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
我认为，在努力开拓史学工作的新园地、提高不断耕耘的质量的同时，适当地分出一些力量来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发展我们的新史学是有意义的。我想，这至少可以得到下列的几种好处。
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
自殷商“有册有典”以后，国史的编修大权主要是掌握在奴隶主国家和封建主国家的手里。在封建时代里，官史没有不咒骂农民起义的，没有不把对农民的镇压写成神圣的“正义”行动的，而又往往把官兵对老百姓的残杀掳掠写在起义农民的账上。改朝换代了，回护本朝的短和夸大前朝的罪恶和错误，这就成了新修史书的一个政治任务。如果在封建割据的时期，不同割据集团的史书就会互相对骂起来。
也有进步的或有进步倾向的史学家写出了触犯统治集团利益的东西，他这个人或他的这部书就要倒霉了。司马迁揭了封建统治者的疮疤，他的《史记》就不如班固的《汉书》在当时易于流传。东晋的孙盛写了一部《晋阳秋》，揭了桓温的底，触怒了这个当权的人物，他不得不另抄一个副本寄存辽东以防书稿的毁灭。清初的庄廷案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书狱。只因触犯了清廷，庄氏的墓被发掘，他的尸骨被烧成灰，他的父亲、兄弟和侄儿，编书、刻书、卖书和其他被牵连的，共有七十多个人被砍了头。
一切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上得到解释。但历史观在反映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是错综曲折，不一定明显确切。再加上史学传统的继承性，就使我们对于史学遗产进行阶级分析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研究史学遗产才更有意义，才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史学在现实斗争中的具体特点。
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
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先秦的历史著录，如甲骨卜辞、钟鼎文字、《尚书》、《春秋》、《竹书纪年》、《世本》等，表达的形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纪王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单篇，就是连续的片断。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撰述较多，后汉史有十一家，晋史有十二家。而名人传记可考者近二百家，姓氏书有七八十种。唐中叶以后，大部头的通史相继出现。清代是考据多，地理书多，注释辑补改作旧史的书多。为什么在不同时期有这样不同的特点？这一定有它们的规律。
中国史学史上还出现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春秋战国之际，《春秋》这部书写成了，总结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汉在武帝时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统一，司马迁写出了一百三十卷的《史记》，总结了自传说中的黄帝以至武帝时的历史。唐代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了较多变动的时期，刘知几写了《史通》，总结了前人编写历史的经验，而杜佑写了《通典》，总结了唐中叶以前的典章制度。北宋结束了五代的纷争，司马光主编了到五代为止的《资治通鉴》。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都是中国政治史上很大的变局，马端临编撰了《文献通考》，王夫之写了《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编撰了《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这样的传统也不能单从形式上来考察，它也必然有跟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相结合的具体规律。
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学家、不同的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的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我们有不少的启发。
例如《文献通考》这部书，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排比材料的书，不能跟杜佑《通典》之“剪裁镕铸、成一家言”者相提并论。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不过认为《通考》的资料丰富，便于撷取。其实《通考》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提出来许多问题，又提出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其中有些是前人提出过的，有些是马端临新提出来的，两者汇合在一起，就有了很多的东西。拿开卷的二十七卷来说，都是关于食货的文献，其中分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每门里面又有子目。马端临对于这八门，都分别提出了一个因革变化的轮廓，对于有关的某些文献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在科学地分析问题这一点上，马端临所能掌握的条件是无法跟我们这一时代的史学工作者相比拟的。但对于食货的材料提出这样多的方面并且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其中还是有不少地方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又如《史通》和《文史通义》，都提出了不少历史编纂学上的问题。《史通》的《序例》、《断限》、《采撰》、《补注》等篇，《文史通义》的《史注》、《文理》、《释通》、《申郑》、《答问》等篇，其中有好多话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除了从遗产内丰富我们以外，我们还可以在遗产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促使自己的头脑清醒。思想意识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自己受到了这种影响并不一定就能觉察。在研究遗产的时候，就可能发现自己的观点上笼罩着旧有思想的阴影，它可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封建的。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古旧的遗产会成为一面有用的镜子。
