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和珅在这次接待英国使团的活动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处理事务也很得体，既热情，又不失原则；既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又不使来者觉得主人傲慢，他做得不卑不亢，表现了一个大国权臣的风度。正如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在他的著述中所说：“马戛尔尼这次访华，是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一代贪官，臭名远扬，惟有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发挥了才能，挺直了腰板，壮了我中华大国的威风。不亢不卑，在现代生活中尤其重要。面对地位、权势高于自己的人，保持自我本色，抬起头来做人；面对不如自己的人也要礼貌有加，不施之以辱。惟如此，才能服人于情理之中。
6．敛财有术，毫厘不放
大凡富豪，在某种程度都可称“吝啬鬼”，他们的“小气”与常人慷慨大方、视钱如粪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和珅敛财不讲情面，不讲交情，有利必争，不枉毫厘。就拿放债来说，对象不但包括高官司史、商工和市民，而且还有他的家人、长随等属下，就连他家的至亲好友，他也使用高利贷盘剥。和珅放债也同其他高利贷者一样，“不见兔子不撒鹰”，借款人必须用财产，如土地、房屋或其他东西作抵押，或是找到实力很强的保人担保，并定好利率，然后才肯借贷。和珅认为，这种敛财方法最为捷便，他不需费多大精力，只要把借贷手续一办，就可以利滚利地不断进行钱财增值。当有人还不起债时，那就只好把抵押的财物给他，他家的不动产又有了新的增加。即便是他的家人、仆从，平日供他役使，是他忠实的走狗，借债虽不要抵押物，但和珅使用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的办法来追还债款。这样使不少人沦为世代奴仆，父子相继，越久越多，很难还清。例如：和珅家人傅明借和珅银1000两，但不久故去，由其子花沙市代替还债。每月规定8厘起利，欠利银200两，本利二项加在一起共欠银1200两。又如，和珅家人兴儿借银1000两，规定每月1分起利，此项本利银于每月工食中坐扣。除扣过本利银235两，尚欠银1159两。
和珅对于他家的至亲，如外祖父、舅父与表兄弟等人，也是一视同仁，“照章办事”，绝少优待。和珅的舅父明保曾向其借银15000两，所借银每月1分起利，欠利银6450两，其欠本利银21450两。和珅的外祖父伍弥泰，与和珅同朝为官，均为大学士。伍弥泰曾向和珅借银2000两，但和珅不大放心，逼着伍弥泰“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英廉是和珅的岳祖父，英廉的孙子玉全曾向和珅借过银两，也是拿地契作为抵押品的。
和珅在金钱问题上是不讲情面的，可以说分文不让，悭吝无比。正是这种毫厘必争的做法，才使和珅捞得的好处特别多。据档案记载，和珅在嘉庆四年（1799年）初时，尚借出应还本利银共26315两。其数额之大，应捞取钱财之多，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和珅还精打细算，在典当行业上下功夫。
典当业在清朝是非常发达的。按其店东的身份和资金的来源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即所谓皇当、官当和民当。皇当是以皇帝为后台，由内务府经营的；官当是由封疆大吏与道府州县官员主持、经营的；民当即由商人、富民等一般人经营的。
北京是皇帝与王公贵族、达官显贵的聚居之地，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金融资本最集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据说在18世纪前半期（即乾隆初年），北京地区的当铺就有数百家之多。在众多的民当中，还按当铺主东的原籍不同分成许多帮派。如京帮、晋帮、徽帮和粤帮等。当时政府规定典当的利息不得超过8厘至3分之间，可实际情况却大大超过此数，有的已达4分、5分，甚至更高者亦不少见。有的当铺主东为了谋利，竞“违禁取利”。他们在给物主典当物的钱款时，只给九成，而在物主赎回该物时，则按照当票的面额数字加三收息，这样一来一去，则利率超过了4分。同时在收典时有意压低物品价值，当物主无力赎回时，他们便以高价售出，从而可获利数倍。
早在康熙、雍正统治时期，许多身居要职的显贵官僚都经营典当业。如索额图、明珠、徐乾学、高立奇和曹寅等人都开设当铺，进行高利贷盘剥。乾隆统治时期，官僚经营典当的人更多了，和珅和福长安就是其中的典型。和珅家的当铺不但遍布京城，而且遍布直隶（今河北省）的保定地区、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和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传说他家共有当铺75座，可能这个数字不实，其数目有所夸大，但不管怎么说，他家的当铺加在一起不会少于二三十座。因为和珅家在北京城内就拥有12座当铺。再加上他在其他地区的当铺数量，一定会超过20座，甚至会达到30座。此外，和珅的几个重要家人，如刘全（外刘）、呼什图（内刘）和马八十三（又名马瑞磷）等人也经营十几座当铺。
和珅敛财有术，所以积累也奇多，这是有据可查的。据绵恩、淳颖和△市等人奏称：“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十二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亦经奏闻在案。”现在还可以查到名字的有：北京城内的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合兴当、恒升当与恒庆当等；在北京城外主要有三河县的和兴当、新城县的恒兴当和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县）的恒义当等。
