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照旧反对我与高郁来往，搬出自己的女朋友对我说教。明明女友是高郁大专时的同窗，毕业后两人在同一家单位实习，声称知道高郁很多事情。她把冲好的咖啡端到我面前，坐下来说：“你可想好了，这姑娘问题很严重。上学的时候就整天跟一帮玩摇滚的混，三天换一个男朋友，后来干脆连学校都不回了。实习的时候也不老实，跟我们那个五十多岁的老板玩外遇，听说还为那个老家伙堕过胎。”我说：“她骑电动车，穿着也普通，不像个小三。”明明说：“你笨，说她是小三，谁知道是小几呢？她也就是长得还行，没学历、没工作的，白玩都说不定。这事咱们牛城的老同学都知道，就你蒙在鼓里。她爸爸因为这个都和她断绝关系了，高磊也不敢替她说话，她就是个无药可救的小妖精。”
我回到住处，播放AC/DC乐队（澳大利亚摇滚乐队）的歌曲，靠着沙发慢慢睡去。她一声不响地走进来，摘掉我的耳机，摆正我的脑袋，盯着我哈哈大笑。我忘了那天谁主动的，总之很快进入正题。她头发又多又长，缠着我的脖子，遮住我的脸庞，令我触摸不到窗台的月色。
我停下来，她瞪眼问：“干吗？”我说：“会不会怀孕？”她捶我一拳说：“哎呀，你快点儿！”接着她闭上双眼，忘情地扬起下巴，嘴里冒出一堆限制级的粗话，这些粗话声声刺耳，仿佛从地缝中喷出来的滚烫的气流，在一望无际的森林里肆虐咆哮。
她一丝不挂地趴在我身上，打着响亮的鼻鼾睡去，我呼吸困难，动弹不得，做了一晚上噩梦。
高郁光明正大地与我住在了一起，她没什么行李，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箱凌乱的衣服鞋帽。她没工作，也不找工作，白天窝在住处睡觉、上网，晚上出去疯玩，有时候大半夜才在闺密搀扶下一身酒气地回来。傍晚，我下班行至门岗处，她趴在公寓窗台上大笑着一遍遍喊我的名字，我招手示意她回屋，她喊得更大声，门岗大叔叼着烟望着我傻乐。她不做饭，倚着厨房的门嚼着薯片，嘲笑我穿着围裙像个守寡的少妇，我一碗冷水泼过去，她哈哈大笑着跑到另一边，抓起口袋里的面粉还击，直到把整个灶台折腾成白色。她买来一堆五颜六色的安全套，吹起一大堆濒临爆掉的气球，挂在床头和书桌对面的墙上，我每次坐卧都要抬头衡量自己与这些气球的距离，点烟时更是惴惴不安。
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源于何处，总之这不该是我印象里那个斯文低调、戴着套袖画画的姑娘，她的发型、身材、笑容都比当年更加漂亮，却不复当年那份温暖。有时忙完手头的工作，我会坐在一旁默默注视她许久，直到她扭过脸冲我龇牙咧嘴。我怀疑自己并不是在恋爱，我不过是收留了一只路过的蝴蝶，而她的那些妖娆，其实都与我无关。
高郁带来的不仅仅是无节制的性生活，还有远方老朋友的问候。高磊重新在网上和我说话，他大侃昔日情义，极力摆出和好的样子。无论这个男人平时多么清高，面对自己的妹妹，他本色丢尽，用几乎是半哀求的语气对我说：“高郁从小被我爸宠坏了，嚣张任性，不过心地不坏，你们在一起成了最好，不成，别伤害她，也别恨她。”
明明、小宁在外面敲门，我放下碗碟走过去，高郁扭脸说：“谁呀，大晚上的来这里瞎敲门？”我扯下围裙说：“自己人，不许乱说话。”高郁白我一眼，继续盯向电脑屏幕。
明明和小宁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望向高郁，高郁双腿盘坐在椅子上无动于衷。我说：“刚吃完还没收拾，有点儿乱，随便坐吧。”明明点头坐下，小宁依然站在门口发呆。高郁摘下耳机光脚跑进卧室，两分钟后穿戴整齐地走出来，抓起衣架上的包说：“你们聊吧，我姐们儿约我出去，今晚不回来了。”
