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2010年5月，地点是汉江省第二监狱，那天我去见了一个从没介入过我的生活，但对我一生都产生了影响的人。
“你说的是2004年？没错，那时候我是接到他的一个电话。我记得很清楚，电话响时，蒙特利尔的天刚亮。电话是从国内打来的，确切地说，是从机场打过来的。”
“你怎么能确定是从机场打过来的，你为什么对这件事记得如此清楚？”隔着一方桌子，我抬头看了看对面的女人。她叫辛思思，如今的身份是在押犯人。
她摆弄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说：“周记者，毕竟他的事情令半个国家的人震惊，我能不上点儿心嘛！况且那时候，我还对他有所留恋。”
也是，我暗笑自己有些神经质，一个女人对她曾经钟爱过的男人的一举一动有所留意，这并不奇怪。
她接着又说：“我听到航空公司播报航班的信息，问他在哪里，他说在机场。我便问他在机场做什么。”
“那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要到蒙特利尔来。”辛思思的身体动了动，她拿起面前的水杯喝了一口水。她的双手虽然被禁锢着，但这并不妨碍她喝水。“当时我听到他这么说，挺高兴的，我以为他是来蒙特利尔度假的。后来我在特鲁德机场看见他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情绪并不是很好。我问他要在蒙特利尔待多长时间，他岔开话题没有回答。直到进了他买下来的别墅，他的心情才好了点儿。他告诉我他就待在蒙特利尔，不回去了。我当时很惊讶，似乎感觉到了某些东西。”
“他当时想着出逃，可能是有些害怕吧。”我说。
“是的。”辛思思又抿了一小口水，“其实我也没想到他会那个时候走，我以为他会在汉江省多待几年。”
我有些惊讶。我一直以为吕明是准备好之后才出逃的，没想到他的出逃原来也是仓促成行的。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还想听辛思思多说点儿吕明的事情，可惜，这时候狱警走过来说：“时间到了。”
辛思思朝我莞尔一笑，丝毫看不出身处此种地方的人脸上应有的沧桑：“周记者，其他的事情，我以后再慢慢说给你听。你还会来吧？”
我点点头，说了声“好”，然后起身离开。
那是我第二次见到辛思思。
辛思思是吕明一案的重要人证。我见她也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当初我从父亲的口中知晓有这样一个人，就像是从一团乱麻中找出了线头，喜悦自是不言而喻。
我叫周正，是一名法制记者，名字是父亲起的，他一直希望我做人能做得周正。戏谑的是，我父亲如今却和辛思思一样，身陷囹圄。作为儿子，我对他没有任何怨言，即便在我因为他的事情而被同事疏离的时候。何况，我也一直相信，父亲已经有了悔过之心。否则，上次探监的时候，他就不会眼含泪光。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近六年的时间，六年的忏悔，足够让他想明白一些事情。
直言不讳地说，过去我的父亲是个官瘾很重的人，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被牵扯到吕明的案子中去。他连帮凶都算不上，他的一切都是因为没能遏制住心中的贪念。一步错，便步步错了。他要是坚持不在那份批文上签字，后面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据我父亲说，那是当时很受重视的项目“汉水花园”的土地批文。“汉水花园”是汉江省省委在2001年年底提出的项目，经过近一年的论证，这个项目最终被确立了下来。2003年5月，经过公开招标，项目被当时汉江省最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万华拿下。
然而下批文的时候却出现了点儿问题。那时候我父亲是建设厅下辖的一个科室的主要领导，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官，但凡土地批文，都需要他例行公事地签个字。当万华的人拿着土地批文来找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是很惊讶的。按道理说，这么大的项目的土地批文不应当是由万华的人拿着签的。重要的是，他发现土地批文上的用地性质与项目立项时的土地性质有所区别。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在那张批文上看到了领导的签字。
这一度让他陷入了困境。
他不敢贸然指出这个问题，毕竟批文上面已经有了领导的签字。上级领导都已经签字了，他还能说什么呢？可若是当时就让他在批文上签字，他做不到。即便这个签字可有可无，但是只要签了字，他就得负责任。
