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个姑娘随后又谈了两次对象，想必都是家境殷实的男生。可不知为什么，也都无果而终。总之，她也失败了，她为此付出的不仅仅是贞节，还有学业，同宿舍的其他女生都考上了研究生，她只能拿着一纸本科文凭回老家任教，接着火速相亲，嫁给当地一个二百多斤的富二代。
几年后，提起这个中文系姑娘，社团的老同学们直言她有这样的结局也算不错，但我还是为那份长相和气质遗憾，作为一个少有的知性范儿的姑娘，她不应该只得到这些。
老同学们提供了更多的八卦，说这个姑娘生了娃娃，做了母亲，各类聚会，从来都是一个人参加，依旧喜欢摆出一副高贵的架子。她喝完酒后喜欢对身边的人抱怨，抱怨过去，抱怨现在，抱怨所有曾令她付出过的东西。她注册了两个QQ号，一个号码扮演贤妻良母，一个号码贴满黑金属摇滚和极端自由主义的绘画，她一遍又一遍地对人诉说着“婚姻就是长久地忍受痛苦”之类的话。
有人说：女人是爱情最大的消费者。可现实中很多女人并不迷信爱情，她们更迷信物质带来的生活。女人看重物质，源于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男权制度，生产资料由男人把持，女人就不容易得到尊重，选择更好的男人成为她们唯一可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她们唯一的安全感，薛宝钗这样冰雪聪明的女子，也只能把前途押在男人身上。
所以，我不恨那个中文系姑娘，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我也不再诋毁大学生的恋爱，这显然低估了大学生的心机，一部分大学生确实付出过真心，比如我这样的，一部分大学生也远比我想象中成熟，比如那个最终得到了金钱的中文系姑娘。
与中文系姑娘分手的当晚，石家庄下了四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望着窗外灯光中凌乱的雪花，几乎心碎了。这段夭折的感情给我的价值观带来的毁灭性冲击影响了我许多年，我再不敢轻易相信女人，再不敢轻易触碰心灵，一个人穿着盔甲走到了今天。
4.轰隆隆的歌谣
尽管遭遇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情劫，如今回忆起大学，我还是会告诉人家，我的大学是幸福的，因为我有摇滚乐。
为什么总会有人在青春期迷上这种吵闹的音乐？也许真像某位朋友说的：这些孩子的童年太糟了。不幸的身世让我们比同龄人早一步见识到人性中的虚伪，也早一步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我们来说，这种奇怪的音乐带来的不只是感官高潮，还有一扇重新认识世界的窗口。没有人再去听那些无病呻吟的港台流行乐，也没有人再去信那些虚伪的主流教条，大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与哲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追求快乐的方式。
红旗大街，是石家庄最知名的高校聚集区，也是省城最知名的夜市，这地方只有一样商品与我有关，就是打口唱片。作为最后一代打口青年，卡带、CD、音像店、地下演出、摇滚杂志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课余时间，花掉了我全部的零花钱。那个时候的裕大，整届中文系也不见得有五个人知道大卫·鲍伊，更不会有人理解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些残破的卡带和光盘。
当年石家庄有三处著名的打口店，分别是倚梦、极端音乐和金旋律。我对倚梦的感情很深，不光因为这个店在裕大旁边，还因为他们光明正大地在货架上摆出打口唱片。倚梦的店员是老板娘的弟弟，也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帅哥，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递一支烟笑着打招呼。他蹲在地上，拧开功放，陪我一起聆听Tiamat乐队（提亚马特，瑞典的一支乐队）的专辑，听得酣畅淋漓时，指着窗外的雾霾天说：“你看，这种天配上这种音乐，多带劲儿！”
