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还要有种种临时进贡，皇帝出巡时沿途臣民要进贡；皇帝举行一年一度的木兰围猎时，途经地区的官吏及陪同行猎的五公贵族要办木兰贡；地方官员进京面君时还要准备召见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乾隆四十一年皇帝东巡，从二月十六日到四月九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有八位督抚、三位织造、一位盐政、一位海关监督、一位亲王接驾进贡。贡品累计有黄金锭60个（重592两），杭绫100端，汴绫100端，豹皮100件，乌元豹皮1000张，银鼠皮1000张，各类衣料6800件，此外还有象牙火镰包36个，大荷包2000对，各类朝珠110盘，曹扇100柄，各类鼻烟壶180个，手串100个，挂珠100盘，带钩100个，搬指100个，搬指套50个。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常规贡品和各类临时贡品，是皇室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贡品一般按照进三退一的成例收纳。所有贡品最后都要归总到内务府分类收藏，如茶叶送茶房，干鲜果品归膳房，金银交广储司，佛像呈佛堂，西洋钟表存圆明园水法处……但退回的贡品，官员不能挪作它用，一般在该官员死后，由其家人再交给内务府。
（2）官商报效
凡遇皇室重大庆典（如皇帝、太后的整旬大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官员，都要交纳一定数目的银两，作为庆典的经费，这种作法称之为报效，如遇战争、治河工程亦要报效。
乾隆二十六年、三十六年是皇太后七旬、八旬大寿，由宗人府所汇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各将军，以及闲散宗室、司等的银两为40万两左右。在京各部院衙门满汉官员的报效银两共计是74670两。侍卫处、銮仪卫、健锐营、火器营等衙门及八旗世职等共报效35900两有余。报效银两的大部分来自各省，在当时的19个行省所报效的银两近80两。报效银两最多的衙门，当属海关、盐政、织造、漕运、河道。海关报效银两在10万左右；垄断盐业生产、运输、经销的盐政纳银73000两；苏州、杭州、江宁织造共报效24000两；漕运总督及江南河道总督、河东河道总督共11750两。此外，两淮、长芦、浙江的11750盐商也慷慨解囊，一股要出资七八十万两，用以承办自西华门至西直门的景点，装修临街铺面房、修路等。
当乾隆八十大寿（乾隆五十五年）时，亦照太后七旬、八旬之例，责令官、商报效。
（3）抄家所得
和珅精通敛财之术，在他接管内务府后，皇帝的钱袋开始膨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抓住了两个最容易敛财的环节——籍没家产和交纳议罪银。这是无需经营，不受年节、庆典局限，凭皇帝权威就可以做到的。
籍没家产所得到的财产（即抄家物品），其绝大部分归皇室占有，只有房产，有时在变卖后留给地方，作为公用资金，例如浙江巡抚王亶望的房产在因罪被变卖后，得银49400余两，便被用作治理海塘之费用。
官员所积蓄的家产，主要存放在任所的官邸中，原籍虽然也有一部分，一般多为祖上的房地产，或作官后购置的田亩，委托家仆经营的当铺。被籍没的家产除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古玩、皮裘、绸缎等浮财外，还有房屋、地亩、店铺、当铺等不动产。
威宁州知州刘标，利用主持开矿的机会，侵吞铜、铅工价银二十九万两之多，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案发时，在其原籍——直隶大城县，仅查获价值四百两的房产地亩。经多次追查，才起获赃银三万两及打点上司银两二万，其余二十多万两均被其转移。刘标在案发前的三四个月，派家人带走十七八驮财产，存匿于亲友家。刘及其子在发案后，无论怎样受刑都不肯供出实情，以至在此案相关人员都已定谳后，仍未能查出刘标所隐匿的财产。
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云南布政使钱度因勒索属员被劾，惟恐家产被抄没，派遣家仆、幕僚等人把任所的财产搬运出境，由于皇帝早已有部署才使钱度的图谋未能得逞。其家仆张材等运送的装有金器、玉器的箱子在贵州境内被截获，另一家仆王寿所携带的29000两白银在江西被截获，幕僚叶士元所携带的20000两白银在湖南被截获，而其在江宁（今南京）寓所的窖银26000两，窖金2000多两以及储于常州原籍住房夹壁墙内的27000多个元宝亦相继被两江总督高普、江苏巡抚萨载起获。
在被查抄家产的官员中，以盐政、织造、海关监督、地方督抚居多。以上官员非法捞钱的机会多，或侵吞公款公物，或勒索下属，收受贿赂，一旦案发，必膺重惩。
虽然担任盐政、织造、海关监督的人均系皇帝心腹之臣，如李煦、安宁、海保、李永标、高恒、普福、伊龄阿等，最终也都未能逃脱籍没家产的下场。在督抚中像雍正时期的直隶总督李维约、甘肃巡抚胡期恒、四川巡抚蔡毓荣，乾隆时期的浙江巡抚卢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代理湖广总督塞楞、陕甘总督永常、河东河道总督李亨特、直隶总督杨灏、江苏巡抚庄有恭、云贵总督恒文、山东巡抚蒋洲、湖南巡抚蒋柄、贵州巡抚良卿等均落得被籍没的下场。
