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学者最终将以某种书面的形式记述他们在田野中所看见、听见和经历的事件。然而不同的民族志研究者，甚至同一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将观察和经历所得诉诸文字的方式都会有所不同。某些学者着力突出自己对当地活动的沉浸以及他们对研究对象所经历的生活的参与和体验，而将如何记述这些事件的任务暂时抛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集中关注于去哪里进行田野研究，观察的对象是什么，在现场如何交流，如何提问等方面的问题，以期对研究对象的生活以及与其攸关的事物能有全面的了解。在进行田野研究的时候，这些研究者对事物本身的关注很少会从“怎样记录下来”的角度来进行，甚至都无暇超然事外地予以纯粹的“观察”。事实上，民族志研究者在研究期间是真正长期生活于某一特定的情境下而并非简单地定期探访被研究者的生活场景，而这种情况在西方人类学家研究那些言语不通、生活习惯迥异的非西方文化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突出。这时研究者别无选择，只能够尽力参与到那些生活中去而暂时停止考虑如何去写作了。举例来说，一名研究非洲当地妇女生活的女人类学家，很有可能发现自己总是忙着帮助收集可食用的绿叶植物以及照顾孩子，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做田野笔记了。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她能够最充分地了解非洲妇女是怎样身兼工作、参与社会生活、抚养孩子等数职的。也只有在经历过这一切再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位女人类学家才能对自己在学习和经历非洲当地妇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了充分的咀嚼和体味。
抱有上述观念的研究者对田野工作中涉及的各种情境都自然接受，他们努力的重点是凭借整体论的思想或者掺杂一些个人直觉来解析被研究者的行为。出于对在沉浸中分心于做田野笔记将冲淡异域文化所带来直觉与洞见的担心[18]，研究者会搁置那些有关做田野笔记的想法（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把这方面的考虑降到最低或者全然不去考虑）。而只有到了研究后期的某一阶段，研究者们才会重新回忆和检视他们的这段田野工作经历以便使之见诸笔端。
然而民族志学者也会以某种需要更加即时而直接地加以描述的方式参与田野研究。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找到合适的研究点”，观察到引人入胜而又意义重大的事件从而能对这些现象给出详细的文本记录。这样，田野实践中观察所得的结果将更加适合于田野笔记的写作。从另一个极端来看，研究者也会有意识地寻找并关注那些值得记录下来以供研究的事件；他会置身于那些能够被观察和记录的场景，也会在对这些场景的观察与研究中带上“我要找到那些重要并且值得记忆的事物以便将来予以记述”这一明显的价值倾向。
显而易见，前面提到的两种参与田野研究的方式各有利弊。如果研究者采用“体验方式”（前一种方式），那么他对研究所关注的日常生活和普遍关注点的沉浸将变得更加深入，从而将对他人生活的观察和研究置于更加开放的视野中。而如果研究者采用“参与—写作方式”（后一种方式），那么他将有可能对他人生活进行更加细致、更具有时效性的描述。而在实际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对这两种方式的运用通常并无偏废：有时全神贯注于当前田野研究中的事态而不纠缠于将来如何记述眼前的事物，有时又心无旁骛地关注某一事件以便之后给出适当的描述。随着田野工作的开展，研究者们有时也会经历两种研究模式的相互转换。举例来说，当研究者置身于某些社会事件的时候，他就会倾向于探究这些现实生活背后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与解释；反过来讲，当研究者全力于超然的、以写作为导向的观察中时，也很可能突然之间被直接卷入所观察的事件而没有置身事外的余地。[19]
不管采取上述哪种方式，民族志研究者或早或晚都将在观察和经历了他们感兴趣事件之后完成他们的田野笔记，正如某位人类学家的评论“人类学家就是在晚上记录下当天事情的那种人”（Jackson 1990b：15）中所体现的那样。在“体验方式”中，做田野笔记这一过程可能被推后数小时或者数天之久，直到研究者离开他所工作的田野，面对便笺簿或者是电脑，通过回忆来重构那些重要事件的时候方才开始。[20]而在“参与—写作方式”中，做田野笔记或者对田野笔记的构思在田野工作中就开始了，也许与所要记录的言谈或者行动同步进行，因而开始得更早。这种记录并不仅仅采用默记或者“头脑笔记”[21]的方式记录完整事件的一鳞半爪，而是同时以速记、草稿、缩略语或者是词组的方式记录，以便之后构建出完整的田野笔记。
不论采用何种模式开展工作，怎样与试图加以了解的人群之间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都是田野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为了更加自然而开放地评价研究对象所处的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活动，田野工作者们尽量避免写作活动影响和打扰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业已形成的良好关系。研究者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使自己与所关注的对象不会产生疏离，同时也是因为研究和写作本身很容易就会使那些已经与研究者建立紧密关系并且分享生活隐私的受访者产生一种被窥视和泄密的感觉。那些采用“参与—写作方式”的研究者，在与被访者建立并保持一定关系的过程中，会更加公开地说明自己的研究兴趣，也会在实际研究中公开关注这些研究兴趣。这些研究者因此会经历痛苦和煎熬的瞬间，对于是否将被访者的那些隐私的抑或是引以为耻的事件记入田野笔记而举棋不定。此外，由于田野工作中的笔录过程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被访者面前，因此这一过程会非常影响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关系的保持，田野工作者在做田野笔记时的态度与方式就不能不慎之又慎。
在这一章余下的部分我们将主要讨论“参与—写作方式”这一在田野工作中直接涉及做田野笔记的研究方式。这一研究方式使得参与、观察和写作这几种研究未知世界的必备方法相互渗透：一方面聚焦于学习怎样为了写作而进行观察，同时也使得研究者意识到写作是如何塑造和限制观察的。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首先讨论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所面临的到底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来做田野笔记这一问题。在此之后我们将就研究者如何带着写作目的在田野工作中进行观察给出一些建议。最后我们将给出研究者在不同的田野环境中进行速记的实例并讨论一些可能用以指导速记的原则。
