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从没上过镜头，但我从小就是跟电影一起长大的。鲁道夫·瓦伦蒂诺[23]来参加过我五岁的生日晚会——至少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这么写只是想说明，在我还没懂事的时候，我就能够观察到这部庞大的机器如何运转了。
我曾经想过要写一部自传，书名叫《制片人的女儿》，但年仅十八岁的我，自然是不大有时间干那种事儿的。不过那样也好——要是真的写出来，也不过就跟洛莉·帕森斯[24]的平淡无奇的专栏文章差不多。我父亲从事电影行业，这就像旁的人是种棉花的，卖钢铁的，对这件事我看得很平淡。最糟糕的是，不论好莱坞是个什么地方，我都感到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像一头鬼被派遣到一个闹鬼的房子里去。我知道应该怎么看待那个地方，但我死活就是害怕不起来。
这话说起来容易，可要旁人理解就难了。我在本宁顿[25]那会儿，就有几个英语老师，他们假装对好莱坞或好莱坞电影很不屑，但其实他们是恨之入骨的。那种痛恨之深切，就像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一样。在此之前，我曾到过一个女修道院，有一个招人怜爱的小修女跟我要过一个电影脚本，说她要“教她的学生怎样写电影”，就像她以前教他们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样。我就把电影脚本给她了，我猜她一定是琢磨了一阵又一阵，可就是没在课堂上提这个碴，后来她把脚本还给了我，那表情好像既恼火又惊讶的样子，对于脚本没加任何评论。所以，对于眼下这个故事，我预期其结果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可以跟我一样，认为好莱坞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也可以用鄙夷的态度漠视它：对于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保留意见。其实，好莱坞也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那种理解是模糊的，闪烁的。能够把整个电影行业的方方面面都装在脑子里的男人，全世界还不到半打。而对于一个女人，要想对它的运作机制有最透彻的了解，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试图去了解其中某一个男人。
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是从坐飞机开始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父亲总是要我们飞过来，飞过去。在我上大三的时候，我姐姐死了，从那以后，我就独自一人飞过来，飞过去，可是坐在飞机上，我就会想起她，这叫我感到有点沉重、抑郁。有时候在飞机上，我会见到一些我认识的电影行业的人，偶尔还会遇上个讨人喜欢的大学男生——但在“大萧条”那会儿却不常见到。在旅途中我很少真的睡着，因为要想埃莉诺，还有东西海岸像被一把利锯锯开的分裂感——至少在我们离开田纳西州那些孤零零的机场之前，我不会睡着。
这次航行摇晃得特别厉害，旅客们很早就分成两拨，一拨倒头便睡，一拨根本不想睡。不想睡觉的那拨人当中，有两个正好坐在我对面，从他们零零碎碎的谈话中，我敢肯定他们是好莱坞的人——其中一个是因为他长得像，他是个中年犹太人，一会儿紧张而兴奋地谈笑着，一会儿蜷缩在那儿，痛苦地沉默着，好像准备跳起来一样；另一个是脸色苍白、长相普通、身材结实的男人，三十来岁，我敢肯定以前见过他。他可能去过我家的那幢大楼。但那时候我可能年纪还小，所以即使他认不出我来，我也不生气。
那个空姐——她长得高挑、漂亮，皮肤黑得靓丽，电影界都崇尚的那种体形——问我是否要她替我铺床[26]。
“——哦对了，小姐，您是要阿斯匹林，”她靠在座位边上，随着六月的飓风不由自主地前后摇晃着，“还是宁比泰[27]？”
“都不要。”
“我一直在忙着别人的事儿，没时间来问您。”她坐在我边上，替我和她自己都扣上了安全带。“您要口香糖吗？”
一听这话，我才想起我嘴里也有一块，已经嚼了几个小时，早就想吐掉了。我把那东西用一页杂志包好，放进自动烟灰缸里。
“我就知道你是个爱清洁的人——”空姐用赞许的口吻说道，“这种人总是先把口香糖包好，然后再放进去。”
我们在半明不暗的机舱里，颠来倒去地坐了一会儿。那个地方仿佛就是在两顿饭之间、薄暮时分的一家高级餐馆。我们都在挨时间——而且没有什么目的。即使是那个空姐，我想，也要不停地反省自己在那儿干吗。
