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的勇气
伴随春天的第一缕阳光
先行的脚步
踏上远征的第一段鼓点
每一个传奇
都有历史赋予的机遇
所有的英雄
都有时势带来的锋芒
中关村风云四十年
春江水暖谁先知
——
让我们一起体会，改革开放先行者的艰辛。
1982年冬季的一天，在北京西北郊一栋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灰色的办公楼里，两位科学工作者正在办公室里激烈地争吵，他们争吵的焦点并非科学上的分歧，而是对人品的质疑，进而成为谋取私利、玷污科学殿堂等指责。
被指责的那个人叫陈春先，是改革开放后被破格提拔的第一批教授级正研究员。而指责他的那个人正是陈春先的领导，当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两年前，陈春先创办了一个叫“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机构，它挂靠在北京市科协，但自己有产品、有利润。坊间流传这个机构给研究人员发红包，数额远超国家工资，收到红包的人又全都隐匿不报——简直就是窃取国家科研经费为私有。
当时，在科学家们看来，干科研就是被国家圈养做研究，研究成果都得交给国家，至于它能不能转化成商品卖钱，不是他们该考虑的事，更不是他们该操盘的事。要知道，只有商人才会锱铢必较地追求利润。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清高，那就是“耻言利”，即羞于谈论牟利话题。新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惯性，让人们在改革开放的几年后，依然鄙视个人谋取利益。
面对所长的责难，陈春先虽然面色沮丧，但神情坚定，他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没错。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场风波过后，中关村改革的春天先于全国，早早地到来了。
赴美求知，以梦为马
1982年，陈春先48岁，正赶上本命年。中国民间认为，本命年往往意味着流年不利，会有波折。看起来，陈春先的第四个本命年的确不同于往年。
陈春先是四川成都人，留苏博士，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教授级正研究员，和他同时获得这一待遇的，有大名鼎鼎的陈景润。从1958年起，他一直在中科院物理所埋头搞研究。他的同事陈庆振回忆道：“陈春先和我是物理所的同事。我1965年从南开大学毕业，然后被分到物理所，当时他已经在物理所工作了。当时，陈春先是物理所的‘四大金刚’之一，也就是业务骨干。那时所里有四个比较杰出的业务骨干，俗称‘四大金刚’。而陈春先是我们国家等离子体物理的创始人。”
但在当时，他的科学家同事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商人。在他的第四个本命年，对陈春先的批评和指责，从深海的暗流浮上水面：他的领导指责他谋取私利、玷污了科学殿堂。然而，陈春先并不接受这种指责，毕竟这是1982年，不是1962或1972年。四年前，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他不能想象再来一次“倒春寒”会怎样。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出现了许多新论断，那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成了几乎妇孺皆知的名言。时隔多年，陈春先回忆道：“（那场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星期，小平同志在会上讲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后来，郭沫若同志写了一篇祝词，叫《科学的春天》。那个时候，从我们的心情上讲，也确实是科学的春天。”
会议结束，掌声雷动，人们意识到，中国的生产力即将因科学精神被松绑而蓬勃释放。这一年，邓小平出访日本、新加坡等七个国家，引领和鼓励中国人去观察、学习外面的世界，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物理代表团踏上了出访美国的行程，陈春先正是代表团的一员。然而，他虽是核物理学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开始了新的核裂变。
“那个时候，我看到了美国的128号公路和硅谷地区。这两个地方就是现在我们口中的‘高科技园区’。当时还没有‘硅谷’这个名字，人们只知道里头有一些科研人员、科学家工程师在社会上建立了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推动了科学与经济的发展。这让我们有了很大的触动，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多年来，国内进行了多年的科学研究，国家也投资建了很多科研设施，但我们的成果基本停留在办展览会、写论文这个阶段，没有把它们变成产品。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做得不够。”
