略导弹系统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运载工具、数目、种类、弹头数进行逐步限制和裁减。总的原则是追求稳定，加强军事关系稳定，减少核战争危险。具体的目标是要保持“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军备竞赛稳定性的含义是，协调军备竞赛的步伐，使任何一方都不担心对方将企图建立新的武器系统来破坏战略稳定。危机稳定性有两种含义。第一，如果双方军事力量限制在指定范围内，而且都感到进行第一次打击（即首先使用核武器进攻对方）占不了任何优势，则危机稳定性存在；第二，谋求在东西方出现危机时有一定的缓冲机制（如“热线”），避免因政治危机失控而导致战争。核军备控制的重点一直是在禁止发展反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前提下限制进攻性战略资武器。
战略核武器主要有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国土导弹防御核武器及长程巡航导弹。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包括重型轰炸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俗称“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这三者构成美苏核武库的主体。这三类核武器各有优缺点：轰炸机，可携带大当量各种型号核弹头，攻击目标可以灵活选择，且可以自寻目标，一旦想停止进攻，可以及时招回，具备较大灵活性，但缺点是速度较慢，不能实行突袭，面对空防的生存力较差，而且费用高；洲际导弹（特别是竖井式），能携带大当量弹头，精度高，速度快，是进行第一次打击的最好选择，似目标大生存力差，“不用即失去”的特性很容易诱发首先使用，因而被视作“三位一体”中最不具备稳定性的武器，特别站多弹头重型洲际导弹；潜射导弹，由核潜艇运载，因而隐蔽性极大，容易在对方的第一次打击下生存下来作为报复性第二次打击的主要力量，且由于其精度略差，不适合攻击军事目标，不适合作为进行第一次打击的武器，因而，在“三位一体”中，被看作是最具稳定性的核力量。
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违反了“军备竞赛稳定性”原则，是军备竞赛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防御性武器并不等同于防御性战略，防御性与进攻性武器之间有内在联系。一旦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建立整个国土上的战略性防御体系，每一方都被迫迅速扩大进攻性武器，以增强报复性打击的信心，于是进攻与防御武器螺旋升级的军备竞赛就不可避免；在防御系统未完备时，每方均可能相信，首先发动进攻有可能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并将毁灭对方相当的进攻武器，而进攻方则可以利用自己的防御体系拦截已大大受到削弱的对方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因此，首先进攻一方总是占优势。这样的心理，在危机时刻很容易引发一场核大战。相反，如果双方均没有防御体系，那么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抱交战后生存下来的幻想，彼此可以置对方于绝对毁灭的境地，这样一来，均衡的核威慑就能存在下去，从而维持一种“恐怖平衡”，因此只有禁止全面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建立，才有可能对美苏的进攻性武器进行限制、裁减。所以，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是双方维持“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平衡并使军备控制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的基石。这就是为什么当初里根政府抛出的建立全面的国土防御体系的“星球大战”计划引起苏联极大不安并招致广泛批评的原因。
总之，美苏自1960年代以后所进行的核军备控制，基本上依循追求稳定的原则：禁止发展战略防御体系，限制、裁减进攻性武器中的不稳定性武器。
核威慑是冷战时代美苏国家安全的基础，决定这个基础的前提是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虽然“相互确保摧毁”态势令很多人难以忍受，但它却是一种现实政策，改变政策并不能改变现实。军备控制则是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为双方相互确保拙毁下的威慑平衡而服务的。
（五）军备控制的局限性与意义
美苏之间的军控谈判充满了讨价还价和勾心斗角，每一方都想通过谈判牵制对手，尽可能保住自己的优势。比如《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消除所有固定、机动的多弹头陆堆洲际导弹，包括对美国威胁最大的俄罗斯重型洲际导弹SS-18，只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单弹头洲际导弹，与此同时，却允昨潜射导弹携带多弹头。其实，机动的陆基洲际导弹生存力比固定的竖井式洲际导弹要大，有些类似于潜射导弹，属于稳定性较好的武器。为什么限制机动洲际导弹携带多弹头而不限制沿射导弹携带多弹头呢？这主要是美国一方的要求，俄罗斯的核力量中陆基洲际导弹约占60%～70%，对美威胁很大，而其潜射导弹在数量、质量上却略显不足；而美国的潜射导弹占整个核力量的60%，这是它的优势俄罗斯按照条约要销毁、改装相当数量的多弹头洲际导弹，同时为达到数量上的平衡，还要另外新造一些单弹头导弹，因此可以说是劳民伤财，吃亏不小；无奈国力衰微，迫于多方面压力不得不让步。
尽管由于受到美苏国内政治、经济、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军备控制的方向、效率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其作用也不容抹杀：它建立了一种安全沟通渠道，加强了双方的相互信任，报研究所，1991年版，第62～63页。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安全合作模式；同时，它降低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水平，节约了军费开支，减少了军备竞赛给战略平衡带来的破坏作用。总之，军备控制作为一种安全手段，在维护美苏国家安全及全球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多边裁军与军控努力