对上面说的这三条，无论做好哪一条，都需要创造性的劳动，都可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锻炼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战斗力量，也都可能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的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段话是针对着文学艺术遗产说的。从对待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来说，在文学艺术和史学之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对于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应该认真地学习、体会。
精华和糟粕
史学遗产有精华，有糟粕。从思想内容上说，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是精华，封建性的东西是糟粕，这就要像毛主席所指出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新民主主义论》）。在表达形式和其他方面，史学遗产中也有优良传统和非优良传统的区别。对于这些优良传统，也要像对待过去文艺形式一样，“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思想内容上，中国史学遗产中是贯串着拥护封建专制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的。尽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史学家并不能全部反对封建主义，也不一定全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但专就反对专制主义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某些方面来说，这跟拥护封建专制主义就有进步和落后、反动的区别，也就有精华和糟粕的区别。
司马迁著《史记》，是善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黑暗的。他写了《酷吏列传》，把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期酷吏代表人物集中在一起，就把汉家盛世在专制淫威下的残酷面貌揭露出来了。他写了《叔孙通传》，把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们，在定朝仪前后思想变化的丑态刻画出来，最后轻轻点了一句，说叔孙通因制朝仪“卒为汉家儒宗”，这就把汉代儒家的政治面貌揭露出来了。他又写了《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去讽刺当时之以权力财货代替是非善恶的标准，深深愤慨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班固作为在史书体制上的司马迁的继承人，却恰好反对司马迁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观点。他在《汉书》里，批评司马迁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范晔著《后汉书》，又不同于班固的观点。他的《党锢列传》，有类于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他为王充、王符、仲长统作合传，恰好这三个人都是唯物论者，或能“正时俗嫌疑”，或“耿介不同于俗”，或能昌言“时敝”，用班固的话说，都是在不同情况下“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他评骘司马迁和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并不是对两人文章特点的评论，而是对两人史学高下的评论。虽寥寥两语，却自有千秋。他在班彪、班固父子传后指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这实际上就是反对班固站在专制主义的立场上对于游侠的看法。从司马迁到班固，又从班固到范晔，反对和拥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是在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地进行的。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目的在于为封建统治集团提供进行统治的历史经验。朱熹用《通鉴》的材料，节缩成《通鉴纲目》，不只要提供统治经验，并且要通过史书去宣扬封建专制主义。这书讲究“因年以著统”，说：“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这个“统”，就是所谓“正统”。《通鉴纲目》强调正统，就是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专拥护某一皇朝的统治，而对于反对这种统治的政治力量一概称做“僭伪”。这书的凡例，有系统、岁年、名位、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行幸、恩泽等，这也都跟正统观点相一致，都是为宣扬专制主义服务的。在元明清三代，这书实际上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最赏识和推崇的史书。有人为这书作续补，有人为这书作《发明》、《书法》、《集览》、《考证》等解说性质的书。康熙皇帝又对这书作了“御批”，企图通过“御批”的形式扩大它的影响。