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速记
研究者在用心观察田野工作中不断发生着的场景、事件以及互动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在头脑中默记下某些细节和自己对它们产生的印象。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印象将仅仅停留在“头脑笔记”阶段。但在某些情况下，田野工作者会把这些印象以关键词或者短语的方式速记下来形成一份简明的书面记录。研究者把那些在田野观察中发现的值得记录下来的一言一行，一挥而就诉诸纸面的方式，称之为速记。与观察同时或者稍稍滞后速记下来的一言半语能够在之后唤起研究者的记忆，从而使他们能够捕捉到观察中看到的那些有意义的行为或者采用富有启发性的方式描绘当时的情景。此外，如果研究者能够速记下更多的内容就有可能收录下一段对话或者被研究者对一系列问题给出的答复。因此，研究者在接触到一种新的语言时，就更应该将关键的表述和术语用速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通过“尝试—错误—尝试”的方式，田野工作者可以得出一套适合自己习惯的实用速记方式。这一尝试的过程可以从选择速记工具开始。许多田野工作者选择那些可以方便地放在口袋或者钱包里面的便笺簿来速记。也有些田野工作者采用更加随意的材料，比如手头一叠可以折叠的白纸，研究者就可以在不同面上记下与不同主题相关的内容。与此相类似，研究者对记录用笔也会有自己特定的习惯与偏好。
田野工作者完成速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鉴于逐字逐句完整地记录既麻烦又费时，很多田野工作者做速记的时候都会有一套自己的符号与缩写系统。更有甚者通过参加正式的培训来学习各种速记技巧。当研究者建立了一套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速记方法之后，这套速记法一方面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加快捷地记录下各种信息，更重要的是记下来的内容让他人即便得到了这些记录也会觉得文字晦涩难解，从而保护了记录内容的私密性。
田野工作者还面临另一个抉择：到底何时、何地以及如何速记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一抉择远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会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带来重大影响。由于学科性质的需要，研究者将尽一切可能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因而极有可能接触被访者生活的核心深处。然而，处于这种密切关系中的研究者又常常面临着巨大的两难选择：他一方面希望通过速记的方式尽可能同时并真实地记录下所听到的言谈和所看到场景的各种细节；而另一方面又会担心一旦取出纸笔开始速记就会破坏这种和谐的氛围并且播下不信任的种子。被访者则会觉得研究者的兴趣居然是窥视自己生活中的隐私，而自己所珍视的个人生活片断在研究者眼里竟也只不过是科学调查的对象罢了。[22]
几乎所有的民族志研究者在试图保持与被研究者良好关系的同时又希望尽量揭示他们所处的世界，而这些时刻却总难免使人感到无法处处兼顾。面对这些复杂而又牵扯到伦理道德的议题，很多研究者认为在被研究者尚未清晰全面地了解到研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并同意参与其中之前，开展任何研究工作都是有违道德标准的。依照这种观点，研究者在当地找的助手应该被看成研究者的合作者，他们一起将当地人的生活细节以及文化观念传递给外面的世界。这种相互合作要求研究者在征得被研究者同意之后才能将所观察到的事情诉诸笔端，并且充分尊重当地人希望对自己生活的某些方面予以保留的愿望。
而另一些田野工作者觉得事先把自己将要记录下研究过程中所发生和观察到的事件与经历这一意图告知被研究者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并非十分必要。这些研究者认为田野工作者并没有申明自己研究意图的特殊义务；正如没人能够真正做到完全暴露出自己所有深层次的动机和私人生活一样，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都包含了掩饰和伪装的成分。还有研究者指出纯粹私人的、以个人记录为目的的速记和田野笔记并不会对他人的生活带来直接意义上的损害。然而我们认为这种方式也仅仅不过是把所面临的道义及人际关系方面的痛苦抉择留到了将研究结果出版或者以其他方式呈现在他人面前的时刻罢了。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主张只要最终得到的信息能够产生更大的收益，不妨暂时把研究目的对田野工作涉及的相关人员有所保留。举例来说，当研究者试图调查乃至发表工厂里非法劳工或者养老院中垂垂老者的生存状况时，或许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向管理者隐瞒自己的研究目的。
为了避免过度利用被访者的信任，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尴尬时刻甚至是紧张对峙，那些刚刚开始田野研究的新手们往往在田野工作中采取隐秘的方法，试图隐藏自己正在进行研究的事实，或是等到离开田野之后才进行速记。尽管这一策略既考虑了研究者的学术良心也考虑了实际操作的问题，我们还是建议田野工作者在研究的一开始就将研究目的告诉涉及到的人员，而这一点对于那些已经与田野工作者建立了某种私人关系的人们来说则显得尤为重要。开诚布公除了对发展诚恳而直接的关系有所裨益，也降低了被研究者日后揣测出田野工作者的实际意图时所产生的被利用和被出卖感的风险。如果田野工作者执意对被研究者有所隐瞒，那么对被研究者有朝一日反过来窥探到自己用意的担心将会随着研究的进行和双方关系的加深而与日俱增地折磨着研究者自己。
当然，研究者可能面临的紧张关系和道德困境并不会随着他坦陈研究目的而完全得以避免。即便是被研究者同意接受研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准确知悉了研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以及研究者将具体怎样进行这一研究。[23]他们也许意识到田野工作者会在一天结束之际做田野笔记，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习惯于研究者的存在，他们就可能“淡忘”这种记录的过程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另外，对于那些并非研究所关注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临时出现在场景内的人员，若非研究者进行善意的提醒，他们也许并不会注意到研究者的身份和他的研究目的。
