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鑫公司的运作
三鑫公司最初是在杜月笙和金廷荪的主持之下成立的，所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杜月笙和金廷荪。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的经理，而金廷荪则掌管三鑫公司的财务，至于黄金荣，实际上充当的是幕后老板的角色，一般并不参与三鑫公司的具体工作，但是却暗中统揽全局，并负责出面与法租界当局进行联络，最突出的贡献便是赢得了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利等人的大力支持，否则，三鑫公司是万万办不成的。另外，三鑫公司还有两个副经理，分别是张啸林和范回春，范回春协助杜月笙和金廷荪的工作，而张啸林在三鑫公司中的作用主要是联络浙江军阀和上海军警势力，专事与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春圃、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廷、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等人进行沟通，从而确保其烟土运输能够一路平安。再有，顾嘉棠等“小八股党”的成员，还包括最终被黄金荣、杜月笙采用“怀柔”之术纳入组织的沈杏山等部分“大八股党”的成员也都是三鑫公司的骨干力量。
三鑫公司的总部设在法租界惟祥里，正门位于法大马路上，也就是现在的金陵东路196弄。这个地理位置的不远处就是黄金荣办公的法租界大自鸣钟巡捕房。公司在正门口设有铁栅栏，里外共有三道，有岗哨和安南巡捕昼夜值勤，内共有5幢房子，除一幢用作办公室，其余皆为仓库。公司后门在火轮磨坊街（今盛泽路53弄）。此外，公司还有多处办事处。公司还在法租界的腹地杜美路（今东湖路）建立了大型的鸦片仓库。另外，三鑫公司的分支机构实际上还应包括法租界内外的相关烟土行和烟馆。
最初的三鑫公司吸收潮帮土商八大家和本帮两大家加入，包括郑洽记、郭源（元）茂、郭煌盛、老裕昌、郑协记、郭晋徐、老大云、老洽记（兴）、同昌、洪昌（后两家是本帮），到1925年的时候则发展为21家。三鑫公司所承保的鸦片主要是波斯土、川土、云土和北口土。波斯土在高桥的东海滩提货；云土先运至四川，再和川土一道运抵宜昌，最后沿着长江来到上海隆茂码头；北口土则在怡和与金利源码头上岸。提取法租界洋商和法国军队的鸦片，保护的重责自然落在法租界当局的治安武装力量身上。这时的黄金荣会派出巡捕房几百名安南巡捕押运鸦片，还会出动警车到处巡逻，总是弄得声势浩大。总之，鸦片从起运到进入库房，沿途都有严密的保护，从而确保万无一失。如果是潮帮、本帮商人的烟土到达，船只会在何丰林的荫庇下把鸦片从吴淞口运到十六铺或在淞沪护军使署附近开驳上站，不受任何人检查，再由杜月笙派“小八股党”包运到法租界。当时他们为了避免路人的眼目，每到鸦片烟车辆经过街道的时候，所控制的电灯会突然熄灭，直到那些车辆顺利通过。由此可见，何丰林对于三鑫公司的烟土运输是多么的配合，在他的这种公开掩护之下，三鑫公司的胆大妄为已经达到了一种惊人的地步。当然，能做到这一点，其中张啸林是有着很大功劳的。
而当车辆进入法租界后，就更不用说，自然又会有黄金荣派遣的巡捕进行护送。这些巡捕的费用，是黄金荣从保险费中支付的。名义上有500人，费用数万元。实际上并不足500人，空额全由法租界巡捕房的领导给吃了。随着鸦片运量的增加，名义上的人数甚至达到过1000至2000人，费用也达到10~20万元。这笔费用自然不可能由三鑫公司掏腰包，而只能算入鸦片保险费，让“郑洽记”、“郭源（元）茂”、“同昌”等鸦片贩卖商人来出。而商人们则会因此提高出售烟土的价格，往往每多付出一成保险费，鸦片的售价就能上涨15%。鸦片入库后，由公司盖上条戳，还有法租界巡捕房开出的盖有戳记的收条，而烟土商则付给三鑫公司占鸦片总值10%的保险费。烟土商交纳保险费后，无论在押运还是库存期间发生的一切被劫被盗等损失，都由三鑫公司来承担并照价赔偿。
三鑫公司的另一项业务是垄断法租界的鸦片贸易，这是鸦片买卖从地下探头的重要表现。公司与法租界当局协商规定，凡法租界内销售的烟土，都必须贴上三鑫公司的“三星”印花，否则不得出售。这种收取鸦片印花税的行为就是一种变相的鸦片公卖。只要让出一部分利润，就可以得到法租界当局和帮会势力的双重保护，烟土商对此当然是欣然接受，况且，事实上这部分损失也可以通过提高鸦片售价的办法弥补回来。因此，烟土商们被纷纷吸引到这样的依附关系中，这就进一步助长了三鑫公司的势力。
直接参与鸦片的贩卖也是三鑫公司敛财的一个重要手段。三鑫公司实际上是一个集几十家烟土商行、上万家烟馆和零售土行为一体的庞大集团，其中也包括直属的鸦片买卖机构，如中华烟馆、宝裕里烟馆等。三鑫公司将中外烟土商的鸦片批发给法租界里的一些烟土行，特别是那些大烟土行，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正是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官方背景和经济实力，所以三鑫公司既能保运，又能包销。除了借助军阀的保护向各地贩卖鸦片，三鑫公司也同时包销来自各方军阀的鸦片，所获利润有的是三七分成，有的是四六分成。
再有，收取“烟枪捐”，即对烟馆所征收的一种特别营业税，也是三鑫公司获取金钱的一个重要项目。1927年，仅法租界的烟馆至少就有六千多家。1928年，根据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的记载，上海法租界的烟馆数量更是增加到了八千多家。如此庞大的烟馆数量不正是一个敛财的好机会？于是，法租界内的大小烟馆，纷纷都要向三鑫公司缴纳“烟枪捐”，因为只要缴纳了“烟枪捐”，在遇到流氓骚扰或巡捕冲击等事件的时候就会得到三鑫公司的保护，如果有所损失，三鑫公司会全额赔偿。此外，三鑫公司旗下的百余名检查员，对各烟馆的烟枪实行严格的管理清点，代巡捕房收取烟枪执照费。如发现有隐瞒少报数量的，轻则罚款，重则撤照禁营。
总之，三鑫公司利用自身的多方优势，不仅将自身的毒品网络覆盖了整个上海法租界，而且也延伸到了公共租界和华界，甚至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上海地区。
鉴于三鑫公司的钱财来源和利益分配的复杂情况，要想准确地计算出三鑫公司的收入是一件困难的事，况且三鑫公司的经营性质也使得相关的记载公开度较差。不过，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一些零星的资料来了解一个大概。亲历者郁咏馥在《我所知道的杜月笙》一文中讲道：“总的说来，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总有几千万元。”再有，根据《字林西报》1923年8月10日的报道透露：“目下私运之风益盛，仅吴淞一埠，每月上岸者常在一千箱以外，每箱平均藏土二千八百盎斯，以每盎斯取费一元计，则该团收人每箱有二千八百元，每月至少得二百二十五万元，而每年约有三千万元。”另外，根据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一文记载：“三鑫公司代捕房收取烟枪执照费，每支烟枪收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那时一个烟馆至少有十几支烟枪，大的烟馆有几十支，仅法租界内就有烟馆一二万家，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由此可知，三鑫公司每年收取烟枪执照费这一项的收入就有数百万元。此外更有比烟枪执照费的收入要高得多的保运费的收入，当时三鑫公司监运鸦片的收费为鸦片总值的10%，这样，每年所得的保护费就有百万到千万不等，如果再加上印花税收入和自设烟馆的盈利，三鑫公司的年收入肯定是有几千万元的。