在《通鉴纲目》流行的时期，史学思想的领域里不断发出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抗议。晚明的李贽著《藏书》，这是一部有丰富的战斗性格的史书。他自称“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他不是以直接反对专制主义出现，而是以反对封建主义教条、反对封建传统的成见出现的。清初，在先进思想家、史学家的社会历史思想中，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表现得更为集中，也更为普遍一些。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尖锐地抨击封建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取少数人的产业和淫乐。唐甄著《潜书》，斥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夺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把反封建专制的意思说得婉转些，也明白指出专制主义是“为天子防其篡夺”。《黄书》里更谴责某些皇帝平日作福作威、鱼肉人民，但不能在必要的时候搞好国防，连跟玄驹保卫自己的巢穴都不能比。顾炎武的《日知录》，把改朝换代叫做“亡国”，民族屈辱叫做“亡天下”，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就连专制主义的基本教条所谓“君臣之义”，都抛开了。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拥护封建专制主义是史学遗产中精华和糟粕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此外，在历史思想上还表现为：① 人定胜天说跟命定说间的斗争。如班固宣扬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父子以阴阳五行解释历史的神秘的命定论，在《汉书》中写出《五行志》的专篇。而刘知几著《史通》，主张“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写出了《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用文献学的方法指出《五行志》对灾祥征应的牵强附会，指出《五行志》所持的论点跟所用以说明的史事间存在着互相矛盾。揭露了命定论的虚妄，实际上也就是揭穿了封建皇权的神秘的外衣。② 时势创造历史说跟英雄创造历史说的斗争。如《汉书》在《地理志》中说黄帝划野分州，建立万国，而秦“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这是把封建诸侯和设立郡县这样的大事，都取决于英雄人物（包含了圣王和暴君）的主观愿望。而朱敬则的《五等论》、杜佑的《通典》（卷三十一）、柳宗元的《封建论》以至顾炎武的《郡县论》，都是把封建诸侯和郡县设置归之于时势的可不可，而反对把它们说成是决定于英雄人物的愿不愿。英雄创造历史的说法有助于长封建统治者的威风，时势创造历史的观点有助于挫封建统治者的锐气。在时势创造说内，也有注意到政治上人心的向背的，也有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的，虽都还说得很笼统，不能作具体的分析，已是历史上进步的东西了。③ 历史进化说跟是古非今和历史循环说的斗争。后两种观点是在正统史学家和一部分进步史学家中存在的。是古非今，一般尊崇二帝三王如圣如神，把他们的时代描绘成理想的黄金时代，这跟英雄创造历史，特别是圣王创造历史的观点相密切联系的。历史循环说，如三统说，五德终始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一治一乱说，若干年一大变、若干年一小变说，有很多的说法，这跟命定说也是有密切联系的。主张历史进化说者，如刘知几《史通》，有《疑古》篇，揭破古史所颂扬二帝三王之虚妄，认为是把他们的丑恶美化了。杜佑在《通典》（卷三十一）里宣称“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并说“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特别是在食货各门里，注意社会历史的变革，划出变革的阶段并举出划分阶段的标志。后来，王夫之和章学诚也都有历史进化的观点而各有其具体的内容。历史进化说跟时势创造历史说，有时是密切联系的，它们有寻找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但还不能科学地发现规律。
在历史编纂学上，精华和糟粕的区别，有时表现在客观的求实态度跟主观主义的褒贬的做法间的斗争。正统史学家一贯主张，历史书要寓褒贬、别善恶，而把封建伦理的教条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刘知几在《史通》里，反复驳斥“褒贬任情”的做法。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把这种托始于《春秋》的一字褒贬的做法，称做“欺人之学”，以与五行迷信之为“欺天之学”相对待。他说这无益于真实的历史工作，“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
刘知几有《直书》和《曲笔》的专篇，申论了直书的主张，揭露了曲笔的丑恶，并叙述了前者对后者的斗争。曲笔有类于任情褒贬，而跟褒贬说还不相同。褒贬是在历史记载中强调封建伦理观点，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主观的抑扬，还不一定就要捏造历史。曲笔，有时也为了要符合一般伦理观念的要求，而更多的时候只是为了迎合当时权贵的好恶，于是就不惜混淆是非，捏造历史。当然，直书是优良传统，曲笔只能说是丑恶了。
历史编纂史上还有一家独断之学跟史局监修间的斗争。这本质上是中世纪的私学跟官学、著述自由跟学术垄断之间的斗争。史局监修，也有可以肯定的一面。它跟一家独断之学的矛盾，是在权贵垄断史局、包而不办的情况下展开的。刘知几《忤时》一篇，论史局监修有五不可，就说的是这种情况下的矛盾。
以上所说精华、糟粕和它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就我所想到的列举出来。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因为我不知道，没有能够举出来。列举现象毕竟是一件比较简单、比较初步的工作。不只发现这些现象的发展规律是一系列的复杂的工作，而研究一个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具体地分析其精华和糟粕，也要遇到复杂得多的情况。
在中世纪每一个史学家的历史思想上，总是有精华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司马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这是精华的一面。但他相信循环说，这是糟粕的一面。因为他反封建专制主义是主要的方面、是突出的方面，他相信的循环说在《史记》里并不占重要的地位，因此他是一位进步的史学家，但因此我们也不应该看不见他的糟粕的方面。刘知几反对阴阳五行的神秘的迷信，但有时又不敢彻底否定，反表示一种存而不论的阙疑态度。他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普遍存在的残酷斗争，但又眷恋于士族的社会荣誉。刘知几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又不同于司马迁，而是在同一问题上有这一个方面，又有那一个方面。但也因为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他同样是一个进步的史学家。