以上有关和珅所开当铺的记述是正史和档案中有据可查的，比较可信。而在清人笔记和口碑中有关和珅所开当铺、银号的数字却说法不一。如在世传《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说：“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在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所录《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中记载：“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抄刘、马二家……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
此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的《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
我们这些档案材料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零乱繁杂，在近二百年中难免有所散失。因此，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不一定是该案的全部材料，这样档案上所记的当铺数字，也就不准确了。况且和珅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案了，隐匿、遗漏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很可能档案中的当铺数字比实际的要少。
和珅为多捞利润，还插手当时高官不愿涉足的行业。一般来说，明清时期官僚是不会把资本投入到采矿业中去的，因为采矿的风险大，投资见效慢，费人、费物，又不好管理，经营比较困难。但和珅看到京西地区煤矿丰富；而市民取暖做饭都需要煤炭，挖煤可以赚大钱，因此，他在门头沟和香山地区开设了煤窑。据吴熊光在《伊江笔录》中记载：“香山碧云寺泉路为附近煤窑挖断，寺中无水。管理三山大臣具奏，奉旨命定亲王勘缘，煤窑系管理步军统领和珅请开。”
为了敛钱，和珅可谓是绞尽脑汁。他几乎无计不施，无孔不入，一门心思往钱上靠。他除了经营房地产、高利贷外，还广泛经营各种店铺，凭藉各种特权，排斥同行，垄断市场，使其他商人拜倒在他的脚下，听从他的指挥。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北京米价骤涨，十分昂贵，各家粮店纷纷囤积居奇。和珅家粮店正赶上库存不多，且他怕米价腾贵，引起社会不安，于是他上奏说，各家粮店囤积粮食不得超过50石。商人不服，仍然囤积不卖。于是和珅令兵丁到各户查视，共查出“铺户囤积米麦六万余石”，并奏请乾隆帝批准“交厂减价粜卖”这实际上就是和珅利用政府和皇上的权威，以达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实际上是控制了北京的粮食业。
和珅虽身居高官，位极人臣，但为了敛财，竞不顾名誉，挤身于商人帮中，与商人为伍。这一点连嘉庆帝也骂他是个无耻小人，与小民争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把钱借给亲信家人，或委托家人出面，经营玉商业、创办各种店铺的。这样不用他费什么大力，每年就可以收入大笔利银。
和珅凭借如此聪慧的经营、聚敛头脑，加上争权夺利，为钱可舍一切的心计，再有显赫一时的地位、权势，拥有万贯家财也当属必然了。
7．插手文教，编纂红楼
往昔人们多注意和珅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家赀豪富，为人忮刻，给清朝中期的政治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与此同时，很多人却忽视了他对清朝学术文化方面造成的影响。在这方面，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近年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他对和珅与《红楼梦》的删改及流传问题做了许多新的探索。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月，和珅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后，就多次鼓动和建议乾隆帝发布上谕，进一步催促地方各省“将违碍字句的书籍，着力查缴，解京销毁”。由此还制造了一件件文字狱。和珅建议查缴的书籍范围，比刚成立四库馆发布征集的范围要大得多，甚至包括小说、戏剧和词曲。这说明和珅比于敏中在销毁书方面的积极性更大，他对中国古籍破坏也更大，因此在摧残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查禁书籍一般由四库馆负责开列，而由军机处颇令行知。和珅一身二任，把这两件事合起来干就更得心应手。我们从现今保存的办理四库全书的档案中和珅单独署名或与他人联合署名的文件最多这一点来看，也可说明这个问题。甚至在《四库全书》编撰完七八年后他还一再提起缴纳禁书之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他曾向各省地方官员下令继续缴纳禁书存留之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底他还在鼓动乾隆帝出面追查禁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此时对流传民间的小说、戏剧和词曲特别感兴趣，说明和珅已把禁书范围扩大到文学艺术领域。