有关三鑫公司的收入状况，澳大利亚学者布莱恩·马丁博士也做出了自己的推算，我们可以进行参考。马丁博士在《1926年前上海鸦片交易和三鑫公司的设立》中介绍，1925至1926年间三鑫公司的收入情况：“据说这家‘大公司’年盈利5600万元，日进斗金的状况是不言而喻的。”而后，他又进行了具体的计算，根据当时不确切的统计，上海的21家潮帮烟土商为了使自己在上海和江苏的生意不受当地帮会流氓势力的抢劫，每家每月都会付给三鑫公司5万元的保护费，这一项的年收入就是1200多万；三鑫公司向上海60家鸦片批发商收取月费，根据生意大小分成10组，费用从每月300元至7000元不等；三鑫公司的收费中还包括通过公共租界和华界的运输费：从太古和招商局码头运往法租界每盎司0.13元，从浦东、吴淞、杨树浦和虹口码头运往法租界每盎司0.26元。另外，还有数额不小的烟枪捐，但是烟枪捐这项收入因为过于琐碎和不确定而无法进行统计，而不包括烟枪捐，以上三项的年总收入约为19173586元。当然，这只是三鑫公司年收入中的一小部分。据估计，三鑫公司自己直接从事烟土生意每年的所得可以达到4000万元，这样一来，其年收入的总数就会达到大约6000万元，与传闻的5600万元较为接近。当然，因为货币制度和货币价值的变化，仅仅给出了五六千万元这样一个孤立的数字，我们也许还是难以明白三鑫公司当年的收入到底价值几何，不过，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进行观照，我们就会认识得很清楚了。
那么，三鑫公司到底有多富裕呢？根据档案记载，1916年，中国的国家财政总收人为2.95亿元，直到1925年也仅仅增加到3.45亿元，而三鑫公司当时一年的收入就相当于政府全年财政总收人的14%~20%。由此观之，三鑫公司真的就是“富可敌国”。
然而，在这样惊人的收入背后，其利益分配的“网络”也是惊人的。三鑫公司名义上的职员约有150人，在公司内部按照“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的原则分红。所谓“大三股”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他们每年所得都要在上百万元左右，其中又以黄金荣的实际所得最多。所谓“中六股”是“三大亨”最亲信的心腹或是三鑫公司各项业务的骨干，包括金廷荪、范回春、徐采垂（杜月笙的机要秘书）、沈杏山、顾嘉棠、叶焯山等六人。而所谓的“小八股”就是“小八股党”的顾嘉棠和叶焯山之外的几个成员以及和他们身份相当的公司中的其他重要成员。在这些骨干成员之外，那些挂名“烟枪检查员”的虾兵蟹将们，每月也可以从三鑫公司拿到几十元到几百元的好处，当然，他们依借三鑫公司所获得的收入并不限于这些，因为这些“烟枪检查员”在“办公”的同时还会私自克扣一部分烟捐，并且还经常会对烟馆进行敲诈，这部分收入也是很可观的。在通常的分红和薪水之外，三鑫公司的所有职员还有“三节”的分红，每到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笔丰厚的红利，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杂役，每次也可分得六七百元，而上点儿层次的职员则会分到数千至数万元不等。
以上仅仅是三鑫公司内部的收入分配情况，而比内部的利益分配更为繁杂的是对外部的分配，因为三鑫公司的整条产业链上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众多关系，所以三鑫公司的外部利益分配相当复杂。
首先当然就是法租界当局。撇去与鸦片有关的常规税收这一块，在法租界内，上至“太上皇”法国总领事、公董局董事、巡捕房总巡，下至巡捕房的一般工作人员，都要按照职务的高低和对三鑫公司“贡献”的大小，分得一份。
其次，入主上海的军阀也无一例外地分享着三鑫公司的经营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无论是卢永祥、何丰林，还是齐燮阳、孙传芳、张宗昌等人，对三鑫公司所到之处皆大开绿灯，极力保护，而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开恩，当然是因为其背后与三鑫公司有着互惠互利的“黑色交易”。
另外，三鑫公司为了占尽便宜后不落人口舌，对沪上帮会的头面人物也极尽讨好之能事。杜月笙等人为此特别列出了一份名单，上面写着张树声、高士奎、曹幼珊、刘登阶、梁绍堂、步章五、程孝周、樊瑾丞、阮慕白、李琴堂、荣华亭、袁克文、张蔚斋、李春利、周盖臣、吴省三等一长串的名字，凡是名单上所列的人物，三鑫公司都会每月给每人送去300大洋。除了这些大流氓头目，分布在各大码头上的帮会流氓也曾收到来自三鑫公司的“月规钱”。
在以上各界的人物之外，三鑫公司还会不时地向各家报纸的记者朋友们“表示表示”。至于其他偶有涉及的人士，三鑫公司也都不会薄待。
总之，三鑫公司在内外利益分配上确实是照顾得极为周到，真正做到了“利益均摊”，只要你给公司出了一份力，公司就会毫不吝惜地给你一份更为丰厚的回报。
事实上，三鑫公司的收入越高，其惠及面越广，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就越大。三鑫公司是中国近代流氓势力与毒品产业紧密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将近代中国的毒品之泛滥和流氓之猖獗双双推向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峰。首先，作为贩毒机构，三鑫公司在毒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营建了一个活跃的、强势的中间环节。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吸毒人数达到了8000万之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这其中就有黄金荣等人所开办的三鑫公司所做出的一份“重大贡献”。再者，作为帮会势力控制下的贩毒机构，三鑫公司不仅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集团的维持和壮大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他们更以鸦片利益为交换，促使中外政治势力为流氓帮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20世纪30年代初，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集团膨胀为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团体，他们在自身“事业”达到顶峰的同时，咄咄逼人地向政界、工商界、娱乐界等领域全面渗透，而这主要依靠的就是三鑫公司的巨大能量。最后，三鑫公司以鸦片活动为中心，将近代中国社会的几大势力进行了一种奇特的整合，租界当局、军阀、帮会势力在互相联系、互相受益和互相牵制中运动，使得他们不仅在经济方面，同时也在政治等其他方面，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利益网络和同盟，而这种恶势力同盟的形成又使得中国近代社会的黑暗与腐败程度大大地加深了。