史学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者在历史思想上是不可取的，而在历史编纂学上和史料学上有他的长处。司马光的政治历史和历史观点代表当时反动大地主的立场，《资治通鉴》是贯彻了这样的立场和观点的。但司马光为了提供有用的“资治”的材料，他的编纂工作是进行得认真的。他作了满两个屋子的长编，又作了说明材料取舍的《考异》，又作了详略不同的提挈纲领的《通鉴举要历》、《通鉴目录》和《历年图》。他又能集刘恕、范祖禹等人的专长，在他的主持下，修成一部首尾贯通的二百九十四卷的巨著。他的编纂方法和经验，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阎若璩、毛大可之流曲学媚世，这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他们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如果有可以吸取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在某一点上加以肯定。例如《古文尚书疏证》这部书，在解决《尚书》古文真伪的问题上，也还是对于我们有用的书。
史学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经常是糅杂在一起的。在很多的情况下，这种糅杂是泾渭分明，可以一目了然的。在很多别的情况下，或是红紫乱朱，或是沙里藏金，这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应该说，史学遗产中的糟粕，是很多的。我们说弃其糟粕，是说在遗产的继承上要丢掉糟粕，也并不排斥对于糟粕的利用。章学诚说：“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这句话说得有道理。精华和糟粕是相对的。把两者对比，就可以看出精华和糟粕来了。没有糟粕，也就无所谓精华了。同时，糟粕和精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工作中，善于分析糟粕和精华在各方面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百花齐放
解放以来，我们史学领域里开了不少的花，也有不少是含苞待放，不少是蓓蕾初成。如何东风齐着力，使史苑里万紫千红，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坚决在党的领导下早日实现的责任和光荣。我们要在整个史学领域内百花齐放，也要在这一领域的不同园地里百花齐放。对于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同样需要百花齐放。
对史学基本观点遗产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这里可以有三种花。第一种花是对历史观的研究。上文所说的思想内容，无论哪一家哪一派都属于历史观本身的范畴，这里不再多说了。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时首先要担当起来的重要的工作。当然，过去无论哪一种历史观都不可能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但分析批判这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对于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丰富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
第二种花是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对于历史观点的注意，在中国史学史上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孟子·离娄篇》：“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义，就是观点。范晔自序，强调观点对史文的作用，说：“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他感慨于因识见之不同，而论议不能相投，说：“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刘知几以才学识为史家必具的三长，有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文史哲的关系，而特别注意于“通识”的重要。章学诚继承刘知几而加以发展，在《文史通义·说林》篇中申论“志识”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如说：“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橙橘楂梅，庖人得之，选甘脆以供笾实也。医师取之，备药毒以疗疾疚也。知此义者，可以同文异取，同取异用，而不滞其迹者矣。”又说：“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这对于观点驾驭史料的作用，说得是很中肯的。其他史学家有不少谈到这类问题的，在他们中间也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可以一一分析，给以批判的总结的。
第三种花是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易·大畜象辞》：“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一种看法。所谓“德”，当然有它的具体内容。《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荀悦《汉纪》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袁宏《后汉纪》，要“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一直到后来，朱熹编《通鉴纲目》，是要以史书作为封建伦理教科书。像这一类的看法，都可说是跟《易·大畜象辞》的看法是基本一致，而又各不相同、各有其特点的。
旧史家艳称春秋时期晋董狐和齐太史的直笔，不顾性命的危险，要按照史法办事。这实际上也反映对历史书的一种看法。这跟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同样的观点，是以史笔作维护既有统治秩序的工具，而跟实事求是的直书有所不同。后来统治集团对于某些个忠臣孝子，动不动要宣付国史馆立传，更是从政治上去鼓励这种看法。
杜佑对史学的作用，另有一种看法。他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注意的是历史变革对于封建政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在伦理道德上的作用。司马光《资治通鉴》所以“资治”的方法，是跟《通典》相接近的。后来马端临作《文献通考》，这也是一部政书，但强调“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跟《通典》之强调“将施有政”，又有所不同。
