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李大钊的论著，有两个方面的特点是应当受到重视的：第一，李大钊的思想、理论往往是通过对历史和对史学的阐发而表现出来的。第二，李大钊“夙研史学”，在史学方面不仅有兴趣，而且有造诣。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北京大学教授后，曾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今《李大钊文集》中有关论著即是当年之讲义；而《史学要论》一书，则是一本可贵的系统论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确立了李大钊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这里，试就李大钊的历史观、史学观作扼要的概括。
（一）关于历史观
李大钊的历史观的核心是唯物史观，他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把它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学人。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以通俗和简明的笔触，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认识。他首先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它）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它代替旧有的历史观是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是历史观的本质上的变革。接着，他着重指出唯物史观的核心是：“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径路，是有不可抗性的。”（《文集》下，第51、52页）李大钊认为，从经济现象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从前的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予）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同上）。同年，他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对此也有深刻的论说。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
1920年，李大钊发表《史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说什么是“历史”，他写道：“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文集》下，第264～265页）运用这种“史观”来解释“历史”，揭示“历史”是运动的和有生命的内在本质，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钊还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文集》下，第266、268页）。从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史学上所固有的历史观即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可见，20世纪20年代初，确是中国史学发展上的一座巨大的界石。这就是唯物史观的丰碑。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核心的基础上，李大钊在历史思想方面尤其重视如下一些原则：
——强调思想变动的原因应当到经济变动中去寻找。1920年，李大钊撰《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文集》下，第177页）他分析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因受到世界工业经济的压迫，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变化中显著的一点是大家族制的崩颓，于是风俗、礼教、政治、伦理也都跟着发生变化，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均由此而起。
——重视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写道：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文集》下，第60页）他又撰写《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指出：“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文集》下，第17页）李大钊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待历史、说明历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是第一次。
——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李大钊早年曾撰《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他写道：“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文集》上，第155页）这是充分肯定“民彝”在历史运动中的重大作用。1918年，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一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究竟应当为谁而庆祝：“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文集》上，第593页）这些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历史观念中民众占有极重要的分量。1920年以后，他的这种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他写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文章，就是这种观念对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诠释。
——对“历史”的新概括。客观历史是什么，中外学人有不少解释。李大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地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文集》下，第714页）他还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文集》下，第763页）他说的“活的历史”、“真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包含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同“社会”的实质、内容是相同的；第二，它是变革的；第三，它不只是指的过去而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关于史学观
——历史与史学的区别及联系。李大钊明确地指出“历史”是“活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即客观历史运动。与此相联系的是，他对史学也作了解释。他认为史书不是历史：“这类的书，固然浩如烟海，但不是历史，而是供给吾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前许多的旧历史学家，都认这是历史。其实这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此其一。其二，“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发生事件而记录起来，这是史学的起源。”（见《研究历史的任务》，《文集》下，第673、674页）其三，史学包括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他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见《史学要论》，《文集》下，第724页）把历史与史学的关系作如此明确的论说，在中国史学上也是第一次。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最早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概括，他指出：“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是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它）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李大钊在比较了旧史观与唯物史观在解释历史方法及其结果的种种不同之后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为此。”（以上见《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文集》下，第360、362、365页）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实为现代史学的核心，也是现代史学各种思潮的试金石。
——历史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李大钊认为：“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它），认识他（它）。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见《研究历史的任务》，《文集》下，第677、678页）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的过程。
——重视史学思想史。这是李大钊史学思想中一个很重要、很有特色的方面。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一些高等学校的史学系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持续数年之久。李大钊之所以对此有浓厚的兴趣，旨在探索、说明唯物史观的产生由来已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怎样克服了它以前的唯物史观的缺陷而具有科学的意义。这个思想，在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已有所表露。李大钊的这一研究方法，同样适合于用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朴素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