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窗
“行啊，如果明天天气好，当然没有问题，”拉姆齐夫人说，“可是你一定得早起。”她又叮嘱一句。
在她儿子听来，这些话带给他一种不同寻常的喜悦，似乎已经说定，这次远足是十拿九稳的了，他许多许多年来一直向往的好事，经过一夜黑暗和一个白天的航行，就可以得到了。他虽然年仅六岁，却也属于无法把不同感受截然分开的那一类人，他们总是让对未来的种种期待，带着种种喜悦和悲哀，笼罩现时眼前的一切。对这些人来说，甚至是在幼年时代，感觉之轮的每一次轻轻的转动都足以使眼前的一刻受到感染和震动，蒙上一层暗淡或者辉煌的色泽。詹姆斯·拉姆齐坐在地板上，从“陆海军军需品”插图编目上剪图片。他带着一种用他母亲的话说心花怒放的快乐，剪下一幅冰箱的图片。所有的一切都闪烁着喜悦的色彩：独轮手推车，刈草机，沙沙作响的白桦林，雨前泛白的树叶，哇哇乱叫的乌鸦，迎风招展的金雀花，窸窸窣窣的衣裙——一切都是这么五光十色，鲜艳夺目，他在脑海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暗码，自己的秘密语言，尽管表面上的他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天庭饱满，犀利的蓝眼睛纯净无瑕，每当看到人类的弱点，眉头便微微蹙起。所以，他母亲看着他操纵剪刀灵巧地沿着冰箱边缘移动，不由地想象他穿着一袭红袍和貂皮坐在法官席上，或者在国家大事的危急关头指导一项举足轻重的大事业。
“可是，”他父亲在客厅的窗口停住脚步，说道，“明天天气不会好。”
如果当时手头有一把斧子，或者火钳，或者任何一件武器能把父亲的胸膛捅开一个窟窿，让他当场毙命，詹姆斯准会毫不迟疑地动手。拉姆齐先生只要一露面，就会在他孩子们的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情绪。现在，他站在那里，瘦得像一把刀，咧着嘴巴露出讥笑，他不仅因打碎了儿子的梦想和揶揄了妻子——她在哪方面都比他强一万倍（詹姆斯想）——而幸灾乐祸，而且暗地里颇为自己的料事如神而沾沾自喜。他说的是实话。他说的总是实话。他从来不会说谎；从不颠倒黑白；从不为了取悦或迁就某位凡夫俗子而不讲逆耳的话，尤其是对他的几个孩子；他们虽说是他的亲骨肉，却应该从小就懂得人生充满艰辛；事实毫不留情；在那块传说中的土地上，我们最美好的希望成为泡影，我们脆弱的帆船被沉沉的黑暗淹没（说到这里，拉姆齐先生总要挺直腰杆，眯起蓝色的小眼睛遥望地平线）。我们要想最终到达那里，最关键的是需要有勇气、真理和承受力。
“可是也许是个晴天——我希望明天是个晴天。”拉姆齐夫人说；她把手里的棕红色长袜轻轻拧了几下，心里有些焦急。如果她今夜能织完，如果他们真的到灯塔去，她就要把这双袜子送给灯塔守护人，给他的小儿子穿；那孩子患有结核病，总是郁郁寡欢；他们还要送去一摞旧杂志和一些烟草；说实在的，她只要发现什么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用场而且只会使屋里显得凌乱，便会拿去送给那些穷人，带给他们一些乐趣；他们整天坐在那里擦擦灯盏，剪剪灯芯，在那个巴掌大的园子里耙耙泥土，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肯定闷得要死。确实，如果你被监禁整整一个月，或者遇到风暴，在网球场大小的岩石上困了不止一个月，你会是什么滋味？她会这么问；而且没有信件，没有报纸，连个人影儿也不见；如果你家有妻室，你见不到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孩子是否平安——是否病了，是否不小心摔倒，断了胳膊折了腿；你举目四望，惟有那凄凉的波涛月复一月地翻滚拍打；逢到可怕的风暴来临，窗户上布满水雾，小鸟飞身扑灯，天摇地撼，你根本不敢朝门外探一探头，生怕被刮到海里去；怎么样？你会是什么滋味？她问。她对她的女儿们这样细致地解释着。所以，她又格外强调说，一定要尽量带给他们一些安慰。
“是正西风。”无神论者坦斯利说，他叉开枯瘦的手指高高举起，让风从指间吹过；他正在和拉姆齐先生作晚间散步，在平台上走来走去。也就是说，风刮的方向极不利于登上灯塔。是的，他的话听着不太顺耳，拉姆齐夫人承认；他反复地提这件事，让詹姆斯越来越失望，实在很讨厌；但是她同时又不愿意让孩子们嘲笑他。“无神论者，”他们这样叫他；“渺小的无神论者。”罗斯嘲笑他；普鲁嘲笑他；安德鲁、贾斯帕、罗杰嘲笑他；就连嘴里没有一颗牙的老狗巴杰也要咬他一口。他们这么对待他，就因为他是（按照南希的说法）一路追逐他们直到赫布里底群岛的第一百一十个年轻人了，他们真希望能过上清静的日子。