当研究者以公开的方式当场做田野笔记的时候，那么诸如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做田野笔记等方面的问题都会因此变得更加灵活。在很多情况下，公开地做田野笔记也许是切实可行的方式。然而研究者在当场做田野笔记的时候应该非常小心谨慎，避免妨碍或干扰自己与观察对象之间的正常关系以及现场所正在发生的一切。只要现实条件允许，研究者应该尽早获得观察对象的许可从而能够当场直接做田野笔记。当研究者将自己成功塑造成“记录者”的角色时，被研究者就把研究者做田野笔记这一行为当作他们预料之中的事情了。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做田野笔记的必要性提供原初解释：研究者重视文本的准确性，也就是说逐字逐句地记录下现场参与者所讲过的话。人们通常能够理解在学习过程中做笔记对于一个中学生的重要性，因而也应该能够容忍和接受那些力图忠实记录事件来龙去脉的研究者在现场做记录的需要。尤其当田野工作者学习另一种文化中的语言时，可以向被研究者解释他记录下当地特定用语的目的在于帮助自己记住它们。而当研究者把他们记录下的语句说给被研究者听的时候，也许会进一步激发后者提供更多的当地用语，也促使他们更有兴趣教研究者这门语言。
尽管当场做田野笔记在开始的时候显得多少有点古怪，一段时间之后被研究者就会接受研究者需要做田野笔记这一事实，甚至还带着些许期待。下面的片段描写的是住房和城市发展办公室的办公室主任和职员开玩笑即兴表演“帮助”客户的自嘲戏剧，并让田野工作者充当观众：
后来，我待在让（Jean）的办公室里，这时拉蒙（Roman）进来了。他以情节剧般的语调冲着我说：快把这个也记下来。让（Jean）做了些动作让我写，于是我掏出便笺簿开始记。“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只有八个小时来献身于帮助”……他开始以傻傻的而又厚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唱“不可能的梦”……“跟我一起唱”，他说……
在这一片断中，研究者和他做田野笔记的行为被研究对象拿来开玩笑。[24]
尽管一些被研究者已经对研究者公开做田野笔记感到习以为常，还有一些人对研究者取出便笺簿记录下自己的点滴言行仍会感到不快。田野研究者可以试着将自己置身于场景的边缘位置来避免对那部分人的刺激从而仍旧能够公开而充分地做田野笔记。即便如此，研究者还是会面临各种困难，正如一位田野工作者在观察法庭上的离婚调解程序后所作的如下评论：
我希望尽可能把整个调解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为了能够在做田野笔记的时候不显得那么突兀，我坐在了委托人身后，而并非出于研究方法上的其他考虑。虽然我所做的大量笔记（每次开庭大约有50页）看起来似乎没有打扰到委托人，一些调解员倒是对此比较排斥。有一位调解员想知道我是如何决定“哪些是要记录下来的而哪些又是不需要记录的”。在工作人员会议上，那个调解员总会坐在我身边，试图看看我到底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
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及与此类似的种种复杂状况，田野工作者必须不断地运用自己在人情世故方面的技巧与才智来判断在某一具体时刻做速记到底是否恰当。[25]
此外，在被研究者习惯于研究者当场速记的同时，又往往会对特定事件和话题是否值得做笔记形成自己的预期。他们也许会反过来询问研究者为何记录或者不去记录某些事件；当他们看到研究者并没有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的时候又会产生某种不被重视的感觉。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片断来体会这种变化，这个片断描写的是那位研究离婚调解的田野工作者就刚刚结束的庭审过程采访某位调解员并当场做笔记的时候发生的状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问答之后……[调解员]在我快做完田野笔记的时候开始画眼妆。她厌烦地扫了我一眼，说：“你把这个也记下来了？！”“这个”指的是她画眼妆的行为。
因此，研究者在公开速记的时候需要仔细把握自己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处于何种情境之下。[26]
当场做田野笔记不仅可能影响研究者与那些发现他在做笔录的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影响研究者自身，使得他们的注意力从正在进行的谈话和事件上分散开去。当研究者过分专注于做记录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忽视那些转瞬即逝的表情、微妙精细的动作甚至是某些关键性的内容。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原因促使我们并不建议研究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当场做速记。在某些情境下研究者的参与至关重要以至于没有机会停下来做笔记；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不得不更多依赖大脑的记忆，只关注那些将来能够帮助自己回忆起整个事件或者场景的关键性细节。举例来说，当研究者在某个只有少数社会成员会写字或者只在少数场合写字的村庄里进行研究的时候，如果他还是忙于记录而不到村庄里通宵跳舞，那么他恐怕就无法维持好与研究对象之间应有的社会关系——对于那个人际关系密切的村庄而言可算是一种严重的冒犯了。
为避免这些问题，即便是那些通常总以公开方式现场做速记的研究者也会在某些时候躲开被研究者的视线私下里记录一些事情。他们等到某个场景、某件事件或者某段谈话结束之后，才走到一处私人空间记录下值得回忆的词句。田野研究者可以采用当地人常用的方式“退出”或者“离开”。田野工作者的私人空间可以是浴室（Cahill 1985）、众人离去的餐厅、楼梯间或者储物间，他们参照当时的具体情况每半小时左右或者在某些重要事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周期性地去那些私人空间做速记。某些田野工作者在田野中时不公开做任何笔记，然而一离开田野就会及时拿出笔记本记录下有关关键性事件、言语或者人们的反应等等的提示字句，以便将来写入完整的田野笔记。这一方法使田野工作者在不冒犯被研究者的同时保留了需要记录下来的种种条目。
研究者也可以采用介于公开和私下之间的方式做速记，特别是当速记成为他的任务或者是所扮演角色的一部分的时候。而现场的其他人并不一定清楚地知道田野工作者是在为研究做记录。举例来说，某个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学生负责在律师会见委托人的时候做笔录，而她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做田野笔记。这个学生说尽管她在做速记的时候并没有讲明，但是律师和委托人都意识到她正在做某项研究。当田野工作者正在做的事儿并不能正好成为他们做速记的理由时，他们则可以利用其他自然而然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举例来说，田野工作者为了成为被研究者中的一员经常要了解熟悉他们所处的情境。被研究者认为研究者是该情境下的新成员，因此允许甚至希望他做一些笔记，而研究者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写下最初的田野笔记。