她跟我谈起了一个我认识的年轻女演员，两年前她飞西部时正好跟这位演员遇上。那时候，“大萧条”正处在低谷[28]，那个年轻女演员两眼紧紧盯着窗外，看到她那种专注的神情，空姐生怕她在企图往下跳。事实上，她似乎并不特别怕穷，只是怕革命。
“母亲和我心里都明白自己想干什么，”她跟空姐透露说，“我们是想逃到黄石[29]去，我们只是想在那儿过个简单的生活，直到这场风暴过去。然后我们再回来。他们不会杀艺术家吧——你觉得呢？”
这个观点让我挺高兴。我眼前浮现出一幅美丽的图景——那个女演员和她母亲由几头善良的托利熊和几头温婉的小鹿喂养着，熊给她们送去蜂蜜，小鹿从母鹿那里把多余的奶给她们带过去，到了晚上就躺在她们身边，给她们当睡觉的枕头。等到她说完，我就告诉空姐，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律师和导演曾经把他们的计划告诉我父亲。当要求提前受领奖金的退役军人[30]征服华盛顿时，那个律师事先就在萨克拉门托河[31]里藏好了一只船，他会沿着河溯流而上行驶几个月，然后再回来，“因为在革命之后，他们总需要律师们来料理那些法律事务。”
那个导演倾向于认为，一切事物最终都会失败的。他备有一套旧西装、一件衬衫和一双鞋子——他从来没说过那究竟是他自己的东西，还是从道具间拿来的——他想要在“人群”中“消失”。我记得当时父亲是这么说的：“可他们会检查你的双手！他们会知道你好几年没干过体力活了。他们会问你要工会卡。”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导演的脸拉得有多么长，吃甜品的时候脸色有多么忧郁。我觉得那些话是多么好玩，多么可爱。
“你父亲是演员吗，布雷迪小姐？”空姐问道。“我肯定听到过这个名字。”
一听到布雷迪这个名字，过道那边的两个男人都抬起了头。他们斜着眼看人——那是好莱坞特有的眼神，好像总是从肩膀上望过来的。那个年轻、苍白、结实的男人立刻解开安全带的扣子，站在我们身边的过道上。
“你是赛赛莉娅·布雷迪？”他质问道，好像我一直在瞒着他。“我说嘛，难怪那么眼熟。我叫怀利·怀特。”
他本来没必要说那最后一句——因为同时有另外一个声音说道：“当心脚底下，怀利！”另一个男人在过道上擦着他的身子过去，直奔驾驶舱的方向。怀利怔了一下，有点慢了半拍，用挑衅的口气在他背后嚷了一句。
“我只听从机长的命令。”
我听出来，这是好莱坞的权贵和他们的爪牙之间常有的一种打趣的对话。
那个空姐批评他说：
“别大声嚷嚷——有乘客在睡觉。”
我这才发现，过道那边的另一个男人，那个中年犹太人，也站在那儿，用那种直截了当、旁若无人的放荡的眼神，瞪着那个刚过去的男人——准确地说，是那个男人的后背，因为那个男人头也不回地向后做了一个像是再见的手势，不一会儿就没影儿了。
我问空姐：“他是副机长吗？”
她解开我俩的安全带，想把我交付给怀利·怀特。
“不是，他是史密斯先生。他有一个私人包间，叫‘新娘套房’——只供他一人享用。副机长总是穿制服的。”她站起来，“我去看看，我们是不是要降落在纳什维尔了。”
怀利·怀特惊呆了。
“这是怎么回事？”
“密西西比山谷里有暴风雨。”
“这么来说，我们整个晚上都得等在这儿啦？”
“暴风雨不停，就只能这样！”
飞机突然往下一荡，似乎预示了这种可能。这一荡，把怀利·怀特震得在我对面一屁股坐下，猛地把空姐向驾驶舱的方向抛去，把犹太男人也扔进座椅里了。乘客中传出一阵不满的惊叫声，那叫声审慎而平静，是飞机一族所特有的。随后，大家都安定下来。于是开始了一番介绍。
“布雷迪小姐——施瓦茨先生，”怀利·怀特说。“他也是您父亲的好朋友。”
施瓦茨先生使劲点着头，我几乎能听见他说，“这是真的，上帝可以作证，真的，真的！”
他原本可以在他一生中某个恰当的时机，堂堂正正地说出这句话来——但是在他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见到他，就像见到一个遭到过拳打脚踢或撞车之后，被弄得鼻青眼肿的朋友。你会盯着你的朋友，问：“你怎么啦？”而他的回答是从断了的牙齿和肿了的嘴唇中发出来的，含含糊糊，听不清楚。他甚至没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儿。
施瓦茨先生的外表没什么特点；波斯人的夸张的鼻子，斜侧的眼影，都是天生的，就像我父亲微微翘起的鼻孔周围那种爱尔兰人特有的红晕。
“纳什维尔！”怀利·怀特叫了起来。“这就是说，我们要去酒店。要明天晚上我们才能到西海岸了——这么说。天哪！我就是在纳什维尔出生的。”
“我倒觉得你应该再到那儿去看一看。”
“决不——我一直不去，都十五年啦。我希望永远也不再见到那个地方。”