“胡说。”拉姆齐夫人说，口气十分严厉。尽管他们的夸张习性是从她这里继承去的，尽管他们暗示她邀请太多的人留住，以至于只好把有些人安排到镇上寄宿（这是事实），但是她无法忍受他们对她的客人粗鲁无理，尤其是对那些一文不名的小伙子，他们前来这里度假，用她丈夫的话说，全都“能力非凡”，全都是她丈夫的崇拜者。确实，她把所有的异性都拢在她的庇护之下；为了某种难以说明的理由，为了他们的英勇气魄和豪迈气概，为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协政条约，统治印度，管理财政；最后，还为了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那份信赖，虔诚和孩子气；几乎每个女人都会感到或发现很合自己的口味；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可以不失体面地接受一个小伙子的这种仰慕之情；换了少女——上帝保佑，但愿不是她的女儿！——那便如同一场灾难，少女不会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这份爱慕的价值和涵义！
她神情严厉地转向南希。他没有追逐他们，她说。他是受到邀请的。
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摆脱这一切。最好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办法，她叹息着，简单一点，不那么麻烦的。她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白发苍苍、面颊松弛，才五十岁啊，她想，她也许会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她的丈夫；钱财；和他的书。可是对她自己来说，她决不会对她已经做出的决定有片刻的懊悔，逃避困难或者忽视自己的职责。在那么严厉地谈论完查尔斯·坦斯利之后，她的样子有点让人望而生畏，她们——她的女儿普鲁、南希和罗斯——把脑袋从盘子上抬起，却只敢在心里玩味一些叛逆的念头，一些她们酝酿已久的、要过一种与她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念头；也许，是在巴黎；一种比较奔放的生活；不用总是照料这些或那些男人；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在脑海里默默怀疑那种儒雅殷勤和骑士风度、那个英国银行和印度帝国，以及那些婚纱和戴戒指的手指；不过，对她们几个来说，这其中有某种美轮美奂的东西，唤起了她们少女心里的男子气魄，所以，在餐桌旁听着母亲为了那位在斯凯叶岛追逐他们——不，准确地说，是应邀与他们同行的可怜的无神论者而异常严厉地警告她们时，她们能够接受她莫名其妙的严厉和她一丝不苟的殷勤——就像看到一位皇后从泥浆里拈起乞丐肮脏的脚来清洗一样。
“明天不会有船登上灯塔。”查尔斯·坦斯利说；他和她丈夫并排站在窗口，两手“啪”地拍拢。真的，他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她希望他俩都离开，让她和詹姆斯单独呆一会儿，再聊一聊。她看着他。孩子们说他是个丑陋的怪物，弯腰驼背，脸上疙疙瘩瘩。他不会玩板球；他慢慢吞吞，拖拖拉拉。安德鲁说他是个专爱挖苦别人的刻薄鬼。他们知道他最喜欢做什么——和拉姆齐先生一刻不停地走来走去，议论谁赢得了这份殊荣，谁获得了那种奖励，谁是拉丁诗方面的“一流天才”，谁“很有才气，但我认为他的基本论断不够完善”，谁毫无疑问是“巴利奥最出类拔萃的人物”，谁暂时隐居在布里斯托尔或贝德福德潜心研究，一旦他有关数学或哲学某一分支的“绪论”公之于世，定会名震遐迩——坦斯利随身带着“绪论”的几页校样，不知拉姆齐先生是否愿意看看。这些就是他们谈话的内容。
她有时想起来忍不住暗暗发笑。那天，她随口说了句“浪比山高”之类的话。不错，查尔斯·坦斯利说，是很汹涌。“你是不是浑身湿透了？”她问。“潮了，但还没有湿透。”坦斯利先生说着，拧拧衣袖，又摸摸短袜。
