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之后，对我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这与前几年那单寒羁旅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我与丈夫情意相投，志趣爱好和共同的工作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几乎总在一起，很少分开，以致我只保留有皮埃尔写给我的有数的几封信。我丈夫在教学之余，把时间几乎全都用于在他教学的学校实验室里做实验，我也获准与他一起在实验室工作。
我们的住所就在学校附近，所以来去都不会花多少时间。由于收入甚微，我们不得不花不少时间来料理家务，尤其得自己动手做饭。这样一来，就与我们的学习与研究产生了冲突，想要妥善处理这一矛盾并非易事。不过我还算坚强，总算勉勉强强地把两种矛盾处理好了。让我尤为高兴的是，小家庭的生活没有被这些家务琐事搅乱，我们仍旧能过上温馨平静的日子。
我在实验室工作的同时，还不得不学习少量的课程，因为我决心参加师资合格证书考试，以便日后在女子中学任教。经过数月的努力，1896年8月，我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在实验室工作之余，我们主要的消遣方式就是散步和骑自行车去郊外野游。皮埃尔对户外活动非常喜欢，对于森林里的动植物有着极大的兴趣。他的足迹踏遍了巴黎附近的一座座森林。我一向也喜爱农村，所以经常夫妻双双饶有兴趣地骑车郊游。这种郊游对我对他都有很大的好处，使我们的大脑在紧张的科学研究之后得以充分地放松，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郊游归来，往往还会带回几束香气扑鼻的香花野草。有时候，游兴高涨，竟致忘了时间，直到深夜方归。我们还定期地去探望皮埃尔的父母，他们为我们留着专用的房间。
假期里，我们可以骑上自行车，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的足迹踏过奥弗涅和塞樊纳山区，以及海边的许多地方。我俩都非常喜欢整天的长距离的远游，每天晚上总要找一个新的地方歇息。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皮埃尔就会老想着回到实验室去干活儿。有一年假期，我们一起去了喀尔巴阡山区看望我的家人，而且，因这次远行，皮埃尔还学会了几句波兰话。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科学研究。皮埃尔对自己所教授的课程非常认真，仔细地备课，我有时也帮他收集一些资料。在帮他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也同样有所收获。不过，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用于科学研究。
那时候，皮埃尔还没有自己的个人实验室。学校的实验室虽然可以使用，但却不能满足他的研究需要。因此，我就把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角落辟作“实验角”。地方虽然狭小，但却可以想用就用，不受约束。我从这件事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在条件不甚满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想法改善条件，心情愉快地工作。这一时期，皮埃尔忙于晶体研究，而我则在研究钢的磁性。1897年，我的这一研究结束后，当年就发表了研究报告。
这一年，我们爱情的结晶，女儿艾莱娜出生了，这使得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个星期之后，皮埃尔的母亲又去世了。我们于是便在巴黎郊区租了一个带花园的屋子，把他的父亲接过来与我们同住。皮埃尔生前，我们同他父亲一直生活在一起。
女儿出生了，严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怎样既哺育照料女儿又不放弃科学研究呢？如果放弃科学研究，对我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皮埃尔也觉得我不应该放弃研究，而且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他经常说，上帝特为他造就了我这么个好妻子，就是要让我与他分享一切。我们俩谁都没有考虑放弃我们如此珍爱的科学研究工作。
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得不雇一个女佣了，但我仍旧亲自照料女儿的一切琐事。当我去实验室干活儿时，女儿就交给她的祖父照看。爷爷非常疼爱自己的孙女，好在有了小孙女，他的生活也增添了无尽的欢乐。家人之间的相互关怀、体谅，使我得以安心地从事研究，而且也没耽误对女儿的照料。只有遇到特殊情况，譬如女儿生病什么的，我就得整宿整宿地照看她，生活规律也就随之被打乱了。
