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一世刚启程去欧洲大陆征战，失去军队保护的英伦三岛即刻遭受外敌入侵的威胁。法王路易十四谋划对英格兰发起袭击，詹姆斯二世因此有了复辟的机会。詹姆斯二世位于圣日耳曼的流亡宫廷两年来不断游说法国陆军部反攻英格兰、复辟政权的时机成熟了。由一万孤注一掷的爱尔兰人组成的军队和一万法国正规军士兵在瑟堡附近集结，整个法国海军舰队，在为数众多的运输船和补给船的伴行下，驶往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各港口集中待命。
直到1692年4月中旬，英国政府才获悉法国人的入侵计划。英国人从海陆两个方向积极备战，就像西班牙无敌舰队步步逼近时，全英格兰人闻警而动。成败的关键取决于拉塞尔海军元帅。与马尔博罗一样，拉塞尔已经会晤了詹姆斯二世派出的密使：威廉国王和玛丽女王担心拉塞尔将背叛自己的国家和信仰，而詹姆斯二世强烈地坚信拉塞尔会认清形势，分清敌我，投靠自己。然而，詹姆士二世的追随者们不得不承认拉塞尔明白无误地告诉密使：尽管他爱戴詹姆斯，厌恶威廉国王领导下的政府，但是，如果有朝一日在海上遭遇法国海军舰队，他将竭尽所能摧毁之，哪怕是“詹姆斯二世本人在船上”。他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在开战之日，他激励手下的将士：“假如长官欺骗了你们，你们就把他们扔到海里去，有一个算一个，从我开始。”
1692年5月19日到5月20日，英国和荷兰组成的联合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拉奥格海角附近海面遭遇图尔维尔指挥的法国海军主力。英荷一方拉塞尔麾下的九十九艘军舰搭载了四万人和七千支火枪，而法国海军只有四十四艘军舰，英国和荷兰占据上风。双方展开殊死较量，法国海军受到重创。拉塞尔和他手下的海军将领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穷追猛打，追歼败退的法国军舰，直至追进他们的港口，而这些海军将领们都是在詹姆斯二世追随者们看来忠于己方的盟友。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在岸炮火力的支援下，英国人运用灵活的小型舰队分割围歼了遭受重创的法国海军战舰。詹姆斯二世，这位前英格兰国王眼睁睁地看着打回英格兰、复辟旧王朝的全盘计划随着法国海军灰飞烟灭而化为泡影。
拉奥格海角之战及其随后的战斗，一雪比奇角海战之前耻，纵然威廉国王和安妮公主之间的争斗掩盖了这场重要海战胜利的光辉，但拉奥格海角之战彻底粉碎了法国争夺海上霸权的野心，它是十七世纪的特拉法加海战。
1692年的陆地战斗在西属尼德兰（即今天的比利时）展开。法军初战告捷，一举占领那慕尔。此后战局日渐恶化。8月份，威廉指挥全军夜袭卢森堡元帅。驻扎在斯泰因刻尔克附近的法国军队拂晓时分遭到突然攻击。尽管法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但猝不及防、溃不成军，混乱不堪的状况笼罩营地长达一个小时。危难关头卢森堡元帅镇定指挥，努力重整战斗队形。在此次进攻作战中，英军步兵打头阵，八个精锐步兵团在麦凯将军指挥下向瑞士人发起猛攻，战况之激烈在欧洲历史上可谓空前。趁英军进攻渐成强弩之末，卢森堡元帅命令法国近卫军向敌军发起反击，英军虽短兵相接、殊死顽抗，但实力不济、败下阵来。与此同时，法军从各个方向推进，援军陆续驰援战场。在遭遇法军强有力的反击后，麦凯将军损失惨重，他向威廉国王的亲戚、接替马尔博罗指挥英军的荷兰伯爵索尔姆斯乞求增援。索尔姆斯这个令部下无比厌恶的人物居然拒绝伸出援手，还冷嘲热讽道：“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斗牛犬们到底有多大本事儿！”英军损失了两员良将，士兵死伤过半，若不是荷兰部将奥弗科尔克出手相助，他们难逃全军覆灭的厄运。奥弗科尔克后来在马尔博罗指挥的战役中声名赫赫。威廉国王无力掌控战局，当看到战场上血肉横飞、英格兰人惨遭屠戮时，他不禁潸然泪下，并且惊呼道：“啊！可怜的英格兰人！”战至中午时分，反法联盟军队全线后撤。尽管交战双方伤亡高达七千到八千人，难分胜负，但法国却向欧洲各地宣称法国大捷。