高郁走后，明明和小宁坐在沙发上长舒了一口气，我边笑边削着苹果说：“瞧你们俩这点儿出息，平时说起话来都人五人六的，一个女孩子就把你们吓出原形了。怎么着？有什么话就讲吧。”明明点上烟，靠着沙发说：“我们俩这几天想了一下，以咱们现在的资历，做北漂真不如回老家创业，所以还是想再劝劝你。”我说：“甭劝，我早说了现在不想创业，你们自个儿做就好，别非拉上我，我先在外面干几年再说。”小宁说：“你去北京，跟你这个姓高的女朋友商量过吗？她也同意你去？”我咬一口苹果说：“她不管这些事。”
高郁转过身子，抓起桌上的毛毛熊扔到我面前。我关上门放下袋子说：“干吗这么大杀气，谁又惹你了？”她用力滑开椅子，怒气冲冲地指着电脑屏幕说：“谁让你跟他提我的？”我走近看一眼，坐回沙发说：“你没事看我聊天记录干吗？”她说：“问你呢，干吗跟他提我！”我见她真急了，换副表情说：“干吗干吗，你至于吗？他知道咱们在一起才联系的我，也是关心一下，他毕竟是你哥哥，不能向我问问你的情况吗？”她吼起来：“郭小羽！我早给你说过，在我面前少提我家里人，你们谈事情，别把我掺和进去！”我说：“你能不能冷静一下，不就这点儿事吗？”她说：“冷静个屁！你不是一直为你们画班当年那点儿破事内疚吗？你回牛城找他道歉去啊，你们是和是断，跟我有什么关系？以后少拿我说事！”
高郁说得没错，我确实想利用她重拾与高磊的关系，以洗清自己在东大街画班老同学心中那个“无情”的污点。但我过于失策，一来这对兄妹的关系远比我想象中恶劣，二来画班老同学依旧没几个人理我，这间接证明高磊并没有真正原谅我。被画班开除后，高磊复读两年才考上大学，和明明打架的那个男生被美术老师踢到其他二流画班，最后只考取了个专科，这些足以影响一生的变故所激发出来的仇恨，只能靠时间流逝一点点稀释，任何人为的努力都只会掀起新一轮的波澜。
高郁从后面贴上来，我放下勺子关掉火问：“干吗？”她搂着我说：“不许动，站好。”我呆呆地注视着窗外那片墨蓝色的天空，心里燃起一团久违的委屈。
两天后，她走了，她扎破气球、倒掉烟灰，将整个房间还原成当初入住时的模样，然后把钥匙留在了门岗处。我打电话问高郁闺密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对方愣了一下说：“不知道啊，哎呀，算了，小羽，这种姑娘你留不住的，忘了吧。”
我离开槐底村公寓，搬去与大学同学合租，不久干脆辞掉了工作。同事没有坏人，但我不开心。圣诞节公司组织全体人员聚餐，我中途溜到大街上，大街上刮着风下着雨，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车站棚子下面的长椅上，呆呆地望着眼前的车辆，那时我多么希望身边有人爱我，可爱我的人，不一定懂我。我最后一次拨打高郁的电话，语音提示所拨电话为空号，我关掉电话，萌生去意。
离开省城前，明明请我吃了顿饭，却没来车站相送，因为高郁的事情，也因为高磊的再次出现，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信任我。小宁站在检票口外面，久久不愿离去，他张嘴想对我再说点儿什么，却被四面八方的广播声淹没。
同一年，牛城上学的老同学们出了事，他们因涉嫌酒后抢劫一名男生遭到指控，尽管事后高磊回到牛城帮忙走动关系，但涉案的老同学们还是被牛城学院集体开除。这件事也许改变了高磊对人事的一些看法，但在明明眼里，他们一直是狗肉，狗肉根本上不了筵席。
3.美术帮的游戏
当年我在十中上学的时候，曾有过一个男同桌，此人成绩一般，长相、性格毫不起眼，基本属于“人肉背景”（陪衬）级别的学生，但就是这个同学，给我们美术生长了回脸。他喜欢美术，也有一定的美术天分，可他那个当班主任的爹偏偏希望他攻取文化课正途，并怒斥他入学画班的请求。他又羞又恼，抄起书本扔向黑板，弹回来正中他爹后脑，父子两人再不顾师道尊严，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叮里咣啷地打起来，周围一片哄笑声。
