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遭到刘墉讥讽也是常有的事，比如有一次，和珅过生日，为了祝寿，和珅大操大办，以收取巨额寿礼。生日当天和府大摆酒宴，寿堂上红灯高照、贺幛挂满了四壁，寿桃、寿面摆满了桌案，自军机大臣、大学士以下文武百官，都拿着丰厚、贵重的贺礼，以讨好和珅，只有少数人持薄礼呈上。其中刘墉、毕沅（号秋帆）二人最为突出。据说刘墉收到请帖后，只准备了一对红蜡烛作为贺礼。他在那对红烛上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福如东海”，下联是“寿比南山”。刘墉在寿堂上点燃了蜡烛，并向和珅拱手祝贺，说道“祝大人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和珅见到区区二只蜡烛，心中很是不快，但又不好发作，总想找个机会，奚落一下刘墉。于是酒宴上，他想出个难题让刘墉出丑。只见他高举酒杯，向众人说道：“今日敝人寿诞，感谢各位大人光临，并送厚礼，荣幸之至。我有一事请求诸同寅，特别是刘大人学富五车，能否即席赐一伟号？”刘墉知道这是和珅难为自己，但他不以为然，他说：“和大人，今天是您的大喜之日，我看我送的那对红烛上最后一字一“海”一“山”二字不错，不妨就用“海山”如何？众人听后跟着奉承，连说“好”、“好”，和珅听了也很得意。但是当酒散人静，和珅面对燃烧到只剩下两个烛头儿，一边剩下了一个“海”字和一个“山”字，正是刘墉给他取的名号，猛然觉悟，知道又上了刘墉的当，被他哑谜捉弄了。原来年轻时，他在宫内上虞粘竿处服务时，曾做过点灯和点蜡烛的差使，有过“小蜡烛头”的绰号。这明明是刘墉借祝寿之机，讥讽自己，因此，常耿耿于怀。故在清人笔记中记有：“独刘文清（墉）时与抗，人传文清门庭清峻，而不知性喜诙谐，数以谑语刺坤，坤不能堪，饰词以诉，高宗亦知二人不相洽，每以温言解之。”由此可知，乾隆帝深知和珅与刘墉彼此龌龊，互有矛盾，常以温言劝之。
刘墉与和珅的矛盾，在当时已是广为人知。即使一些外国使臣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就注意到了刘墉与和珅的不和，并发现嘉庆皇帝与刘墉关系非同一般，使臣向朝鲜国王报告说：“皇帝（即嘉庆）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受听，故筵臣之敷奏俱得尽意，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上眷注，异于诸臣。盖刘墉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付和珅云。”
除了以上诸人，对和珅不满的人还有京官谢振定。谢振定平日很不满和珅的所作所为，更对和珅的亲属、爪牙借其势力横行霸道深恶痛绝。据说他在担任京师巡视东城御史时，有一次他带着兵士在京城内巡视，当他来到东城灯市口附近时，忽见一高头大马拉着一辆违制之车，从远处驰骋而来，于是他立即下令把这辆马车的主人抓来，一问得知此车乃和珅爱妾之弟赶着的，不觉更加痛恨。而且和珅这个小舅子仗着和珅的势力，毫不认错，并出口不逊，这就更引起谢振定的怒火。他命令部下痛打了这个家伙，当场烧毁了这辆马车，并大声说：“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
尹壮图也是对和珅极力反对的人。此时的和珅，几乎是四面楚歌。只是凭借乾隆的宠臣这一“法宝”，才暂时保住了性命。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改庶吉士。历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太仆寺少卿、礼部主事、郎中和侍郎等职。他为官正直，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珅当政时，利用乾隆帝晚年爱听顺耳、歌功颂德的话，听不得微词、意见，压制舆论，大多数官员不敢上书言事，而尹壮图竟冒触犯龙颜之险，大胆陈述己见。如，他对“议罪银制度”提出了异议。他指出，这种制度是纵容地方官吏贪污中饱的措施，如果长期实行下去，只会导致政府的经济恶性循环，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的安定。乾隆帝听后却不以为然，反而令尹壮图拿出真凭实据来。有关此事在《清史稿》中记载的较为详细，现录如下：“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在桀骜者借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涌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1次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玩易之念，请永停此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乾隆对此颁发了一道上谕：“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尹壮图在覆奏中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驰。