在裁军与军控领域里，除了美苏（俄）间的较量与合作外，联合国也发挥了自身作用，领导全球进行了多方面的多边裁军与军控行动，促进了全球军控的机制化发展。这方面的努力包括1959年的防止南极军事化的《南极条约》，1967年的禁止在外层空间试验部署武器的《外空条约》，1971年的禁止在海床部署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海床条约》等。
1967年第2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又称《核不扩散条约》），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最重要的全球军控措施之一。条约规定1967年1月1日前爆炸过核爆炸装置的国家为核武器国家（即美、苏、法、英、中），有核武器的缔约国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核武器及对核武器的控制权，不能以任何方式帮助非核武器国家制造核武器或拥有对核武器的控制；非核武器国家承诺不拥有、制造、接受核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监督核查；确认各国有权为和平目的发展核能；核武器国家必须抱有诚意地谈判，制定关于早日停止核武器竞赛与核裁军的有效措施。尽管该条约因以法律条文形式承认了核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权利却未明确提出核裁军具体日程表而受到非核武器国家的批评，但客观上，却建立起一个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对延缓、制止核武器大规模扩散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公约规定缔约国不发展、生产、储存和获得生物武器，并全部销毁忙存的生物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完全禁止发展某一类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多边公约。
1978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这是联合国第一次专门为裁军问题而召开的大会，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被视为国际裁军领域的纲领性文件，被很多人称为裁军领域中的圣经该文件鲜明地提出全球裁军与军控的最终目标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的裁军；当前的目标是消灭核战争的威胁，执行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的措施，为走向持久和平扫清道路。同时指出裁军谈判中各具体项目的优先顺序是：核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包括有严重杀伤效果而对军民目标不加区分武器在内的各种常规武器；裁减军队。由此可见，在联合国的裁军战略中，核武器是重中之重，该文件明确说明核裁军的宗旨是彻底废除核武器。另外，该会议为了给裁军提供机制化道路，分别创立了两个审议和谈判机构：裁军审议委员会（The Disarmament Commission）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简称裁谈会，The Committeeon Disarmament），后者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它有单独的议事规则，谈判通过方式是协商一致原则。
五、冷战后全球军控发展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冷战结束之前，在军备控制领域里，美苏之间的双边军控是主线，其他区域性的和全球范围内的军控努力是辅线。冷战之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国力下降，美国独霸全球，与此同时，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裁军与军控领域的特点也明显地不同于以往，除了美俄继续就削减战略武器进行双边会谈外，全球多边性及区域性裁军与军控日渐广泛深入，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生化武器扩散、常规武器转让控制及敦促所有核武器国家加入核裁军进程方面都有所进展。
1992年，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公约规定禁止以任何方式发展、生产、储存、拥有、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销毁现存所有化学武器及其设施。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彻底的针对某类武器的禁止体制，它同时附有全面细致、入侵性很强的核查措施。到1995年底，已有159个国家加入了该条约。
1995年联合国大会顺利地完成了对《核不扩散条约》的审议，条约的有效期被无限期延长。
1996年，在日内瓦裁谈会形成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在第51届联大上获得通过。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包括5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对核武器发展有实质性限制作用的多边军控条约。