但是孩子们说他们反感的不是这个，不是他的容貌，也不是他的举止行为。而是他这个人本身——他的思想观点。他们抱怨说，每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谈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人物、音乐、历史，或仅仅是说今天晚上天气不错，干吗不到外头坐坐什么的，查尔斯·坦斯利总要插进来唱反调；总要弄得表现了自己，贬损了大家才心满意足。他们说，他甚至会在参观画廊的时候问别人喜不喜欢他的领带。天知道！罗斯说，鬼才喜欢！
一吃完饭，拉姆齐夫妇的八个儿女就像小鹿一样悄没声儿地从饭厅溜走，奔向他们的卧室，那里是他们自己的天地，这个家里没有其他隐蔽之处供他们讨论所有的话题：坦斯利的领带；选举法修正案的颁布；海鸟和蝴蝶；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阁楼上，孩子们的卧室之间只有一层木板相隔，所以每个脚步声都清晰可闻，那个瑞士小姑娘正在啜泣，她那患了癌症的父亲正在格里松的一个山谷里奄奄一息；阳光洒进阁楼，照亮了球棒、法兰绒衣裤、草帽、墨水瓶、颜料罐、甲壳虫以及小鸟的骷髅头，并使钉在墙上的长长的、带褶边的海草散发出一股盐腥味和水草味，这气味在毛巾里也有，洗完海水浴的毛巾上沾满了沙粒。
斗嘴，闹意见，搞分裂，刻骨入髓的偏见歧视，唉，他们居然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这些，拉姆齐夫人悲叹道。他们，她的孩子们，对人太挑剔了。他们说的话太混账了。她牵着詹姆斯的手走出餐室，因为他不肯与别的孩子一起走开。是的，在她听来，那都是些混账话——唉，天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本来就够多的了，还要人为地制造分歧。真正的分歧，她站在客厅的窗口想道，已经够多、实在够多的了。那一刻她脑子里想到贫富的悬殊，贵贱的差异；她一半怨恨、一半尊敬地想到孩子们从她身上继承的贵族血统；因为她的血管里不是也流淌着那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意大利贵族的血液？十九世纪，意大利名门望族的女儿们分散在英国许多家庭的客厅里，妩媚动人，谈吐优雅，嬉笑怒骂，风情万种；她的全部智慧，全部风采，全部脾性正是来自她们，而不是来自迟钝的英国人或冷漠的苏格兰人；但是，她更为深刻地思索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关于贫富悬殊的问题，以及她在这里或伦敦每星期、每天都亲眼目睹的现象；她挎着包，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亲自拜访这位寡妇或那位在生活中挣扎的妻子，分门别类地仔细填写这些穷人的收入和开销、就业和失业，她希望这样做能使她不再是一个行善的家庭妇女——其善举一半为了平息义愤，一半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变成一个阐释社会问题的调查员，在她那不谙世故的想法中，这个身份是她十分向往的。
这都是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她站在那里，牵着詹姆斯的手，心里这样想道。那个受他们嘲笑的青年男子，也已跟随她来到客厅；他站在桌旁，不知为什么有点烦躁不安，手足无措，像个局外人，她不用回头就能想象出他的窘态。他们都走了——那些孩子们；明塔·多伊尔和保罗·雷勒；奥古斯塔斯·卡迈克尔；她的丈夫——都走了。于是，她轻叹一声转过身来，说：“愿意和我一起出去吗，坦斯利先生？”
她要去镇上办点琐事；她要先写一两封信；请等大约十分钟；她还要戴上她的帽子。于是，十分钟过后她又出现了，手里拿着她的篮子和她的阳伞，做了一个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的表示，不过，在经过网球草坪时她必须耽搁一下，问问卡迈克尔先生要捎什么东西。卡迈克尔正在晒太阳，黄色的猫眼睛半开半阖，它们可真像猫的眼睛，仿佛能映出树枝的颤动和云彩的飘移，却丝毫没有流露内心的思想或情绪波动。