由于我们如此以事业为重，不愿意受到不相干的事情的打扰，所以我们交往的朋友为数甚少。偶尔有一两位与我们比较熟识的科学家到访，我们也就是在客厅或花园里交谈，而且我还一边为女儿缝缝补补什么的。在亲戚方面，只有皮埃尔的哥哥与我们一直来往密切，至于我娘家的亲戚，因为离得太远，所以来往不多。我的姐姐、姐夫这时已回到波兰创业去了。
正是这种平静而完全符合我们心愿的生活方式才使得我们能够完成一生中的伟大事业。这种科学研究事业始于1897年，从未中断过。
我决定要写博士论文了。当时，亨利·贝克莱尔正在从事稀有金属铀盐的实验。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引起了我的关注。当贝克莱尔把铀盐用不透光的黑纸密封之后放在照相底片上，便发现底片会被感光，仿佛受到日光照射过似的。贝克莱尔认为，底片之所以被感光，是因为铀盐能放射出一种射线，而这种射线又与日光有所不同，它能穿透不透光的黑纸。此外，贝克莱尔还通过实验证明这种射线能够使得验电器放电。一开始，贝克莱尔错以为铀盐射线的产生是因为铀盐曾经在日光下暴晒造成的，但他后来发现铀盐在黑暗中存放几个月之后，仍旧可以放射出这种新发现的射线。
皮埃尔和我都对这种新发现的射线感到极大兴趣，并决心对它的性质加以研究。如果想研究这种新射线，首先得对它作精确的定量测量。于是我便利用验电器放电的特性进行测量，不过我没有像贝克莱尔那样使用一般的验电器，而是用了一种能作出定量测量的设备。我当初用来测量的这些设备的模型，现已陈列在美国费城医学院。
不久，我们便获得了有趣的结果。我们的实验结果证明，这种射线的放射实际上是铀元素的原子特性之一，而与铀盐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无关。任何铀盐，只要是所含铀元素越多，它放射出的射线也就越强。
我于是又想进一步地弄清楚，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元素也能像铀盐一样放射出同样的射线？很快我便发现，钍元素也具有同样的特性。正当我准备对铀和钍的放射性做进一步的研究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有意思的情况。
我曾有机会用放射性方法检验过一定数量的矿石。如果这些矿石能够产生相同的射线的话，那就可以确定它们含有铀或钍。如果这些矿石的放射强度与矿石所含的铀或钍的成分成正比的话，那就没什么可以惊诧的了，但事实上却大不一样，有些矿石的放射性强度是铀的三四倍。我对这一新发现进行了仔细的查核，最后认定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得出的只有一种解释：在这种矿石中含有一种未知的元素，其放射性远远超过铀和钍。皮埃尔对我的分析表示赞同，于是我便希望能够尽快发现这一未知的元素。我深信，只要我和皮埃尔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科学之路，这是我们开始时所没有预料到的，而且，我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条新的科学之路。
一开始，我并没有指望这种矿石含有较多数量的新元素，因为它早就被人再三地研究分析过了。我最初的估计是，这种矿石的新元素的含量超不过百万分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我的这种估计还是太高，真实的含量要大大地小于百万分之一。这就更加说明这种新元素的放射性极强。假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种含量微乎其微的话，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决心有勇气坚持下去，因为我们的设备很差，经费又不足。现在回想起来，幸亏不知道难度会这么大，所以决心才很大，真正干起来之后，尽管发现困难重重，但研究的成果却在不断地显现，所以劲头儿也就大增，不去想那些困难了。经过几年勤奋刻苦的努力之后，我们终于把这种新元素分离出来了，它就是今天人人皆知的镭。现在我把我们的研究和发现它的情况简略地介绍一下。
开始研究时，我们并不了解这种未知的元素的任何化学性质，只是知道它的放射性极强，于是我们就紧紧抓住这条唯一的线索不放，穷追不舍。第一步就是想法从圣约阿希姆斯塔尔运来铀沥青矿，对它进行分析研究。除利用常用的化学分析方法以外，我们还用皮埃尔发明的精密计电器，精确地测量不同部位的放射性。这种方法今天已成为一种新的化学分析法的基础了。后来，这一分析法被逐渐地加以改进完善，被许多人所采用，而且他们因此也发现了其他几种放射性元素。
研究了没几个星期，我们便深信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因为未知的那个新元素的放射性在有规律地增强。又过了几个月，我们便从铀沥青中分离出一种与铋混合在一起的元素，其放射性大大超过铀元素，这种新元素具有明确的化学性质。1898年7月，我们便宣布了这种新元素的存在，并命名它为钋，以怀念我的祖国波兰[2]。
在发现钋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从铀沥青矿里分离出来的钡盐中含有另一种未知的元素。我们随即又紧张地工作了几个月，终于分离出来第二种新元素，我们后来才知道它比钋更为重要。1898年12月，我们宣布了这一发现，命名这种新元素为镭。