可惜，我们赶上的只是打口时代的小尾巴。自2004年开始，MP3铺天盖地，喜爱音乐的青年有了更多获取国外音乐的渠道。很快，倚梦开始为客户提供下载服务，金旋律也摆上了空白盘和刻录机，卡带、CD彻底被淘汰，我们亲眼目睹了唱片工业的陨落。
因为品味的独特，我在学校的朋友不多，基本都是通过摇滚乐小圈子认识的，分散在不同的学院、不同的班级。那几年，我一直扮演着摇滚乐迷召集者的角色，穿着重金属的T恤、戴着耳钉四处奔走，在校园二手市场摆摊卖打口带，在社团报纸上发表有关摇滚乐的文章，在其他学院宿舍发放摇滚杂志，甚至和朋友一起接受学校电台专访，用公共平台向全校师生播放Metallica（金属乐队）和Pink Floyd（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歌。但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徒劳，没有人响应我们，甚至连我们参与编辑的报纸也停了刊。
我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传播摇滚乐，是在学院的送老生晚会上。当时我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到舞台中央，低着脑袋演唱了一首改编自鲍勃·迪伦的民谣，台下小马扎上坐着数百名大一新生，远处角落里围着数十名大三、大四的老生，他们一个个都盯着我，等着我出洋相。我唱到一半，台下开始嗡嗡作响，显然大家不喜欢这首歌，也不喜欢我，他们多么希望我演唱的是乌龙节目表上的那首《同桌的你》。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在机房观看晚会录像，发现自己在台上傻得不能再傻了，灯光把我的脸照得像失去亲人一般惨白，脸上、腿上的肌肉随着和弦上下抖动，活脱一个胖乞丐在唱民谣。我不忍心再看，走到楼道里默默点燃一支烟，心想这是何苦呢，将来我要是成了伟人，这段录像还不得传疯了啊。
人都是这样，只有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审视自己，才能发现自己的丑态。就像我长久以来对裕大各方面的抱怨，换个立场，这些都不过是一个偏执狂的成见，我和其他心胸狭隘的小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甚至比他们更可恶，因为我有太多泼妇式的一厢情愿。
在外人眼里，摇滚乐又何尝不是丑陋的音乐呢？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将全部的快乐都拿出来与他人分享。
我放弃了摇滚乐迷召集者的角色，伴随着无尽的失落，这份失落远远超过当初那个中文系姑娘对我的遗弃。因为在我看来，别人的否定远没有自我质疑来得可怕，当你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不能给你带来理解与尊重，也就是孤独到了最深处的时候。我归还朋友的吉他，扔掉床头的摇滚杂志，重新回到图书馆三楼，整整一年都趴在厚厚的书籍上睡觉，等待着这一切最终落幕。
2005年冬，红旗大街一所高校的学生手持棍棒冲出校门，光天化日之下打砸高教市场里的平民超市，蓝色的碎玻璃和白色的运动鞋散落在街边，无一人敢去打扫。2006年秋，红旗大街夜市上发生群殴，十几个设计学院的男生追打一名校外摊贩，板砖泡着鲜血静静地躺在路人的脚下。2007年春，裕大北宿舍一名女生从六楼飞下，原因是保研未果。同一天，科技大学也有一名女生轻生，原因是相恋四年的男友把她玩腻了。2009年夏，音乐学院晚会的舞台上演真实版“王子复仇记”，女演员谢幕时被上台献花的男生一刀刺死。
现实生活远没有摇滚乐真诚，却远比摇滚乐残酷。
大四，是就业的时期，已没有什么课可上，少数与老师关系好的学生获得保送，大多数学生自己制作简历在招聘会上投递。我得到一家广告公司青睐，搬出学校实习，离校前，我招来所有同窗，打开自己收藏的那一箱子打口唱片，说：“要毕业了，没什么送给大家的，大家认识我也就是从这些东西开始的，随便拿吧。”半小时后，箱子空掉，我的青春正式宣告结束。
我最后一次停在舞蹈系练功房后，透过灯火向内望去，女孩子们穿着统一的黑色紧身衣，扎着统一的马尾辫，旋转着，跳跃着，细长的手指划破飘舞的光线，绽放的睫毛挑动流动的琴声，像一群恸哭不止的精灵。离开练功房，我的清澈演变为凌乱，眼前裕大的孩子们，将来都要脱掉学生的行头，去做白领，去做学者，去做官员，去做“资本家”，我们会在各种流水线上学会各种技术、各种规则，只因为我们向往同一种美好的生活。
5.没有母校的人