陈春先想到的“技术扩散区”主要是指波士顿周边的128号公路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128号公路是一条环绕波士顿的半环形公路，它把美国历史名城波士顿揽在怀中。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全球一流高校就聚集在这座城市之内。128号公路修通之后，从这些著名大学实验室里分化出的新技术公司开始生根发芽。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允许教工为当地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这种在工资外靠知识赚的钱，其实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外快”。更有甚者，政府甚至鼓励他们自己办公司当老板。这些政策使这一区域很快成长为高技术区，带动了整个马萨诸塞州经济的增长。
硅谷比128号公路更为有名。它地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旧金山湾以南，因为集中了芯片设计制造业的精英，而芯片的核心原材料是硅，所以被称为“硅谷”。硅谷周边云集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而硅谷的传奇正是从车库开始，在大学发育，在美国成熟，最终繁盛于全球。
刚到硅谷的陈春先，被这种联盟创造的生产力震撼，他意识到：如果大学永远是象牙塔，研究所永远是不问市场的‘技术翰林院’，科研院所永远和工厂老死不相往来，那么科学的春风就永远度不过玉门关，更无法带来生产的进步。在他看来，美国的“技术扩散区”是可以学习、复制的，而中关村正好具备这种复制的条件。
中关村地处北京市西北，是永定河冲击而成的一片小平原。清王朝入主中原后，曾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皇家园林。19世纪，国力衰微，这里逐渐沦为太监们的坟场，因为太监又称“中官”，所以这里被称为“中官坟”。后经口口相传，变成了“中关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关村里只有二十几户农家，乱坟堆一丛丛伫立着。但是，离这里不远就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随后，八所大学相继崛起，这条马路终得名“学院路”，可谓实至名归。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批科研院所也在此建成。短短十年时间里，“科学城”和“大学城”并立，中关村也成为了全国知识人才最密集的地区。
陈春先这样回忆当时的中关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学院就在中关村建了起来，所以在科研设施、人才上，中关村已经起来了。但是，在这大门外头，其实就是个偏僻的乡村。那个时候，如果客观地看，中关村的一边在追求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项目、最先进的科学信息，但只要到了几百米外的另一边，就是最原始的农村。”
而陈春先的妻子毕慰萱至今还记得，当年丈夫从美国回来时那兴奋的心情。“1978年他第一次回国，讲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超过苏联了。他提到了高科技公司，说真是不得了，我们这儿要几千人的工厂才能生产的设备，人家只要十几二十几个人就行了。而且，开公司的还都是教授。到美国去呢，接触得很深入以后，他确实感到中美在科研体制上有很多差异，他觉得美国的科研体制里有一些富有生命力的东西。”
峰回路转，低调出发
从美国回来后，陈春先迅速给上级写报告，提出了移植“硅谷模式”的想法。他四处奔走呼吁，大谈硅谷、128公路，谈惠普和乔布斯……只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他的“科技阳春白雪”。
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物资稀缺，生产出足够的大米和小麦，生产出足够的棉布，开采出足够的煤炭和石油，提供足够的原材料，这些已经让管理者倾尽全力，至于什么硅谷、电脑，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认知。