研究者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做田野笔记的策略会随着田野工作的进行以及田野工作者与被研究者关系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即便田野工作者与被研究者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个人关系，也仍然存在一些不适宜做公开记录的状况；在这些情况下，研究者一旦掏出笔记本就可能让自己和被研究者都觉得很不舒服[27]。某个研究校园书店的学生在已经与店员建立起良好关系的时候——可以和店员公开谈论自己的研究——却遇到了下面的状况：
一个年轻的收银员注意到我最近进行了两段观察，于是走到我的面前，试探性地问我是不是其他校园书店的“密探”或者是不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我试着通过开玩笑给自己解围，就告诉她我是社会学派来的“密探”。但是她并没有听懂这个笑话，因而整个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因为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很少会遇到需要自己做笔录的情况，所以有时他们和研究者共处时看到研究者不时地在做速记就会感到不自在。特别是对于那些身处非文字文明中的人而言，观察并记录其他人的行为确实显得有些古怪。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把笔录和某些不愉快的事物联系起来，认为它本身就带有冒犯性，而且有可能带来某些潜在的危险。比如，当田野研究者仅仅因为想记住赞比亚乡间某位老者的姓名而将它记在纸片上的时候，这位老者就很犹豫是不是还要继续和研究者交谈下去。之后该研究者了解到老者做出这样的反应是因为在殖民地时期当地政府官员经常到乡间记下当地人的姓名以便征税或者是分派政府工程的劳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得到当事人的允许可以当场公开做速记，明智的田野工作者仍旧会留心并避免记下那些当事人认为是私密的、尴尬的、过于透露内情的以及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事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当事人本身并不反对甚至强烈要求研究者记录下某些带有敏感性的事件。即使研究者预见到发表这些材料可能会让被研究者很尴尬或者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话，他们也可以当场记录下这些事件而留待之后正式完成写作时再决定是否使用这些材料。
总而言之，研究者拿出便笺簿开始记录人们在特定场合中的言行的那一刻，就给田野研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正因为田野工作者速记时采取的策略往往在被特定情境以及其中人际关系决定的同时也对后者具有反作用，所以这些策略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研究者应该在顾全自己与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前提下决定究竟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做速记。我们显然不建议研究者在身处某些特定情境或者处于某些特殊关系中的时候当场公开做速记。而在另一些适合速记的场合，研究者又必须设计好有针对性的方法来避免或者减少可能会发生的尴尬。研究者在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做速记这一问题上事先指定某种所谓的“最佳方式”的做法不但不可取而且在事实上也很难办到。那么就像田野研究所涉及的其他方面一样，值得推荐的方法是兼顾公开性与灵活性，随时准备好一旦现有方式对被研究者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就能够及时做出调整。
以写作为目的的参与
田野工作者首先要对观察和写作的方向有或多或少的判断然后才可能决定某些具体的事件是不是需要记下来。然而对初学者而言，当他们面对整个田野调查流程的时候通常会对到底观察哪些事物才有可能推导出有潜在写作价值的议题而感到束手无策。我们在建议学生如何开始“以写作为目的的观察”的过程中总结出几种对研究者有帮助的规律。[28]
首先，研究者应该把他们“最初的印象”记录下来。这些印象可以包括感官获取的信息——对物理环境的味觉、嗅觉和听觉，以及对所关注的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做的观察和得到的感受。这些印象又可以包括对物理场景的描述，诸如大小、空间、声音、颜色、设备、运动；或者是对当地人的描述，如人数、性别、族裔、外貌、衣着、行为、举止和气质。对这些因素的记录可以帮助研究者开始在看起来非常复杂的场景中展开研究。进入某个语言和习俗都一时难以理解的全新文化对研究者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尽管如此，研究者不妨把记录下这些看似奇怪的景象和言语作为开始理解它们背后逻辑的第一步。[29]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会对田野中的很多独特之处失去敏感性，变得见怪不怪，因此，在田野笔记里记录并保存好那些最初的同时也往往是具有洞见的印象是很有帮助的。研究者一旦在研究环境中工作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对这些环境变得相对熟悉，通常就不再能体会到对环境的第一印象了。这时，只要他们观察任何新近进入这个场景的人，尤其观察他是如何学习、适应这一环境的，就能够间接地回忆起自己当初的第一印象来了。
第二，田野工作者可以关注“核心事件”。刚开始的时候，田野工作者不得不凭借自己的经历和直觉从人们纷繁复杂的活动中找出值得记录的事件。举例来说，田野工作者可以关注那些自己预料之外的事件，并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突发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观感、印象和人们对此产生的言语的或者非言语的互动。