因为他们要去远征，她说着，笑了起来。他们要到镇上去。“邮票？信纸？烟草？”她在他身旁停下，提示他。不要，他什么也不要。他双手十指交叉搁在便便大腹上，眨巴着眼睛，似乎很想委婉地答谢她的一片好心（她很有诱惑力，但有点神经质）却又力不从心。他沉陷在灰绿色的恹恹思睡状态，没有片言只语，只用亲切、仁慈的目光，懒懒地注视他们；注视整个房屋；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上的人；午饭时，他滴了几滴不知什么药水在他的杯子里，孩子们由此想到，怪不得他本该是乳白色的短髭和胡须会变成鲜艳的嫩黄色。不要，什么也不要，他喃喃地说。
卡迈克尔先生本该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要是没有那一次不幸的婚姻，拉姆齐夫人说，这时他们正走在通往渔村的路上。她把她的黑阳伞举得笔直，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隐约的期待情绪，仿佛她转过那个弯就会遇见一个正在等待她的人；她娓娓地叙述着；卡迈克尔先生在牛津和一个姑娘谈恋爱；早婚；贫困；去了印度；翻译一点诗歌，“我相信文笔十分优美”，他愿意教男孩子们学习波斯语和印度斯坦语，可是那有什么用呢？——结果他就像他们看到的那样，躺在草坪上打盹儿。
坦斯利受宠若惊；他一向受人冷落，拉姆齐夫人居然跟他说了这么些话，令他心里一阵宽慰。查尔斯·坦斯利振作起精神。她暗示男人具有高度的睿智——即使穷困潦倒也不逊色，又暗示所有的妻子都应该支持丈夫的事业——她不是责怪那个姑娘，而且她相信那场婚姻够得上美满。她的话使他感到更加志得意满，他想到如果他们搭乘出租汽车的话，他愿意由他来付车费。至于她的小手袋，他可不可以帮她提着？不用，不用，她说，她总是自己提着的。于是她便自己提着。是的，他感觉到她身上的那种韵味。他感觉到很多东西，不同寻常的东西，令他感到兴奋，同时又为了他不能明白的原因感到不安。他真希望有朝一日她能看见他走在队伍里，穿着博士袍，戴着博士帽。他将获得一个大学研究员的地位，一份教授的职务，他感到自己无所不能，仿佛看见自己——可是她在看什么呢？在看一个男人贴广告。飘动的巨幅纸张渐渐被平铺在墙上，刷子每推动一下，就有鲜艳的大腿、大铁圈和马匹显露出来，闪烁着红的和蓝的光泽，画幅平整、漂亮地展开，直到半面墙壁都被马戏团的海报覆盖；一百匹马、二十只演出用的海豹、狮子、老虎……她眼睛近视，所以伸长了脖子，大声地念广告上的文字……“即将光临本镇。”她念道。让一个独臂的男人——两年前一架收割机碾去了他的左臂——站在那么高的梯子顶上，实在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她惊叹道。
“咱们都去看吧！”她大声说，继续朝前走去，好像那些骑手和骏马使她的内心充满孩子般的欢乐，使她忘却了对独臂广告工人的怜悯。
“去看吧。”他说，重复着她的话，说的时候却带有一种令她惊诧的羞涩。他应该说“咱们去看马戏吧”。不。他还不能这么说。他还不可能有这种感觉。但是为什么不可能？她奇怪地想。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那一刻，她非常地喜爱他。她问他，难道他们小的时候没有人带他们去看马戏？从来没有，他回答，好像正巴不得她这么问；好像他这些日子一直盼着向她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去看马戏。那是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九个，全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养家。“我父亲是个药剂师，拉姆齐夫人。他经营一爿药铺。”坦斯利从十三岁起就自己谋生了。冬天他常常没有厚大衣穿。在大学里，他无法与别人“礼尚往来”（这是他本人干巴巴的原话）。他的东西必须比别人多用一倍时间；他抽最便宜的烟；粗烟丝；码头老汉们抽的那种。他非常用功——每天七个小时；目前他的研究课题是某物对某人的影响——他们边说边走，拉姆齐夫人不很明白他的意思，只偶尔听懂了只言片语……学位论文……大学研究员的地位……审稿人的身份……讲师的职务。她听不懂从他嘴里滔滔不绝流出来的古里古怪的学术语言，但是她对自己说，她终于明白为什么看马戏这件事会刺激他，可怜的小伙子，以及他为什么立刻说出他父亲和母亲和兄弟姐妹的一切；她以后一定要让他们别再嘲笑他；她要和普鲁谈谈。