美国硅谷的公司都是私营企业，在1979年的中国，想要出现这样的企业，还有不少制度障碍。当年，中国刚刚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而从个体小本生意到民营公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于陈春先试图创办的科技公司，还要面对另一个体制壁垒——中国的科研院所只承接国家下达的科研任务，科研经费由财政拨付，专款专用，科研机构只花钱不赚钱。科研院所办公司？对不起，没这个先例，没这个说法，更没人敢拍板！
到了1980年，事情出现了转机。陈春先听说北京市科协在举办科技咨询活动，于是就找到这里来，想谈谈自己的想法，接待他的是北京市科协咨询部负责人赵绮秋。多年后，赵绮秋这般回忆当时的场景：“一见面，他就跟我谈起斯坦福大学和它周围的情况，以及128号公路的技术扩散情况，说他也想办这种公司。我想了想，说办公司现在不大可能，因为我不太了解怎么办公司。但我正在搞科技咨询服务部，也就是说，科协允许办科技咨询服务部，而你是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那就用你学会的资源，在你的学会底下搞个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的科技服务部吧。这事我可以给你办。”
而在陈春先看来，找科协可是“有预谋，有组织”的：“那时（我）就找到科协了，为什么找它呢？因为科协是个群众组织，它的思想还开放些，认为只要对‘四化’有好处，什么事都支持。”
这是一个高明的迂回战术，也是一种刻意的模糊战略。陈春先拿着北京市科协的批准文件，到公安局刻了圆形公章，又到银行开设了账户，由此，中关村历史上的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就在物理所的某个小院里开张了。
纪世瀛是陈春先物理所的同事，是当年少数愿意跟着陈春先创业的科研人员之一。关于当时的场景，他如此回忆：“物理所后面有几间仓库是我们用的，我们挑了其中一间，里面蜘蛛网密布。我们找了几个工程师，把这半间的东西挪到那半间摞起来，然后在中间挂一块蓝色塑料布，摆上一张破桌子、几把破凳子，所谓的‘中关村首个民营科技企业’就在这儿宣布成立了……”
“后来有报道说这是‘从破旧库房里飞出的金凤凰’，但我们可没想过它是中关村的DNA。你想，我们就七八个人，因为屋子就五六平方米，能坐下多少人？屋里就一张破桌，是个很小的课桌，还有三四把椅子，都是给主要的人坐，其他人都站着。当时参加这个会的最高领导，就是时任北京市科协咨询部的副部长，后来成为科协副主席的赵绮秋。”
而作为“始作俑者”之一，赵绮秋也表示了支持：“那时，我代表科协祝贺他们成立，当然也是为了表示我们的支持态度。我们愿意为他们服务，愿意支持他们。”
总之，1980年10月23日，没有张灯结彩，没有鞭炮齐鸣，也没有鲜花贺词，陈春先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诞生了。它正是中关村历史上的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由此，中关村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弹指一挥间，38年过去，中科院物理所里的那间蓝色小屋已经被拆除了，但历史舞台上自有它的一席之地。如同美国硅谷的第一家科技公司诞生于车库，中国中关村的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诞生在这间不起眼的小屋，还有一个听起来不像公司的公司名。但它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历史坐标，永远留在中国当代史的记忆中，不可抹杀，无法替代。
陈春先，在科学的春天领风气之先，应运而生，人如其名。他在中科院的院墙上打开了一道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的服务部从一开始面向工农业、乡镇企业，甚至是农村的项目我们都会接。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锅炉改造。当时的东升锅炉厂，水加满后还得人去看，其实多简单的事——用自动控制就解决了。比方说，压力、温度到一定程度时怎么停止加热，对于我们科技界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弄个传感器、浮标，再搞个电源、电开关就可以了。”
纪世瀛说的就是服务部的早期业务，跟神秘高端的核聚变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帮助乡镇企业解决了一些简单的生产技术问题；或是讲课培训、传授实用技术，酌情收取一些服务费。
而在陈春先看来，这种努力并没有白费：“从现在来看呢，我们觉得，尽管我们没有预见到以后中关村的发展，但确确实实，我们最开始的那种把知识转换成财富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方向。”
服务部的成立改变了科学家们的生活节奏。过去晚上一下班，大家都窝在家里不出门。现在好了，业余时间也有业务，于是在吃完晚饭后，人们都直奔陈春先的服务部。所有投入都有回报，工资条外的收入，让他们心情舒畅。