研究这一个问题，对于理解史学跟政治的关系，有更直接的意义。
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和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是紧紧靠近第一个花圃的两个近邻花圃。这里的灌溉用水总是要取源于第一个花圃的。资产阶级学者总要把史料学说成是技术性的学问。诚然，这里有许多技术性的东西。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史料，而不要那样的史料，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史料，而不要那样解释史料，归根到底，总还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尽管不同范围内的史料处理需要相应的专门知识，而这些专门知识在运用到史料学上的时候，总也是要跟实际工作者的历史观密切联系的。
我们的史料学遗产是丰富的。从司马迁起，就创造了某些优良的传统。在史料搜集上，他一方面整理了文献资料，“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又一方面也注意了史迹和个人的访问。他曾在大梁访问魏国史迹，在曲阜访问孔子庙堂，在薛访问当地风俗，在楚访问屈原和春申君遗迹，在北边观察蒙恬所筑长城，在淮阴访问韩信逸事，在丰沛访问萧、曹逸事，在公孙季功处访问荆轲、夏无且逸事，并听取各地长老关于黄帝、尧、舜的传说。在史料的处理上，他常以来历明确的材料去反驳来历不明的材料。有时，他对不能明确的材料，采取保留的态度。有时，他也分析史料分歧的原因，又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史料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史料的范围扩大了，处理史料的方法改进了，同时也有史料学的分支学科或姐妹学科先后出现。习惯上所谓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辑佚学、辨伪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器物学、年代学、沿革地理、史源学以及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等，或是直接属于史料学范围，或是跟史料有密切关系，尽管这些名堂不一定各有自己可以独立的科学体系，它们的名称也不一定恰当，但已可反映我们史料学所接触到的方面之广了。
史料学工作，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各色各样的。从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校订到史料的考释，都各有其不同的形式。同是对史料的校订，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是专就一部史书所记史事错误进行校订的；刘攽的《西汉刊误》、《东汉刊误》是专就一部史书刊本上的伪误而进行校订的；裴松之注《三国志》是以对一部史书的正纰缪、辨当否，作为他的工作的一个构成部分来进行的；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是对于多种史书，既校勘了文字、纠正了记事的误谬，还另外解释了训诂名物的；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是要证古文《尚书》之伪；崔述的《考信录》还要考出古史料之信。研究史料学在各方面的成果和各种不同的表达形式而给以总结，这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学是必要的。
历史编纂学的遗产，也是同样丰富的。单就历史书的体裁来说，就很多。最古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国策》、《世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一种书就代表一种体裁。《诗》中的《生民》等篇，可说是史诗。《庄子·天下篇》和《韩非子·显学篇》，可说是学术史。司马迁写《史记》，实综合已有的各种体裁而成。就《史记》之总的体裁说，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就《史记》里的每一种体裁来说，又都是继承前人的。后来，著录家就史书分类，如《隋书·经籍志》史部分为十三类，《四库全书》史部分为十五类。章学诚《史考释例》和《史籍考总目》，分史籍为十二纲五十七目，其所据毕沅稿本的子目是一百一十二。著录家的分类，不是专就体裁分类的，但主要是按着体裁来分。尽管分类的标准也有不少可以商酌的地方，而我国史书可以分成好几十类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史书体裁的丰富了。
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一种体裁的发展。比如就编年体来说，《春秋》只记有年月可考的史事，《左传》就不只记事，还要记言，不只记当年的事，还要于必要的时候或原其事之始，或要其事之终。荀悦撰《汉纪》，提出“通此其事，例系年月”，这是对编年体的一个重要发展。这八个字的内容，不只是要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地安排起来，还包容有类比的办法。《汉纪》有时因记一个人而连类记载跟这人有关的人或同类的人，有时因记一件事而连类记载跟这事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事，有时因记一个人的事而连类记载这人的其他的事。这样的做法，就大大地减少了编年体以年月局限记载范围的困难了。袁宏撰《后汉纪》，是编年史，同时也吸收了纪传史的长处，如记两汉之际豪杰并起和东汉末年的朋党，都是能不为年月的框子所局限住的。我们所熟悉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这书同它的姐妹篇之间就有体裁上的发展。由《通鉴》到《通鉴目录》是一种发展，由《通鉴》到《通鉴考异》也是一种发展。由《通鉴》到《通鉴纪事本末》，是发展出来另外一种史书体裁了，由《通鉴》到《通鉴纲目》是在编年体内部也发展出来一种新的体裁。而由《通鉴纲目》到《纲鉴易知录》，也未尝不是在体裁上有所发展。研究史书体裁方面的遗产，批判地继承，对于我们写史书，在著作形式上的百花齐放，是有好处的。
