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文化传统中，关于战争都有一定的惯例，西欧各种文化也在各自的特色之外，存在一定的共性。追其根源，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当然战争也不例外。例如，战前动员号召时如何鼓舞士气，让士兵全力以赴；局部失败时采取什么方法来稳定军心；战死者比例达到多少就该投降，以及对待战俘的情况等，这些情况在西欧的战争中都是可以事先预料到的。
在战争惯例上了解日本与西方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对人生观以及责任心的一些看法。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日本的文化和他们的行为，去研究他们的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一些与性格相关的问题。至于那些与我们信条不符的东西在军事方面是否具有意义，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不必去管。
关于对战争正义性的界定，日本与美国刚好相反，他们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也与我们存在很大的不同。对于战争的起因，美国认为是意大利、日本、德意志三国无视一条约定俗成的国际惯例，即“自己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他们非法冒犯并对国际和平造成了破坏，至少是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准则进行了侵犯。他们推行的这种“压迫弱小”的政策是一种邪恶的政策，这点不管在占领中国东北、波兰还是埃塞俄比亚，都得到了证明。日本对战争的爆发有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很特别，他们说是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要结束这种“自立为王”的无政府状态。当然，他们坚定地认为，只能由日本来领导这一秩序，因为日本是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的唯一国家，日本最早在国内平定了叛乱，实现了和平统一，并建设了电力、交通、钢铁等一系列产业，足以见得“各得其所、各就其位”的重要性。此外，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日本青少年在公立学校里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已高达99.5%。而根据日本等级秩序的这个观点，“大东亚”各国同根同源，属于同一种族。所以，它应该帮助比较落后的中国，之后应首先把美国从“大东亚”区域中驱逐出去，然后是英国、俄国，让它们“各回各的家”。他们认为，各国只有在国际等级链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并各尽其责，这样才能形成和谐统一的世界。我们将在下一章来探讨这种广受好评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的真正意义。“大东亚”这一概念其实是日本民族为了迎合自己的口味幻想出来的，但不幸的是，那些被侵占的国家对这一理想并不认同。然而，即便在战败后，日本对“大东亚”这一理想还深信不疑，不认为是不道德的。就连那些日本的战俘，他们对于日本向西南太平洋和亚洲大陆地区那些心怀不轨的企图也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对一些固有的态度一定不会轻易放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依赖。即便这点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完全相反，但我们还是要弄清楚这个等级制对日本来说有着什么特殊和深远的意义，以及它有什么好处。
日本人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精神上，他们叫嚣并坚信日本必胜，他们认为物质必将被精神所打败。他们说：“美国的确是个大国，拥有优越的军事力量，这一切我们也是事先就知道的，但这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压根就没把这些放在眼里。”此外我们还在一家发行量很高的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这样一段话：“虽然敌人有优越的军备，却不是在这次战争中所创造的，如果我们对这些数字有所害怕当初就不会发动战争了。”
不管战争的结果谁胜谁负，日本的领袖、政治家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这次战争是日本人的精神与美国人的物质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一场军备上的较量。毋庸置疑，这场战争的结果必将是日本获胜。”在塞班、硫黄岛溃败时，这一信条却成了托词，即便它并不是为失败而专门准备的。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这一信条就已深入人心。日军在夸耀胜利的那几个月，它一直充当了冲锋的号角。曾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国主义、前陆军大臣荒木大将，在一本小册子《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日本的“天授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船坚炮利不足惧”。
事实上，像其他备战国家一样，日本对于军备方面也是心存忧虑。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间，日本国民总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用在了军备上，一直到偷袭珍珠港的那年，近一半的国民收入都用在了海陆军的军备上，并且这一比例还在急剧飙升，而只有百分之十七的比例用于民用支出。但是，日本人嘴上说物质并不重要，就像代表武士道德品质的佩刀一样，“船坚炮利”只不过是“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而已。