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这实际上是对和珅执掌大权十多年来，损下肥上，贪污营私，造成全国各省银库亏空的指控。于是乾隆帝命他与户部侍郎庆成一起到山西、直隶（今河北）、山东以及江南诸省查核各种仓库。但尹壮图哪里知道，庆成，正白旗汉军人，原姓孙，此人乃系和珅的私人，他这次出差，就是和珅点的名。因此，在和珅的指使下，处处钳制尹壮图，哪里还会认真查库呢！这一行人每到一地，庆成等人“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其实在这期间，地方官们早已准备妥当，往往挪用商家银两，充实库存，待核查大员到来，早已不露任何马脚了，结果一点亏空也没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尹壮图只好“自承虚讹，奏请治罪”。乾隆帝在这种情况下，多次下谕旨，历数壮图之奏，实乃“希荣卑鄙，饰词谎奏”，还“寄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氏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表示彻底认罪，回京后，被下刑部狱，判为“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最后还是乾隆帝“宽大为怀”，说：“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尹壮图心里委实不痛快，最后以回乡奉养老母为名，回到云南。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初，嘉庆帝亲政，冤案才得以平反。
然而，和珅虽是奸臣，但不是庸臣，他对朝廷中反对自己的势力也非常清楚，并认真防范，想法设方削弱其力量。董诰于嘉庆元年（1796年）授东阁大学士，他才华出众，一身正气，不愿附和和珅，和珅担心他与王杰等人联合起来与自己作对，于是在朝中极为排挤。嘉庆二年（1797年）董诰母亲病逝，董诰回籍治丧，其时，白莲教起义正在四川、湖北等地到处蔓延，清廷急需能够出谋划策、辅佐皇帝的能干人才，乾隆多次询问廷臣：“董诰什么时候回来？”但当嘉庆三年（1798年），董诰回京以后，和珅却设法向乾隆封锁这一消息，使董诰迟迟见不到皇帝（嘉庆皇帝）和太上皇（乾隆皇帝）。董诰没有办法，只好在乾隆出巡回宫的时候，事先跪在御道旁边，乾隆这才知道董诰早已回来，于是重新将其任用。嘉庆皇帝的师傅朱珪也是一位正直大臣，乾隆本来想将他升任大学士，和珅却唆使其亲信指责朱珪在任两广总督的时候不能认真缉盗，以致两广地区治安败坏，于是朱珪不得入阁，长期在地方任职，直到嘉庆亲政以后才回到北京。
尽管如此，但终究是邪不压正，和珅虽然独掌大权、不可一世，但正直的人依然不向其屈服，采取各种方式，与其作对。和珅最终也在正义的声讨下，丢了自家性命。多行不义必自毙，和珅的结局理当如此。
3．敲骨吸髓，贪婪无度
贪心不足蛇吞象。和珅贪婪无度，财欲横流，仍不知足，把财欲当着是他的生命源泉。更为糟糕的是，和珅贪财竟贪到无可比拟的程度，敲骨吸髓，毫无仁义道德，从而失去人心，世人痛恨。俗话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珅爱财并非言有此理，而却取之邪门，所以导致晚年千古恨，成了历史罪人。
和珅敲骨吸髓，用非常手段聚财的地方很多，这里我们仅从其兼并土地、榨取百姓血汗这一点上说起，便可窥其一斑。
和珅拥有土地非常多，其来源也非常复杂。
首先是皇帝的赏赐。乾隆帝对和珅十分垂青，宠幸有如，赏赐土地事是家常便饭。例如乾隆帝在和孝公主下嫁时就赏给了他家大量土地。
其次是典买。应当指出，和珅最感兴趣的是金钱，也就是说他想尽量多储存金银等硬通货。这是因为，乾隆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再加上农民抗租、抗粮的斗争不断发生，这样就使得许多地主对经营土地失去了兴趣，甚至有的人索性把土地出让给别人。和珅在这种情况下，看到地价便宜，又便于收租，也就不时买入一些土地。他除了用自己的名义购买土地外，也常以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和侄儿丰绅宜绵的名义购买土地。他常在别人有困难、急需用钱时，乘人之危，以低价典买土地。他平日贪婪成性。六亲不认，不管是谁家土地他都兼并，不管是他岳祖父英廉的土地，还是他舅父或表兄弟的土地，他是能吞并就吞并，绝不轻易放过。从现在保存的清朝档案中得知，乾隆末年，和珅收买了清苑县王君贤、蠡县金铎、宝坻玉福、任邱玉全的土地与吉庆在北京西直门外白塔庵、耿杓在清苑县、广善在宛平县的土地、隆善在易州的土地、英林佐领下誊录官柏英在保定府容城县的土地、已故富明阿遗孀陶氏在蓟州的土地、音德赫与保福在定州清风店的土地、绵鉴在易州的土地、延礼在完县、雄县的土地、阿齐兰佐领下护军八十六在宝坻县的土地、德林在霸州的土地、常四在定兴县的土地等。这些仅仅是和珅兼并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并且这些土地很少是和王申直接买的，而是他趁别人困难时，用典押（亦叫契典）的方法弄到手的。契典即属于典当一类方式，典主（即银主）不用出土地的原价，用大大低于市价的价钱就把土地典到手中，取得了典押期间对该地的耕种、佃赁与收租的权利。而且原来土地的所有者，往往很少有能力把土地再赎回去。