尽管我们确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两种新的元素，但仍然有许多实际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因为我们只是利用放射性的特性从铋盐和钡盐中发现了含量微乎其微的新元素，现在得把它们从纯元素的形式分离出来。我们立即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
但是，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设备条件太差，而且还需要大量的原矿来进行化学分析。我们既没钱购买这些原矿，没有实验室来做分析实验，也没有助手相帮。我们得白手起家，从头干起。如果说我姐夫认为我在巴黎的早期学习时期是我一生中的英勇卓绝的时期的话，那么我敢于毫不夸张地说，我与皮埃尔一起从事这项研究的时期则是我俩共同生活中的最最伟大、最最英勇的时期。
从先前的实验中我们相信，在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炼铀厂冶炼后的铀沥青矿废渣里，一定含有镭元素。该工厂属奥地利管辖，我们设法获准无偿地得到这些废渣。废渣倒并不值钱，但要把它们弄到巴黎却是件令人大伤脑筋的事情。几经周折，我们成功地用袋子装着这些混有松针的褐色废渣，把它们运到我们的实验室的门前，那一时刻，我真的是高兴得跳了起来。后来，我们更得知这一袋袋的废渣的放射性比原矿还要强，我们真是惊诧不已。这些废渣原是堆放在工厂外面的松树林里的，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对我们来说，真是老天有眼，帮了大忙了。后来，奥地利政府应维也纳科学院的要求，又允许我们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好几吨这种废渣。我们从实验室里分离出来的镭，全是利用这些废渣。后来，我收到的那位美国女友赠送的镭是用其他矿石提炼出来的。
物理和化学学校并未为我们提供合适的实验场地，但幸运的是校长准许我们使用先前作为解剖教学用房的一间废弃的木棚。木棚顶上有一个很大的玻璃天窗，只不过有多处裂痕，一下雨就会漏水。棚内夏天闷热潮湿，冬天阴冷难忍。虽然可以生炉子取暖，但也只是火炉旁边有这么点热气而已。此外，我们还得自己掏钱购置一切必备的仪器装置。木棚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松木桌和几个炉台、气灯。做化学实验时，常会产生有毒气体，刺鼻呛人，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实验移到院子里去做，就这样，棚内仍旧有毒气进来。我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拼命地干着。
尽管如此，我们却觉得在这个极其简陋的木棚中，度过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有时候，实验不能中断，我们便在木棚里随便做点什么当作午餐，充充饥而已。有时候，我得用一根与我体重不相上下的大铁棒去搅动沸腾着的沥青铀矿。傍晚时分，工作结束时，我已像是散了架似的，连话都懒得说了。还有的时候，我又得研究精密的结晶，进行分离，就必须待在灰尘四起的室内。灰尘会影响浓缩镭的程序，难以保存好分离出来的东西，让我苦恼至极。唯一让我觉得满意的是，没有人前来打扰，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做我们的实验。实验做得很顺利，眼看令人满意的结果即将获得时，我们会激动不已，说不尽的欢欣鼓舞。但有的时候，干了半天却不见成效，沮丧失望的心情也在困扰着我们。不过，这种情况持续不一会儿，我们就又去考虑新的设想新的工作了。工作间歇，我俩便在木棚中踱来踱去，一边冷静地思考、讨论正在做的实验，那种喜悦心情也是难以表述的。
有时候，我们夜晚也跑到木棚里去，这也是我们的一件高兴的事。我们可以在玻璃瓶或玻璃管里看到我们提炼、分离出来的宝贝在向四周散发淡淡的光彩，真是美丽动人，令我们既欣喜又激动，那闪烁着的奇光异彩，宛如神话中神灯的光芒。
几个月的时间里，除了短暂的假期之外，我们从未中断过实验研究。我们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向我们表明，我们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因此，我们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大了。后来，我们的研究工作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不仅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废渣，而且还可以在工厂里进行初步的提炼，这就大大地方便了我们，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精确的分离工作。