在历史编纂学上，《史通》于史书体裁以外，曾提出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文、载事、言语、叙事、品藻、鉴识等问题。像这一类的问题，或是就历史评论家已有的论述，或是就历史作家的著作，都可以进行研究。甚至于对过去史馆的组织、他们的工作经验，也可以研究。比如司马光修《通鉴》，以书局自随，以众手而成一部首尾贯通的巨著，他们的编写过程是可以研究的。又比如以前的史馆，如宋代史馆，设有监修、修撰、检讨、校勘、检阅、校正、编校等职。姑不问在实际工作上史馆可出现何种腐败情况，而这种制度上的分工也并不是不可以经过研究，取得有助于我们的借鉴的。《文史通义》外篇有一篇《唐书纠谬书后》，提到欧阳修如果在修《唐书》的时候，邀吴缜（《新唐书纠谬》的作者）“而付以检讨之职，责其复审之功，自能经纪裕如，必有出于当日史局诸人之上”。如果检讨是一个要作《纠谬》那样工作的职务，这在当前某些工程较大的集体编纂工作中，也还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专职呢。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讲究历史编纂学，就不能不讲究历史文学。但历史文学不是历史编纂学所能包括得了的。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可以另辟一个花圃了。
自《左传》作者以下，大史学家往往就是大文学家。《左传》、《史记》和《通鉴》对于战争的记载，是大家所熟知的。《左传》记长勺之战、城濮之战、崤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史记》记楚汉间的战争，《通鉴》记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愬入蔡州之役，都写得栩栩如生，使读者如置身于行伍沙场上。更重要的，不只是对于情况的记述写得生动，而是大史学家能在情况记述中有意识地但又自然地表达出来他的思想倾向性，不一定在此以外再加上些什么评论。《日知录》卷二十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从大史学家的作品中直接研究这样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史学评论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等书中研究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和经验，也可以从史学家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评述，如各史文学家传所表达的，研究史学家对文学的观点。还可以从文学评论家，如刘勰《文心雕龙》等书，研究他们对写历史的看法。这是关于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另外的三个方面。
史学遗产的研究还可以开辟第五和第六花圃。第五个花圃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如关于历史阶段的研究、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水利史的研究、乡党版籍史的研究、国家起源的研究、政权机构史的研究、学校制度史的研究、史学史的研究等等。资产阶级的学者把过去的一切历史著作都叫做史料，说我国过去只有史料而没有历史，这是很片面的看法。当我们利用前人已有的成果时，这些成果都可成为我们进行研究的史料。但就过去某些史学著作跟原始史料的关系来说，他们有的是整理了原始史料而作出了有系统有体系的历史著作，有的也进行了对历史的某一部分或某一专题的研究。他们是怎样进行研究的，他们曾经达到了怎样的结论，这是我们应该关心并进行研究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同一问题或有关问题的研究是有帮助的。我们不应该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简单地看做史料，而应该看做值得研究的观点或意见。
第六个花圃是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这个花圃里的花，在品种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几个花圃中的品种选择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因此，我就不想在这里多说了。由于近年有了古籍整理出版的专设机构，史学名著的整理工作正在逐步开展。整理史学名著，总也多半离不开对史学家的研究，因而后一工作也可能相应地有所开展。今年是刘知几诞生一千三百周年，郑樵逝世八百周年。通过纪念这两位史学家的活动来推动对史学家研究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历史启蒙书的遗产。章学诚的《史籍考总目》里列有史学部，其中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类，而蒙求也跟以上三类一样，占有一卷之多。究竟有多少启蒙书的遗产，我们知道的还不多。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童年读《三字经》，其中对于历史的简单口诀，迄今记忆犹新。如何对幼年一代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式，还是不妨在遗产中看看有无可借鉴之处的。
最后，史学遗产的研究不只在内容上要分门别类，百花齐放，在表达形式上也要像我们的繁富的史书体裁，各式各样，百花齐放。写论文、写系统的专门论著当然很好，写札记，写随笔，写举例体、书翰体、问答体、序跋体的东西也很好。编集原始资料成为一书是可以的，剪裁原始资料如袁枢之编《通鉴纪事本末》的办法也未尝不可。注，可以用脚注，有文后附注，也可以有文内夹注、行间旁注、另行单注等。评，可以有对某书的总评，有对一文一节的分评，有文上眉批，有行间旁批等。图、表、谱、录、书目、索引、歌诀，也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形式多了，不是为形式而形式，不是贪图表面的热闹，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容，为了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情况和读者的不同要求而把内容表达得更充分些、更活泼些，同时也为了作者和研究工作者能更方便地发挥他们在学风、文风上的某些特点和专长。这样，形式上的百花齐放跟内容上的百花齐放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更能促进史学遗产研究领域里的万紫千红。
要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跟百花齐放也是紧密地联系的。花开得越多，就越便于更多的争鸣。鸣得越好，花也就开得越好。在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上，既可以开大量的花，也必然有不少问题是值得争鸣的。我们可以提出新问题来争鸣，也可以把久已提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来争鸣。