类似的，研究者可以凭借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令自己满意、吃惊甚至是愤怒的事件来决定哪些事情是值得记录的。研究者对某一事件产生某种强烈的情绪或许意味着身处同一场景的其他人也会有类似的感受。研究者有时会怀有强烈矛盾的感情——比如，对自己在田野中的所见所闻既感到值得同情又觉得有些厌恶。这一复杂的感情或许也能够反映出该场景下其他人所同时感受到的两种互相矛盾的力量带给自己的冲击。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如果希望有效地利用个人的反应来推进研究，则需要非常小心并且时时加以反思。许多初窥人类学堂奥的学生在记录下所观察到的事件之后，不加区分地用自己而并非当事人的标准和价值观来加以评判。研究者以局外人的视角对观察到的事件做出预判断会妨碍他从当地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参见第五章）。田野工作者应当意识到当地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与研究者完全不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在与研究者面对同一件事的时候都很有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比如，在乔克维村庄做研究的田野工作者，也许看到通灵仪式上某人因为饮用致幻草药汁后不省人事就会急忙示警。但是他很快发现当地人对自己的手忙脚乱付之一笑，因为他们知道那位服药者很快就会自然而然地恢复神智。
然而田野工作者也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应该对自己的反应视而不见或者是干脆在田野笔记中略去不提。我们建议研究者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先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接着后退一步，带着自己的感受来更好地观察被研究者是如何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的：那些人们会像研究者一样意外、震惊、满意或者赞同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地人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做出反应的，又是怎样处理上述突发事件和涉及其中的人际关系的呢？研究者不论是在与自己相似或者相异的文化氛围中做研究，都应该尽力避免事先把他人对事件的反应等同于自己对事件的反应。
第三，田野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根据自己的感受来判别事情的重要性，而应该对当地人认为“意味深长的”或者“重要的”事件始终保持充分的敏感性。那些能够吸引当地人注意的行为、互动或者事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提示他们内心关切所在的线索。田野工作者所关注的应该是那些对被研究者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到底怎样的事件会让当地人停下手中的工作而驻足观看？他们又会公开发表何种言论却私下传播怎样的街谈巷议？又是因为什么缘故使得他们在心底掀起轩然大波？我们知道“冲突”和“矛盾”能够引起被研究者的深切关注和强烈情感，那么在当地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和矛盾呢？人们又是怎样认识、阐释和处理这些冲突、矛盾的呢？在这些冲突和矛盾中，田野工作者可以记录下诸如“谁做了什么事情”以及“其他人的反应如何”等方面的信息。既然身处陌生环境的研究者经常需要密切观察他人的行为并加以模仿从而融入当地的环境，那么记录下当地人的行为与反应自然能够帮助他们加强揣摩和学习的效果。我们强烈推荐一种“探究式”的策略，就是研究者在事情发生之后，访问那些牵涉其中或者见证事件过程的人，询问他们对于整个事件的认识与感受。
田野工作者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参与到当地人的活动中去，同时还可以了解当地人赋予这些事件的深层含义。田野工作者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互动的间接推断来探寻当地人的想法和关注点，而不是直接询问他们到底关心什么。比方说，田野工作者也许可以更加关注被研究者在日常社会活动中对人对事所做出的评价与判断。工作单位里的员工常常会举具体例子来说明哪些人是“好”员工，哪些人是“差”员工。研究者如果能够注意到这些评判，就能了解员工们重视的是什么。田野工作者通过研究人们在交谈中如何给每个员工贴上评判标签就能更进一步从这些声誉中理解员工们的意义世界。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田野研究者并没有把被研究者赋予人或者事的意义当作静态的分类标签，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被研究者如何把这些意义运用到具体的人际关系和互动中去。这就要求研究者并不仅仅记录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要在田野笔记中所有涉及到这种互动的时候都始终写清楚“何时、何地以及出自何人之口”。举例来说，在制度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比如管理者和工人、员工和客户）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评价标准来判定哪些员工是“好”员工（或者是“差”员工）。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往往不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内部由于各自的职位和现实关注点的不同，会产生不一样的意义世界，因此这些不同之处要在田野笔记中有所体现。
每当研究者最初进入一个新场景的时候都应该广泛涉猎；他们应该做好准备同时留意一系列事件和互动。对陌生环境的短暂造访并不应该被割裂成一个个离散的、孤立的、走一步看一步的活动。与此相反，对某一类事件的观察和记录总是提示着接下来将要进行的观察与记述。如果研究者认为某个事件是值得记录的，那么他就会考虑还有哪些事件是与之类似的，因而那些事件也就具有记录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也不断明确，他就会自觉地搜集那些“属于同一类型”的事件和人际互动，并寻求其中蕴含的规则与范式。
然而即便当田野工作者寻找某一类事件的其他例子的时候，也会以开放的心态去发掘与此相悖的例子，以及不符合已有范式的例子。每当田野研究新手遇到不符合预期的事例总会感到大受挫折，担心这些不同于他们所提出的范式的反例会让别人质疑他们对田野的理解力。虽然研究者发现的差异和反例确实会敦促他修改、完善、深化自己原先的认识，但是事实上这些差异和反例是不会引起别人的质疑的。田野工作者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状况造成了这种不同与差异：这些不同的行为是参与者不同的偏好与气质所致，抑或是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对所处的状况有着不同的认识？或者研究者可以从更加本源的角度思考当初所定义的“相似”与“不同”，也许通过这样的反思之后，那些原以为不符合范式的事例现在看来倒是在更深层次上与范例有所契合。经过这样的一番思考，那些至少粗看起来不一致或者有差异的事例将在最终的文本里呈现出更加丰富、更有质感的描述和更加精妙、更有理有据的分析（参见第七章）。