“发津贴是这样。当时科协规定，津贴应参照教师的收入——教师在课外讲课，一个月最多30块钱。换句话说，只要在30块钱以内都可以发。”赵绮秋如此回忆。
1983年这一年，服务部累计赚到了3万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陈春先用这笔钱扩大了办公场地，开培训班讲授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给请来的培训老师发每小时6元的授课费。据陈春先回忆，当年他们用咨询收入建了两栋板房，那里就是最早的“教室”，知识青年们在这里学习打字、操作电脑。同时，他们也做一些技术咨询、开发的活动。当时他还办了一个为期一年半的培训班，一间“教室”里算上知识青年最多有21个人，他们就挤在里面学习。而纪世瀛是这样说的：“我们办了一个电子电工培训班，相当于中专，但讲课的可都是大学教授、我们的研究员和工程师。所以，虽说是中专，但学生们接触到的知识水平应该相当于大学。”
最后，赵绮秋用一句话，总结了服务部的辉煌：“培训班办得特火，学期结束后，学员们都被人抢着挑走。”
难逃桎梏，乌云压城
正当陈春先的服务部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麻烦却尾随而至。
“（事情）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不但有非议，而且惹了很大的祸，造成了激烈的争论。究其原因，不在于学硅谷，也不在于从美国引进了什么新的想法，而在于我们用收入给参加工作的人发了一些津贴。为了这个事呢，大家争论得很厉害，有人就上纲上线。我们当时的领导呢，就跟我们说这是‘歪门邪道’，总结起来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陈春先这样回忆那段经历。
没有人认为这是多劳多得，是额外付出应得的回报。尽管极端年代过去了，但人们头上依然有极端思想残余的辫子——“大锅饭”的惯性太强，任何人只要在锅外多吃一点，都会引发不满。物理所的领导要查服务部的账目，但服务部挂靠在北京市科协，查账的事情自然遭到了北京市科协的反对，于是皮球就踢到了赵绮秋那里。她如此回忆：“当时正好年底，国家有个财务检查的通知，所以科协就说，咱们自己查吧，然后就组织一些会计师过去查了。查了以后，发现账目非常清楚，多少笔收入、支出都记得很清楚。”
调查结果显然没能使物理所的领导满意，领导当着赵绮秋的面说，既然服务部的主要人员都来自物理所，那么账就应该由物理所审查，审查结果也要上报到中科院。物理所领导开始向中科院纪检部门打报告，声称陈春先把科研项目中的国家财产非法转移到服务部卖掉，还有十几万元的国家拨款也被转移到服务部私分，要求立案查处。
陈春先的危机严重升级了。因为那时有种经济犯罪的罪名叫投机倒把。说陈春先是科技二道贩子，等于指控他投机倒把。当时，拉拢腐蚀是一种政治指控，等于说一个人居心叵测，挖社会主义墙角。
这严厉的指控有种乌云压城的气势，压在刚刚有点起色的服务部顶上。人们吓坏了，后怕了，当天晚上就有人来到服务部，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津贴，二话不说就走。人们本能地捡起了“护身符”，开始和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陈春先划清界线。
风向对陈春先越来越不利。一位副所长带着工作组直接进驻了服务部，和所有拿过津贴的人面谈，告知他们：今年国家开展的重要活动是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而陈春先已被物理所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不久后，又传来陈春先被中科院纪委立案审查的消息。风声很紧，说法很多，看样子陈春先要倒霉。要知道，在四平八稳的中科院，陈春先是地道的“出头鸟”，而出头鸟是难免要被枪打的。
那段时间里，物理所甚至没人敢和陈春先打招呼或一块走路。服务部里除了崔文栋和纪世瀛两个铁杆骨干，其他人都走了。而陈春先每晚都会在服务部办公室独自坐到深夜。他想到了自己的结局——可能是处分、劳动教养或判刑入牢。
期间，赵绮秋过来看望过他一次，告诉他：“事情发展到这步，你先不要着急。”但她并没有告诉陈春先，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正是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副社长，他发现了赵绮秋的异样。赵绮秋后来回忆道：“这时，我爱人发现了（我的异样）。他说：‘你一天到晚不好好休息，在家干吗呢？’既然他问起来，我就把陈春先的事从头到尾跟他说了一遍。他听完就说：‘这倒是个新鲜事，我们发个内参吧。’”
后来，他派记者潘善棠采访了陈春先。陈春先的妻子毕慰萱这般讲述那段经历：“他（潘善棠）就找到了陈春先，陈春先就把他从美国硅谷看到的，这两年搞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原原本本地跟他讲了。后来，潘善棠还让陈春先领着他去看了服务部的那间房子，那时里面已经空了。后来，他们还跟服务部的某些人谈了。潘善棠回去以后，彻夜未眠。他也非常激动，于是就写了一篇内参。”