美国向来注重实力，而日本则向来重视精神。他们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不可磨灭的；而物质虽不可少，却是次要的，稍纵即逝。所以日本在基于他们的这一独特认知的前提下，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在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辞：“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最终也只能走向覆灭，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这种对精神的信赖也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以吾等之训练以抗敌军之众，以吾等之血肉以抗敌军之固。”并不是为了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了这句口号，这是他们的传统，在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就印着“必读必胜”四个大字，这是从未改变的。他们的飞行员会驾着飞机向我们的军舰做自杀性袭击，以此来表达对物质的蔑视，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鲜活例子。而日本人把这类特攻队命名为“神风”，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侵略日本时，飓风将船队整个覆灭，从而拯救了日本，所以命名为“神风”。
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不忘对民众进行“精神优越于物质”的教育。在工厂里百姓辛辛苦苦忙碌了半天，又被彻夜不休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时，他们就说：“劳累和疲劳是对人意志力的锻炼，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大冬天老百姓在防空洞冻得瑟瑟发抖，日本的广播体育文化学会就会在广播中指挥大家做御寒体操，并宣称这体操不仅能保温取暖，还可以代替能维持老百姓正常体力的粮食。他们说：“当然，也会有人说，现在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还做什么体操啊。这是错误的，越是没有粮食，我们就越是要想其他办法来强身健体。”这也就是说，要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而美国人对体力的认识，则要考虑饮食、睡眠、温度等各方面因素，要看看昨天的睡眠是否充足，饮食是否正常，有没有感到寒冷等情况，然后再计算你能消耗多少体力。但日本人却认为这是物质主义，将这些因素一一弃之不顾。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甚至播放“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极端的说法，有一家电台就曾播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编好队返回机场。在第一批回来的飞机上有一个大尉，他在下了飞机后便站在地上，用双筒望远镜不时看着天空。一架一架地数着部下的飞机，看着他们成功返航，他的脸色苍白，但却十分镇定。等到最后一架飞机平安着陆后，他便到司令部去汇报工作，刚汇报完工作，他便立刻倒了下去。在场的军官们赶紧跑上前去帮忙，经检查，发现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并且大家发现他的躯体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有致命的弹伤。按常理说，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这个大尉的身体却冷似冰，他肯定是早就死了。而支持他看着部下平安着陆，并作了汇报，就是他这份强烈的责任感创造了这次奇迹。
显然在美国人听来，一定会觉得这是编造出来的鬼话，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并不会这么认为。他们深信，日本的听众一定不会认为这是天马行空的胡编乱造。首先他们会明确这个广播已经说了，这故事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就不能有奇迹呢？既然日本人相信“精神是可以永恒不变的”，那这位以“责任为己任”的大尉怎么就不能在这几个小时创造奇迹呢？灵魂是可以修炼的，通过特殊的修炼，精神可以创造奇迹，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很显然，这位大尉已经修炼得很成功了，所以才创造了奇迹。
对于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哪怕把它当作贫穷国家的自我安慰也好，抑或当成骗人的愚昧妄想也好。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那就对他们在战时或平时都想些什么就更捉摸不透了，就更难应对了。对他们的信条我们一定要了解，这绝不单单是什么怪癖，不是把一定的禁忌和避讳渗透到日本人的内心深处，让他们时刻牢记。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在战败时承认“仅有精神是不够的”，“单枪匹马守住阵地”那只是幻想，才能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承认在战争中“完全是凭主观意识”，也才能明白在经过与美国人在战争和工业上的较量后，他们所说的“日本人的精神力量是不够的”这些话的真正意义。
除了“等级制和精神力量高于一切”这些理念外，比较文化研究者也有必要去关注下战争时期日本的另外一些说法。比如，在遇到种种困难时，如城市的空袭、塞班岛的溃败、菲律宾失守，日本政府总是对民众解释说：“这些情况没必要担心，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他们大谈安全、士气等只不过是给百姓打精神预防针罢了，收音机里那些夸张的宣传，也不过是为了安抚百姓而已。他们仍然希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居住在可以预言的“乌托邦”之中，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安抚百姓的心。“基什加岛被美军占领，我们现在已处在他们的轰炸范围，并且可以肯定他们是海、陆、空军夹击。这一切我们早已料到，并已做好相应的准备。”在美军对日本城市开始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广播中说：“我们对敌机的到来早已猜到，对此也已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请大家不用惊慌。”