令人奇怪的是，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就是在此时广为流传开来的。据红学家们考证，《红楼梦》的流传是差不多与《四库全书》成书同时开始的。《红楼梦》成书后，被作为是一部对当朝有不利“碍语”的秘本书。当时只有少数书贩为了牟取暴利而冒险传抄出售。但是到了乾隆五十四五年之后，不仅各种抄本的八十回和一百二十回本并行，广泛流传于民问，甚至一百二十回本的刻印本也已传布在市井之间，特别是在江浙地区，更广为流传，几至家喻户晓，人人争阅。为什么在乾隆帝大搞禁毁碍书的高潮时期，《红楼梦》却得以公开流行呢？据周汝昌先生研究，是和珅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原来和珅之弟和琳的亲家苏凌阿的家里就收藏着《红楼梦》的原抄本。大概和珅阅览后十分感兴趣，并深受该书影响，例如在和珅的诗集中有不少诗句是与《红楼梦》中的诗句相同或大同小异的。同时在他的诗中也常引《红楼梦》中的故事和人物，如“金钗十二浑闲事，漫拟同车携手行”。于是便请人删改了书中的“碍语”，又找人增补了后四十回。在和珅认为满意后，就呈送给乾隆帝御览，得到了乾隆帝的首肯。不久，《红楼梦》的京版问世，并流传于大江南北了。
和珅所找到续写曹雪芹《红楼梦》者乃高鹗和程伟元二人。高鹗在程伟元《石头记引言》中还说：“是书词意新雅，久为名公巨卿赏鉴。”
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原著只传出八十回，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年代中叶起，才有一百二十回本的所谓“全壁”本流传。据说是因为苏凌阿的原抄本被老鼠咬损，到琉璃厂书铺“抽换装订”时，由‘好事者”乘机补续了后四十回。
赵烈文所著《能静居笔记》引用宋翔凤的话时说：“谒宋于庭丈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即乾隆）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日：‘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明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由此可以证明，《红楼梦》一书是由和珅审阅后，呈给乾隆帝阅览的，并得到乾隆帝的首肯。这样，《红楼梦》一书才得以广泛流传。
和珅因出身于八旗中的行武之家，故容易接近于一般市井小民及大众的文学艺术，对流传于民间的小说、唱本等通俗读物更喜欢和熟悉。可以推测他在乾隆帝身边，朝夕相处，常常谈及市井流俗，以至乾隆帝要对小说、唱本和词曲之类的书籍查禁一番。
和珅掌政后，特别是在他插手文化教育事务方面工作后，他对“删改抽彻”书中的文字十分感兴趣。他不但删改书籍上的文字，而且连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也不放过。前面提到的在辟雍（国子监）刻的石经上的文字，他也派人给磨掉改了。清代就是从此时起掀起了一股删改书籍之风。《四库全书》中就有不少古书是被删改后重刻的。由此联想到人们皆流传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全本”，是和珅做后台老板，用重金和官阶请高鹗、程伟元等人炮制出来的。乾隆帝批准后，用当时全国最精美的刻印版——武英殿聚珍版印刷出版，流传全国，风靡一时。从这里可以看出，和珅在使《红楼梦》一书广为流传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正是由于和珅将此书推荐给乾隆帝后才得以公开发行。
历史上和珅多以反面人物被人们唾弃，但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推广《红楼梦》一事是和珅为社会做的一件好事。
8．辈份是小，目的是真
舍小利图大谋，抛砖引玉，是历代智谋家常用的手法。和珅虽未熟读兵书，但他也懂的能伸能屈的道理。屈是手段，伸是目的，屈是阴，伸是阳，“一阴一阳谓之道”。
和珅能伸能屈。在他看来，屈是表、伸是体，暂时的屈不会是表，长久之计为体表可以暴露在外，体却要深藏心中。和珅把自己的侄女下嫁乾隆帝的孙子绵庆一事就颇能说明这一点。
绵庆为永珞的第六子，“乾隆五十五年袭质郡王，嘉庆九年薨。溢日恪。”“绵庆幼聪颖，年十三，侍高宗避暑山庄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三眼孔雀翎。通音律，体孱弱，嘉庆九年薨，年仅二十六。仁宗深惜之，赐银五千，溢日烙。”而永熔为乾隆帝“第六子，嗣允禧后。乾隆二十四年袭贝勒，三十七年晋质郡王。五十四年晋质亲王，五十五年薨溢日庄。”关于此事，丰绅殷德也曾有诗为证，嘉庆十一年（1806年），他曾写了一首《极乐寺少憩用紫幢轩独游水南韵》的诗，其诗注中有：“乾隆已酉（乾隆五十四年，即1789年）秋，先叔希斋（和琳）公巡遭回觐，曾宿此室。予自城来接待，谈竟日，回忆忽已十八年。而妹倩质恪郡王‘书香世界’额，犹悬楣端，伊已下世将二载矣。追思二事已成千古，曷胜感怆。”关于此事，和珅本人也曾有诗记载，他在《希斋弟督军苗疆受瘴而卒，痛悼之余为挽词十五首，言不成声，泪随笔落，聊长歌以当哭云》中写道：“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频。如何又为营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这说明和琳女儿嫁给质恪郡王一事，是由和珅一手为之操办的。此外，朝鲜使臣也记述了和珅与皇室联姻之事：“吏部尚书和珅，去年（指乾隆四十九年，升为军机大臣，子尚皇女，女配皇孙、权势日隆。皇帝遣内传轮番共第，势焰薰天，和珅趋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