所以当时我父亲打了一次太极，将万华的人暂时打发掉了。只是没想到当晚他就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吕明打来的。那时候吕明正是父亲的上级，准确地说，应当是上级的上级。那时候吕明已经是汉江省建设厅的副厅长了。有了吕明的“关照”和“提点”，父亲恍然大悟地在文件上签了字。他没想到，这件事后来竟成了吕明一案的突破口。而他提起辛思思，也是因为从狱警相互的交谈中得知这个和吕明有交集的女人自动投案了。
我第一次见到辛思思的时候，她对我的到来充满戒备。
我还没开口，她便连珠炮似的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你的幕后老板是谁？
我虽对她的敌意已经有所预料，但未曾想到她会这般咄咄逼人。
“我叫周正，是一名记者。”
“我来找你，是想问你一些问题。”
“我想得知吕明案的前后始末。”
“我没有老板。”
我试着一个个地回答她的问题。没想到，她却暴躁起来：“他已经进了监狱，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放过我呢？我不管你是谁，以后都别再来找我了。”说完，她起身就要离去。
我好不容易才见到她，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当然不甘心就这么离开。“要不是他，我爸爸就不会进监狱，我必须知道他的事情。”
我看到她的脚步一顿。看来我触碰到她心底的一些东西。她当即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问道：“你爸是谁？”
我说：“周存义。”
她显出一丝诡谲的笑意：“是他啊！好吧，那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能说服我，我就告诉你。”
我开始调集身体的所有机能，希望能迸发出一点儿灵感，找到一个说服她的理由。可是越着急，脑中越是一片茫然。此刻我感到无奈和窘迫。
“吕明他是个贪官。”
“不够。”
“他害你进了监狱。”
“我是自首的，你不知道吗？”
“他贪的都是人民的钱，作为记者，我有责任还原真相。”
她还是摇头。
“作为儿子，我有责任为父亲洗刷冤屈。”
“你父亲本来就没什么冤屈，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我有些恼羞成怒，红头胀脸不知道应该说或者还能再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她改变了主意：“好吧，既然你是周存义的儿子，那我不妨和你说道说道。”她转身坐下，我惊讶极了，马上也在她对面落了座。
“你想听吕明的故事？想听哪部分？”她问我。
“全部。”我毫不客气地说。既然我有机会挖掘和还原一个真相，那么就不应该放弃这样的机会。
“好吧，那我就从我和吕明认识说起吧。”
我点点头；她笑了下，开始回忆：
“1999年的时候，我是汉江省舞蹈团的一名舞蹈教师，工作算不上充实，但也光鲜亮丽。有一天我们团接到一项任务，说是一周后要为来访的外宾进行表演。这是一件大事。团领导在接到文化厅的指示后，将我叫了过去，郑重其事地交代我一定要安排好这次表演。我点头答应，但是心里实际上是没多少底儿的。那会儿我刚从下面一个市的艺术学院调上来，虽然之前参加过不少大型的表演，但从来没有做过组织的工作，因此难免胆怯，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接到任务之后，我仔细想了许久，决定按照以往我参加这类表演时的情况进行组织。挑选节目，征求领导意见，组织人员排练，一切都进行得很顺畅。在正式表演的前一天，我们在文化剧院进行了一场彩排，效果非常棒。结束之后，我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才觉得心里有了底儿。”
“走出剧场的时候，我还沉浸在彩排成功的喜悦中，没注意就和迎面走来的人撞了个满怀。”
“想必你已经猜到了，那个人就是吕明，但是当时我并不认识他。那时候他也刚从下面调上来没多久，况且平日我又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
“‘对不起。’他似乎有些着急，说了这三个字后就急忙往剧场里面走。”
“我当时也没在意，只是略略打量了一下他，头发乌黑浓密，轮廓方正。”
“原本一切都好好的，可是很不幸，第二天我遇到了一个难题。”
“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出乎我们预料的。”