上述事件激怒了英国议会。议会对索尔姆斯勋爵见死不救的行为展开激辩。上议院赞同一个发言，该发言认为英格兰将军不应受到荷兰人的节制，不管其军阶如何。政府发言人煞费苦心地说服下议院议员，使他们相信没有英格兰军官能够在远征大陆的战争中胜任将军职位。议会不顾强烈反对，批准国王继续在来年征战欧洲大陆，而来年又是指挥失当、多灾多难的一年。1693年7月，激烈的兰登大战开始了，在此后的两百多年中，除了马尔普拉凯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之外，没有什么战斗的死伤人数能比得上这次大战了。法国占据上风，具有明显优势。然而，威廉国王决心迟滞法军的进攻，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在兰登河河边靠近根特的区域构筑起坚固的堑壕和栅栏。联盟军队坚守阵地，英勇顽抗，在付出近两万人伤亡的代价后，被法军逐出阵地，而法军只损失了不到一万人。由于卢森堡元帅没有乘胜追击、穷追猛打，威廉国王才能收罗残兵败将，汇聚援军，重整旗鼓，图谋再战。1694年，威廉计划进攻布雷斯特。据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们说，马尔博罗向敌人透露了这一作战计划。英国陆军司令托马什发起进攻之时，遭遇敌军预设阵地发射出的猛烈炮火还击，不得已只好退回船上。部下伤亡惨重，托马什本人也身受重伤，殒命疆场。指控马尔博罗泄密的那封信毫无疑问是伪造的。没有证据证明他向法国人透露了消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法国人从其他渠道获取了详细的情报。英格兰政府粗陋的财政制度难以负担一场欧洲战争的开销。在查理二世时代，英格兰应为经济拮据被迫在外交事务方面处于次要地位的、不甚光彩的地位。威廉三世在大陆的冒险举动迫使英格兰的政治家们重构国家信用和财政体系。
由经过重组后的辉格党组成的第一届战时政府中，查尔斯·蒙塔古是顶尖的财政专家，正是他负责应对主要的难题，从而让在欧洲大陆征战的英军及时领到军饷。然而，黄金储备迅速下降，英格兰的财政官员们为国家财政彻底崩溃而忧心忡忡。重建财政体系的实质性的第一步是创立全国性的信贷机构。多年以前，荷兰人就已有了国家银行，该银行同政府紧密合作。鉴于英荷两国的密切关系，荷兰人的经验自然引来辉格党人的关注。1694年，担任财政大臣的蒙塔古与苏格兰银行家威廉·帕特森联手合作，创设了英格兰银行这一私人机构。在坚持私人企业经营原则的同时，英格兰银行采取联合股份公司的方式，同政府合作，为打理政府财政事务提供必要的融资手段。
蒙塔古并没有止步于此。在哲学家约翰·洛克和财政部官员威廉·龙特的帮助下，蒙古塔计划彻底重新铸造货币。不出两年，重新铸造货币的计划付诸实行。重新构建后的财政系统稳健可靠，正式奠基于此，英格兰此后不仅能够支撑起威廉国王连年征战的开支负担，而且能够经受住西班牙王位继承之争带来的长期考验。这可说是辉格党人最卓越的政绩之一。
1694年年末，玛丽女王身染天花，于12月28日不幸去世。弥留之际，玛丽女王并没有同她的妹妹安妮公主和解。玛丽女王辞世，她的臣民深切哀悼她，她的丈夫威廉国王长久地怀念她。此前，人们普遍认为玛丽女王要比她的丈夫威廉国王长寿，原因是威廉国王体弱气虚、脾气暴躁，各种疾病、战争和阴谋诡计笼罩、侵蚀着他孱弱的身躯。倘若果真如此，一位信奉基督新教的英国女王将独揽朝政，本固邦宁。然而，世事难料，随着玛丽女王与世长辞，王冠现在落到威廉国王一人头上了，他死后，王位必然传给安妮公主。情势的突变提升了安妮公主的地位，她亲密的朋友兼忠实的支持者——可敬可畏的丘吉尔夫妇的地位也随之发生改变了。从玛丽女王咽气的那一刻起，马尔博罗与威廉国王的嫌隙便烟消云散了。他支持威廉国王击破法国霸权的决心，他完全赞同威廉国王的外交风格和策略，威廉国王和安妮女王实现了和解。马尔博罗又闲居了四年之久，不担任战地或国内的任何军政要职。然而，惊人的耐心和对局势发展的远见卓识令他此时出山鼎力支持威廉国王。
1695年，威廉国王仅取得了一次胜利。他从法军手中虎口拔牙般收复了那慕尔。这场胜利使长达七年的战争在1696年便不了了之。尽管素有海上强国之称的英荷两国与德意志一起成功地保卫了自己，但长期的战事令他们心生厌战情绪。西班牙纵然好战，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利奥波德眼睛紧盯着即将悬虚的西班牙王位，垂涎欲滴，他迫切希望继续保持反法联盟。“反法大联盟”开始瓦解，与此同时，法王路易十四也尝到了四面出击、顾此失彼的苦头，希望罢兵和谈。威廉国王无力阻止敌友双方的和平趋向，他认为纷争并没有平息，他希望继续作战，无奈独木难支，他无法孤军奋战。《利兹维克条约》的缔结标志这场世界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实际上该条约只是一纸停战协定，但它有可能带来持久的和平。英国的威廉国王和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相互表达了对彼此的崇高敬意。欧洲可以暂时团结起来抵御土耳其人的进犯。许多人乐观地期望《利兹维克条约》这一抑制法国势力独大的产物会使各方势力达成平衡，然而，托利党人及其盟友毁掉了这一前景。