就连那些希望早日停战的日本战俘也坚信，日本人的士气是不会被轰炸摧毁的，因为他们相信政府对此已做了周密的部署。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未雨绸缪，不会有半点差错。好像只有基于这一信念，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的观念——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主动期求来的，而不是被动而来、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想着是被动挨打，而要想着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引来的。”“敌人，你想来就来吧。”他们决不会说：“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相反他们会说：“我们所期待的事终于发生了，欢迎它的到来。”对此，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还引用了1870年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世上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遇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感到无路可走时，我们就要学会为自己创造机会。”此外，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据电台报道，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得意扬扬地说，敌军现已落入我的掌握之中”。“果然不出所料，在敌军登陆仁牙因湾不久，马尼拉市即迅速沦陷，这也就印证了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换言之，就是说他们败得越惨，就越能说明山下将军料事如神。
和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开始走上了极端，只不过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力以赴进行应战，美国人让自己时刻保持有充沛的精力，为迎接挑战而时刻准备着。这场战争是别人挑起的，他们想来攻击我们，所以才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对方。所以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美国的发言人为了安抚大众的情绪说：“这是敌人肆意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而决不会说：“这些都是在我们计划之中的。”美国人会调节自己的全部生活，以不变应万变，而日本人则宁愿选择生活在凡事预先已经安排好的状态之中，对他们来说，生活中最大的威胁就是未曾料到。
在作战行动中日本人经常宣传说“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他们认为自己处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所以要好好发扬日本精神，展现他们的男儿本色。这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关乎他们在全世界眼里的形象问题，而在日本的文化中这种对形象的注重则是根深蒂固的。在美国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军便向自己的部队下达命令说，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绝对不能给大日本帝国的脸抹黑。日本海军官兵还有一条诫令，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被迫弃舰时，他们必须以最完美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就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而美国人就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公映”。这就关系到全世界对他们的评价，对此日本人是很看重这一点的。
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的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他们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拥有多少控制权呢？美国的权威人士曾指出，在日本封建统治的七百余年中，天皇一直是名不副实的傀儡，根本没什么统治权，而每个人所尽忠职守的对象是各自的直属上司——“大名”[2]，以及之上的军事统帅——将军[3]。所以对天皇是否忠诚几乎根本无人关心。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有没有天皇都是无所谓的。因为天皇常常是被幽禁在深不见人的宫廷之中，日常活动和各种仪式也会被将军制定的规章制度所限制，根本没有自己的自由。如果一个地位显赫的封建诸侯对天皇表示出敬意，甚至就会认定他是对上司的背叛。一些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有通过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真正地了解日本。天皇对老百姓来说印象是模糊的、默默无闻的，可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戴，能够成为日本的中流砥柱，成为凝聚这个保守民族的核心力量？那些日本评论家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绝对统治权，应该是太过夸张了，他们的反复强调只能证明其论据的脆弱。美国没必要向天皇以礼相待，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来猛烈地攻击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日本神道的核心就是天皇，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发起挑战并将其摧毁，那么就可以使整个日本的价值结构瓦解。