三鑫公司遭遇危机
三鑫公司自成立以来，内有杜月笙等人的百般钻营，外有镇守司衙门、水警营、缉私营的大力庇护，业务可谓一直蒸蒸日上。然而，杜月笙却没有料到，在1924年末的时候，三鑫公司就遇到了一场空前的危机。这场危机差点砸了三鑫公司的金字招牌，也差点让杜月笙折翼上海。
这件事和“潮州帮”有关系。三鑫公司成立后不久，就垄断上海的烟土市场，潮州帮沦为附庸，但他们并不甘心，暗中蛰伏，寻找新的机会，以图破解三鑫公司的垄断局面。他们几经周折，终于发现了一个紧要的所在。原来，三鑫公司运送烟土的路线，一直是自崇明岛的南水道驶入吴淞口，再从高昌庙沿着公路运到上海的。而在崇明岛之北，还有一条北水道。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条水道，将烟土运入上海。当时，统辖这一地区的是通海镇守使张仁奎。
张仁奎字镜湖，山东滕州人，早年曾参加义和团。义和团失败后，他跟随着徐宝山贩私盐，后来徐宝山被清廷招安，张仁奎也跟着显贵。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徐宝山因为“反正”有功，部队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徐宝山自任为军长，张仁奎升为第77混成旅旅长。
徐宝山死后，第二军群龙无首，张仁奎趁机独揽军权。1916年，袁世凯病故，北洋军阀矛盾公开，直、皖两系开始明争暗斗，直系首领冯国璋觉得张仁奎是可用之才，就提拔他为第76混成旅旅长兼任通海镇守使，驻防南通，辖境包括泰州、崇明、启东、海门及江浙沿海各地。
在南通，张仁奎开香堂，广收弟子，门徒一度多达上万人。张仁奎早年曾加入义和团，拜藤县义和团首领、青帮第二十代“礼”字辈前辈马风山为“老头子”，因此他的辈分属于“大”字辈，这在青帮已经是非常高的辈分了。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许多的军政界名人都心甘情愿地拜他为师，如韩复榘、蒋鼎文、朱绍良、陈光甫等人都是他的徒弟。张仁奎对于收徒弟也非常讲究，他只收那些有前途的人。因此，当时他的徒子徒孙多名流巨贾，遍布军政各界。张仁奎由是声名甚隆，显赫一时，其地位之尊、势力之大，就算是“三大亨”也自叹不如。
潮州帮正是看见了这一层关系，便悄悄地和张仁奎在海门、启东等地的驻军头目搭上了关系。他们每次拿出一定的“辛苦费”，“孝敬”地方各级长官，而这些人则给他们开绿灯，允许他们将烟土从辖区内运出。就这样，潮州帮的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和三鑫公司展开了竞争。上海滩烟土行原本只有三鑫公司一家供应商，现在又有了新的货源，有了选择余地，自然是求之不得。这么一来，三鑫公司的生意便大受影响，业务大不如前。不久后的另外一件事，更让三鑫公司雪上加霜。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中各派系勾心斗角，混战不断。1923年，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就任大总统后，号召“武力统一”全国。他命令江苏督军齐燮元进攻占据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齐燮元联合福建孙传芳，调张仁奎一起向卢永祥发起攻击。卢永祥大败下野，东赴日本。淞沪镇守使何丰林也在战败后卸去了军职。孙传芳随后占领了淞沪，另外任命白宝山为淞沪镇守使。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当初费尽心机笼络的靠山，就这么轰然倒台。
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面对这一变故，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当然明白，以往烟土走私之所以无往而不利，主要得益于“官民合作”，上下浑然一体。而现在新贵白宝山执掌了淞沪军政大权，控制了上海要津，想要运送烟土过关，只怕比登天还难。想要重新疏通关系，但无货便无钱，且时间不等人。眼见三鑫公司烟土货源即将断绝，杜月笙等人忧心忡忡。
杜月笙在这一次危机中受到的波及最大。其一，他是三鑫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如今公司遭遇危机，他自然责无旁贷。其二，他的收入财源主要来自于鸦片生意，现在生意即将陷入停顿，对他的影响自然可想而知。当年英租界碍于国际观瞻，发起了禁烟运动，潮州帮以及其他的各大烟土行纷纷迁入法租界，沦为了三鑫公司的子公司。每一年，三鑫公司向他们提供货源，而他们则向三鑫公司支付酬金。另外，他们还需向三鑫公司上缴一定的“保护费”，作为酬谢三鑫公司疏通关节、打点各路势力的费用。仅仅收取“保护费”这一项，杜月笙每年的收入就在100万银元左右。现在货源断绝，各大土行顿时炸开了锅，纷纷涌至杜公馆，要求杜月笙作出解释。杜月笙一方面安慰各大土行老板，保证一定继续供应烟土；另一方面拿出所有自己积蓄从各处搜罗鸦片，保证烟土供应。然而，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杜月笙虽然每年的收入不菲，但偏偏又是个挥金如土的人。他爱钱，也舍得花钱。他懂得钱的妙用，肯用钱去笼络人心，去解决难题。他喜欢“交朋友”，信奉“破财免灾”，时不时地都需要拿出一部分的薪金去贿赂、笼络上海的达官贵人，衙门的各级官员，帮会的各个首领，以及新闻界的人士。另外，他又很重义气，乐善好施，但凡有人需要他接济，他一定慷慨解囊，鼎力相助。而且每一年，杜月笙都要拿出一部分的钱，捐赠给公益事业，修路筑桥，赠医施药，救济穷人、乞丐。所以，杜月笙很快就囊中金尽了。为了维持三鑫公司的信誉，他只得放下面子，四处借贷。张啸林、“小八股党”也竭尽全力地想办法。
那半年，是三鑫公司营业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杜月笙名闻上海滩后，最尴尬的一段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杜月笙看到了希望，他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一举助三鑫公司摆脱了困境。
救星陆冲鹏
有句话说得好，机会只在刹那之间，有些时候，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有可能是解决事情的关键。重点在于，你能否抓住这个细节，能否以小见大，能否抓住机遇，并且利用这个机遇。杜月笙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从一些别人并不在意的微小细节中，推测出一些不同的结论。解决三鑫公司的危机事件，正是因为杜月笙的这一特质。
说起来，此事还多亏了“小八股党”。三鑫公司发生危机之后，杜月笙、黄金荣等几大公司股东遭受重创自不待言，顾嘉棠、芮庆荣等“小八股党”也是叫苦不迭。他们之前在杜月笙手下讨生活，现在杜月笙囊中金尽，他们也很快就捉襟见肘了。莫说之前花天酒地的日子不再，就是赌场也不敢轻进了。