到了这一阶段，我就专门从事提炼纯净的镭，而皮埃尔则专心研究新元素散发出来的射线的物理性质。直到我们处理完一吨的铀沥青矿渣之后，确定的结果才得出来：在含镭最丰富的矿石中，一吨原矿石所含的镭尚不足几分克。
最后，我们分离出来的物质终于显示出元素应具有的性质来。这种元素具有与其他元素极为不同的光谱。我们还能确定它的原子量的值远远大于钡。我们是1902年获得这些结果的。当时，我们提炼出来一分克的极其纯净的氯化镭，就这样，确定镭为一种独立元素的必要证据就完全掌握了。这一工作花费了我们四年的时间，说实在的，如果设备齐全、资金充足的话，也许一年足矣。我们孜孜不倦地求得的结果，奠定了放射性这门新的学科的基础。
几年后，我又提炼出几分克绝对纯净的镭盐，并更加精确地测定出了它的原子量。这之后，我还提炼出了纯金属镭元素本身。不过，1902年仍旧是镭的发现及其性质的正式确定的年份。
在这几年中，我们夫妇二人全部心血都用在了研究工作之中，同时，我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1900年，日内瓦大学意欲聘任皮埃尔为教授，但就在这个时候，巴黎大学却聘他为该校的副教授。而我被聘为位于塞弗尔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所以我们没有前去日内瓦，而是选择留在巴黎。
我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工作得非常开心，我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到实验室去实际实验，以提高她们的动手能力。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女生，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被录取的，入学之后，不努力学习很难通过考试，只有取得了优异成绩方能成为中学的老师。进入该校的学生个个勤奋好学，作为老师的我当然也乐意尽自己的能力去教好她们的物理。
但是，自我们的发现公布之日起，我们的知名度日见高涨，以致实验室的宁静被扰乱了，渐渐地，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受到了干扰。
1903年，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年的年末，我和皮埃尔以及贝克莱尔因发现放射性和放射性元素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之后，报章杂志大加颂扬，致使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法安心工作，每天都有人登门造访，有的请我们去作报告，有的则向我们约稿。
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的殊荣。而且，奖金数额很高，这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已是精疲力竭，两个人往往总有一个体力不支，以致我们都未能在当年前往斯德哥尔摩去领奖和发表演说。一直到1905年，我们才到瑞典首都去的，由皮埃尔做了接受诺贝尔奖的答辞。在那里，我们受到瑞典人民的热情欢迎与接待。
我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导致身心疲惫。可现在，由于获奖后，报章杂志大加颂扬，探访者不断，让我们疲于应付、不胜其烦。我们所喜爱的平静的、规律的生活完全被破坏了，工作和生活全都受到了影响。我已经说过，我们必须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才能继续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科学研究工作。前来探访的人虽说是用心很好，但却不知这样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904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艾娃·德尼斯出生了，我只好暂时停止做实验研究。这一年，由于荣获诺贝尔奖，再加上社会上的一片赞扬之声，巴黎大学终于聘任皮埃尔担任新开设的一个讲座的教授，同时还专为他弄了一个实验室，委任他为实验室主任。这个实验室并不是新修建的，而是把原先空置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们使用而已。
1906年，正当我们准备告别我们已使用多年并给我们以无限欢乐的那座木棚时，一场飞来横祸降临在我们的头上。我的皮埃尔被夺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并继续我俩的共同事业。这场灾难使我失去了我人生旅途上最亲密的伴侣和最好的朋友，其严重影响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加以表述。