“舞蹈团的演员小吴因为头天晚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因食物中毒进了医院。本来是还有一名后备演员的，可是头天晚上她向我请假，说自己家里有点儿急事，需要回去处理。我想着反正节目已经排练好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就准了她的假。谁能想到第二天会发生这档子事呢？”
“团长知道这件事后，急得满头冒汗。我没办法，只好说那要不我上吧，先把位置补齐再说。这个时候团长一拍自己光亮的脑门儿说：‘好哇，我怎么忘了还有你呢。’”
“站上舞台时，我惊讶地发现昨天撞上自己的那人竟然就坐在下面，而且坐在前排。他朝我微微点点头，似笑非笑。我竟然就不紧张了。”
“那场演出是成功的，完美开场，完美谢幕。”
“我以为我与他再不会有什么交集，没想到一周之后，我又见到了他。”
“他是来舞蹈团慰问的。那次迎宾的活动是应建设厅的要求安排的，算是一次很成功的对外接待。”
“说真的，我当时对这种活动是很不屑的。我对这种活动的印象一直是：官僚主义的做派，形式主义的东西。普通民众讨厌作秀，因为我们都喜欢实事求是。周记者，你说是吗？”
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虽是法制记者，但往往关注案件本身胜过了关注案件背后的社会原因。
“那是我第三次见到他。我没想到，他就是领导口中的吕厅长。惊讶归惊讶，但在领导面前我不能失了风度和礼数。我像所有人一样鼓掌欢迎。”
“他的致辞简短而真挚，倒不像是官话、套话。期间有几次，我觉得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个瞬间。但当我抬头看他时，却未曾有一次对上他的目光。我以为那是自己的错觉。但后来他向我证明，那不是错觉。”
她说到这里，狱警高喊一声：“时间到了。”她站起身，对我笑了笑，说道：“好了，我该回去了。周记者，再见。”
我也站起身，说：“再见。”
那天从监狱出来，我望着头顶上湛蓝的天空，感觉阳光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脑海中蓦然就冒出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那首广为传播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享受着自由，就像饿了吃东西、渴了喝水那般顺畅，可是像我父亲、辛思思他们，身陷囹圄时方才感受到自由的可贵。
与辛思思的第一次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时间再去看她。那段时间，家中的亲戚、朋友给我介绍了几个相亲对象。我职业不错，年龄尚好，算不得很帅，但也是精精神神的小伙儿一个。姑娘们对我的初次印象都是不错的。然而，我感觉到，当她们得知我父亲的事情后，多多少少都有几分不自在。
我，谁也不埋怨。
不过我很好奇是怎样的缘由让这些不知道我家庭状况的女孩儿来见我。我是个相对悲观的人，对自己一向信心不足。何况这些年来，也确实没做出什么名堂，难免有庸碌和懈怠之感。
但这又是个现实的社会，现实到爱情开始建筑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之上。我们关注的已不是爱情本身的炽烈或者疯狂，而是理性之下对物质条件的斟酌与衡量。我从不觉得理性可怕，相反，理性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种东西。如果辛思思当时理性点儿，就不会和吕明搅和在一起。如果我也理性点儿，后来就不会因为非得探求一个真相而和付雪霏吵起来。
付雪霏是我相亲那会儿遇到的。她就属于那些让我好奇的女孩儿们。我和她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里。平日里我不怎么开车，因为觉得车是用父母的钱买的，开着多少觉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是那天，我妈非让我开着车去，说显得体面一些，可能的话，也顺便送女孩儿回家，再可能，我觉得或许发生点儿什么她也乐见其成。我不情不愿，想着既然是开着车去，那可以晚点儿出门。
可我低估了这座城市的拥堵。
所以我迟到了几分钟。这是很不绅士的行为，至少在我看来是。可是付雪霏很平静，丝毫没显出不悦来。这让我在尴尬不安的同时也有些许欣慰。她不是一般的女孩儿。
“来了？请坐。”她声调平缓，语速适中，让人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
我很抱歉地笑笑：“不好意思，路上堵车，久等了吧。”
“没事，”她笑笑，“你也不是有意的。”
“何以见得？”我叫来服务员，又问她，“付小姐？我可以这么叫你吗？你喜欢喝什么？”
她点了一杯拿铁，我要了一杯美式。
“直觉。”她说。