杜月笙当然知道他们的情况，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这些都是自己忠心耿耿的手下，肯为自己两肋插刀的朋友，现在他们陷入困顿，生活拮据，而自己却是束手无策，杜月笙觉得自己很是窝囊。
这天，“小八股党”来向杜月笙报告，说他们借到了十箱土。杜月笙心里觉得奇怪，上海滩烟土即将断档了，怎么还会有人如此大手笔借出十箱的烟土呢？连忙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他们几人四处借不到钱，就发动手下在上海查探谁手里有“货”，想趁机干上一票。一天，他们得到消息，说上海有一位国会议员手里还有“货”。他们大喜，就去向人家借“货”。
这位国会议员叫陆冲鹏，在上海滩也算是颇有名气的人物。陆冲鹏祖上是浙江海门大地主家庭，家中有良田百顷，佃户数千，是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陆冲鹏曾经考中过晚清秀才，后来科举制度被废除，遂就读于苏州法律学校。毕业后，考取执照，后在上海滩担当律师，小有名气。段祺瑞政府上台后，他被选为国会议员，隶属于众议院。因为和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财政总长李思浩等人相熟，一时间成了众人眼里炙手可热的人物。
陆冲鹏在得知“小八股党”是来借“货”时，显得有些惊讶，他不知道自己手里有土这个秘密是怎么泄露的。但他仍然爽快地对他们说，愿意借出一些，同时又表示这批货是朋友的，他只能借出十箱，如果超过这个数目，他就做不了主了。“小八股党”见有人借货，喜不自禁，也就没有考虑其他，忙不迭地将十箱土运回了家，并将此事告诉了杜月笙。
杜月笙听完他们的话后，敏感地意识到陆冲鹏很有可能是三鑫公司的一个救星。原因很简单，当前上海滩烟土供不应求，有人纵然有，也想着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但这人能如此爽快地借出十箱，可知他手里的“货”绝对不止十箱，这些货也自然不是“朋友”的，而是他自己的。意识到这些，杜月笙顿感振奋，连忙命令“小八股党”遣人暗中调查此事。
杜月笙在上海，党徒众多。三教九流，各门各派都有他的人马，因此查探消息的效率极高。事情很快就有了眉目。果然如杜月笙所想，这个陆冲鹏的确是三鑫公司的救星。因为，在陆冲鹏的手里，所拥有的烟土数目不是一百箱两百箱，竟然高达一千余箱。
一千箱，这是多么大数字，即便是杜月笙这样的毒枭，也不由得咋舌不已。这么多的“货”只要能够匀出一半来，就足以解决三鑫公司的危机了。杜月笙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心里又是开心，又是疑惑。他实在没有想到，就在自己的老巢之下，竟然还有人囤积这么多的烟土。
当然，陆冲鹏一次不可能运送这么多的烟土，这些烟土其实是他两次累计下来的。每次五百箱，从海上运到上海后，陆冲鹏联系买家，双方进行交易，和陆冲鹏合作的是广茂和烟土行。
广茂和烟土行也是青帮人士所开，原本开在英租界，后来因为英租界发起了“禁烟运动”，于是搬迁至法租界内，和三鑫公司形成了竞争。陆冲鹏因为和广茂和的老板很熟，就和广茂和签订了协议，约定每月由陆冲鹏将“货”运送到广茂和土行，而广茂和土行则见货付款。
然而，让陆冲鹏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的交易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广茂和的老板欺骗了他。在第一批500箱烟土平安运送到外海的时候，陆冲鹏去通知广茂和老板准备现款接货。但去了后，对方却告诉他，他们手里并没有那么多的钱。陆冲鹏又气又恨，只得将500箱的东西搬回他的田庄。
上海销售不出去，陆冲鹏只好另想办法，准备把这些烟土运往其他地方去卖。陆冲鹏选中了苏北。苏北对烟土需求大，距离上海又近，不至于长途奔波出现意外。另外，通往苏北这一区的辖境刚好在通海镇守使张仁奎的治下。张仁奎与陆冲鹏早有交情。虽则如此，陆冲鹏还是不敢直接去找张仁奎，他去找了张仁奎的大弟子，自己的师兄吴昆山，希望通过他这一层关系，征得张老太爷的同意。
吴昆山是张仁奎的爱徒，胆识、口才俱佳，当时隶属浙军第三十八师某部营长。在他的几番进言下，张仁奎终于同意陆冲鹏从他的辖境运送鸦片去苏北。当时，陆冲鹏田庄囤积的鸦片也已经多达1000多箱了。烟土数目虽大，但陆冲鹏却很轻松。只要解决了借道这个关键问题，事情就好办多了。陆冲鹏当即前往苏北，联络了买家，准备寻找个恰当的时机把这些货运往苏北。
当“小八股党”来借货的时候，陆冲鹏已经联络好了买家。所以，这个时候，他很难办。如果早些时候，“小八股党”来借货的话，他说不定会顺势将积累的货物卖给他们，但现在已经有了买家，就不能失了诚信，将货借给他人。但陆冲鹏也知道“小八股党”是不容易打发的人物，而他们背后的靠山杜月笙又是上海滩谁也惹不起的人物，因此，他还是匀出了十箱烟土给他们。可是，杜月笙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只是从“小八股党”借“货”一事中，已经推测出了陆冲鹏有所隐瞒。果然一经调查，就发现陆冲鹏囤积大量烟土之事。但是杜月笙的脑里仍然充满了疑问。
第一个疑问，陆冲鹏为何手头上有如此多的鸦片呢？陆家虽是海门豪富大族，家资千万，但贩卖这么多烟土，也是绝无可能。况且陆冲鹏是名门之后，向来自诩“清流”，又怎么会干起贩卖鸦片的勾当呢？
第二个疑问，这么多烟土是从何处运来的，货源地又是哪里呢？虽说国家的某些地方种植有罂粟，但自从国家明令禁止贩卖、走私鸦片，一些地方轰轰烈烈地发起“禁烟运动”后，鸦片的产量就大大减少了。这一千箱的“货”绝非小数，若非有特殊的渠道，根本不可能弄到这么多的鸦片。
第三个疑问，这么多的烟土又是通过何种途径，神不知鬼不觉地运来上海的呢？当时，各地军阀割据，裂土为王，对境内管制非常严格。诸如鸦片这样的“违禁品”，更是稽查人员关注的对象。这么多的烟土竟然可以通过军阀的层层封锁线，安全地运达上海，可知陆冲鹏定是有法宝在手。
很显然，陆冲鹏非同寻常，在他的身上还有许多未解的谜团。杜月笙通过种种渠道，终于探知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此事竟然和北洋政府有关，陆冲鹏的背后靠山便是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
破解军阀们的秘密
袁世凯倒台后，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激化，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的军阀首领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苏、赣、鄂及直隶等省；而奉系的张作霖则在日本的支持下，占踞东北三省。除此之外，还有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云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广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各大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尔虞我诈，混战连年，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的灾难。