这种做法是封建社会地主阶层常用的手段，其手段既狠又毒，常会使别人倾家荡产。牺牲别人，捞取利益，是和珅的宗旨。可以说，和珅的富裕，是建立在千千万万贫苦人民衣食无着的基础上的。撷干了汗再吸他们的血，和珅毫不留情。
再有，和珅趁为别人帮忙、关照别人之机，向别人索取土地。和珅帮助别人时，从来就不会无偿帮忙，而总是向人家索取报酬。当然，这种报酬若是钱，他最欢迎，如果没现钱，给土亩和房屋他也照收。例如，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贝子永泽在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庄园的庄头许五德与永泽的家人霍三德发生矛盾。霍三德每到庄园收取钱粮时，便用讹诈的方法向许五德索要银两。许五德为此向步军统领衙门控告。为了能打赢这场官司，他请求礼亲王的门上护卫恒德托和珅关照，并表示如官司打赢，则愿意送给和珅和恒德银两。有关此事在永泽的奏折中记载得十分详细，兹录如下：
“许五德原系贝子永泽庄头，在奏义州地方居住，与护卫恒德素相认识。乾隆五十七年间，许五德因被同主家人霍三德多收钱粮，并指称本主讹诈得银五百两，在步军统领衙门呈控。许五德素与恒德相好，稔知恒德系和珅亲戚，五十八年正月间，同伊子许宗姜赴恒德家，托恒德转求和珅照应，许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以为酬谢。恒德应允，即向和珅告知。嗣经步军统领衙门审拟，将霍三德连眷属发黑龙江为奴。许五德一户连地亩一并撤出内务府收管等因，是年三月二十七日奏结在案，和珅随同恒德告知许五德之事，业已完结，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恒德转向许五德告述（诉）。许五德先后付给恒德六千两。”后来民政部德又派家人陈兴“向许五德索讨，并伊自向其借银三千两。许五德因措银不出，以伊承种贝子永泽地内有坐落李金屯地三十五顷，系雍正五年复丈载入红册。此项地亩不与官地毗连计图搪塞，随称情愿将地二十顷送给和珅，十五顷送给恒德。令陈兴回京告知，转告和珅。和珅声称写立红契，载明卖给伊侄丰绅宜绵名下为业，方肯要地。五十九年三月，内恒德又差陈兴赴义州，同许五德立契交地。时台费荫正任锦州副都统，与恒德亦属姻亲，恒德即写信托其照应。
陈兴作为丰绅宜绵家人，并捏写张禄名字作为恒德家人同许五德在副都衙门投递买地卖地呈词。陈兴并将许五德托情缘由向台费荫告知，台费荫于请该城守尉兆麟吃饭之便，面嘱兆麟此地系和珅所买，嘱其应一、二，随札行该城守尉查办。兆麟回署查红册载有此项地亩，知系官地。因上司嘱托不敢违拗，即札行该管界佐领乌什杭阿，查报该界率据户族甘结，声称并非官产，加具保结呈送，该城守尉兆麟于详报副都统文内声叙前项地亩红册，并无注写官私字样等，因具详前任副都统台费荫、恒德系伊亲戚，又怕和珅势力，并未驳查。即据该界官结报并非官产，印结恣行盛京户部核办，该部据文咨覆副都统札，饬该城守尉税契准其出卖。陈兴执契来京交与恒德，恒德不敢隐瞒，将契二张俱送交给和珅管业。和珅许俊日后帮给恒德银两，并未付给。其地仍系许五德耕种。许五德曾赴和珅家交过两年地租。上年三月，和珅差内务府庄头康二格前往查地，康二格查此项地亩系属官地，不应售卖，向和珅告知，和珅以既系官地，不要地亩，并未将地契给还。今查抄和珅家产抄得契纸，审出前情。将护卫恒德奏明解任，与许五德质讯，据供前情如绘。严讯许五德实因霍三德多收地租，并指称本主讹诈银两，情急赴控，因恐吃亏，托恒德转求和珅代为照应，谢给银两地亩。讯之兆麟供此项地亩载在红册，本系官地，彼时因台费荫嘱托，所以含混具详，并无别情，严诘不移，并查明内务府前项地亩，业经造入官册。”因此案牵连锦州副都统台费荫革除职务，充军伊犁效力赎罪外，按大清律规定，“盗卖他人田宅者，田一亩笞五十，每五亩加一等。又例载有以财行求及说事过钱者，计所与之赃与受财人同科，无禄人减一等；又事后受财枉断者准枉法论；又律载称与同罪者至死减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此案庄头许五德因同主家人霍三德多收钱粮，并耕主名讹诈银两，赴步军统领衙门呈控，托护卫恒德转求和珅照应，事后送给银6000两，地20顷，又酬谢恒德地15顷，系属以财行求，自应按倒安拟。”因此，许五德和康二格均处以重罪，“鞭责发落”。由上例可知，通过这种形式，和珅可以分文不出，轻而易举地不但得到白银六千两，而且还把几十顷土地白白弄到手了。其中包括恒德白白送给他的十五顷土地。
综上所述，和珅不仅大肆搜掠土地，而且还在土地上大做文章，获取高额利润。他一方面派出家人到各地收租、逼债，另一方面却仗着其权势，进行超经济剥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