这一沉重打击让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状态，觉得自己完全丧失了面对未来的勇气与精力，但是，皮埃尔的那句话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使我不在了，你也必须继续干下去。”
皮埃尔的不幸去世正值他的名字和成就为公众所了解和认知的时候，所以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科学界，大家扼腕叹息，无不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巨大的损失。因此，巴黎科学教育界决定让我接任皮埃尔担任了一年半的讲座教席。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决定，因为迄今为止，这种教席尚无一个女性担任过。巴黎大学作出的这一决定，的确让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使我得以继续进行原来的研究，不然的话，我很可能不得不放弃了。我本来没有获此殊荣的念头，除了一心想着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而外，我没有任何的野心与奢望。在这种悲痛难忍的情形之下，让我担任这一教席，不禁使我悲从中来。我在担心自己是否能承担起这一重任。犹豫再三，我觉得至少应该试一试看。于是，自1906年秋天起，我以副教授的资格开始在巴黎大学讲课。两年后，我被聘为正教授。
失去了皮埃尔之后，我生活上的困难不免大大增加。以前是我和皮埃尔两人共同承担的事情，现在只好由我独自去承担了。我必须亲自抚养两个女儿。皮埃尔的父亲仍然继续住在我那里，他主动提出与我共同承担家庭的重任。他很高兴能帮着照料两个孙女，经历丧子之痛后，两个孙女是他唯一的慰藉和欢乐。在他的帮助下，两个女儿才得以享受到家庭的欢乐。我们心中的隐痛绝不在女儿们面前流露出来，毕竟她们年龄太小，不能让她们过早地去品尝人生的酸楚悲痛。皮埃尔的父亲喜欢乡间生活，所以我们便在苏城租了一所带花园的屋子，离巴黎城里只有半小时的路程。
乡间生活确实好处多多，不仅我公公可以在此安度晚年，两个女儿也可以经常去空旷的田野间玩耍。我白天要上班，经常不在家，只好请了一个保姆。开始请的是我的一个表亲，后来又换了一个挺厚道的女子，后者曾带大过我姐姐的一个女儿。两位保姆都是波兰人，所以我的两个女儿都会说波兰话。我的波兰亲属们也不时地来看望我、安慰我，通常我都让他们假期来，设法在法国海滨相会，有一次我还和他们在波兰山区待了一段日子。
1910年，我敬爱的公公久病不治而去世，我真的是伤心悲痛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卧病在床期间，我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守在病榻旁陪护他，听他讲述往事。我女儿当时已十二岁了，对爷爷的逝世尤为悲痛，她已懂得有爷爷的关爱是多么的重要，她无法忘却往日祖孙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苏城没有什么好的学校。小女儿年岁尚小，她需要的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譬如户外游戏、散步、入门教育什么的。她已经显示出活泼、聪颖的个性特点，尤其喜爱音乐。她姐姐有点像她父亲，不怎么活泼，智力上反应也较为迟钝，但很明显的地方是理解问题和善于推论的能力很强，似乎会像皮埃尔和我一样，适合搞科学研究。但我并不想让她进中学念书，我总感觉到中学的课程太多，上课时间太长，并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发育。
我认为对孩子的教育应该顺应其身心的健康发育、成长的需要。另外，还应该让孩子们更多地学习文艺知识。可是，在大多数学校里，过多的时间用在了读写和练习上，家庭作业也不少，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些学校设置的大部分理科课程与实践相脱节。
大学圈中有一些朋友同意我的观点，于是我们便组织了一个互助合作小组，共同负责对我们的子女进行一种新型的教育。我们每人各担任一门指定的课程。虽然大家工作都很忙，再加上孩子们的年龄大小不一，但我们的热情不减，对这项教育改革的实验兴趣很浓。我们在不多的课时里，把理科和文科的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效果颇佳，而且所有的理科课程都配合着做实验，孩子们对此也很有兴趣。
我们这么干了两年，大多数孩子都有所收获、有所长进，尤其是我的艾莱娜。经过这种学习之后，她竟能插进巴黎一所中学的高年级班，而且未遇太大的困难，各门功课均通过了考试，最后以小于一般学生的年纪进入巴黎大学，学习理科专业。二女儿艾娃没有获得我们的这种新模式的教育，但后来也进了一所学院。一开始只是选修部分课程，后来才转成正式学生，学习全部课程，学习成绩尚可，我还比较满意。
我对两个孩子的体育锻炼很上心，除了户外的散步以外，我还很重视她们的体操和运动。在法国，对女孩子这方面的教育往往不够重视。我要求两个女儿每天都得做柔软体操，还经常带着她们去山里和海边度假，所以她俩都会游泳、划船，至于远足或骑车远游，对她们来说更不在话下。