1917年，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驱逐张勋，以“功臣”自居，出任国务总理，操纵了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段祺瑞还于同年在北京安福胡同组建了安福俱乐部。当时，出入于这个俱乐部的政客大都是皖系的军阀头目，而他们也被统称为“安福系”。当时安福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操纵了议会选举。次年，全国各地选举国会议员，安福系利用威逼利诱的办法，操纵了各地的议会选举。海门的陆冲鹏和安福系多有往来，深受赏识，于是被选为国会议员。
几年后，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战败，段祺瑞下台，直奉两派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这一时期，由于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已死，直系新贵曹锟、吴佩孚逐渐崛起，成了直系的代理人。成王败寇，皖系段祺瑞、李思浩等人战败后，四处逃亡，躲避直系的追杀。后来途径海门，陆冲鹏欣然将段祺瑞、李思浩等人迎进府中，善加款待。正是这个原因，陆冲鹏和皖系军阀结下了不解之缘，陆冲鹏和李思浩更成了莫逆之交，亲如兄弟。
1923年，曹锟逼迫黎元洪辞去了大总统职位，随后通过贿选的方式，自己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曹锟上台后，执行“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命令直系军阀头目齐燮元、周荫人、孙传芳等人夹攻浙江的皖系军阀头子卢永祥。奉系张作霖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率领奉军15万人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10月，双方鏖战榆关、赤峰一带，两军伤亡十分惨重。直系将领冯玉祥乘机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北京政府人心惶惶，冯玉祥为了安定民心，于是又请避祸天津的段祺瑞出山，稳定政局。11月，段祺瑞被冯玉祥、张作霖等人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即任命亲信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总领国家财政大权。李思浩这个财政大臣并不好当，其时中央财政极其紧缺，尤其是北洋海军，拖欠军饷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海军官兵人心鼓噪，屡次向政府催讨薪饷，海军总司令杜锡珪抵不住压力，被迫辞职。段祺瑞政府为了筹钱，想尽了办法，最后他们竟想到了一个极其荒唐的主意，即贩卖鸦片生财。其实，贩卖鸦片，牟取暴利，在那个年代早就成了屡见不鲜的事情。
在当时，各地军阀大则控制几省，小则占据县市，为利益争斗不休。这样一来，军需开支就非常巨大。为了解决军需问题，军阀们横征暴敛，巧立名目，攫夺民脂民膏。他们或则向百姓征收苛捐杂税，或则滥发纸币，或向外国势力举借外债。当然，还有贩卖鸦片。鸦片是这当中获利最为丰厚的一项，所以很多军阀都把鸦片贩卖作为主要的财源。像陕西、四川等地的军阀不但勒令农民种植罂粟，向他们征收重税，甚至还在军队中公然成立专门的部门，炼制、贩卖鸦片。
各地军阀贩卖鸦片之风盛行，也无怪乎段祺瑞政府会打起鸦片的注意。但毕竟是中央政府，碍于国际观瞻，不敢明目张胆的大行其事，于是他们提出了“寓禁于征”的议案。所谓的“寓禁于征”，就是说要想禁绝鸦片，就要向种植罂粟的人征收重税，这在名义上好像是为了禁烟，其实是变相鼓励鸦片走私活动。议案提交内阁后，遭到了众多议员的坚决反对。当时一些民间禁毒组织屡屡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鸦片公然买卖。社会上一些较有影响的报纸、杂志也多次刊文，指出鸦片走私有百害而无一利，并犀利指出军人贩卖鸦片，祸国殃民。
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政府自然不能逆民意而行，所以他们就玩起了手段：台面上支持百姓的禁烟运动，背地里则进行贩卖鸦片的勾当。李思浩积极奔走，终于和日本的三井财阀取得了联系。经过协商，三井财阀同意由日本人中泽松男出面，每月从波斯采购鸦片500箱运往上海销售，资金由三井财阀垫付，赚来的钱交由段祺瑞政府，用来偿付海军欠饷。
达成协议后，李思浩开始物色经营此事的代理人。这件事见不得光，不好由政府部门出面，但又必须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李思浩思来想去，最终想到了陆冲鹏。一来陆冲鹏和上海各大土行很熟，二来和“安福系”关系笃深，是可以信任的人。
陆冲鹏对此有些犹豫，虽然此事一本万利，可是风险也是极大。一旦在路上被军阀查获，轻则所有的烟土被军阀纳入自己囊中，重则是要掉脑袋，身败名裂，受万夫所指。但李思浩告诉他完全不用为此担心，他们运送鸦片的途径绝对隐秘，也绝对安全。因为，是用海军军舰护送的。
海军？陆冲鹏吓了一跳，随即便明白了李思浩的意思。运送的路径自然是海路了。当时通往上海的陆地上线路属于直系军阀的势力范围，段祺瑞和李思浩等人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从陆路过境了。好在当时北洋海军听从北京政府的命令，段祺瑞等人可以命令海军兵舰护送这些烟土前往上海。陆冲鹏见有海军保驾护航，就放下心来，答应了做段祺瑞政府鸦片买卖的代理人。
段祺瑞非常重视鸦片交易，就将押送鸦片的任务交给了海军中很有名的“楚谦”号。“楚谦”号的舰长姓杨，是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的亲弟弟。每次，“楚谦”舰首先驶往吴淞口，在这里抛锚，接等候于此的陆冲鹏上舰。接着，军舰驶往了公海，在公海里早有日本人的轮船恭候。陆冲鹏下兵舰，登上轮船，和押送鸦片的日本人中泽松男办理手续，签好字，然后，派人把轮船上的500箱鸦片运上军舰。一切妥当之后，“楚谦”舰返航，自公海按照原定路线驶往高昌庙。在高昌庙，军舰抛锚，陆冲鹏通知买家派人来此接货。接货之时，买家支付款项，陆冲鹏随后将所获款项上缴北京政府。
这就是段祺瑞政府贩卖鸦片的全部流程。整个过程可说是非常隐秘的。海军选择在公海进行鸦片的交接，当然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军舰选择在高昌庙抛锚，也是不想让人知道海军参与了鸦片的买卖。
在将这些情况摸清之后，杜月笙长吁了口气。他知道，既然北洋军阀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派军舰运送鸦片，那么也就说明了军界和鸦片确实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无论这层关系在明在暗，多么隐密，只要有人能够洞悉其利益所在，就可以从中渔利。而在利益中捭阖，恰是杜月笙的最擅长的。