沉冤昭雪，辉煌终至
1983年1月6日，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52期刊登了一篇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文章，它正是出自潘善棠之手。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的试验，却遭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的个别领导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当年，这篇内参使得多位国家重要领导人做出批示。其中，一位领导做出了如下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可委托科协大力支持。”
有了中央领导的批示，陈春先一夜间翻了身。纪世瀛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1983年1月25号早晨，大概是七点钟吧，突然有人敲我的门。那人说：‘快起，快起，老纪！’当时我很紧张，脑海里一片朦胧，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要批判我了，是迟到了吗？等我出来一看，只听那人说：‘你快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说你们大方向正确，应该支持。’我一听，感觉是在做梦。是不是真的？确实是真的，而且好多人都在听，不像在做梦。所以，要说那时的心情啊，真是非常激动。”
中央一锤定音，争议烟消云散，加在陈春先头上的罪名不攻自破。如果没有赵绮秋，如果赵绮秋的丈夫不是记者，陈春先会怎样？历史不容假设，但时代自有其旋律。陈春先做的事情是那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中央全力推动的，也是社会迫切渴求的。正是这样的大背景，决定了陈春先的命运。他展现了中国人的首创精神和探索勇气，这种精神和勇气应运而生，得到决策者的保护和引领，上下同心，最终形成了一种蓬勃的创新力量。
“这些明确的批示，使得中关村从1983年起就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所以，很快就有成百上千家公司在中关村开办。”陈春先回忆道。
最先感受到风向变化的，当然是离风口最近的人。
陈庆振是陈春先在物理所的同事，每天都和陈春先进出同一个大门。不久之后，他被中科院指派到科海公司做总经理。
计算所的王洪德则没有陈庆振这样的运气。为了创业，他跟领导打报告说：“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领导最好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辞职也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这就是中关村历史上有名的“五走报告”。那时，中科院依然是好单位中的好单位，体制内依然有分房等各种福利，而王洪德的选择，因为中科院的光环显得更加决绝。最终，王洪德成为中科院第一个辞去国家公职的人。后来，他创办了京海公司。
还有四通。四通公司的发家地是四季青人民公社的一间铁皮房。几位公司的创始人提出以个人身份参与公司经营，不以各单位的名义出现。
还有信通。信通的创始人金燕静说服了中科院计算所、科学仪器厂和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让它们各出资一百万元组建全新的公司。因此，信通公司是中关村里最早的股份公司，作为总经理的金燕静，顺利接管了企业的全部权利。
当时，这四家公司被称为“两海两通”，它们继陈春先之后，成了中关村的领头羊，将这个传奇故事推向了高潮，成就了中关村的第一轮辉煌。
1984年，中关村初显繁荣，新技术企业由一年前的11家攀升至40余家，营业总额也达到3500余万元。昔日的供销社、澡堂子、菜摊子都华丽转身、改换营生，挂上科技感十足的招牌，摇身一变，成了高科技企业。
科学院南路，这条长不过几百米的小路，却是中关村早期企业家的摇篮。中科院新的计算所大楼、中科院物理所的院子，早期中关村最具代表性的几位企业家，都出自这两家单位。它们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头脑云集的中关村，在第一次爆发中，就释放出了无与伦比的能量。
先驱者无可替代，历史性的光荣归于陈春先，那个在美国睁大双眼学习新事物的陈春先，那个四处奔走呼号、渴求政策支持的陈春先，那个在体制夹缝中伸出一片绿叶的陈春先，那个放下资深科学家身段去跑业务的陈春先，那个在市场上一分一厘赚钱的陈春先，那个在压力面前据理力争、苦苦支撑的陈春先，那个给科研工作者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陈春先，那个用自己的故事诠释时代精神和国家发展历程的陈春先。