总之，田野研究中的关注涉及两种取向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当一项新的田野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田野工作者常常凭借自己的第一印象和个人的反应来寻找有意义的事情。然而随着参与度的加深，田野工作者会对当地人的关注点与视角变得越来越敏感，他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当地人已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考虑使用自己的方式描绘了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一个敏锐的研究者固然会根据自己的见解来确定哪些议题可能对当地人的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然而这一“局外人”的见解当然也会服从“局内人”自身对重要性的描述和分类。
两个速记实例
我们在这里给出两个实例来告诉读者田野工作者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做速记的。这两个例子所关注的都是观察到的场景、动作和对话而不是评价或者心理阐释。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在社会场景中与被研究者进行互动，并记录下不同的感官性和解释性细节。
“他们并不是很出众”
下面的速记写的是研究者在俱乐部见到一位自称西班牙语摇滚音乐支持者的情况：
乔奇=坐在桌边 并没有向任何人介绍我是谁
现在光讲西班牙语
闲聊——是谁在演奏？
“他们并不是很出众”——抱歉
这段速记提到了发生在俱乐部里的几件事情，包括乔奇坐在哪里以及他之前讲的是英语而现在讲的是西班牙语。事情来龙去脉可以作如下梳理：乔奇并没有把陪他一起来的观察者介绍给其他人；众人在做一般性的交谈（闲聊）；有人（并没有特别指出是谁）问“是谁在演奏？”（乐队的名称很可能已经介绍过了，但是观察者觉得非常容易记住所以并没有写下来）；有人（并非观察者本人！）对乐队做出了评价，而观察者觉得这句评价是“抱歉”的意思（把她带到了这样一个俱乐部），因此为阐释这一评价的意义提供了互动的背景。
“你可以给他的医生打电话”
在下面这段速记中，一位妇女在法庭上要求临时限制她两位房东的人身自由，而其中一位房东并没有出席庭审。这个妇女认为没有露面的那位房东“身体健康，完全可以行走”，所以本应该来法庭受审。而出席庭审的那位房东辩驳了妇女的这段证词。
你可以给他在UCLA的医生打电话并且
医生可以证明这一切
我从不和人联系
我是说以电话的方式——在法庭上是不能这样运作的——
要么是以书面的形式，要么
（面对面）
这段速记是作为被告的房东（上面的两行）和法官（下面的四行；根据这段速记写成的完整田野笔记请参见第三章）之间对话的片断。速记体现出法官对法律程序的坚持：他作为法官（“在法庭上”）并不独立地调查诉讼人的陈述；相反，诉讼人有义务把所有证据带到法庭上予以展示。请注意研究者只速记了对话的内容，而并没有指明讲话者的身份，但是他可以通过上下文或者根据记忆而得出说话者的身份。除了最后一行，所有的文字都是在人物说这些话的时候尽可能准确记录下来的原话；最后一行，观察者没能记下法官这句话最后用了什么词（因为忙于记录前面的对话），因而加上了一句解释“面对面”（用括号标出）。
速记的记忆术：词汇和短语
上面给出的两个速记片断都是“（书面的）带有记忆术性质的词汇或短语，帮助研究者牢记某次观察的结果或者用来回忆某人讲过的话”（Clifford 1990:51）。研究者在速记中不会做完整的田野笔记，而是抓住那些最为关键的言行片断。根据这些片断，田野工作者就足以勾画出社会场景、反复出现的事件、当地特有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当地人的特征和陈述、在场的人们之间的谈话以及研究者自己参与的谈话。
速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撰写过程，它还同时涉及到了脑力的思考。要想使速记下来的细节仍旧清晰易懂，并且能够最终轻易地还原成鲜活的描写，这项技能的习得至少部分依靠研究者将场景想象成文字条目的能力。研究者写出能够激发回忆的速记材料的前提条件是学会哪些事物是值得记录的以及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记录。我们认为下面的几条建议在帮助研究者做出形象生动而带有启发性的田野笔记方面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田野工作者可以记录自己观察到的场景或者互动中最为关键的细节。田野工作者在第一时间记录下言语和行动的片断，并在日后以此为基点调动记忆，以尽可能详细的文字描述还原出所发生事件。以研究西班牙摇滚音乐的研究者为例，她速记下了这样的细节：陪同她前往某俱乐部的家伙虽然在之前私下接触的时候讲的是英语，而“现在光讲西班牙语了”。她还写下了一句关键的直接引语“他们并不是很出众”以及短语“抱歉”，来提醒自己这句评论的背景和含义。
其次，田野工作者应该尽量避免以归纳概括的方式来描述人们所做事情。许多新手在刚开始田野工作的时候总是倾向于使用印象化的、主观性的词句，这些词句或许有助于写出一些带有评价性的总结，然而对形成细节丰富又充满质感的描述却帮助不大。举例来说，田野工作者用“效率低下”这个词来形容某人的工作方式就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当该田野工作者日后试图对这一社会场景做出全面描述的时候，这一模糊而带有评论性的速记给他带来的只可能是一段模糊的记忆，也没能说明其他在场者是怎样体验和评价工人的工作表现的。类似的，研究者在观察缓刑考察时速记下监督官作了“以学校为主题的发言”以及少年犯“非常顺从，总是对监督官的意见表示赞同”，就显得过于概括了；倘若要对这一具体场合下监督官和少年犯的言语与行为做出细致描述的话，上面那种总结概括性的速记所能起到的帮助作用并不大。
第三，田野工作者应该记下自己所感知到的言语和行为的具体细节。田野工作者对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所做的笔记应该反映出而不是直接告诉读者当地人的所作所为（参见第四章）。速记通过把细节汇总起来能够记录下确切的词汇、短语以及对话等田野工作者希望尽量准确保存下来的信息。举例来说，简单地用“愤怒的言语”来描述一次情感的爆发是远远不够的。与此相对，田野工作者应当把被研究者当时所讲的具体词句，连同他的姿态、面部表情等所有与愤怒相关的细节全部写下来。这样做出来的速记不仅仅能够帮助研究者回忆当时所发生的事件，而且能够揭示引发这件事情的特定背景：当时有哪些人在场，他们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在大动的这场肝火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等等。以这种方式写下的速记才有可能清楚地呈现特定场景中所进行的谈话、话题和行为的来龙去脉。