和军阀定下秘密约定
杜月笙按捺住内心的兴奋，首先去向通商银行的老板傅筱庵借贷两万银元。傅筱庵曾是盛宣怀的部下，非常慷慨，他见杜月笙来借钱，二话没说，当即吩咐账房提出两万银元交给了杜月笙，并且没用任何的担保、抵押。随后，杜月笙叫来了张啸林，把这两万块银元交给他，让他去打点各衙门，疏通上下的关系。张啸林交结官场权贵很有一套，没过多久，他就和孙传芳的部下称兄道弟了。在搞好这一层关系后，杜月笙正式开始和陆冲鹏接触。
他没有亲自去拜访陆冲鹏，而是首先拜托“大八股党”的沈杏山去促成此事。沈杏山及其“大八股党”被杜月笙收服之后，一直在杜月笙门下吃俸禄，现在见老板有事相托，自然是义不容辞。
沈杏山见了陆冲鹏的面，就开门见山道：“法租界烟土即将绝货，杜老板公司陷入困境。陆老板与其将那么多烟土运到苏北去卖，还不如就地卖给杜老板，也好让杜老板救救急解决眼前危急。”
陆冲鹏听他这么说，知道杜月笙已经将他的底细查得一清二楚，也不好再做否认，就问沈杏山，有没有“路”可以运到法租界。沈杏山告诉他，有杜老板打通关系，自然道路通畅，一切不用担心。
陆冲鹏仍然有些不放心。他当然知道，通往法租界之路是何等的危险，莫说各个路口都有直系军阀的巡防营警戒，就算在法租界里也是鱼龙混杂，不知多少人对这些烟土虎视眈眈。所以，他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明确表示拒绝，只是对沈杏山说，这批烟土幕后另有其人，他自己并非老板，但他会尽量促成此事，但是也请杜先生给他一段时间。
沈杏山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淡淡一笑，不置可否。他知道陆冲鹏在忧虑什么，所以他又请自己的一位好友单先生出面帮忙。这位单先生是山东督军张宗昌派驻上海的代表，在上海也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单先生见到陆冲鹏后，就表示愿意给杜月笙作保，请陆冲鹏拨500箱烟土给杜月笙以解燃眉之急，如果中途出现了什么意外，由杜月笙全权负责。
陆冲鹏听见他这么说，就同意了，但是交货日期要推迟到一个周以后，因为他手头上积存的鸦片已经谈好了买主，过两天就要运送到苏北去。下一批的500箱烟土将于下周运来上海。
在这一个周内，杜月笙多次和陆冲鹏接洽，详细商谈了运送烟土之事。这一段时间的交往，也让陆冲鹏重新审视了这位上海滩黑帮头子。杜月笙对朋友从来坦诚相待，不会刻意地去隐藏自己的缺点。这一切都让陆冲鹏非常佩服。一周后，陆冲鹏给杜月笙打去电话，告诉他“货”到了。同时为了保险起见，陆冲鹏还建议杜月笙先运送一百箱去法租界。这样即使出现了什么意外，损失的也不过1/5而已。杜月笙非常果决地告诉他没有必要，他已经请求宋希勤在高昌庙、枫林桥一带戒严，鸦片可以大摇大摆地运进法租界。
陆冲鹏大吃一惊，要知道，宋希勤是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下，现在任驻沪办事处处长，是当时上海滩红得发紫的人物。杜月笙真有这个本事，可以请得动宋希勤吗？陆冲鹏将信将疑地坐上汽车，按照杜月笙的要求，一个人两手空空地赶到了维祥里。这里是三鑫公司的所在地。在路上，陆冲鹏透过车窗，惊讶地看到，街角处处，人影幢幢，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官兵。陆冲鹏这才相信杜月笙没有骗他，也对杜月笙更加佩服了。
杜月笙和陆冲鹏通完电话后，就亲自率领着“小八股党”及一众手下前去高昌庙接货。有宋希勤的照应，一切顺畅，500箱的波斯大土就这么源源不绝地运到了维祥里三鑫公司的大本营。
有了这500箱的烟土，三鑫公司补充了货源，终于又正常运转起来。上海滩的烟土供应，仍然是三鑫公司一枝独秀。500箱的烟土很快就销售一空。三鑫公司维护了公司的信誉，保住了金字招牌。“小八股党”、杜月笙等人获利丰厚，手头又充裕起来。陆冲鹏也及时地收到了货款，松下了一口气，自感没有辜负段祺瑞、李思浩等人的信任。
但有一件事，一直让陆冲鹏疑惑不解，就是杜月笙是如何搭上宋希勤这个新贵的。他当然不知道，其实杜月笙早在和卢永祥往来的时候，就已经和宋希勤是好友了。
上海滩自开埠以来，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背景成为了中国最繁华，也是最繁忙的地区。当时，上海是虎踞龙盘之地，政党政客避难于此，军阀勾结谋划于此，鸦片军火运销于此。正是因为每天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交易，因此许多军阀先后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一来，探听情报，伺机而动；二来，也可以交结当地帮派，日后为己所用。杜月笙无疑成了众人眼里的香饽饽。杜月笙刚好希望通过这些人和军界、政界搭上关系。双方各为利益，一拍即合。
在皖系的卢永祥、何丰林控制上海的时候，杜月笙和他们打得火热，秘密合作，共同发财。而其他军阀的驻沪代表，杜月笙也没有冷淡，同样和他们称兄道弟，搞好关系。孙传芳的驻沪代表宋希勤本来就和张啸林相熟，再加上杜月笙有心结交这些权贵，所以很快两人就成了好友。卢永祥倒台后，孙传芳接管了他的地盘，宋希勤跟着显贵，而杜月笙这个老朋友自然也是增色不少。有了宋希勤这张王牌，再加上给张啸林的那两万元，孙传芳的那批新贵岂会不买杜月笙的面子。
军阀之间，从来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上海滩是块宝地，而鸦片销售又是其中油水最大的一块，孙传芳势力正值膨胀之际，亟需军需军饷，当然也想趁机分一杯羹。既然有杜月笙等人有意投靠，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才有了宋希勤派兵戒严之事。
接下来的合作自然是水到渠成的，孙传芳任命杜月笙为督署咨议，成了其幕僚。所谓幕僚也只是名义上的而已，背地里双方秘密地达成了协议，杜月笙负责鸦片的销售，而孙传芳则指使部下为鸦片的运送提供安全保障。每次，当三鑫公司运送鸦片经过孙传芳辖区时，只消打个电话，马上便会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负责戒严保护。
皖系军阀段祺瑞那边，对于杜月笙也是大力拉拢。李思浩自从听了陆冲鹏说了事情经过后，就一直想见杜月笙一面。不久，李思浩就来到上海，与杜月笙会面，二人相见甚欢。也正是这一次见面，让李思浩坚定了和杜月笙合作的决心。回北京后，他让陆冲鹏带回两张委任状给杜月笙和张啸林，聘任两人为财政部参议。
这样，杜月笙不光和直系的孙传芳搭上了关系，而且和皖系的段祺瑞政府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皖系军阀提供烟土货源，直系军阀负责沿途押送安全，三鑫公司的生意自然也更进一步了。
情感上的意外收获