昔日的大学同窗，如今从事各行各业，靠祖上关系委身豪门的，回老家做人民教师的，在私企公司做小主管的，开网店搞创业的，时光飞逝，岁月匆匆，男人们开始发福，女人们开始身材走样，有房的结婚，没房的也要结婚，接着为孩子的户口发愁，为事业的出路焦虑，为爱人的不忠愤怒，为亲人的逝世伤神，有些人在股票大盘前手舞足蹈，有些人万念俱灰地站到了天桥边缘。而仅仅在十年前，他们都是那个跟着家人踏进裕大校门的一脸羞涩的孩子。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男人如何才算成功？男人们向往妻妾成群、车库并排、随从遍地，追求的是钱，是地位，是名声，那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名声以后呢？人生是不是只剩下了吃喝玩乐，或者说人生本来就是吃喝玩乐？当年在一起玩摇滚的美术学院的小哥们儿，毕业后丢掉画板剪掉长发，在高教区支摊卖起女装，不出两年就开了分店，三年后更是买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天价限量版电吉他。可他还会弹吗？还有时间弹吗？他会不会摆出一副恶心的样子直接告诉别人，他买这把琴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买到？中文系的贫困生小高，毕业后选择去遥远的塞北教学，选择塞北，不是因为那里有马奶酒和烤羊肉，而是因为与世隔绝的环境，他期望着坝上的清风能一点点洗去他往日的耻辱与伤痛。五年后，他洗完了，吃胖了，用公积金买到当地一所两室一厅的房子，可他随后跑到北京，告诉我他受够了那个地方，他想去大城市发展，他甘愿为此辞去教师的工作、卖掉新买的房子，只要能走出那片草原。
？？2010年，我在通州区遇到两个20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男孩子，其中一人是我同学所在公司的少东家，也是他的直属上司。这些人在我的住处冲我显摆他们的奥迪车，显摆他们的漂亮女友，显摆他们能够熟练地演唱台湾流行歌曲，熟练地偷取QQ农场的蔬菜，但他们不知道姜文是谁，更别提梁实秋、黑泽明、巴菲特、史蒂芬·霍金、米兰·昆德拉这些浮云般的名讳，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们会这样幸福地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2011年，我回到裕大，那里已盘给了其他学校，图书馆、文学院的牌子都没了，传播学院看起来也更加陈旧。我们当年入住的宿舍区，被区政府收回后变成了鬼城，门窗生锈，灯柱破裂，杂草丛生，纸屑遍地。长长的树荫下，只有我一个人慢慢地走着，我努力回想着这里曾有过的无数年轻而嘈杂的灵魂，却不过是一段与这里相似的凋零殆尽的往事。回京的火车上，我对朋友说：“北大、清华的学生到六十岁还能拥有母校和青春印象，裕大的一部分孩子不再有了。”事实上，我的小学校园、中学校园也都不存在了，我和这个时代众多城乡结合部的孩子一样，正式成为“没有母校的人”。
2012年，我破例第一次参加裕大老同学的聚会，也最后一次失望，在场所有的人均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讽刺的是，他们也指责我变了，说我变得世故、变得冷漠、变得虚伪。我告诉他们，我真实过，只是他们忘了。那天的酒刚喝到一半，我就提前离开了酒店，独自一人去逛后海。前井胡同的尽头，我邂逅一双黄绿相间的袜子，我盯了它很久很久，离开时又情不自禁地哭了，它如此眼熟，我竟想不起谁曾经穿过，是男生还是女生，是我曾经爱过的人吗？他们穿着这双鲜艳的袜子在风中游走，像团燃烧殆尽的火焰。
2013年的平安夜，我终于梦到了那个中文系姑娘。她远远地站在舞蹈系练功房后等我，依旧那么年轻，依旧那么漂亮，我笑着走过去，告诉她我愿意做她的朋友，她也笑起来，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去北京，她问为什么，我说也许那里有特别的东西，我会在那里租房，在那里工作，甚至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我还会忘了她，忘了裕大，忘了自己来自什么地方，因为缘分是有尽头的。
人们在纵横交错的电流与数字生活中重新找到了生存的方向，一切，又回归平实、平庸与平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