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对现已逝世八百周年的史学家郑樵[1]的评价就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宋史·儒林传》首先讥郑樵“博学而寡要”。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对郑樵的《通志略》有较详的著录。他在“会通”这一观点上，实际也继承了郑樵的优良传统。但在评论这书的时候，只称许“《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而对于全书则送了“疏略”和“不堪检点”等六个字的考语，内容包含了记载简略、天宝以后南宋以前史事的缺如和对旧史史文的因袭等三点。清代汉学家大抵接受马端临的见解，而连马端临所称许的《六书》、《七音》等略也并不恭维。
跟上述的意见不同，章学诚很推重郑樵，在《文史通义》中专为郑樵写了一篇《申郑》和三篇《答客问》，并在《释通》篇列《通志》为通史的冠冕，说：“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孔逭）萧（萧统），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他认为《通志》的精要在于有自成一家言的义例，而考据的疏略并不能算郑樵的什么毛病，因袭史书旧文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他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而不穷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创条发例，巨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挈长较短，亦未尝欲后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韩信）彭（彭越）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伏生）孔（孔安国）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很显然，章学诚跟马端临等在意见上的分歧，主要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章学诚并没有否认考据家所指的郑樵的缺点，但他认为这样的缺点对郑樵说来是不必加以指摘的。章学诚在所著《校雠通义》中，有《补郑》及《郑樵误校汉志》两篇，他在这里发展了郑樵《校雠略》中的论点，但同时也指出了“疏漏”的地方。
近人对郑樵的看法也有两派不同的意见。章炳麟《史学略说》讥郑樵抄袭史传，且不知反切之学和三十六字母本末之序。金毓黼先生《中国史学史》说郑樵力不副心，漏略百出，且语多袭旧，迹不可掩。他们的意见基本上还是清代考据家的意见，这是一派。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吾侪固深赞郑章之论，认通史之修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别裁精鉴，亦所心折。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魏应麒先生《中国史学史》，列郑樵为专章，称许他“著述既富，识见又卓”，说“郑樵于史学之贡献最大者为主张通史之体”，说他“以详文该事为自见褒贬美刺之法，可谓千古特识”。他们的意见有接近章学诚的地方，而跟章学诚的见解又不完全一样。这可以说，又是一派。顾颉刚先生的《郑樵传》（《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说郑樵“做学问要像持军一般有部伍的法子，要像治狱一般有核实的法子，这就是极明白的科学观念”，“郑樵的真学问原不在精上，也不在博上，乃在‘部伍’‘核实’的两个方法上”。这也是推许郑樵，但另是一种看法。
郑樵是一个大著作家、大史学家，他的二百卷《通志》是有名的史书。这都是值得评价的。但究竟应该怎样具体地评价他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怎样具体评价《通志》这部书，是需要通过争鸣来逐步解决的。过去对郑樵评价的分歧，正好是我们争鸣的资料。我们决不要局限在过去的争论中，但可以过去的争论作我们争鸣的开端。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争论的资料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将来也可因追究这些分歧意见的来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辨认出来某些有关的史学流派的面貌。
现在，从基本的理论问题来说，如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是否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一个曾经争鸣过、现在还可以继续争鸣的问题。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在历史观方面只有进步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革命思想和反动思想的斗争，而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也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都是片面性的、机械的或者庸俗的，而在历史观方面也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还有人认为，司马迁已“树立起素朴的唯物论基础”，并且他根据“这种进步的和科学的观点，与当时统治阶级的麻痹人民的唯心论思想从各方面展开有力的斗争”。
跟上述这几种意见不同，有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历史观方面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这时并没有作为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也并不排斥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时在社会领域内没有作为路线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存在着某些问题上的唯物思想和唯心思想的斗争。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历史观方面所存在的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因素的具体内容，有人认为，地理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也是从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说明历史的变化，虽然是不正确的，但可以说是片面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跟这种意见相反，有人认为，地理环境和人口只有当它们是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构成因素。