许多研究日本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对前线状况有所了解或读过日本文献报道的，对于上面的说法是不会同意的。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口头上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从而激起他们的士气。他们可不会认为，攻击天皇就是攻击军国主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目睹，军人如果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谨慎行事，换上便装，因为那时“德谟克拉西”[4]很盛行，而军国主义却是臭名昭著，但即便是在那样的年代，军人对天皇的崇敬依然是狂热的。这些曾在日本居住过的人士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高呼“希特勒万岁”是迥然不同的，后者与法西斯的罪恶紧密相连，不过是反映了纳粹党的兴衰罢了。
上述观点也从日军俘虏的口供中得到了印证，与西方军人有所不同，日军的战俘因没有受过相关的教育，所以在被俘后什么话该说什么不该说明显缺乏统一性。这种训练的缺乏当然还要归咎于一直以来日本的不投降主义，在当时，虽然这种情况只限于一部分军团和部队，却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我们之所以对俘虏的证词如此重视，是因为它能体现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断面。当然这些战俘并不是因为士气低落才投降，也不会因为投降而不再具有典型性。这些战俘差不多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因无力抵抗才成了俘虏的。
就所有日本人看来，天皇就是一切。那些负隅顽抗的，将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咎于是为了天皇，自己是在“为天皇而献身”，“天皇鼓励国民参战，服从是我的天职”“谨遵圣意”。但是，那些对这次战争及日本“大东亚”计划持反对态度的人，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于天皇。反对者称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始终是一位和平主义者，是不愿意战争的”“是受了东条的欺骗”“在满洲事变时，天皇就表示反对军部”“天皇对战争发生并不知情，更没有认可。天皇也不想他的民众陷入战争的旋涡，更不知他的士兵此时正处在水深火热中”。这些证词与德国战俘刚好相反，德国战俘则认为，尽管他们对希特勒的部下首脑很是不满，他们仍然认为必须由最高策划者和教唆者——希特勒来承担战争的所有责任。而日本战俘则表示，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态度与皇室的忠诚不能相提并论。
他们认为，天皇和日本紧密相连。“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称之为日本”“天皇是国民生活的中心，是日本国民的象征，这种信仰已远远超越宗教”“即便日本战败，日本民众仍会继续尊崇天皇”“天皇也不会受到谴责，百姓也不会认为天皇对战争有什么责任。错就错在内阁和军部的领导，跟天皇毫无关系”。
对美国人来说，他们认为世人都不可避免要受到怀疑和批判，这些认为天皇可以超越一切的论调，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但一直到日本战败，这些论调也从未改变。那些审讯战俘的人，会发现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甚至替我们向日军喊话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诽谤天皇的，所以在每份口供上写下“拒绝诽谤天皇”就显得多此一举了。从各地汇集的诸多战俘的口供中，只有三份表示反对天皇，语调还十分的委婉，其中一份说：“保留天皇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意志薄弱，是个傀儡”。第三份则只是猜测，认为天皇可能会让位于皇太子，之后，如果废除了君主制，日本的青年女性可能会像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女性一样自由。
所以，日本人这种对天皇的崇敬和忠诚被日本军部的统领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会把“天皇御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他们会率领部下向着天皇所在的东方遥拜三下，并且高呼“万岁”。在“军队受到轰炸时”，他们会和部下一起诵读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颁布的“圣旨”，“诵读声在森林中回转久绝”。他们还号召部下要“以崇敬之心报答陛下”，要“为天皇而献身”，要“唯命是从”“免除圣虑”。但是，这种对天皇一味顺从的做法也是一把“双刃剑”，大多数日本战俘说，“我们必然会遵从天皇的命令。我们可以孤军奋战，也可以立刻停止战斗”“即便是天皇下诏停止战斗，我们也会立刻放下武器投降，就连那最骁勇善战的关东军也会立即执行天皇的命令”“能够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承认战败，再鼓起劲来重建家园的，只有天皇的圣旨”。
在日本对天皇无限忠诚和对天皇以外的任何人则无情地批判，这两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战俘的口供或日本的报纸、杂志中，就能看到不少对他们前线的指挥官破口大骂的人，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甘共苦的人，而对那些自己坐飞机逃跑，而将士兵的死活置之不理，还让他们继续抵抗的指挥官更是恨得咬牙切齿。战俘们常常赞扬一些军官，而严厉谴责另一些军官，他们对日本的人和事可谓是是非分明的。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批判“政府”，还谴责政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便会要求更强有力的领导并能齐心协力。甚至抨击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就像1944年7月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由前国会议员、新闻记者、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参加的座谈记录。会议由东京的一家报刊做了刊登。一位发言者说：“我认为能够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应该就是给大家言论上的自由。近年来，日本民众不敢表露心声，生怕一不小心就给自己招来横祸。即便他们心中有疑问，也只是表面应付，不敢直说。这样下去，想要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谈何容易。”另一位发言者补充道：“几乎每晚我都和我们选区的选民交谈，一聊就到深夜，想听听他们对一些事的看法。但他们都只是支支吾吾不肯开口，不肯表露心声。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限制令，限制了国民的自由，让他们就像封建老百姓一样，变得唯唯诺诺，这就使本应发挥的战斗力，到现在都发挥不出来。可见，限制言论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斗志。”
