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中国哲学史、明代哲学史，还是明代心学史，王阳明都是有突出地位的思想家。
1.前心学时期
娄谅不仅使阳明树立学圣的信念，还指点其学圣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宋儒格物之学”，也即朱熹理学。
这件事，阳明后来回忆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一是他原先“深契”的“圣人必可学而至”的信念，被“圣贤做不得”的想法所取代。二是对朱子格物之说作为学圣的途径，产生了怀疑。接下来有近六年时间，除二十六岁那年学兵法，“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外，他都“随世就辞章之学”，也即如湛甘泉所说，“溺於辞章之习”。
关于朱学以心与理为二，阳明后来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阳明行导引术，目的显然是为治病养生，但也未尝不是精神的反思与修炼。不过，精神的疾患并非说去就去，由于种种原因，他离世出家的念头还时常浮现，这是自小就有的念头，现在也到彻底了断的时候。
在王阳明走近心学时期之际，尚留下一个问题，值得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二氏之学的影响在其心学历程上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阳明的后半生，也即他的心学时期，时常忆及早先对“二氏”的追求，让我们先听取他的几段原话：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某幼不问学，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释。
鉴于这些观点，王阳明后来提出儒、佛、老、庄皆吾之用的“大道”论。有人问，是否要“兼取”二氏？他回答说：说兼取便不是。
从“大道”论出发，王阳明主张儒、佛、老、庄皆吾之用。对于佛禅心性说，程颐与朱熹原先曾有“偷其说来做己使”的主张。比较起来，王阳明要更正大光明，他承认佛、老之道是性、理的一部分，在此前提下，主张它们皆吾所用，这种眼光与胸襟当是程、朱前辈所不及的。
2.心学时期
正德元年，王阳明归正于圣贤之学，这是在扬弃佛、老基础上的归正，他于气质于胆识，都得到了提升，因此，面对邪恶势力，总能表现出大义凛然的人格伟力。
他在《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中以皇上诏旨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之条为由，指出戴铣等人“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确实，龙场谪居后，王阳明的弟子与年俱增，至正德八年，追随他的门人已初成规模。”
但因此也有一些弟子好为“脱落新奇之论”，针对这一弊病，王阳明在讲学中更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以考察这些“放言高论”之士的“克治实功”。
“致良知”三字几乎包涵了王阳明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很担忧弟子们体悟不到其中的丰富底蕴，亦曾对门人陈九川流露过这种担忧：某於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
王阳明弟子席书等人坚持“礼本人情”，建议新皇只继统不继嗣。
心学兴盛的势头，随着万历朝张居正的主政，又转而受到抑止。张居正在万历朝主政十年，他走的是“尊主威，振纪纲，明赏罚，核名实”的法家路线，他要求士人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无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无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
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与阳明心学的尖锐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