我知道女人所拥有的直觉是一项很神奇的本领，尤其是对男人的判断，只要女人还没陷入爱里面，判断常常会是十分精准的。
“那按你的直觉，我是个值得交往的人吗？”
“我想我的直觉还没强大到一见面就能对这么复杂的问题做出判断。”她很直接。
既然不兜兜绕绕，那我也索性直言：“付小姐可能不知道，我爸爸在蹲牢房。如果你介意这点，我们可以只做朋友。”
她双手环抱，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隔了几秒，她低下头，似是在思考，但脸上依然是淡淡的神色，不见凝重。
服务员送上咖啡。我搅动面前的咖啡，止不住地想她会不会因此歧视我。我能在别人面前表现得不在意，可在内心里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平静如水。甚至，我已经在她思考的瞬间想象她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拒绝我。
不一会儿，她放弃了双手环抱的拒绝姿态，端起面前的杯子小小地啜了一口拿铁，而后说：“我不介意，但是，你似乎比我介意。”
这让我有种伪装被揭穿了的尴尬，但比之于这种尴尬，我似乎得到了更大的慰藉。
“还好，我只是给别人知情权。”我为自己辩驳。
之后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临别的时候，我提出送她回家，她点头答应。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进一步的接触与交往。闲暇之余，我们会相约吃饭或者散步。生活似乎朝着很阳光的方向发展。家中的亲戚、朋友得知我正在恋爱的道路上奔走，一个个表现得比自己谈恋爱都要兴奋。
两个月后，我和付雪霏确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那天晚上我满怀兴奋告诉母亲后，她脸上笑开了一朵花儿。但是隔天早晨，我却发现母亲神色有些黯淡。我不明所以。
“也许你该去看看你爸爸，你有女朋友的事或许能让他高兴几天。”
我刚拿起杯子的手一顿，心情忽然就沉重了几分。我上次去看他的时候，他身体状态还算好，只是精神状态并不佳。上次他提起辛思思，说我可以去见见她，她知道的比自己知道的更多。我因此辗转找了好多层关系，最后在汉江省第二监狱见到了她。
“好，我去。”
母亲说得对，我应该去。但是，付雪霏呢？
我最终没有叫她，自己一个人去见了父亲。那天父亲听说我谈女朋友了，很是高兴。我还告诉他我去见了辛思思；他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去见她的。你从小就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对事情非得探究个水落石出不可。”
父亲说得很对，我对吕明的案子追根溯源，除了我父亲的缘故外，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与生俱来的强大的好奇心在驱使，但仅是因为这个吗？
我将与辛思思见面的细节和对话尽可能准确地复原给父亲听。父亲听罢说：“其实她也是个苦命的人。”
我十分诧异，忙问为什么。父亲说，据他所知，辛思思从下面的市里调上来，是费了一番周折的。辛思思在调来省城江州之前，在江北市的一所艺术学院工作，传闻她和艺术学院的院长王维民有些不清不白的关系。她的调离，将这个谣言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了。后来王维民因为作风问题被撤职，但故事的女主人公却是辛思思在那所学院时关系最好的一位女老师。到汉江省舞蹈团后，辛思思一直很低调。那时候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她与哪个男人亲密接触。于是大家猜测她以前肯定被哪个男人伤过。
“听你这么说，我想那时候可能正是她与吕明开始接触的时候吧。”父亲说道。
见完父亲的第二天，我又去看了辛思思，这就是我和辛思思的第二次会面。
辛思思对再次见到我似乎并不意外。简单寒暄过后，她径直问我是不是接着上次的故事继续讲。
我愕然地点点头。辛思思问我上次说到哪里了。我提醒她说到吕明慰问舞蹈团的事。她“哦”了一声，然后说：“讲话结束后，我代表全体演出人员从他手中接过了礼物。这时我才算是在近距离认真地看了看他。他大约四十岁刚过，国字脸，身上的官场气息并不浓重，反而像是一个儒雅的学者。他将礼物放到我手里时，不易被觉察地对我点了点头。我不能失礼，我说了声‘谢谢’，接过礼物后面向下面的所有人鞠了一躬。仪式快结束的时候，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对我说吕厅长想要见见我，让我别着急走。我当时感觉有些奇怪，又有些莫名的兴奋。”