当然，我的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用于科学研究，只是兼顾着对她俩的照料而已。有些人，尤其是女人，往往会问我是怎么把这两者处理得如此好的。确实，这并非容易做到的事，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并且还要作出一定的牺牲。我与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一直感情甚好，相处甚得。家庭生活中，重要的是相互体谅，彼此尊重，否则彼此之间是不可能感到愉快、自己也不可能精力充沛的。我们母女之间从来不说一句伤人的话，从来不做一件自私自利的事。
1906年，在我接替皮埃尔在巴黎大学的教席时，我只有一间勉勉强强可以工作的实验室，不仅狭小，而且设备也不齐全。皮埃尔在世时，有一些科学家和学生在帮助他一起工作，我接任后，也因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才得以继续研究下去，而且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1907年，我获得安德鲁·卡耐基先生的宝贵的友好赞助，他赠予我的实验室一笔奖金，作为研究之用，使一些有所成就的科学家和学生得以专心于研究。这种赞助很有价值，可以使那些有志于科学研究并且具备研究才能的研究者完成自己的心愿，不致中断研究。为了科学研究事业，社会贤达、有识之士应该多多地设置这种奖金。
当时，我的奋斗方向是竭尽全力提炼出几分克极其纯净的氯化镭来。1907年，我已测出了镭元素的新的原子量，到1910年，我终于提炼出了纯净的金属镭。这种提炼和测定过程非常精密，需要特别地细心。在一位著名的化学家的大力帮助之下，我才获得了成功，成功之后，我没有再去重复这一实验，因为这种实验过程有丧失镭元素的可能，只有极其小心极其谨慎地操作才可能避免镭元素的丧失。这次成功使我终于见到了这神奇而美妙的白色金属镭。但我不能把它保持在这种美妙的观赏状态，因为许多实验在等着使用它。
而钋元素我却一直未能将它提炼、分离出来。原因是在原矿中它的含量比镭还要少。不过，我的实验室里有一些含钋量很丰富的物质，我们可以用来做各种重要的实验。其中，尤以钋放射时产生的氦气对实验来说最为重要。
我还专门花了一番心思把实验室里的各种测量方法做了很好的改造。我说过，镭之所以能被我们发现，是精密的测量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想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密度的方法，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其他一些新的发现。
我想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用镭产生的镭射气来测定镭的数量。我们立即采用了这一方法，结果测出一毫克的千分之一左右的极微量的镭，而且测量得十分准确。对于数量比较多的，我们就使用镭射线中具有较强穿透力的γ射线加以测量。我的实验室中就有这种设备，利用这种射线测量镭的数量比用天平来测量既快速又精确。不过，要用这种新的方法，首先得有一个经过缜密确定的新标准。
对镭的测量方法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作为实验和科学研究的标准加以使用。除此目的以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且紧迫的原因：镭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日益迫切，所以如何控制其使用量以及射线的纯净程度都是必须解决的大事。
在法国，就镭对生物所造成的种种影响曾经做过初步实验，效果不错。实验时所使用的镭就是我的实验室提供的。那时，皮埃尔还在，实验的结果令大家兴奋不已，因此，一个崭新的医疗分支——镭疗法（在法国被称为“居里疗法”）首先在法国诞生了，随后其他国家也普遍地使用起来。由于镭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制镭工业也相应地迅速发展起来。第一家工厂在法国率先建起，而且成功地发展起来。随后，其他国家也相继建起了制镭工厂，其中最大的一家目前建在美国，因为美国蕴藏着含镭丰富的钒钾铀矿，这种矿提炼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由于制镭工业的发展，镭治疗技术也随之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种治疗方法对某些疾病具有特殊的疗效，尤其是在治癌方面。鉴于此，在不少大的城市里，一些专以这种方法治病的专科医院应运而生，有一些医院甚至存有数克的镭。镭的售价高达每克七万美元，因为原矿中镭的含量微乎其微，因此提炼的成本就高，售价自然也就低不了。
我们的这一发现对社会有这么大的用处，不仅在科学上非常重要，而且可以治疗可怕的疾病，这是我们当初所没有料到的。读者们一定会体会到我此时此刻欣慰、激动的心情。这是皮埃尔和我多年来辛苦拼搏所获得的回报，是无可比拟的回报。