田野研究新手在观察到某些场景时会试图找出深层次的动机和内在的状态。还是拿上述愤怒的场景为例，当新手目睹了这次剧烈的情感冲突之后，总想找出引发愤怒的原因：通常就是争吵双方或者其中一方愤怒的动机（比如说潜在的“不安全感”等等）。然而这些心理层面的分析，仅仅突出了那些可能伴随或者导致事情发生的诸多内在因素中的一个。愤怒的原因粗粗想来还可能来自受到的挫折、精疲力竭的感受、当地某些势力的角力或者是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而田野研究者如果仅仅目睹了整个过程中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他是没有办法确切知道到底是哪些因素引起了人们的愤怒。[30]
田野工作者当然也不会忽略人们的感情因素；他们可以记下当事人在特定的情境下表达出来的诸如愤怒、悲伤、愉快、满足、厌恶或者是孤独的感情。比如，住房城市发展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在工作中不得不对那些急需住房的人一遍遍机械地“说‘不’”，研究者是这样描写官员对“不得不说‘不’”的情绪的：
劳拉面对我无精打采地坐在办公桌前，用手托着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在帮助别人。你不得不经常说‘不’，这构成了我工作的一大部分。这简直是从心理上折磨着你。（怎样的折磨？）虽然我没有学过心理学，但是它的确影响了我的情绪。”（转了转她的眼睛）。
这位研究者在笔记中并没有解释这个官员为何产生这样的情绪（尽管这位官员自己指出她工作的一个特点——“你不得不经常说‘不’”），他所强调的是该官员是如何表达出这种情绪的。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研究者不仅直接引用了官员的原话，也对她的身体语言做出了生动的描述（“无精打采地坐着”、“用手托着头”），还注意到了她引人注目的眼睛活动。
田野研究者在观察社会场景时需要通过自己敏锐的嗅觉来了解其他人是怎样理解和评价周遭事物的，他们的内心状态和心理动机是什么。因此有价值的速记应该能够反映和帮助研究者对人们之间的互动进行富有质感而详细的描写，而不是仅限于描写某个个体的动机。
第四，田野工作者应该记下那些很容易被遗忘但却很关键的细节。速记的目的在于为研究者日后将观察到的场景和活动写成更加充实而丰富的田野笔记提供回忆的线索。既然速记的目的在于帮助回忆，那么每个田野工作者就都应该学会判断自己可以用大脑记住哪些细节，而用速记的方式记录下那些容易遗忘的细节。因此田野工作者应该建立起符合自己记忆特点的速记方式，这些方式可以是视觉上的、动作上的或者是听觉上的。某些学者偏好描写那些容易唤起回忆的广泛背景，而有的学者记录的则几乎全部是对话；有的学者偏重记录那些非语言的细节，比如声音、姿势和动作，另一些学者则保留了有关颜色、形状等视觉方面的细节。通过尝试—错误—尝试的方法，每个研究者都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速记方法，这些方法最能帮助他们在书桌前回忆出当时田野研究的经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完整的田野笔记。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速记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回忆记录下来的这件事，还可以帮助他们回忆所记录的事件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以一个参与“幼儿早年教育计划”教学的田野工作者为例，她描述了自己在看护小孩子们做沙盘游戏的时候发生的一系列小事。她当时做了这样的速记：“沙盘里添了三袋新沙子”，而这些文字并没有出现在最终版本的田野笔记中。她在课堂上讨论田野笔记片断的时候说：“我觉得这些文字不需要写进我的田野笔记，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我记下它们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提醒自己那天的状况，那天到底发生过哪些事情罢了。”[31]
第五，研究者可以在速记中写下某些总体印象和感受，即使田野工作者当时并不清楚它们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田野工作者可能只是从直觉上隐约感觉到某件事情是重要的，而并不清楚地知道这件事重要在哪里以及为什么重要。这些感觉是一种关键的信号，提示田野工作者将来可能将一系列貌似不相干的事件组织成一幅有意义的画卷。还是那个在“幼儿早年教育计划”做田野工作的研究者的例子，她曾在速记中这样描述一个学生：“尼可对我表示出了信任”。虽然她也不打算把这句话写到田野笔记中去，但是“这是我在一天中得到的总体印象；……我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并不能想到什么具体的例子。”然而这句话毕竟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印象，促使她接下来留意（并记录）下面这个体现“学生信赖老师”的实例：
有一次尼可光着脚爬到秋千上并请我推她一把。我跟她说要是她去把鞋子穿上的话，我就会帮她推秋千。尼可停在那里看着我。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并告诉她在她去穿鞋的这段时间我会帮她看好秋千，这样她一回来就能马上荡秋千。于是，尼可爬下秋千，去穿鞋子。当她回到秋千这里时，我夸奖她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并拥抱了她，然后帮她荡秋千。我发现这件事情对尼可来说是个大进步，因为她往常根本不听老师的话。[32]
在考虑过是否把速记下的这句话写进田野笔记之后，这个学生马上对“信任”这个议题变得非常敏感。这段速记激发她观察并记录下上面这个关于“信任”的具体实例。
总而言之，研究者一旦进入了一种一直需要留意做速记的状态，就会把自己经历的种种事件都视为潜在的写作议题。就像进行其他任何形式写作的作者一样，田野研究者必须学会寻找并发现值得写作的要点并通过细致的观察将它们写进田野笔记。学会如何带着写作目的进行观察对现场采集信息和日后的写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就这样，研究者慢慢掌握了怎样为了预期的写作目的而体验社会生活：像演员那样记住对话和动作，像画家或者摄影师那样观察颜色、形状、材质和空间格局，像诗人那样体味情绪、韵律和语气的起伏；在把生活细节转化成速记的文字时，尽量使用活跃的而不是了无生气的动词，体验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形容词，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而非高度概括的对话。
反思：写作和人类学意义上的边缘性
尽管田野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研究者全方位地“沉浸”在某一特定人群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经历中，然而研究者在某些方面还是明显游离于他们所研究的这个生活世界之外。所谓的“沉浸”并不是全然的“融合”；那些试图接近研究对象的研究者，虽然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可能与当地人几乎并无二致，但他们终归还是一群既抱有兴趣点又怀着研究目的的研究者而不可能真正成为当地人中的一员（参见Bittner 1988;Emerson 1987）[33]。研究者在参与当地人生活中许多点点滴滴的同时，至少在某些方面依旧是个“局外人”。上文提及的那个在书店工作的人类学学生感到使自己变成“局内人”的压力很大，因此发现“研究者”的身份却变得难以保持了：