在杜月笙事业水涨船高之时，他在情场上也有了意外的收获。他认识了一位名叫做陈帼英的舞女，而他倾心爱上陈帼英，则始于在丽都舞厅两人所跳的一支交谊舞。一舞倾情，一舞定终身。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冒险家大量地涌入中国，交谊舞也被引了进来。最初，交谊舞只是外侨们的一种休闲娱乐活动，中国人对这一舞种并不感冒。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自古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对于男女搂搂抱抱一时还难以接受。另外，当时女人流行裹脚风潮，“三寸金莲”也不适合跳舞。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为改变国人愚昧落后的生活习俗，颁布剪发、易服、禁足的法令，妇女的双脚才得以解放出来。20世纪初期，上海外白渡桥的礼查饭店首次举办了交际茶舞，每逢周末及星期天的晚上，饭店不对外售票地举办舞会，招待洋人自娱自乐。不久之后，跳舞的风潮兴起，各种舞厅也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了出来。当时比较著名的有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大华、丽都等舞厅。舞厅遍地开花，于是，伴舞这一特殊的行业也应运而生。初时的舞女多为洋人，后来舞厅的伴舞者大都是本地年轻貌美的女郎。当时舞女的身份卑微，地位低下，虽然每个月的收入相当的可观，但愿意踏入这一行的仍然是极少数。许多人都是生活所迫，或者走投无路，才出来做舞女的。
当然，某些当红的舞女，受到豪绅大亨的喜爱，达官贵人的垂青，就可能藉此机会攀交权贵，步入上流社会。甚至，有些人还嫁入名门望族，一生享尽荣华。
杜月笙能够认识陈帼英，可以说完全是机缘巧合。杜月笙喜欢唱戏捧角推牌九，但偏偏不喜欢跳舞，因此也很少在舞厅出现。有一次，他被张啸林强拉过去。张啸林喜欢女人，当然也知道什么地方女人最多。每当舞台上那一群衣饰华丽的艳舞女郎整齐划一地踢着雪白的大腿的时候，张啸林眼睛都瞪直了。这日，心又痒痒，于是强拉着杜月笙去了丽都舞厅。
丽都舞厅是“小八股党”中的高鑫宝开办的。舞厅内装潢奢华，配备齐全。所谓的配备，除了西洋乐队、莺莺燕燕的舞女外，自然还包括了上海滩大亨们最喜欢的鸦片、麻将等物。杜月笙难得来舞厅，高鑫宝自然不敢怠慢，他当即叫来了舞厅里头牌陈帼英陪杜月笙跳舞。
陈帼英当时18岁，几年前因为家境贫寒，便到舞厅里伴舞。几年下来，当初的黄毛丫头长成了一个俏姑娘。她容颜秀丽、舞技绝伦，又善于交际，很快就在声色场所闯出名来。高鑫宝更捧她做丽都舞厅的顶梁柱。人红了之后，很多好色之徒常想借机占她便宜，但每每被她巧妙挡住，加上有高鑫宝这个强硬后台的明保暗护，因此，虽说沦落风尘，但总算护住了一身清白。
在得知眼前的人就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杜月笙后，陈帼英兴奋地差点跳了起来。杜老板是上海滩的传奇，是众姐妹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她压抑着内心的激动，热情地邀请杜月笙跳舞。
杜月笙本来对跳西洋舞没什么兴趣，但陈帼英那娇滴滴的一声“杜老板”，顿时令他心荡神迷，不由自主地搂住了美人的纤腰。动人的旋律、优美的舞步、眼前笑靥如花的美人，一切都让杜月笙如身在梦里。不知不觉，曲终人散，杜月笙万分惆怅地和陈帼英告别。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杜月笙忙于生意上的事情，一直没有去丽都捧陈帼英的场。但每次想起陈帼英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心里总是不由得轻轻一颤，期盼能够再见伊人一面。
杜月笙再次见到陈帼英，是在谢葆生舞厅的开张典礼上。那日，谢葆生登门拜访，请他去参加他仙乐斯舞厅的剪彩仪式。杜月笙看不惯谢葆生贪财如命、善于溜须拍马的性格，本不愿去，但听到陈帼英也会去时，便点头应允了。到了舞厅，杜月笙第一眼就看见了陈帼英。她更美了，别致的装扮更勾勒出她玲珑有致的身材。一切都无需多说，杜月笙拥着陈帼英在舞池里翩翩起舞。他本来并不擅长跳华尔兹、布鲁斯这样的西式舞蹈的，但自从和陈帼英跳过一次后，对这种舞蹈大感兴趣，后经人指点，现在舞技已经大有进步。陈帼英早就有意勾上杜月笙，趁此机会，频频投怀送抱。杜月笙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他知道如何虏获美人的芳心。
短暂的舞曲结束后，杜月笙佯作告辞。陈帼英顿感失望，恋恋不舍，与他吻别。杜月笙便趁机邀请她跟他一起走。陈帼英含羞带喜，轻轻点头上了他的车。汽车开到了汇中饭店门前停下。
这是上海最著名的几家饭店之一。当时和汇中饭店齐名的只有礼查饭店、和平饭店、大华饭店等寥寥几家而已。饭店装潢得富丽堂皇，最重要的是有精美、温馨的包房。是夜，春色无边。不知不觉，已是日上三竿，陈帼英躺在杜月笙怀里对他说，希望能够嫁进杜家，一辈子伺候他。杜月笙告诉她，自己已经有了妻室，如果娶她，那她只能做二房。陈帼英对此并不介意。杜月笙大喜，在当天下午，就派了一部彩车喜气洋洋地将她接进了杜公馆，并专门命人收拾了二楼，作为二太太的新房。
过了半年，陈帼英有了身孕。杜月笙见她整日腆着肚子，容颜无光，顿觉兴味索然，就到外面去猎艳，寻找刺激。
上海开埠之后，大批的妓女涌入租界，妓院也就在租界里生根发芽。当时妓女卖淫基本上已经公开化、合法化。妓院只要向租界工部局领取执照，按时的缴纳营业税，就可以挂牌营业。因此，娼妓业非常发达。当时，上海的十六铺、虹口、八仙桥等地都是妓女集中的地方。
旧上海的妓院也分为三六九等，主要有书寓、长三、台二、烟花间、顶棚、野鸡几类。最为高级的就是书寓。和其他风月场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女子卖艺不卖身，主要以陪酒弹唱为主。她们大都有一技之长，或者会弹琵琶，或者会说弹词，再或者会唱一曲优美动人的苏州小调。
在一家书寓里，杜月笙认识了弹琵琶的妙龄少女孙佩豪。她正值二八芳龄，生得楚楚可人。她本来是苏州人，后来逃难来到了上海。因为贫困，被迫在书寓里做“先生”。孙佩豪弹琵琶是一绝，每次玉指拨动，清音幽咽，袅袅不绝，引得众人一片赞叹之声。杜月笙看见孙佩豪，便被她身上独有的青春魅力所吸引。他找来书寓里的老板，花了三万块银元给孙佩豪赎身。不久，孙佩豪住进了杜公馆的三楼，成了杜月笙的第三任太太。
沈月英出轨
杜月笙是风月场里的老手，和许多女人都有着暧昧的关系。当他在情场如鱼得水的时候，他怎么也想不到，发妻沈月英竟然背着自己勾搭上了别人。
沈月英是苏州人，在她1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于是跟随着沈老太太一起寄居在表哥家里。表哥年长她几岁，长相斯文、俊秀，还会吹箫。表哥待她极好，常在河边拿出一支洞箫幽幽地吹给她听。沈月英与表哥在一起生活了四五年，感情越来越深。沈月英正当芳龄，爱情的种子已经悄然在心中萌芽。她时常想，如果自己有一天做了别人的新娘，那一定是嫁给表哥吧。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舅父家破产，表哥去了外地另谋生计，而她自己也跟随着沈老太太来到了上海。在上海滩，她结识了杜月笙。当时的杜月笙虽还没成气候，但已经是黄金荣身边的红人。
不同于表哥的温柔、多情，杜月笙更显得霸道、冷峻一些。然而恰是这种独特的气质，竟让沈月英水波不惊的心里荡起了层层涟漪。后来，黄金荣替杜月笙提亲，一心想攀附权贵的沈老太太满口答应。于是，她成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杜太太”。结婚之后，她收敛了心神，决定全心全意做她的杜太太。怀胎十月，终于诞下一子，取名维藩，但不久就被黄金荣抱走。
两年之后，她又生下一女，然而不幸夭折。沈月英受此打击，染上烟瘾。在鸦片经年累月的摧残下，沈月英红颜褪尽，身子日渐羸弱、消瘦，再不复当初的容光。