五年后，这位“弑”父英雄三本毕业，几十个夜晚熬下来，考取公职做了牛城东区的警察。警察有严重的恋旧情结，几乎每年年底都张罗老同学聚会，你不去，他不介意，继续骚扰你，直到你发觉他是“真爱”。也许是因为当年开对方玩笑太多，现在实在不好意思见面，我一次也没答应过警察的邀请，后来人家找到真爱，点名要我回牛城去给他做伴郎，以谢天下，我只好去了。
高磊从远处走过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挂着坏笑，我急忙起身迎接。他端着酒杯拍着身后人的肩膀说：“看到了吧，这就是郭小羽，我的老哥们儿，当年工人路的扛把子（老大），现在在北京发展，怎么样，一表人才吧？”我笑着说：“听说你进政府机构了，现在是什么官？”他摆摆手：“唉，算了吧，还官呢，新兵蛋子一个，副科级。”
三杯酒喝完，他转身走掉，并没有想象中的畅谈，不过这已足够令我对往事释怀。警察晃着身体站起来，对边上的小舅子说：“去去去，客人都要走了，去帮你姐送送。”接着抓住我胳膊，将我拉到另一张桌子旁，指着在座的人说：“喏，我把咱们老同学都凑到这张桌子了，等那拨场面人走光，咱们就在这儿正经开喝。”我说：“你和高磊一直都有联系，是吗？”他眯眼笑着坐下来，说：“说实话，我和高磊算不上什么朋友，你知道我们都是公家的人，不能走得太近，犯忌讳。”我说：“不至于吧？”他说：“你不明白，这是纪律，开不得玩笑。不过我觉得高磊将来会是个人物，他不俗，能折腾，你得多跟他搞搞关系。”我说：“哈哈，我和他拉关系就不触犯国法啦？你这是什么逻辑？”他瞪起眼睛：“我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你这家伙从来都不重视老同学关系，对你有看法的人多了，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苍生皆可用……哎呀，你们这些文艺青年对社交真是屁也不懂。”
警察结婚两月后，年假临近，高磊打来电话，要我回老家先去找他，我问：“有什么特殊的事吗？”他说：“没什么大事，就是吃个饭，介绍几个圈里的朋友给你认识。记得带两瓶好酒回来，这些人都是有背景的。”
腊月二十八，我拉着行李箱跟随人潮出站，高磊在远处挥手喊叫。与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位外地工作的老同学，其中两人也拖着行李箱，显然我是他们最后一个要等的人。
高磊开着公车载着我们离开火车站，一路上交警纷纷观车敬礼，他微笑着一遍遍鸣笛回应。闹市区，他大摇大摆地将车停在路边，对着电话大声训斥属下，完后扭过头说：“你们干吗不说话呀？都是自己人，几年没见就没词啦？”后座上的人面面相觑，无人作声，他笑一下，继续开动车辆。
开发区主干道，两旁尽是正在修建的高大建筑，高磊对着后视镜说：“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到这边了，开发区挨着工业区，所以比市里有钱，现在这边到处都在改变，到处都是机会。相信我，不出五年，牛城的政府机关都得迁到这边来，这也就是我当初选择考回来的原因。凭我们家的关系，北京的单位我一样能进，但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不迷恋大城市，如今最好的工作都在三线城市。”“小羽，”他瞄我一眼说，“你和明明家应该都划到开发区了吧？”我说：“是，我也是刚刚听家里人说，过了年恐怕还得回来换身份证。”他说：“这就对了，划过来好啊，你们也算市里人了，关键是咱哥们儿在这边多少有点儿面子，以后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找人帮忙的，打个招呼就行。”