有好几次我都想一个人待着以便听听他们的谈话，看看他们都在做什么。但是我的朋友和熟人却总是让我分心，他们不停地上前与我交谈，以至于我一刻也闲不下来。此外，随着我对某些店员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们的人格魅力就越来越突显出来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恐怕要失去社会学的洞察力了——我不想觉得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利用他们。
田野工作者们对待这种压力有他们各自的解决之道。有些人即便面对他们喜欢和尊敬的人也尽量保持一种超然的、纯粹观察式的态度，从而将研究任务与个人情结区分开来。[34]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不可能对那些日趋熟悉的对象和日益涉足的事件总是维持着一成不变的疏远态度。这些研究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暂停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某些经历既不观察也不记录，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经历上。而且有些研究者慢慢地觉得与可能得到的研究成果相比，自己在田野调查中与当地人建立的关系更加持久、可贵，故而最终放弃了整个研究计划。
田野工作者在研究中实际上面临着两个互相对立的过程：一方面，他要了解和研究他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他要以当地人的方式进行生活。只要这种冲突存在，他就始终是一个“局外人”。当研究者在一个村庄里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发现被研究者已经把自己当作日常生活中关系亲密的邻居甚至家庭成员。在这种情形下，他可能会“自然地”参与到当地的社会生活当中，而不再带有写作目的或者分析性反思。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会直接带着观察和收集数据的目的去参与当地的活动，他的目标就是做速记并最终以速记为基础细致地描述当地人的生活。这种为了撰写经历和事件而进行的观察，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特定的人类学视角。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建议研究者通过做田野笔记来创造和保持与周遭环境的某种“陌生感”；而田野笔记则体现和反映出这种既在社会意义上接近却又在实践上有所区隔的视角。[35]
当田野工作者不再和当地人一起进行一些活动继而公开地在田野笔记上记录这些活动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边缘性”就体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做田野笔记作为一项关键而具有重要意义的田野研究活动，正式宣告和确认了田野工作者的研究职责以及他们与被研究者的不同之处，他们始终是“局外人”，而且肩负着描述当地社会世界的目的和任务[36]。做田野笔记这一行为一直在提醒研究者注意自己在田野中所处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位置，与此同时，也创造了这种边缘性，增加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离感和疏远感。
那么当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者，这里既包括刚入门的学生也包括富有经验的老手，对速记怀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场做速记干扰了他们与当地人的互动；而与当地人交流的同时又必须观察和记录所发生的一切又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事实上那些两手空空地从田野里回来的学生们总会说当场做笔记会让在场的其他人感到不快。这些学生亲身感受到做田野笔记使他们精力分散，而且被他人疏远。
大多数田野研究者则试着平衡和驾驭这两种趋势。有时他们只是参加某项活动而并不当场做记录，有时他们会暂时退回到私人空间里独自做速记，而有时他们则干脆在现场直接做笔记。上述两种趋向又会在实际写作中带来冲突和矛盾。一位更加倾向于以“自然”参与者的方式体验当地人日常生活的研究者，和一位更加倾向于以研究者面目出现的田野工作者，会在细节重要性的判定以及写作观点等一系列方面得出不同的意见。甚至研究者对自身身份的界定，作为参与者抑或是观察者，都会影响到他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做速记。研究者无论是以邻居的身份出现在乡村，还是以实习生的身份从事某项工作，当他做速记或者撰写形式更加完备的田野笔记的时候，都将面临两种角色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以此刻日常角色扮演为导向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以最终回归研究者身份为导向的力量。
总而言之，当场做速记在绝大多数社会情境下是一种奇怪而易受边缘化的行为，它将研究者限定于旁观者的身份而不能作为一个与当地人一样全身心投入的参与者。但在如果我们暂时不去考虑其他人的反应，还是可以发现以写作为目的的观察能够使研究者保持观察者的清醒头脑，从而可以不时跳出眼前场景与事件的羁绊来评判它们到底是否值得记述。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些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采取全方位体验的模式，而把写作完全放到一边。但是因为那些有血有肉的生活经历终归要写成观察所得并整理成文，所以这种策略也只不过是推迟而并非全然避免了写作所带来的边缘化的危险。
这段速记还反映了研究者的观点。她认为这件事不仅说明Nicole“听老师的话”，而且体现了Nicole日常行为的前后变化。由于她在场景中担任老师的角色，因此她还将这一改变称为“进步”，认为Nicole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换成另一个仅仅做观察而不在此场景中担任老师的研究者，可能就会对这件事持有不一样的判断（例如，作为一个成年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使），不会立即评价Nicole做得“好”还是“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