即使在战争时，他们也会谴责政府、大本营甚至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日本人并不是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的优越。然而，他们唯独不会批判天皇。天皇的至高无上也是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国民会如此地尊重他呢？这只是日本人的一种癖好吗？他们所说的只要天皇下令，他们可以孤军奋战到死，同样也会乖乖地举手投降，这些话可靠吗？会不会是为了骗我们而故意编的谎言呢？
对于日本人作战行动的这些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不仅与前线紧密相连，就是日本国内也有所牵连。另外，在战争中还暴露出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战争中人员损失日本的别具一格的态度。当美国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授予海军勋章时，日本电台对此的态度与美国人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广播内容如下：
虽然尼米兹公报宣称是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击退了日军，但美国向他授勋的官方解释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解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将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我们也不清楚他们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但是这件小报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真实存在的，而非胡编乱造。我们对麦肯因将军救了两艘军舰并不怀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在美国，解救了两艘军舰就能受勋。”
一切救援行为，以及给予困难人的一切帮助，都能让美国深为感动。如果能够成功地救回活人那就是更加英勇了。日本人对勇敢的解释则是不包括这类救援，他们甚至说，只有胆小如鼠的人才会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材，而且他们的广播、报纸对这个话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他们认为真正的英雄就是要视死如归，而小心谨慎就说明自己是个无用之人。所以对待疟疾患者和伤病员他们也是这样的态度，在他们眼里这些士兵简直就是一无是处的废物。本来日本的医疗服务就很差，补给也跟不上，更别说维持正常的战斗力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就更加难以维持了。这还算不了什么，这时他们还在宣传蔑视物质主义。他们的军官会对士兵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对病患的照顾，就好比轰炸机上配置安全设备是贪生怕死一样，反而干扰了他们的英雄主义。首先，就算平时日本人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去看医生。就连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会经常提到，美国对伤病患者的关心远高于其他的福利设施。而日本对这些来说却选择视而不见。总之，在战争中，日军既没有能在战火中抢救伤员、训练有素的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比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对医疗品的补给那就更不用说了。遇到紧急情况，他们根本没有事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于是干脆就把那些伤病员杀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菲律宾和新几内亚更为鲜明，日军常常被迫在有医院的营地撤退。敌人已经近在眼前了，这时他们的部队才会进行真正“有计划的撤退”。在临走前负责的军医往往会把伤病员枪杀掉，或者给伤病员留一颗手榴弹，让他自杀。
日本人对待自己受伤的同胞都是如此残忍，那么，他们一定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美国的战俘。在我们看来，不管是对战俘，还是对待自己的同胞，日本人都是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说，他曾被当作战俘在台湾关了三年，在这三年里：“相比于日军士兵，就连美军战俘受的医疗护理都要比他们好得多，因为盟军俘虏营中有军医会照顾俘虏，而日军却连一个军医都没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给日军看病的唯一一个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升了中士。”这位菲律宾上校一年看到日本军医的次数只有一两次。（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报道）