韦庆远先生在《试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关》一文中，有如下一段涉及抄家的论述：
“清朝的皇帝对于历届的海关监督，多采用‘宰肥鸭’的办法。即在任用之后的一定时期内，有意放纵他们受贿营私，并乐于接受他们以贡礼名义，送上来的大量金钱宝物，但等某一海关监督已经搜刮聚敛到相当程度，又遇上有人弹劾，被认为‘恶迹昭彰’时，一翻脸下旨责问，派人彻查，判予重刑，将其全部财产收入内府，即皇帝的金库。清代前期全国著名的肥缺莫如海关监督、织造、盐政三者，但担任过以上三项职务的人员及其家族，能得善终，未罹查抄的只是极少数。仅以乾隆一朝曾任海关监督的人员来说，乾隆二年（1737年），粤海关监督祖秉圭被判革取、抄家、斩监候刑；五年（1740年）闽海关监督隆升被判革取，退赃、圈禁；九年（1744年）粤海关监督郑伍赛被革职、抄家、斩监候刑；二十四年（1759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判革职、抄家、全家为奴；二十九年（1764年）宁海关监察安宁被判革职、抄家，……皇帝的内库正等待着接管他们的财产哩！上述的海关监督们，他们贪污的赃款往往在十多万到近百万两银子，一经查抄，皇帝便一转手成为最后的所得者。”
乾隆及其父、祖是否“有意放纵”海关监督、织造、盐政等直接经手钱物的官员“受贿营私”，然后再以“宰肥鸭”的方式，把上述人的财产收归己有，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被籍没的犯官家产，最终都落到皇帝手中。
由和珅经手的籍没家产案件不胜枚举，其中影响最大、涉及人数最多的是甘肃布政使王宣望冒赈案。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王宣望案发。
该年年初甘肃发生了由苏四十三所领导的回民起义，为了平定这次起义，乾隆先后派和珅、阿桂等带兵前往甘肃。和珅、阿桂在进入甘肃省境内后，田“大雨竟夜”难以督军团进剿，以致延误行期，只得向皇帝奏报。乾隆一览此奏，便对“该省向来年年报旱”心生疑虑，遂传谕和珅、阿桂等对该省实施捐监以及捐监粮赈灾“仔细访查”。
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地瘠民贫”请求实施捐监（捐粮四十石予以国子监监生名份），为此，皇帝特派浙江市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肃办理捐监。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二年，记在账上的捐监粮七百多万石，此后甘肃则年年报灾（主要是旱灾），以赈灾的名义，消耗掉账面上的捐监粮共计七百三十万石。乾隆皇帝在四十四年的一首诗中，就写有“民贫地瘠是甘凉，加赈年年例如常”之句，足以反映出迭年报灾、赈灾的疏奏，给皇帝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一起“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全省性贪污大案，便在数年之后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所谓捐监粮纯系骗局，从一开始就违背“准令本色（即粮食）报捐”的谕令，私自改征折色（即银两），捐银五十两即予一监生名份，累计收银一千万两以上。主持捐监的王宣望遂与兰州知府落全迪等人捏造灾情上报，“将被灾分数（即受灾程度），酬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下串通一起”，侵吞捐监银两1000万两左右，该省官员共有102人陷入此案。
此案涉及财产不计其数，查抄金额更是数额庞大，其结局是全部落人皇家国库。查抄家产籍没入官，反映出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这一超经济强制措施并非乾隆所创，但在其统治时期抄家之盛的确令人咋舌。一般说只有谋反大逆才处以籍没家产的刑罚，然而在联及法律的封建社会，是否抄家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一道谕令，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被查抄的物品——不管是侵吞的布帑，还是搜刮的民脂民膏，一旦入到皇帝的内库，非法也就变成合法。
3．掌握权力，有权有利
权利，可使人生，可使人死；可使人乐，可使人悲；可使人富贵，可使人贫困；可使人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造福人类，富国利民，流芳百世；也可使人干尽坏事，贻害人群，祸国殃民，遗臭万年。之所以出现如此两极，在于权如何使用，利如何分配，以及追权逐利的动机和目的。而能否正确使用和对待权利，在于为公或为私，其关键是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
利用权而谋利的例子在古代也比比皆是。和王申敛财手段高明，其根本是建立在握有大权的基础上的。
