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极必反，多行不义必自毙。和珅集横、贪、骄、诈、奢于一身，试做贪污之王，落下可悲下场，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历史的必然。一步失足，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与其说一步，不如说多步。当然，这已够和珅千古恨了。其绝笔诗曰：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黯然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四面树敌，四面出击
俗话讲：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冤家少一道坎。人生在世。不可四面树敌。敌人多了不仅堵了自己的路，而且处处受难，遭人奚落，关系受阻，有时还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和珅就是四面树敌，四面遭难的例证。
因为和珅骄横贪奢，所以为许多正真人所不齿。和珅为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打击，不惜四面树敌，八方应付。与和珅针锋相对，互相攻击的对头不少，如：针沣、武虚谷、毕沅等人。下面就和珅四面树敌的情况作一介绍。
首先是与钱沣结仇。钱沣，字东注，字约甫，号南园，乳名正贵，云南昆明人。他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卒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改庶吉士。曾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副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
钱沣一生以擅长诗文、书法与绘画闻名于世，而人们对于他的身世和政绩却知之甚少。他出生在一个亦耕亦农的贫寒家庭，从小养成不媚时俗、不畏权贵的高贵品格。他为官清正廉洁，不贪名利、守固安贫，并惠泽桑梓，为民造福，是封建时代为数不多的刚直不阿的“清官”。他在政治上敢于向贪官污吏等恶势力作斗争，特别是他以惊人的勇气和聪明才智与和珅、毕沅、勒尔谨、王亶望、国泰和于易简等人展开了坚决斗争，并赢得了胜利，其事迹彪炳史册，为后人所称颂。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的封疆大吏勒尔谨、王宜望贪污一案暴露后，勒尔谨、王亶望等人被处死，为此乾隆帝又迁怒身为陕西巡抚，并屡署陕甘总督印务的毕沅，认为他知情不报，实属有罪，但他又怕事情扩大不好收拾，故决定从轻处理，将毕沅含混罚银了事。但钱沣却认为这样处分太轻，于是他挺身而出，上疏严斥毕沅“惟瞻徇前政，畏避怨嫌，明知积弊已深，不欲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钱沣认为毕沅之“罪较之捏结各员，尤觉无减”。因此，才向乾隆帝建议：应将其“比照议处，益昭宪典之”。但此时乾隆帝已不再想重兴大狱，只给毕沅暂停俸银和降三品使用的处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等人贪纵营私、索贿舞弊等种种罪行，使举朝上下为之震惊。因为在乾隆中期，言官已不敢轻易弹劾大臣，只缘“御史王盖、罗暹春先后劾大臣获咎，故谏官皆缄默无言，转相戒诲”。对此钱沣深为反感，决心挺身而出，为国除害，申张正义。他曾说：“国家设立谏官，原欲拾遗补阙，今诸臣皆毒害餐尸位，致使豺狼遍野而上下不知，安用谏官为哉？”鉴于此，他才冒事如不成，必遭打击报复，甚至丢官降职的风险，毅然上书揭发国泰、于易简狼狈为奸，纵情攫贿的罪行。
乾隆帝为了保密，使受查之人不致事前有所防范，而公开发布上谕：“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侍郎诺穆亲驰驿前往涿州、德州，至江（今江苏省）省一带，”查办事件。所有随带司员一并驰驿。御史钱沣并著驰驿前往。
乾隆帝在此上谕中并没有明确指出钦差大使查办何人、所到目的地具体何处。不过，国泰确为和珅私党，史载：“和珅当国，国泰素奔走其门下”。
对于此案办理之初，在《国朝先正事略》与《清史列传》等著述中，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即钱沣曾微服私访至京郊良乡，审查和珅家仆人至山东向国泰通风报信之事。
正是这件事，为两人结冤埋下了伏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这件事，朱桂昌先生在其新《钱南园传》中有详细考证。他写道：“按《清高宗实录》记载，四月四日庚午，和珅等一行受命查办事件，即刻驰驿前往，彼等复命称初八日甲戍到山东省府济南，中间只有四天的时间，钱沣何能亲往良乡私自访查并守候和珅之仆人由山东返回？而且钱沣身为监察御史，已受命查办事件，岂容私自行动？再者钱沣微服出访，又有何权力叱止和珅之仆人并搜其身？和珅之仆人又岂能服从？再说钱沣既搜得和珅与国泰交往私书，并上报朝廷，乾隆帝岂能仍派和珅参与此案之查办？故此说当为好事者传言，虽有戏剧性，但与情理不合，实不足凭信。不过在和珅、刘墉、钱沣等一行到达济南之前，国泰确已得知查办之消息。送信者是国泰之弟国霖所派自家家人，其名叫套儿。国霖时在京任头等侍卫，侦知查办其兄之事，于钦差出京之同日，乃急派套儿往山东传递信息，大约在钦差之先不久到达济南，故国泰有所准备。”