对战争中人员损失，日本最极端的态度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不管是哪个军队在竭尽全力而寡不敌众、希望渺茫时便会自动向敌军投降，即便投降他们仍会觉得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军人，并且根据国际协议，会将这一消息通知本国，让其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他们都不会因此而羞于见人。然而，日本人则认为只有战斗到死才是最高的荣誉，就算无路可走，他们也绝不投降，他们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或赤手空拳，跟敌人同归于尽。一旦受伤昏迷而被俘，他就会认为“就算回国也没脸见人了”，失去了名誉，与之前的自己相比，现在就是个死人了。虽然在日本军中会有上面所说的命令，但在前线却没必要再次强调，他们都在忠实地履行着这条规则。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并且在这142名被俘者中，绝大多数是负伤或昏迷者，单独一人或两三个人一起“投降”几乎是没有的。而在西方军队中，如果阵亡者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他们可能就会考虑投降。阵亡者和投降者的比率大致是1∶4。而在霍兰迪亚战役中，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比率为1∶5，这与北缅的1∶120已是很大的进步。
许多美国人提到，战俘在俘虏营里发笑是很危险的，生怕刺激到看守他们的日本人。在日本人眼里，成了俘虏已经够可耻的了，就算没受伤、得疟疾和赤痢这些疾病，也已是废人一个，这些美国人还居然不知羞耻，笑得出来，这是他们所无法忍受的。日本军官甚至要求那些俘虏营的日本看守，也必须遵守给美国战俘下的一些命令，急行军或是乘坐像沙丁鱼罐头似的运输船转移，对日本兵来说已是常事。有些美国战俘还说，一些日本哨兵对自己的违章行为会要求他们帮忙隐瞒。在俘虏营中，公开抗命那可是最重的罪。那些战俘白天要上工厂做工或外出筑路，从外边带食物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只要把食物包起来就可以蒙混带进来。这个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一旦被发现，那就是重罪了，因为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战俘对看守的权威的蔑视。在日本的日常生活和军队中，即便是一句“顶嘴的话”都要受到严惩，因为这就等于是公然向权威挑衅。当然在俘虏营中暴行和虐待也的确存在，但我们只是想对文化习惯行为和暴虐行为进行区分，并非是想宽恕暴虐行为。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日军士兵认为敌军定会虐待俘虏，而最终杀掉他们，所以他们会觉得投降更是耻辱。并且当时在日本有一个说美军用坦克碾死了瓜岛上的俘虏的谣言流传很广，那是因为一些日本兵想要投降，而我军对他们投降的动机十分怀疑，为了谨慎起见才不得不将其杀死。但是这个怀疑也是有理由的，就如一个日军战俘说的那样：“既已下定决心要用自己来祭奠胜利，如果不能壮烈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一个日本士兵除了死亡而别无他法时，常常会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并引以为傲，所以他们被俘之后有可能也会这么做。这种可能性也使我军更加小心谨慎，同时也致使日军投降的人数更少了。
在日本人的思想里“以投降为耻”这一信念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眼里这就是理所应当的，这却与我们的战争惯例截然相反。同样，他们对我们的行为也无法理解。他们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不以被俘为耻，有些战俘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告知本国政府，以便让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日本人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极为震惊又极度蔑视。所以，日本士兵万万没想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主动投降，他们还以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顽强抵抗直至死亡。
日本士兵和西方士兵之间存在一种非常戏剧性的差别，便是日军在被俘后竟会与盟军合作。开始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成为阶下囚的事情完全不能接受，并且完全没有去适应新环境的想法。他们认为失去了名誉，也就没脸再做一个日本人。直到战争就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很少一部分人要求回国，这时对他们来说战争的胜负已无关紧要了。但仍有些人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这与你们的惯例不符，那就允许我做一个模范战俘吧。”一些顽固的军国主义者和一些老兵完全倒戈相向，他们对弹药库的位置做出了明确的指出，详细介绍了日军兵力的配置，帮我们制作宣传品，还与我军飞行员一起乘坐轰炸机指明军事目标。这种种表现，就像他们重获新生，与过去已毫无关联，而且对现在的生活也乐于接受。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俘都是如此。面对种种诱惑，仍有少数战俘冥顽不灵。有些美军指挥官对这些战俘很是谨慎，对他们表面上的协助不敢轻易接受，所以就使得一些战俘营对日军战俘能帮忙根本没抱任何希望。可一旦接受了日军战俘的合作，那么对日军的态度就要由开始的怀疑慢慢转变为信赖。
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美国人是万万没想到的，这与我们的信条也是不相符的。但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就是如此：选定一条道路便会全力以赴地去走完，一旦走不通，就会另作打算。那么，在战后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准则能都加以利用呢？这会不会只是个别士兵被俘后的特殊行为呢？另外，日本人除了这种特殊的战时行为值得我们深思，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制度的作用方式，还有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等问题，也都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