无力回天，传奇落幕
当年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现在叫中关村大街。当大潮涌起时，激流勇进的航船不会仅有中关村这一条。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有头脑、有闯劲，不甘平庸的人们已意识到时代正在巨变，机遇垂青于勇士，实干家终将开拓新天地。
在山东青岛，一个叫张瑞敏的电器厂厂长，正准备引进德国利勃海尔的冰箱生产技术。
在广东三水，一个叫李经纬的酒厂厂长，将目光投向了运动饮料，把自己的产品命名为健力宝。
在北京中关村，一个叫柳传志的科研人员，虽然还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生意，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谋划着创办企业。
……
时间来到1984年，那年不仅是众多知名企业的“元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当时，深圳市的工农生产总值比特区创办前增长了10倍有余。尽管取得了这些成绩，领导们的心里却还在打鼓。“特区姓‘资’不姓‘社’”“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各种非议不绝于耳。同年1月至2月间，邓小平南下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等地，提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题词，结束了关于深圳特区的争论。
同年，邓小平还在上海参观了一个科技展。一个名叫李劲的十三岁小男孩，在电脑前为邓小平演示了一段小程序，那是一艘小火箭。邓小平很感兴趣，当场摸着小男孩的头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记者们将这句话广为传播，直至全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民对电脑的热情瞬间高涨，不可逆转。
当这些新闻传到中关村之后，白颐路上的企业家们陷入兴奋、欣喜之中，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确立了同一目标——走向计算机世界。
但也是在1984年，中关村科技创业第一人陈春先，却陷入了经营困境。
一年前，在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后，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等人在服务部的原有基础上，先后成立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华夏新技术开发总公司”（后简称为“华夏”），后者成了全国第一个实行“技、工、贸一体化”运行模式的企业。
计算机热兴起后，陈春先通过将进口散件加以组装后转手倒卖的办法来兜售微型计算机。然而，这宗贸易没有让陈春先大赚一票，反而使他和“华夏”陷入了绝境。由于合同纠纷，订购设备一方拒绝提货付款，这导致了“华夏”的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295万元银行贷款，合同双方最终对簿公堂。
“开始我们不服，这可是人命关天！295万元的贷款，怎么还？这机器还怎么弄？”纪世瀛回忆道。
官司一打就是6年，到了1990年，以“华夏”的败诉告终。其实在败诉之前，“华夏”已名存实亡。公司业务完全停摆，急于收回贷款的银行封存了公司账面上仅有的370元现金，继而又为剩余物资申请了诉讼保全。陈春先眼看着法警打开公司仓库，将两百多万元的商品打包装上卡车拉走，只留下那块“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的铁牌子。
“华夏”一共存在了5年，它惨淡经营，咬牙坚持，终因技术上无法突破，管理上有待提升，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但这无损于陈春先中关村第一人的时代价值，因为击败他的东西，正是他当年努力唤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
不甘失败的陈春先曾试图东山再起，他将自己的公司改名为“华夏硅谷”，想要再搏一把。这家公司一度把摊子铺得很大，在天津、北京、深圳，甚至香港都有分公司，有100多位操作员。如果这个项目进展顺利的话，每年陈春先的公司可以得到几十万美元的收入，但后来还是失败了。
血本无归还不是他最大的麻烦。1994年6月23日，一群来自江苏溧阳的警察闯上门来，以“诈骗罪重大嫌疑”为由，将陈春先押回拘留。后来的事实证明，此案不过是另一起经济合同纠纷。虽然陈春先的冤屈得以昭雪，可他的公司再也不能振作，1996年，“华夏硅谷”彻底倒闭。