“那个年轻人是吕明的秘书赵成功吗？”我查过吕明的资料，他在外逃之前的秘书就叫赵成功，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后来因为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进了监狱。
“哦，不是。”辛思思摇了摇头，“赵成功是他后来的秘书，那时候他还没换秘书。那个年轻人姓顾，我一直叫他小顾，其实他和我年纪差不多。”
“那天吕明和你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我得仔细想想。”她抬头，斜睨着房顶，显然是在努力地回忆，但最终失败了。“抱歉，我现在只记得他当时很有礼貌。”
“礼貌？”我追问。
“是的，很有礼貌。因为他亲自泡茶端给我。怎么说呢，也许在你们眼里他就是个贪官，但是在我眼里，他比更多人具有人情味。他礼貌、儒雅，懂得照顾人，身上有着成功人士富于吸引力的魅力。我当时就是被他身上的这种气质吸引的。”她说着，自己笑了起来。
我看着辛思思，想象不出当年的吕明是一个多么有魅力的男人。我没见过吕明，但他在报纸和网络上的形象完全是两极的。他穿着正装、打着领带的样子，显示出他的成熟稳重，那是他过去出席各种会议、活动时别人拍下的。而另一种样子，则是饱含风霜、面带颓废的，那是他被捕时候的样子。在那间昏暗的地下室里，美利坚警方强烈的手电光毫不留情地射在他脸上，他的眼神茫然而无助，极像一只被猎人逮住的小兔子。灰白的头发显现出苍老与黯淡，让人从心底生出几分怜悯。他的颓败，着实让人无法将他与辛思思口中那个儒雅、风度翩翩的男人联系起来。
“那你们是怎么好上的呢？你又是为什么出国？”
“那天之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但也只是认识而已。真正与他走得近，是在他帮我解决了一件事情后。”
“什么事情？”
辛思思有些犹豫。我刚想说如果你不方便，那就不说的时候，她说：“这件事与我之前所在的艺术学院的院长有关。”
我脑海中马上闪现出一个名字：“王维民？”
辛思思有些诧异：“你怎么会知道？谁告诉你的？”
“我爸爸，我昨天去看他了。”
“他说了什么？”
“他说之前传闻你和王维民关系不一般。”我斟酌了下用词，尽量不带刺激性的词语。
辛思思笑了两声：“我还以为他真的知道什么。看来你爸也不过是流言听多了而已。”我没有搭话，她继续说，“其实我和王维民之间一点儿龌龊事也没有。要说有关系，那也不是直接的关系。王维民出事的时候，我已经在省城江州了。我刚去艺术学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姓刘的女孩儿。她虽然比我大点儿，但因为我们俩是差不多同时到艺术学院的，关系自然也就亲近些。没想到那女孩儿后来和王维民好上了。王维民是有家室的人。这等于说刘晓婷她当了小三。”
在我还没意识到什么的时候，空气就停滞了下来。
“周记者，你是搞新闻的。你说，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小三，都没有好下场？”她自嘲地问，然后又搭了一句，“其实在感情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小三这样的字眼儿。”
这个问题让我慌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这般直白，陈述又是这般平静。我已经工作五年了，了解过的不少案子在其中都涉及婚外感情，有时候我自己也很迷惑，究竟处在道德之外的感情应该如何被看待？我还没有结婚，但是与付雪霏的交往良好，也许她会是我未来的妻子。但是我能保证在持证上岗的生活中不会脱离原本的轨道吗？也许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保证终生只爱一个人，我们能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对他忠诚就已经是最道德的了。
她叹了一口气，不知是为那个叫刘晓婷的女孩儿还是为她自己。“在感情里面，在很多时候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尤其是深爱一个人的时候。晓婷为他笑，为他哭，为他揪心难过。那时候我不理解，只当她是被王维民的花言巧语迷住了，不止一次地劝她要理智些，要放手。可是她就不，她像飞蛾，明知前面就是火，会把自己烧得灰飞烟灭，但还是义无反顾。”她忽然转了话题问我，“周记者，你应该谈过恋爱吧？你结婚了吗？”
我摇摇头：“还没。”
“那我劝你一句，如果结了婚，就一心一意对一个人好；要不然，伤的人就会成倍成倍地增加，痛苦也会成倍成倍地增加。”
“既然王维民的事情与你无关，那你说的吕明帮你解决事情算怎么回事？”
“王维民的事情是与我无关，但是刘晓婷的事情就和我有关系了。”