当它们被单独地抽出来，而离开了生产方式，就根本不是什么社会存在，不是什么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了。地理决定和人口决定的观点根本没有对社会本身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些同志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因素跟历史主义的不同，是因素和体系的差别，它也要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问题，但只是发现了或者猜测到了某些属于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在整个历史观体系上，归根到底还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3]，是这样完备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并且他不停留在这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革命的力量”[4]。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是否从这样具体内容上去理解会更全面些呢？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历史观能具有这样的性质、这样的面貌呢？
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也有自己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自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aristo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的，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5]恩格斯在1894年致施塔尔根堡的信里，也说道：“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许多人都力求做到这一点。”[6]这些历史家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知道了阶级，知道了阶级斗争，是否可以说他们的历史观在这一点上已有了唯物主义因素呢？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三处说到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中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其中有一处，是因为费尔巴哈这样说的：“历史上的新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到处是在被压迫群众或大多数人提出自己完全合理的利己主义去反对民族或等级的极端的利己主义的时候开始的，是在各阶级或全民族战胜了少数统治者的狂妄自大，摆脱了无产阶级悲惨的、受压迫的状况而进入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辉活动的领域的时候开始的。”列宁在同一书中有两处提到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其中有一处是因为黑格尔说了这样的话：“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是服从自然界的。”列宁在另外一处说黑格尔“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正确、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并且在括号内注明“现实的历史是意识所追随的基础、根据、存在”[7]。列宁提出“萌芽”、“胚芽”和“实质”来，是否比我们所谓“因素”要更合适些呢？按照他所说的“萌芽”等的具体内容，是否可以把我们提出的问题解决得更确切些呢？您看，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难道不是革命的阶级斗争，不是主观世界服从客观世界而又支配客观世界，不是意识以现实历史为基础吗？他不是没有谈到地理环境和人口多少等吗？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得很清楚。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都是采用大工业生产以后的历史现象。在此以前，比如在封建社会或更早的奴隶社会，是否也可以有这样的萌芽呢？如果中国封建社会已有了这样的萌芽，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之下产生的呢？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需要从长讨论的。
在具体问题上和在基本理论问题上，随着百花的齐放，当不断地有新的东西被发现出来，需要争鸣，进行解决的。这里我只提出来两个问题，作为史学遗产工作方面争鸣的引子吧。
因为史学遗产工作，需要经常地跟大量古籍接触，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很难说已建立到什么程度，随时可能滋长旧的思想或重新又受到古籍中的某些不良影响。我们必须警惕，要在这种工作中锻炼自己，而不是要让这种工作吞没自己。
在史学遗产工作的争鸣中也必然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想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正确的态度，不是要避免这种斗争，而是要坚持这种斗争，既要通过论争改造自己的错误观点，也要通过论争帮助别人改造我们的错误观点。目的只有一个：繁荣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社会服务。当然，学术论争在任何情形下也不允许简单粗暴，乱扣帽子，这都是不必顾虑的。
本文的题目，范围大，问题多。我只能把粗浅的感想谈谈而已，希望能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1961年3月5日夜
（原载《学步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文中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按新译本作了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