她猜测，按他的意愿，他肯定愿意对别人说他和拉姆齐一家去看易卜生的戏剧，而不是去看马戏。他真是个十足的书呆子——没错，乏味得令人难以忍受。看看，现在他俩已经到了镇上，身处繁华的街道，马车辘辘碾过卵石路面，他却还在说个不停，什么居民社会啦，教学啦，劳动人民啦，帮助我们本阶级啦，讲座啦，最后她断定他又找回了所有的自信，从看马戏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正准备（现在她又觉得非常喜欢他了）告诉她——可是就在这时，两边的房屋已被抛在身后，码头到了，海湾全景展现在他们面前，拉姆齐夫人情不自禁地叫道：“哦，多美啊！”她的眼前是一大片湛蓝的海水；灰白色的灯塔，遥远，古朴，在雾中若隐若现；右边，在她极目之处，是绿色的沙丘，沙丘底部起着柔和的细褶子，表面覆盖着随风飘拂的野草，它们逐渐淡化消失在远处，似乎随时准备逃遁到杳无人迹的月亮国度去。
这个景致，她说，正是她丈夫喜爱的。她停下脚步，眼睛里的灰色更深了。
她沉默片刻。可是现在，她说，画家们来到这里。确实，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就站着一位。他头戴巴拿马草帽，脚穿黄靴子，神情严肃、温和而又专注，吸引了十来个男孩子围观；他圆圆的红脸庞上是一副深奥莫测的神情，他在端详景色，端详够了就蘸笔；用笔尖去蘸一堆堆柔软的绿色或粉红色的颜料。自从三年前庞斯福德先生来过以后，所有的绘画都成了那副样子，她说，灰绿色的海水，再加几只柠檬色的帆船，海滩上则总是穿粉红衣服的女人。
但是她祖母的朋友们绘画可是用心良苦，她说着，在他们经过时谨慎地瞥了一眼那幅画；他们自己调颜料，自己研磨，然后罩上湿布让它们保持湿润。
于是，坦斯利先生猜想，她是要他看出那个男人的画很小家子气，是不是这么说的？颜料不够纯正？是不是这么说的？在整个走路的过程中，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情绪在增长，这种情绪早在花园里他想帮她拎包时就开始出现，到了镇上他想向她倾述自己的一切时更是有增无减，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他渐渐发现自己的形象和他以前所熟悉的一切都有点变形。这真是奇怪极了。
她把他引到一座狭窄的小房子的客厅里，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她，她要上楼一会儿，看望一个女人。他听见她在楼上轻快的脚步声；听见她的嗓音先是很欢悦，随即低了下去；他看着蹭鞋垫、茶叶罐、玻璃罩；焦虑不安地等待着；迫不及待地盼着快点回家；他拿定主意要为她拎包；就在这时听见她出来了；听见她关上一扇门，说一定要开着窗户，把门关上，需要什么东西就问家里人要（她一定是在对一个孩子说话），然后她突然地进来了，默不作声地站了片刻（仿佛她在楼上是逢场做戏，现在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回到现实中来），她几乎是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身后是戴着嘉德蓝色缎带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他就在这一刻顿悟了：是的；是的——她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人。
她眼睛里的星光，头发上的纱罩，还有仙客来花和野紫罗兰——他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她至少五十岁了；还有八个孩子。她穿行在鲜花盛开的原野，把破损的花苞和迷途的羔羊拥入怀中；眼里星光闪烁，发间微风吹拂——他拎过她的包。
“再会，艾尔西。”她说，他们走上街道，她把阳伞举得笔直，走路的神情仿佛期待在拐角处遇见什么人，而这时的查尔斯·坦斯利，生平第一次感到一种非凡的得意；一个正在挖下水道的男人停下手来打量她，他让他的手臂垂落下来打量着她；生平第一次，查尔斯·坦斯利感到一种非凡的得意；他感觉到了那微风，感觉到了那仙客来和紫罗兰，因为他正与一位美丽的女子同行。他手里拎着她的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