我相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高磊会成为警察嘴里说的那种“人物”，因为他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自己的理想，也先一步找到了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六年过去了，他的衣着、言谈、地位、风采，依旧高出同龄人一筹，尽管他的自信里夹杂着若隐若现的不实，但那种自信我们打死也装不出来。
他带着我们迈进招商办大楼，游刃有余地走在每一处通道，指手画脚地介绍每一个科室，路过的值班人员一一与他挥手致意，他一遍遍向同事介绍我们的身份。阳光射进天窗，地板上映出所有人的身影，我低头望着自己那身休闲衣装，几乎自惭形秽。
我承认自己那几年有点儿势利，这可能与当时的年龄或环境有关。在传媒业摸爬滚打几年后，我不再满足于固定的薪水与奖金，一心寻找有差价可图的私活儿挣钱，那时的我没什么职业观，觉得工作不过就是为了挣钱。与高磊商议完毕，我找到跟自己所在公司有合作的酒商，私下与他们签署了协议，有偿帮助他们开发中原地区的团购渠道。此举耗尽我业余精力，也摧毁了我在文艺青年圈子里的名声，很多朋友指责我媚俗、铜臭，成批量弃我而去。
“人我帮你介绍，具体事情你去操作。钱就算了，我不签协议，只能算帮老朋友的忙，”高磊放下手里的协议书，望着我说，“我要收了你的钱，性质就变了。”
我开始频繁回牛城，和酒商一起接见三教九流、绿林“奇葩”，这些人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在KTV包间里搂着姑娘抓着酒杯扯淡。他们大多冲着高磊的面子，接下我们的名片，填完桌上的订单，最后笑嘻嘻地收起酒商快递过去的超额发票。整个过程，高磊的确没收过任何好处，也从没问过我卖酒所得，他孜孜不倦地扮演撮合者的角色，只为一份人情和一份承诺。
可我心里清楚，我不是唯一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他的社交能力与组织能力使他在整个开发区左右逢源、威风八面，几乎每一个有头有脸的年轻人都与他相识，或渴望与他相识。很快，他升职了，成为开发区最年轻的科级官员。高磊虽是小官，却不是小人，他出手阔绰、慷慨大方，对所有朋友一视同仁，从未表现出与哪个人的亲近优于旁人。人家请他帮忙，他一律应下，有些人的要求触犯国法，他也不起急，察觉后立刻放弃，并不与之交恶。他对人脉的笃信很大程度上折损了他的独断和锐气，但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警察说得没错，高磊不俗，他深谙“战略性投资”，从不屑于计较蝇头小利的得失，就像他当年不屑于江湖上的小恩怨。
就在我成功开辟第二职业的时候，明明和小宁的广告公司也在开发区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同乡兄弟和发小儿，我特意请假赶回去祝贺。
晚上六点，小宁带我走进饭庄二楼的包间，包括高磊在内的大批画班老同学站起来打招呼，明明红着脸把我拉到桌边，说：“嘿，瞧瞧，瞧瞧谁回来了？你们说，喝几个？”高磊说：“今儿是咱们老同学自己的公司开张，图个吉利，喝六个！胖子，给他满上。”我抓起几块肉塞进嘴里，警察高喊：“谁让你先吃肉的？不许吃肉，吃肉喝八个。”我欲言又止，低头接过袁胖子递过来的酒杯，深吸一口气至丹田，老同学们拍着桌面整齐划一地为我鼓气。
六杯酒喝完，我晃晃脑袋坐下来对明明说：“你说的合伙人，就是他们？”他小声说：“不然还有谁？你又不入伙，这边能说上话的也就这些老同学了，我让了三分之一的股份给他们，先干起来再说。这回高磊帮了不少忙，我跟他说好了，以后凡是开发区政府搞的招商活动都交给我们公司来做，瞧着吧，我们很快就能成为整个牛城业务最多的广告商。”我搓了搓脸，没有说话。明明说：“干什么，后悔啦？”我说：“没有。”明明说：“你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