然而，进入1990年代末期以来，军控领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一些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因增加，核武器横向扩散趋势严重，特别是1998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公开进行了核武器试验；美参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人们对条约的生效前景及可信度产生怀疑；全球停止核武器裂变材料生产的谈判前景暗淡；美国积极发展战区、战略导弹防御计划给地区及全球安全带来冲击……目前这些问题与矛盾日益激化，整个国际军控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理论上的困难：缺乏多边和非对称军控模式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军控机制之所以能建立并延续下来，匣因是主要的国家行为者只有两个，双方的核军备竞赛风险巨大、性命攸关，而且彼此势均力敌，具备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因而双方有坐下来谈判并控制军备的意愿和基础。然而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军事力量单极独大，而地区力量分化重组，许多地区形成多个实力悬殊国家共处的层次化的安全结构，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军控合作的复杂性。由于冷战时代的双边对称的军控模式难以套用在目前的非对称和多极化的安全格局中，今天的军控亟待理论上的探索。
2.现实的障碍：美国对军控原则的偏离
冷战后，随着俄罗斯的衰退，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谋求绝对军事优势和全球霸权秩序的战略已很明显，在这种战略指导下，美国开始偏离维持战略平衡和军事稳定的原则，致使全球军控基础面临瓦解的危险。美国在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计划问题上的行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正在发展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包括战区导弹防御和国家导弹防御两大系统，它们脱胎于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由于受《反导条约》的限制，其中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一直停留在研发和技术准备阶段。从1996年开始，以“防御来自‘无赖’国家的有限的战略弹道导弹打击和对具有更大核能力的国家的战略导弹的意外发射提供防御”为由，美国国会对政府和国防部施压，支持部署国家导弹防御计划。
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是对“军备竞赛稳定性”原则的背弃，是军备竞赛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防御性武器并不等同于防御性战略，防御性与进攻性武器之间有内在的类似矛与盾的联系，一方有了盾则意味着他的矛更有进攻力。进攻与防御武器的竞赛将给核战略态势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虽然世界已不是冷战时期的那种两极格局，但在核问题上美俄仍是两大主轴，它们之间的核武器战略平衡及军控发展直接影响全球的稳定与军控发展。美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将首先破坏美俄之间的核战略平衡，不利于双边的战略武器削减进程，而且给少核国家英、法、中各自的安全战略带来负面影响，5个核武器国家进行军控的困难势必加大。而世界上180多个无核武器国家参加《核不扩散条约》并同意无限期延长其有效期的条件是核武器国家必须抱有诚意地早日进行核裁军，因而，核武器国家军控难以继续的现状将会动摇无核国家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信心。
以《核不扩散条约》为核心的核不扩散机制是全球军控的基础，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战略与实践不仅未解决核威慑理论与核不扩散思想的内在矛盾，而且对现有的核不扩散机制的正常运行产生破坏作用。美国认为“无赖，国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扩散将是美国利益在今后10年中主要的威胁”美国将“运用军备控制机制来削弱拥有这类武器的国际合法性”。美国利用各种施压手段，迫使有关国家及组织强化核进出口体制，严格控制与那些对美有敌意的国家在核能方面的合作，而与此同时，对那些“友好”国家的核能力发展却是姑息之态。这种以美国的利益为标准划分敌友、实行双重标准的做法，严重腐蚀了军备控制机制的信誉。
总之，国际军备控制机制已受到强权的制约，其维持军事稳定的功能受到削弱，军备控制正在从维护各方军事平衡与稳定的安全手段退化成维持霸权的工具。
六、军备控制的未来
在裁军与军备控制领域中，联合国倡导的“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的裁军”代表着最高目标和伦理。在2000年5月《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包括“有核国家明确承诺全部销毁核武器”等内容的最后文件，充分显示了全球彻底核裁军的强大的道德和舆论力量。然而，美国仍在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核武器国家的实际数目在增加，这种种现实使得通向彻底裁军这一目标的道路显得艰难而遥远。
武器与战争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争论的话题，没有人能保证“消灭武器就能消灭战争”，然而，军备控制虽然不能消除战争的根源，但是它在消除武器竞赛引发的战争隐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各国应尊重并发展它。所以，在走向彻底裁军这一理想目标之前，对军备发展进行积极的控制以维持全球相对稳定无疑是一个必要的现实选择。
从历史看，政治意愿是军备控制顺利进行的前提：美苏双边军控进行的条件是双方遵循平衡战略，有共同的政治意愿保持相对稳定；某些多边军控成功的原因是所有参加国抱有一个共同看法，即减少军事威胁、限制军备发展。尽管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要求传统的军控作出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探索，但军备控制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是不变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不理解对手的安全关切，就不能理解军备控制。”军备控制作为一项安全手段，建立在自己及对手安全的基础之上，隐含着对有关各方共同安全的维护，失去这一点，军备控制将退化为有名无实的外交工具，而人类将可能面临军备发展泛滥无序的危险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