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在于英格兰必须保持强大和充分武装起来，必须具备对等的力量来对抗法王路易十四。然而，托利党人此时强烈反对介入欧洲事务，下议院议员们对税收不满，对各种限制也感到不耐烦，他们便发起了削减开支和裁减军队的运动。战争的压力一旦缓和，他们便要一心裁撤军备、解散军队。停战时，英格兰拥有正规军八万七千人。威廉国王认为保家卫国需要至少三万名士兵和大批军官，但他的大臣们只敢要求保留不超过一万人，而下议院只同意保留七千人。海军也被裁减了，只是裁减的程度小一些罢了。大批退伍官兵流落街头，或流窜到乡村胡作非为。英格兰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表现出非凡的力量和勇气，此时此刻，它却表现得软弱无力且缺乏远见，渐趋衰落。倘若英格兰稍加努力，哪怕不能问鼎霸主之位，至少足可自保。
威廉国王统治时期政治上明显的混乱状态，主要是他不愿依靠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大政党中任何一党的结果。他希望举国一致、同仇敌忾对抗法国，而且他也不愿意在宪制安排上受到任何一方的制约。然而，数月之后，他不得不意识到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对欧洲大陆战争各持己见，难以调和。人们熟悉的英国政治模式开始显现。辉格党人对法国在欧洲大陆侵略扩张造成的威胁高度紧张，他们懂得这场斗争的深层本质。他们对待威廉国王不够老练、缺乏恭敬，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却为建立一个更有影响力和更有效率的战时政府而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托利党人反对英格兰卷入欧洲事务，坚持在人民中间由来已久的孤立主义观点。在威廉国王统治时期，两党轮流交替，主导政局。辉格党主持两三年的战争大局，托利党紧接着利用高涨的反战情绪卷土重来。通过缴纳土地税供给大额军费开支的地主乡绅们必然反对战时政府，战争胜利果实就此付诸东流。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招致地主乡绅阶层的强烈质疑。他们预感到随着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强大的信贷制度将使商业阶级成为争夺政治影响力的主要竞争者。英格兰银行是辉格党人运作的产物。它为政府提供贷款，从战争中攫取利润。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平台。1697年，辉格党施政重心从行政职务转移到英格兰银行方面。由于这一项目，罗伯特·哈利，这位托利党的政治新星，在下议院赢得了权力和地位。
罗伯特·哈利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出生在一个清教徒家庭，打小受到清教徒式的教育，他早年是辉格党人和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基督徒，时间不长他便成为一位深知议会策略和议事程序的大师。可以肯定的是，“延长”辩论、使问题“复杂难解”、制造和利用公众舆论的艺术。在反对宫廷的斗争中，他的政治立场逐渐从辉格党转到托利党，他的宗教信仰从不信奉英国国教转向高教派教徒，最终他成为托利党在教会和政府内的主要代表人物。1698年，他已经成为托利党人在下议院的实际领袖。正是他领导了后患无穷的裁撤军备运动，也正是他力图建立托利党人主导的土地银行，与辉格党人主导的英格兰银行展开竞争。他梦想有朝一日超越国内的议会争斗，步入广阔的国际军政舞台。哈德利得到爱德华·西摩爵士的支持，西摩是他那个时代的超级“伪君子”，势力强大的康沃尔郡和西部的托利党人听命于他。在上议院，哈利得到诺丁汉和罗彻斯特伯爵的襄助。上述四人利用托利党人时常出现的卑鄙情绪。他们将久经沙场的老兵和忠诚的胡格诺派军官一脚踢开，令他们穷困潦倒。他们强迫威廉国王遣散他的荷兰禁卫军。他们不遗余力地挖这个国家的墙脚。他们以和平、节俭和孤立的名义为点燃更可怕的战火埋下了祸根。他们的举动成为后世效法的先例。托利党人在1696年至1699年间的所言所行与他们在1932年至1937年间的所言所行何其相似，历史在重演。在前后两个时期内，迎合党派精神的短视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令政府难以达成目标，为重开战端埋下了致命的伏笔。在托利党的历史上，这些反复出现的卑劣行径抵消了它为不列颠做出的奉献，淹没了它的高尚情操。[1]一股孤立主义的政治浊浪汹涌而来，冲击着英格兰的统治阶级，威廉国王不堪其扰，他考虑退位，返回荷兰。威廉国王保全了英格兰人的宗教信仰和制度，并将他们带入欧洲民主之林的顶峰。然而，现在他要抛弃这个可憎且顽梗不化的民族了。英格兰人的排外情绪溢于言表，他要装看不见，这种情绪是难以克服的。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在执政初期他常常处事不周、行为失当、待人不公，回顾一下他偏爱荷兰人，嫌弃英格兰指挥官以及对英格兰臣民的厌恶和反感，我们便会感到将心比心，责任并不完全在某一方。威廉国王目前的苦楚是在偿还他昔日欠下的旧债。至于英格兰人，他们将为干下的蠢事尝到苦头，在血泊和苦难中痛改前非。此时谈因果报应还为时稍早。
