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
在红山文化被高度重视、红山学派日渐壮大的今天，其发起人与创立者的名字令世人敬仰并追忆，他就是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的儿子、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他是中国考察红山文化的第一人，在他的支持与倡导下，红山文化才堂而皇之地迈进世界考古学界的大雅之堂！
父为文史大师 一家学术精英
梁思永是梁启超二夫人王桂荃所生。梁思永的名字对很多人而言未免陌生，但其父梁启超的大名却如雷贯耳。
清末，面对列强瓜分、国土沦丧的民族危机，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身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被公认为清末最优秀的学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梁启超均有建树。36年间，在从事政治活动、社会事务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不仅善于治学，还善于教育儿女。梁启超共生育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如梁思成，建筑大师，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梁思达，著名经济学家；梁思礼，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在这个精英荟萃的杰出家族中，梁思永（1904—1954年）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考古学家。梁启超对爱子梁思永的培养十分用心，积极为他的学术事业开辟道路。李济、袁复礼发掘西阴村遗址时，梁启超就多次函告梁思永和李济，支持梁思永回国参加发掘工作，但因路途遥远未能参加。1927年4月，瑞典学者斯温·哈丁与国内学者合作赴西藏、新疆等地考古，梁启超打算让梁思永自费加入考古队，但因哈丁等人走得太早未能参加。
1948年3月，梁思永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他生于澳门，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1934年，他主笔出版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由于工作辛劳，梁思永积劳成疾，于1954年春心脏病发作，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说：“梁思永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赞誉梁思永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徒步热河考察 奠基红山文化
对红山文化的考察始于20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与法国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都曾来辽西、东蒙一带考察过。而梁思永则是第一个考察红山文化的中国人。
鸟居龙藏与桑志华关于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给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梁思永以很大启发，他开始关注红山文化。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同年8月，梁思永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有人在内蒙古林西一带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这一消息如果确实，将改写长城以北没有古文明的历史，考古所马上决定派梁思永前往考察。
1930年冬季，梁思永顶着刺骨的寒风，由通辽起程，经过天山（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林东（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到达林西（今赤峰市林西县）。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爆发了严重鼠疫，把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了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9月28日，梁思永到达发掘现场，工作3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
这时，梁思永马上改变行程，取道通辽，南下热河（当时赤峰地区归热河省管辖）。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他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作“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位于大道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志。过去这里出土遗物种类和数量都较多，梁思永对这里抱了很大希望。但是，天气不遂人愿，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种情况下，梁思永只得将挖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
梁思永对英金河北岸和红山嘴一带的新石器及较晚时代的遗址进行了调查，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对该区域古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1930年11月27日，梁思永回到了北平。
捍卫祖先文明 抢在日寇前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梁思永对红山文化的考察被迫戛然而止。但他没有放弃，而是和日寇抢时间，只手捍卫独属华夏神州的红山文明！
当时，日本内阁制定了“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的所谓对华政策。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的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1933年，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誉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带领一个考古团，于1935年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3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据有关资料记载，日本人在红山地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3年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发表。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这篇报告中，梁思永有针对性地强调了一点，即他在内蒙古东南部的通辽、开鲁和赤峰地区的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赤峰市及河北围场、承德等地采集的红山文化彩陶，“尤可注意的是仰韶式的彩陶”。这就将此前不被关注的辽河文明与中原仰韶文明开始紧密联系起来，为日后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文明的发展与交融，提供了无比广阔的想象空间与价值无限的研究方向！
临终不忘红山 开启红山新篇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任副所长。
为培养考古专业人才，梁思永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的训练班。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的设置、实习的选点都做认真的建设和安排。他还特别关注一些青年考古工作者的报告编写问题。在病床上，梁思永用铅笔在便条上完成的《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是为辅导青年考古工作者编写考古报告所列的提纲，这对考古报告的编写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浅。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像已故的夏鼐、尹达、郭宏均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的熏陶和培养。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4个年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准备取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抱病在身的梁思永仔细看了尹达撰写的论文后，建议他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1955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里，尹达写道：“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从陶器和石器的特点分析，这种文化遗存，很可能是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之后所发生的新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是含有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从此，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
硕果震惊世界 先人得以安眠
梁思永病故后，由他开启的红山文化研究持续向前发展，沿着他指引的方向不断获得震惊世界的丰硕成果！
1956年暑假期间，北京大学教授吕遵谔率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在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采集和发掘到彩陶、饰压印“之”字纹的陶器，饰篦点“之”字纹的泥质红陶以及石耜、细石器、石片。这是首次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发掘工作，并发表了《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在报告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红山文化”的名称。
1973年，中国考古学家李恭笃在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乡三道湾子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窖穴，在四棱山遗址发现了六座红山文化陶窑。
1979年，辽宁考古专家郭大顺、孙守道等在喀左兴隆庄乡东山嘴村的山顶台地上发现了一处大型史前祭祀遗址。
1981年，郭大顺、孙守道等在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发现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这是一处集祭坛、积石冢、女神庙于一地的大型祭祀遗址。也正是这一遗址的发现，使红山文化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继而掀起了红山文化研究的热潮！
20世纪9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红山文化的综合研究水平整体显著提高，同时，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
红山文化，源于查海兴隆洼的先红山文化，又与赵宝沟、富河诸红山文化共存交错，互相影响，平行发展，从而产生了以小河沿文化为代表的后红山文化。这种前后承袭的文化关系，使红山文化在其盛极一时后没有中断，而是逐渐过渡到了距今4000年前的早期青铜器时代。
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苏秉琦先生评述说：“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红山文化研究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成果，过早辞世的梁思永应该得以安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