“华夏硅谷”倒闭之后，陈春先屡败屡战。此后的几年里，他先后创办了十几家公司，但都陆续倒闭。陈春先创办的最后一家公司，叫作“陈春先工作室”。这家公司并没有注册，它对外公开的办公地点，就是陈春先家里，因为此时他已没钱去租写字楼了。
2001年，陈春先被医生诊断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还伴着心梗、糖尿病等8种疾病。雪上加霜的是，连续创业失败，导致他囊中羞涩，无法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由于他早年就从中科院辞职，现在他连医保都没有。
“（陈春先）债务累累，病魔缠身，你知道他最惨的是什么？没有医保，没有劳保，看病不能报销，没有生活来源。”纪世瀛亲历了陈春先晚年的落魄。那时，陈春先曾给纪世瀛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这样写道：“老纪，我在养病，心脏初步稳定，待查，行走站立有问题，尚不清楚原因。同时做一些事。社会保险的事只有安心等待情况明朗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也好。我的重点还在于把几件事整理一番，交给合适的人，自己当好顾问。当然需要争取一些支持，能正常发展。”
后来，经时任北京市两位副市长特批，陈春先补交了社保，再补办了社保，这才解决了一定的困难。从信中可以看出，虽然晚年的陈春先病魔缠身，无钱医治，但依然没有放弃创业。
之后，陈春先打算将自己在中关村一套87平方米的房子以50万～100万元的价格卖给其他的公司，用以支付治疗费用，但没有公司愿和他做这笔交易。
很多人都说，如果陈春先没有从中科院出走，他早就是院士了，是能够享受到公费医疗保障的，但他放弃了这一切，并且毫不后悔。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2004年，70岁的陈春先参加四通公司成立30周年大会，看着众多著名企业家，他对友人说：“我怕是这里最不成功的企业家了吧。”友人安慰道：“如果中关村今后立下记功碑，头一个刻上去的名字肯定是陈春先。”他听后很高兴。
多年后，于维栋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四通公司成立30周年大会上。见到他以后，我感觉他精神很好，身体也不错，所以就劝他说：‘你不要搞企业了，就写回忆录。’当时他跟我讲：‘我不是不想写，因为我现在手头有个项目，我放不下来。’”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这位走出体制的勇士、中关村科技创业的先行者、创办过20多家公司却始终没有做大的企业家，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
陈春先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十多年来，他多次卷入经济纠纷，甚至还先后两次遭人绑架。他一度试图让自己变成一个企业家，但他从未学会企业家的智谋、眼光、果敢和手腕。可是，和陈春先一样在1978年走出国门的学者、教授中不乏智者，看出问题的人绝不止他一个，但回到中国后，只有他义无反顾地付诸行动了——他想以此来改变自我，甚至改变中国。
中国需要伟大的科学家，也需要伟大的改革家；需要思想者，也需要行动派。历史最终会怎样评价一个人？除了看结果，也要看初心。陈春先身无余财，却创造了一段传奇。“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在他的背影后，是激荡着财富、创意、机遇和冒险精神的全新中关村，是已经融入城市血脉的中关村精神，是中国人为了美好生活而不断前进的壮阔画卷。
“‘中关村现象’是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结合后带来的区域性的发展，而且终会影响到全国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大规模发展里，一个企业，一个个体的成败，可以说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好像大海里的一片浪花。我从年轻时起，就是那么追求的，到了这个年龄，想法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可以说无怨无悔。诚然，每一片浪花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所有的浪花叠在一起，就营造了波澜壮阔。”
中关村代表了国家战略的一个方向，是科学春天的必然产物，但在这个方向上，需要千千万万马前卒；在这个春天到来前，需要千千万万顽强的种子。
陈春先，他用一生的跌宕起伏，诠释了这种历史使命感，诠释了这种力量。他也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中关村纪念碑的基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