身处困境中的威廉国王再次将目光转向马尔博罗，马尔博罗似乎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肩负未来的人。威廉国王的身体和力量都每况愈下，安妮公主继承王位指日可待，通过安妮公主，马尔博罗将成为实际的统治者。马尔博罗耐心静候，伺机而动。威廉国王渐渐消除了对马尔博罗的敌意。他们两人之间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威廉国王曾放言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他与马尔博罗只有通过决斗才能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两人化干戈为玉帛还有其他原因。威廉国王深深喜爱年轻的荷兰朝臣凯佩尔，数年之内将他从一个侍从提升为政府要人，不久前又册封他为阿尔比马尔伯爵。威廉国王与凯佩尔颇有相似之处：品行端正，聪敏过人。膝下无子、孑然一身的威廉国王十分厚爱凯佩尔，视他为养子。凯佩尔与马尔博罗交好。威廉国王与马尔博罗能够达成和解，凯佩尔功不可没。安妮公主唯一在世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年仅九岁，人们觉得应该给这位未来的储君找一位功勋累累、才能出众、地位显赫的监护人。1698年夏，威廉国王邀请马尔博罗担任小王子的监护人，他说：“先生，请你教导他，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的外甥是不会无所作为的。”与此同时，马尔博罗恢复了军职并重返枢密院。
封冻已久的坚冰已经打破，从马尔博罗平和、务实、善于变通的性格中，身处困境的威廉国王得到了慰藉。1698年7月，马尔博罗受命为上诉大法官（共九人），在威廉国王离开英格兰期间代行王权。从此，威廉国王似乎越来越倚重马尔博罗，而在以往关键的岁月里，正是他自己将马尔博罗的帮助拒之门外。在战争年代，威廉国王冷落了这位军人；在和平时期，威廉国王反而重用他。年轻时候的马尔博罗没有跃马横刀、征战沙场，而在威廉国王统治的晚年却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他在多方辅佐威廉国王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对托利党保持控制，因为他知道尽管托利党有劣迹斑斑，但托利党毕竟是英格兰最强大的一股势力，它代表着某些英格兰民族的根本特性。他还知道，如果没有托利党的首肯，任何外交政策都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他不愿只依靠国王的宠信。安妮公主也是顽固的托利党人和虔诚的教徒。在威廉国王统治的最后岁月，马尔博罗就这样一方面同威廉国王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同令国王感到厌恶的托利党人交往。最重要的是，他支持威廉为阻止不适当裁撤军备而做出的努力，并领导上议院为此进行斗争。1700年，年幼的格洛斯特公爵罹患致命的天花病毒，不幸夭折，这令马尔博罗失去了其监护人的职务。不过，他同西德尼·戈多尔芬保持密切联系，依旧活跃在政治中枢。
此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失去了信奉新教的直系继承者，于是《王位继承法》应运而生，该法宣布威廉国王和安妮公主的继承者应出自汉诺威家族。汉诺威家族是詹姆斯一世活泼迷人的女儿、曾短暂在位的波西米亚王后的后代。《王位继承法》规定：以后英格兰国王必须是国教徒；未经议会批准，非英格兰出生的国王不得发动欧洲大陆战争；未经许可，国王不得出国；外国人不得进入议会和枢密院。英格兰人对威廉三世的不满以此种法律形式记录了下来。汉诺威家族受到来自议会更严苛的限制，这比此前对汉诺威大公本人的限制更甚。议会煞费苦心制订《王位继承法》就是为了保证英国王位能够在新教徒中间世代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