和珅身兼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户部三库（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执掌、内务府大臣，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的实权全部掌握在和珅手中，这为和珅利用职权聚财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
最明显的一点是利用职权、地位以各种名义（包括寿辰、子女结婚、妻子病逝等），收取别人的馈赠和礼品。如和珅的妻子冯氏去世时就有部下和精额、寅著和伊龄阿等人送给的银两“自数百两至千两不等”。此外，他家的珍珠手串、宝石也多是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等人送的。
除此之处，和珅还利用手中职权收受贿赂，收取巨额贿金。节日里，和珅门前，送礼的队伍浩浩荡荡。例如有一年和珅门前送货的队伍如雪片一样，两淮盐政汪如龙像往年一样，如数送来二十万银子，其他如苏凌阿、伊江阿、景安、明保等和珅亲信更不在话下，各省大员都派人来到京城，浩浩荡荡，督抚、藩臬们往北京送，道府县令们便往省里送，开始有的怕与北京的官儿们关系不深，不敢明送。试验过几次后，见京官与地方官无二，甚至更渴望送礼的，于是甚至有的在送去省里的同时，也兵分两路，一路径到京师。
起初人们到和府上送礼多在晚上，怕遇见别人，更怕见上司。现在他们就白天晚上都去，以让人看见为荣：我和相爷有关系的。若见到了自己认识的，便互相寒暄几句，那神情都觉得自己和相爷的关系最近，若是不认识的见了互相也点头打招呼，目光中把对方引为知己，表示对对方的钦佩，钦佩对方必是个独当一面能“吃得开”的人，而自己在钦佩对方的同时，也佩服自己有能耐，有门路，有后台。
送礼的人把东西放在二门，由“内刘”呼什图转回内庭。若是相爷故交，呼什图便留下他，传他到相爷处；若是一般的官员，便让他留下名讳，记在账上。京官也就走了，远方的，呼什图便派人把他招待好，但更多的人并不让和府招待，只想和呼什图多说几句话。最尊贵的客人便是如两淮盐政、巡抚伊江阿、两江总督苏凌阿等人，这些人和珅都亲自接见，甚至留下共餐。
也有把礼送到管家刘全那儿的，这样便须送两份，但是渐渐有为数不少的人体会到送到刘全那里效果更好些，虽然多花些钱，送了两份，但是刘全把东西转给和珅时，说得仔细，说得明白。而呼什图那里接得东西太多，记得便不太清。但是送年礼的人重要的就是送礼，并不追求升官。虽然节礼送了起不了大作用，似是定例、习惯，但若不送时，马上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名单中没有和珅认为该来的人，和珅便会认为那人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看不起他。轻者把他调到一个闲职去，逼你让出肥缺，重者把你的官位降了。送礼是和珅检验下属是否忠心的一个标准。
权和利是密切相关的。任何人都摆脱不了权的制约，也跳不出利的羁绊，权利是无所不关，无所不与。但同时，权利对于个人，既可为福，也可为祸，避祸造福，才是真智者的选择。
4．以迂为直，处世圆融
做人宜方，处世当圆，逢动乱之世当方圆并用。做人固然需要正直，但如果不知变通，就是迂执。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尤其在遇到将要对己不利的形势时，应将正直不阿和圆通应变结合起来灵活应用。正直方能保持主见，不致随波逐流，圆通才能随机应变，不致受宰割。二者兼用，才可以“斗乱而己不乱，形圆而不可败”。
利用圆融录通之功而避过杀身之祸的例子在古代不少见。
东晋明帝时，中书令温峤受宠，大将军王敦妒之，几欲加害于他。
温峤为人机智，知王敦用意，故假献殷勤，总理王敦府事，为其出谋，以此迎合王敦，博得王敦的好感。
温峤还有意亲近王敦的惟一亲信钱凤，并常在钱民面前美言王敦及钱凤。
钱凤与温峤交情日深，钱凤亦常在王敦面前说温峤的好话，故王敦对温峤戒心渐渐解除，甚至引为心腹。
不久，丹阳尹辞官出缺，温娇对王敦进言：
“丹阳之地，乃京都之喉舌，须有才识相当之八方可委任，如所用非人，恐难信任，请你三思而行。”
王敦深以为然，温峤趁势假荐钱凤。
王敦便以同样的问题问钱凤。钱凤碍于面子，便假荐温峤。温遂如愿为丹阳尹。
温峤怕钱凤会在王敦面前进馋言而再召回自己，便在王敦为自己饯别的宴会上撒酒疯。
温峤在为钱凤敬酒时，未及钱凤起身，便以笏击钱巾坠，说：
“你钱凤算什么东西，我好意敬酒你却不敢饮。”
王敦以为温醉，还出面调和。
温峤别去时，哭而跪别王，三步一回首，使王敦十分感动。
温峤上任不久，钱凤果真进馋。
王敦以为钱凤是因宴会上受了温峤的羞辱而恶意中伤，便生气斥责道：
“温峤昨天喝醉了，对你是有点过分，但你不能因这点小事就来报复嘛！”
温峤终于摆脱王敦的控制，他回到建康，将王敦图谋叛逆的事报告了明帝；又和大臣庚亮，共同计划征讨王敦。
王知后，悔之已晚。
温峤善于巧妙地应用圆通的技巧，故终能除去心患而保全自己。
与温峤类似的是，和珅也是一个处世圆通之人。他不碰硬，头不撞南墙，万事不求全责备。面对不利条件和强大的对手，如钱沣、纪昀、刘墉等人，他始终是化不利为有利，以患为利，左右逢源。无论身处何种地位、情境，他总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