和珅、刘墉和钱沣等一行到山东济南。“和珅已知弥缝”，即国泰、于易简等人已挪用他银补足了库银亏空，故“危言以动先生（即钱沣）”，但钱沣表出得十分冷静、沉着。而刘墉“深知其弊，常与先生（钱沣）密商”。两人巧妙配合，共同对付和珅。当他们到历城县“盘库时，和珅言不用全数弹兑，提盘数十封，纹银无短。和珅遽起回馆。先生请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则多系圆丝杂色银，盖借诸商人铺户充数者。诘问库吏是其实。出示召领日：‘迟来，即封爵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具领，库藏一空。复改道易马，往盘他处，皆有短绌。案遂定。”真赃实据面前，和珅也不敢再公然包庇国泰等人，只好秉实上报。国泰、于易简革职，逮问解交，后被赐死。新任山东巡抚明兴，奉命继续清查章邱、东平、益都等地银库亏空，结果共查出山东全省库银亏缺二百余万两之多。
甘肃、山东两大贪污集团的查办，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各省地方官起到了一定威慑作用，使他们贪赃劣行暂时有所收敛。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和珅一贯坚持的原则。他对钱沣公正刚直，不屈从自己，不为自己私党十分忌恨，总想找机会陷害、打击他。
于是他指使党羽、湖南巡抚浦霖借机参奏“钱沣对生员匿丧冒都，置若罔闻”之罪，使其受到革职留任处分。
钱沣看到由于和珅专横跋扈，军机处分成以阿桂与和珅为首的两派，以至不能同在军机处办公。为此，钱沣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底向乾隆帝上交了《请复军机旧规疏》，其主要目的就是针对和珅对军机处的种种“改革”。奏疏中写道：
“为请复军机旧规事：臣伏睹我朝设立军机处，向来大臣与其职者，入皆萃止于中，用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一则势无所分，居同则清可共见，即各司咨事画稿，亦得有定所而无殊歧，诚尽善不易之法也。乃现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每日人止军机处。大学士和珅或人止于内右门内旧许大臣暂止之庐。或入止于，隆宗门外近造办外之庐。大趋走多歧。以我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刑，浃于肌髓，决不致因此遂启角立朋党之萌。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过于率由旧章。盖自世宗宪皇帝以来，及皇上御极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未尝纤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后，不应更其轻更。况内右门之内，切近禁寝，向来因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事，须先一两刻预备，恩加大臣，不令与各官露立，是以设庐许得暂止。不应于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随从军机司员亦更人更出。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等狎熟，万一有无知如从前高云从者，虽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杜渐自宜及早。至南书房以备几暇顾问，俟军机事件既毕之后，人未为迟。何必于未辨色之先遽入，致诸弗便。若隆宗门外直庐及造办处，则各色应差皆得觇听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敢请皇上敕饬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协共之雅，共励一堂。其圆明园办事，亦同一体。近日和珅、福长安止如意门外南顺墙东向之庐，王杰、董诰止于南书房之处，并请敕饬改正。臣愚无任区区，伏祈睿鉴训示。谨奏。”
和珅虽诈，但钱沣也并非等闲之辈。从这份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今日算是碰上了对头。表面上看，这份奏疏只是钱沣就军机大臣值庐地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仍按旧制，所有军机大臣，均应至军机处办公地点共同办公。而实际上是钱沣就和珅对军机处所作的一系列变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朝廷大政的核心问题。但因问题重大，不敢明言，故还不能更深入全面地揭发及指斥和珅犯罪的种种内幕，只是以此为试探而已。这正如朱桂昌教授所言：“由此可见，钱沣具有何等巨大勇气，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敢于向大权奸和珅射出一支利箭，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举世并无第二人。故姚鼐说：‘若夫立谕侃然，能讼言其失于章奏者，侍御一人而已。”’由于这份奏疏既照顾了乾隆帝的情绪，又指出了军机处所存在的问题，故乾隆帝很欣赏，遂命钱沣稽察军机处。这样和珅对他更加不满，故对其“阴忌之，且直诘之，咄咄逼人，欲军人以难处之事，卒不能屈，转资商榷”。钱沣既不附靠权相和珅，又不为和珅的淫威所吓倒，勇敢地搜集和珅种种不法罪行，准备着对其作进一步的斗争。但不幸的是，就在此时，钱沣由于和珅平日打击报复，“凡遇劳苦事多委之”。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十八日，与世长辞，终年55岁。对于钱沣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有人怀疑和珅得知他要弹劾自己，故将其害死。