若想镭治疗获得成功，必须在用量上准确无误，因此，镭的度量在工业上、医药上、科研上都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此，各国的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制定一个国际标准，共同遵循。制定这一标准的方法是，先用极其精确的方法测定若干极纯净的镭盐，用它作为基本标准，然后再把若干纯净的镭盐的放射性与基本标准作一比对，作为副标准，以便各国加以使用。我受命于该委员会，负责制定这个基本标准。
这个工作极其精密细致，绝对不能有半点马虎。由于重量极轻，大约只有二十七毫克的氯化镭，称量时必须准确又准确。1911年，我成功地制定出这个基本标准。这个基本标准是一个长数厘米的玻璃管，里面装有以前用来测定镭原子量的纯净镭盐，经委员会批准之后，存放在巴黎附近的塞弗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委员会还利用该基本标准制备了几个副标准，并已投入使用。在法国各地，但凡存有镭的玻璃管的，其标准的鉴定都是由我的实验室来完成的。鉴定的方法就是测量它们的辐射强度。谁都可以带上他的镭来我们这儿测量、鉴定。在美国，这种事是由标准局负责的。
1910年，我被提名授予法国荣誉骑士勋章。以前也曾有过同样的提名，是授予皮埃尔的，但他反对接受任何荣誉，所以没有接受。我的行为准则与皮埃尔的完全一致，因此在这件事上我也不想违背皮埃尔的意愿，尽管内政部多次劝诫，一再要求，但我仍旧拒不接受授勋。与此同时，好几位同事说服我申请成为巴黎科学院院士。皮埃尔去世前几个月被选为院士，因此对于是否也申请成为院士，我颇为踌躇，难以决定。按照科学院的章程，如果要申请成为院士的话，必须挨个地拜访在巴黎的所有院士，这让我感到极不情愿；但是，如果被选为院士的话，我的实验室就会获得资助。这么一想，我就硬着头皮决心参加院士的竞选。我的这一举动又引起了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大家就科学院是否应该接纳女院士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老的院士坚决反对接纳女性。最后，通过投票，我以数票之差落选。这之后，我就不再去申请了。因为最让我头疼、厌恶的就是要挨个地求人帮忙。我心想，这种选举本应按申请人的业绩来衡量，根本不应自己奔走，私下交易。譬如有一些协会和学会，我自己并未提出任何申请，就主动地把我选为会员了。
1911年年末，由于种种费心劳神的事情堆在一起，弄得我不胜其烦，心力交瘁，终于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但正在这时候，诺贝尔奖又一次光顾了我，而且是授予我一个人的。对于我来说，这确确实实是一个极大的殊荣，尤其是对我所发现的元素和提炼、分离出镭的极大的褒奖。当时，我虽然人在病中，但仍然决定亲赴斯德哥尔摩去领奖。我是由大姐和女儿艾莱娜陪着去的。颁奖仪式极其隆重，与接待国家元首的气派难分伯仲，让我激动不已。我在斯德哥尔摩受到了热烈欢迎，尤其是瑞典妇女界，其热情更是让人感动。由于疾患未愈，加上来去的鞍马劳顿，等我返回法国时，竟一连卧床数月。由于病情严重，而且为两个女儿的教育考虑，我们只好从苏城搬到巴黎市内居住了。
1912年，我与几个人合作，在华沙建起了一个镭实验室。这是华沙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实验室，我被聘任为主任，参与指导。当时，我身体欠佳，没有离开法国回到波兰，但我非常乐意尽自己之所能指导该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时间到了1913年，我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我便立即回到波兰参加该实验室的揭幕庆典。祖国人民对我的热情欢迎令我激动不已。我深切地体会到，波兰人民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还能以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创立有利于祖国的事业，实在是了不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祖国人民的这种伟大精神。
我的病患只是部分地好转时，我便已经按捺不住地四处奔走，努力要在巴黎筹建一个更合适一些的实验室。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的努力终于见到了成果，我理想中的实验室终于在1912年破土动工。巴斯德研究院表示了与新创建的实验室合作的意愿，后经巴黎大学的同意成立了一个镭研所，包括两个实验室：一个是物理实验室，专门研究放射性元素的物理化学特性；另一个是生物实验室，专门研究放射性在生物和医学上的应用。但是，由于经费不足，施工进度很慢，直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实验室尚未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