当年珠圆玉润的俏小姐，变成了面黄肌瘦的黄脸婆。杜月笙对沈月英的热情也大减，经常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愿进太太的房里。他在外面接连有了几个女人，而且还光明正大地把她们娶回家里。沈月英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她哭，她闹，但每每遭到杜月笙的一顿痛斥。在杜月笙看来，他是上海滩名副其实的大亨，有钱有权，身边有几个女人是理所当然。
沈月英对杜月笙渐渐绝望了。她觉得杜月笙早就把她这个原配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既然他的心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了，自己又何必把心放在他的身上呢？沈月英想起了自己的表哥。
抱着试试的心情，沈月英给表哥写了封信，约他来上海见面。没想到表哥竟然如期而至。多年不见，表哥黑了、壮了，也更加孔武有力了。沈月英看见表哥那一双灼热的眸子时，仿佛回到了当初。两人见面，大觉亲切，就到公园的一个僻静的角落互诉情长。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当表哥试图解开她的衣裳时，沈月英只是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就倒在了表哥的怀里。
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沈月英久处空闺，早就难耐寂寞，现在陡然有爱情的滋润，顿时容光焕发，精神奕奕。沈月英像着了魔似的，屡屡暗中和表哥幽会。他们并肩出入于公园、旅馆、跑马场，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为了长期和表哥享受二人时光，沈月英还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私房钱，让表哥在上海租个地方住下来。同时为了掩人耳目，她还吩咐表哥每在旅馆住一个晚上，就换一个地方。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事情终究被人发现了。杜月笙起初并不知情，后来从自己以前的红粉知己金秀的口里得知了这件事。金秀性格豪爽，是上海滩有名的女人之一，和林桂生齐名。杜月笙成名之前，混迹江湖，得到金秀的不少帮助。有些时候，他赌输了，身无分文，就到金秀那里去告急。金秀是风月场出身，对这位小兄弟非常喜爱，因此对杜月笙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杜月笙成家立业之后，自然而然地和金秀疏远了。
没过几年，杜月笙声名鹊起，成为上海三大亨之一，一时显耀，风光无比。金秀知道，如今的杜月笙已经不是当年的“莱阳梨”了。虽然两个人的身份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金秀仍然是杜月笙比较亲密的红颜知己之一。有些时候，杜月笙遇到不好解决的事时，还得求金秀出马相助。金秀每每遇到难题，也去找杜月笙帮忙。因此，两人之间关系不断。
沈月英私情泄露后，江湖上谈论的人很多，但却没有人敢去告诉杜月笙。金秀却不在乎这些，她本来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有什么说什么的人。当她闻知杜太太在外面有私情后，立即一通电话把杜月笙约到了自己的府邸。杜月笙见到金秀表情有些异常，已经意识到了事情可能与自己有关，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金秀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江湖上有一些闲言闲语，是关于杜大太太的。杜月笙面色一沉，请金秀将所听到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金秀的话，对杜月笙来说，不啻于当头一记闷棍，只将他打得头昏眼花。他在上海滩是执牛耳的人物，有权有势，现在家中出现了这档丑事，让他颜面何存？杜月笙回到公馆后，仔细盘问了夫人的行踪，心一直沉了下去。虽然心里恼恨不已，但他仍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第二天，沈月英穿戴一新出去了。杜月笙立即悄悄地派了名手下暗中跟踪。
沈月英和表哥相约在跑马场见面。之所以约在跑马场，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跑马场人多眼杂，大家都专注于赌马赛事上，不容易发现沈月英的身份。另一个原因是，表哥最近沉湎于赌马，他从来都没有大富大贵过，在上海发现赌马是一条发家致富的捷径后，就常常和沈月英来赌马，希望自己能够一夕暴富。
在跑马场，一个短裆打扮的汉子引起了沈月英的警觉。这个鬼头鬼脑的家伙从两人进入跑马场后，就一直跟着自己。当沈月英意识到这人可能是杜月笙派来盯梢的人后，吓出了一身冷汗，当即拖着表哥离开了跑马场。她猜得没错，这个汉子正是杜月笙派去的人。
虽然沈月英及时脱身，但两人约定次日见面的地点、时间还是让汉子听了去。汉子不敢大意，立即上报给了杜月笙。杜月笙闻讯后，趁着沈月英不在家的空档，审问了沈月英的贴身丫头。这个丫头倒也忠心，开始的时候，死活不说，后来经不住杜月笙的严刑拷打，遂把夫人如何勾搭上奸夫，如何瞒天过海之事全招了。
沈月英意识到两人事情可能败露后，十分惊恐。她当然知道杜月笙的手段。如果万一事发，表哥落在他的手里，那可真的是一件比死还恐怖的事情。她劝表哥斩断情丝，赶快连夜离开上海。但表哥一来沉迷于与沈月英的云雨之欢，二来也想在上海发一笔横财，因此表示拒绝。
次日，表哥如约来到上海外滩，但他没有等到沈月英。几名彪形大汉把他推上一辆黑色的汽车，带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树林里。在那里，他被人挖出了眼睛、斩去了四肢，残忍地杀害了。
那位忠心耿耿的小丫头，最后被杜月笙卖进了窑子，而那位给沈月英开车的司机也被杜月笙派人刺瞎了眼睛。沈月英的下场也很惨。杜月笙虽然没有要她的命，但对她的惩罚比死还难受。他把她送到了杜宅老屋幽禁起来，不让她和外人见面。整整10年的时间里，除了每月500块银元的生活费，和一盒子的福寿膏（鸦片）外，沈月英每日面对的只是一面空墙而已。
深苑高墙，何处话凄凉。10年后，当儿子杜维藩大婚时，沈月英才被同意出来见新媳妇。此时的沈月英虽然才只有四十出头，但常年的凄风苦雨，早将这位当年名重一时的美人折磨得不成人样。她满头白发，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看起来倒像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一般。
几年后，沈月英抑郁而死。
杜月笙作为上海青帮的领袖之一，毕生信奉“忠义”二字。他对黄金荣忠诚，也要求自己的部下、亲人对自己忠诚。他对于背叛者的惩处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在发妻沈月英背叛自己后，他毫不容情地杀掉表哥，幽禁妻子，并处置了相关人等。其血腥手段，令人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