在钱沣逝世之时，有人发现他写的一份弹劾和珅的奏折草稿，其中列举和珅罪行二十多款。据钱沣儿子钱嘉枣记载：“乙卯九月，大渐后，分达视殓，于枕底得未成遗折，已数千言，列劾和相二十余款，诚使当日有俾先伯兄乘凶递上，效古人尸谏遗意，是先大夫未完之臣志得以皆伸，或为天心所嘉纳。即使不上，存原折亦可垂为家乘，乃竟有窃而火之者，先大夫九泉以不能无遗憾云。”由此可见，钱沣与和珅的斗争，势不两立，钱沣下决心要扳倒权臣和珅。遗憾的是，他还没来得及上奏就先和珅而去了。他生前写的奏折开列和珅罪行二十余款，一定是他经过多年搜集、调查的“重型炮弹”，可能是和珅探知后，派人偷去毁掉了；也可能是好心人怕给钱沣家人带来灾祸、麻烦，而“窃之”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如果真能将其公诸于世，也许会在政治上掀起一阵波浪，产生一定影响。
和珅所树敌人，还不止钱沣一人，武虚谷也是其中的一位。
武虚谷，又名武乙，河南偃师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进士，授山东博山县知。此时正值和珅大权在握、气焰嚣张之时。和珅身兼数职，尤其是步军统领一职，实际上就是京师的卫戍司令，有维护京师社会治安和缉拿“盗贼”之权。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清水教起义的首领王伦并没有自焚的说法。和珅便借此为名，派出兵丁、番役以追捕王伦为名，四处骚扰百姓。他们不但在京师周围，而且还到外省，“携徒众持兵刃为暴民间，官吏莫敢问”。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珅又派番役到山东博山一带滋扰百姓，这些人“饮博恣肆”，无人敢管。知县武虚谷知道此事后，便派人把这些番役抓到县衙。这些人见了知县不但不下跪，而且还非常傲慢，以牌示知县日：“吾提督差也。”武虚谷说：牌是派你们与地方官合作抓捕强盗的，你们来吾县整整三天了，为什么不来见我？况且牌上只写二人，为什么你带这么一帮子人到我县胡作非为。于是他命令衙役，一顿棍棒，打得这些家伙屁滚尿流，狼狈逃窜。和珅得知后，十分恼火，找茬罢了武虚谷的官。
另外，和珅与毕沅也有结隙。
毕沅，江苏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殿试第一。他擅长经史，喜交文士，当时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和钱泳等入过他的幕府。据当时为其幕僚的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写道：“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今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先生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惟先生独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余又日：‘公将以此诗人《冰山录》中耶？’先生默然，终其身不交和相。”但和珅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巡抚王亶望利用办理捐监之机贪污中饱一案事发。此时恰好毕沅任陕西巡抚，居住在西安。于是和珅乘机挑唆，纵恿乾隆帝向毕沅兴师问罪。于是乾隆帝下谕质问毕沅：“查明王亶望任内，改收折色。冒赈开销，上下通气……。此案情弊，毕沅久任西安，即系邻省，又屡署总督印务，况毕沅明白晓事，非勒尔谨竟如木偶者可比，何以置若罔闻，并不据实参奏？朕不欲因此更大兴大狱，试令毕沅抚心自问，此案伊能脱身事外，毫无干涉，固然养尊处优，于心安乎？著传谕毕沅，令其自行议罪。此朕格外加恩，是以如此办理。毕沅应有良心，当自知之。”当毕沅接到这个上谕后，心知十有八九是和珅捣的鬼，可是也没什么办法，只好自行议罪，他在奏折上说：“臣在陕八年，两署督篆，于王宣望等监粮舞弊一案，并未参奏，获戾甚重。可否恳恩格外矜全。容臣缴银三万两，再于养廉内罚银二万两，以赎前愆。”
和珅四面树敌，八面应付，人见人恨，处处遭人诘难，所以注定了他悲惨的命运。由以上数例，我们可以看出，和珅气焰嚣张之时，许多清廉、正直的官员虽然不敢正面与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他们的内心却鄙视他，终生不与其合作，更不屈服于他的淫威，使其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
2．多行不义，必有反
俗话讲：多行不义必自毙。坏事做多了，就会遭报应。古人就有“天下不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的话。服人就要心服口服。身正不怕影子歪，站得直，人心自然归顺。而和珅恰好相反，他不仅四面树敌，而且多行不义之事。
有才能用在正道上则可以流芳千古，人心所向；用在歪门邪道上则会遗臭万年，人心所背。实事求是地说，在清朝大学士中，和珅算得上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才，他通晓多种文字，对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等都很熟悉，对“四书五经”、诗词、骑射无不涉猎，运用自如，而且擅长书法，其字颇和乾隆所写相似。连18世纪最著名的诗人袁枚也曾称赞他“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全才。而当时来到中国的英国使臣也记载说：“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而这个时期的乾隆已经变得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就是在宫内行走，也需要人扶掖，朝鲜使臣描述说：“乾隆记忆力减退，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也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对具体政务，乾隆不能不更多地依靠能干的亲信大臣进行处理，而对自己开创的全盛业绩的陶醉，也使他特别喜欢臣僚的奉承和迎合，因此，乾隆任用和珅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