“所以，是刘晓婷求过你？”
“也不。”她停了下，“她跟我哭诉过。我是个心软的人，看她那个样子，就想帮帮她。当时我哪敢给她什么承诺啊。我就是一个小教师而已，吕明可是厅长，人家会不会搭理我都不一定。”
“但后来他帮了你。”
辛思思点点头：“没错，他帮了我。他听完我的请求后，低头思索了一会儿，最后说他会尽力让事情的负面影响小一点儿。”
我对王维民和刘晓婷一事的认知还停留在单纯的婚外情上，这会儿才想起来应该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不然不会需要吕明帮忙。“王维民的事情，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婚外情吧。”
“贪污、受贿。”辛思思说出了在我内心隐匿着的两个词，“他是艺术学院的副院长，有些开支难免经过他的手。雁过拔毛，那也是贪污。至于受贿，自然是少不了的。但凡有点儿权力的人，就必得面临被人贿赂的问题。王维民其实还算是个好人，他不过是没抵挡住诱惑，拿了点儿蝇头小利。不过当时风声紧，再加上他和刘晓婷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所以事情就棘手了许多。”
有时候舆论是能置人于死地的。我为此曾得到过终生难忘的教训。
我在刚工作的时候跟过一个案子，一个农民工横闯马路时被一辆奔驰车撞到了。过错本来在农民工一方，但我们却习惯性地将谴责加诸到强势群体身上。巧的是当天事发地点附近的摄像头坏了，这个消息给了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网民们十分热心，大量带有情感倾向性的帖子将社会舆论导向了错误的一边，攻击的矛头直指奔驰车主。一时间舆论哗然，都道是奔驰车主不遵守交通规则，撞了人还理直气壮，又暗中发动势力让相关的交通部门为他洗白。
那时候我刚出校门，还没成熟到明白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更多理性的道理，仅凭一腔热血就理直气壮地为农民工兄弟辩护，用字字珠玑的檄文讨伐奔驰车主代表的所谓强势群体。那篇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我自鸣得意，以为终于找到了当记者的成就感，以为终于以笔做匕，狠狠刺向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与黑暗。
现在想起来多么可笑。我们推波助澜，将奔驰车主推向破败的深渊。他的公司因为负面新闻的影响难以维持运转，一段时间后宣告申请破产保护。除去财产上的损失，他的精神压力大到头发一把一把地脱落，周围人的鄙弃与厌恶更让他难堪。此后，他开始了艰难的维权之路。
世界有时候真是不公平的。他活着的时候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死后却得到平反。可是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拯救他从十八层楼上跳下去的绝望。死亡让任何真相的意义都减半了。他用死亡换来的真相和平反新闻，让我这个当记者的、曾经的“帮凶”无法释怀。这是我犯过的最大的错误。“你是帮凶！你是帮凶！”这样的声音长久盘桓在我脑中，似是沉重的枷锁，压得我透不过气。
从那以后，我告诫自己，不要盲目轻信任何舆论。
辛思思放下水杯时磕到桌子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注意力。
她看我有些出神，问道：“你怎么了？”
“没事。”我又问她，“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我只知道王维民填上了账上所有亏欠的钱，只落了个乱搞男女关系的骂名。我并不知道吕明怎么操作的，我后来也没问过他。”
“那你跟他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什么时候……大概是2001年吧。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到三年，但我们却纠缠了半辈子。所以说，人得认命，宿命是逃不掉的。2003年冬季我去了加拿大，隔了半年，他也跟过来了。”
“你们是提前商量好的吗？”
“商量什么？”
“比如，你打头阵，先摸清情况，他再过去。”
“周记者，你想象力太丰富了。”辛思思手向上提了提，我猜她是想掩嘴而笑，但手铐制约了她，她只能无奈地放下手。
我心中有了几分惋惜，大概是为手铐剥夺了面前这个并不年轻的女人的自由。“那他去那边之前，没给你去个电话什么的？”
“你说的是2004年？没错，那时候我是接到过他的一个电话。”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