但他还是得去——因为飞机正在准确无误地下降，下降，下降，就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里[32]一样。我把两只手做成罩子的样子挡在窗前，在左前方，我远远地看见那个城市模糊的轮廓。自从我们驶进暴风区域之后，“请系好您的安全带——请勿吸烟”的绿色信号，一直亮着。
“你没听见她说的话吗？”施瓦茨先生坐在过道那边说道，打破了他愤怒的沉默。
“听见什么？”怀利问。
“听听，他叫自己什么？”施瓦茨说。“史密斯先生！”
“怎么，不行吗？”怀利问。
“没什么，”施瓦茨随即说道。“我只是觉得挺好玩，史密斯。”我还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苦涩的笑声：“史密斯！”
我猜想，自从有了转机航站以来，大概还没有任何东西像机场那样——那么孤独，那么阴郁、沉寂。航站用陈旧的红砖砌成，一直延伸到以这些航站命名的城市的中心——除非住在这座城市里，否则人们是不会从这些孤立的站点上起飞的。但机场也把你引向遥远的历史，比如绿洲，比如伟大的贸易道路上的那些驿站。飞机上的乘客单独或结成对子，在茫茫的黑夜里游荡着，走进机场。在任何一个晚上，这种景象都会吸引一小群甚至两三群人。年轻人望着飞机，老年人看着乘客，眼里充满着警觉和狐疑。在这架横穿美洲大陆的巨大的飞机上，我们是沿海地区的富人，从美国中部的云端上下降到地面是极为偶然的。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很可能会有一些新奇的人物，可表面上却假装成一个电影明星。但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我总是热诚地希望我们能够打扮得比真实的我们更有趣一些——在首映式上我经常这样，因为影迷们会因为你不是明星而投来鄙视和责难的眼神。
到了地面上，怀特和我突然成了朋友，因为他在我走出机舱时伸出手臂来扶我。从那时起，他就死缠着要跟我好——而我也挺乐意。从我们步入机场的那一刻起，事情就变得十分明朗，如果我们在这儿搁浅了，那我们俩是一定搁在一块的。（这跟我当年与我的男友分手时不同——当时我的男友跟那个叫雷娜的女孩一起，在新英格兰的靠近本宁顿的一个农场的小房子里弹钢琴，我终于意识到我是多余的。广播里正播放着盖伊·隆巴尔多[33]演奏的《礼帽》和《脸贴脸》，而那个女孩在教他弹奏那个曲子。当女孩为他演示如何弹奏低音和弦时，她张开的手掌罩住了他的手，音符像树叶一样降落下来。当时我还在上大一。）
当我们走进机场时，施瓦茨先生也跟着我们，但是他有点像在做梦。我们在问询处探听确切的消息，而他的两眼却一直盯着登机口的那扇门，似乎害怕自己没上飞机，飞机就飞走了。后来，我因为去小解离开了几分钟，结果发生了一件事儿。我没看见是怎么回事儿，但当我回来时，我看见他和怀特紧挨地站着，怀特说着话，而施瓦茨看上去胖了一圈，像被一辆大卡车在倒车时撞过一样。他不再盯着登机口的那扇门了。我听到怀利·怀特说的最后几个词……
“——我告诉过你要闭嘴。这是你自找的。”
“我只是说——”
我走过去，问有什么新的消息，他就没说下去。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
“只有一点消息，”怀利·怀特答道。“反正他们觉得在三个小时之内，我们是飞不了的，所以有些没用的人就去酒店了。可是我想带你们到‘鹤梅退居’去，那是安德鲁·杰克逊[34]的故居。”
“黑咕隆咚的，我们怎么看得清楚啊？”施瓦茨质问道。
“真见鬼，再过两个时辰，太阳就出来了呀！”
“你们两个去吧。”施瓦茨说。
“好吧——你乘大巴去酒店。车还等着呢——他就是这种人。”怀利的话音中带着嘲讽。“兴许这样还更好呢。”
“哦不了，我跟你们去吧。”施瓦茨赶紧说道。
走出机场，便是黑漆漆的乡间，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施瓦茨看上去开心点了。他拍拍我的膝盖骨，表示鼓励。
“我应该一起去的，”他说。“我应该陪你，做你的监护。在我发财那会儿，我有一个女儿——一个漂亮的女儿。”
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女儿是作为有形资产卖给了债权人一样。
“你还会有一个的，”怀利向他保证说。“你会把这一切都要回来的。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你就会像赛赛莉娅的爸爸一样。他会的，赛赛莉娅你说呢？”
“那个‘鹤梅退居’到底在哪儿呀？”没多一会儿，施瓦茨问道。“要到世界的那一头吗？我们会不会误了飞机呀？”
“你省点心吧，”怀利说。“我们该把那个空姐给你带上。你不喜欢那个空姐吗？我倒觉得她挺招人怜的呢。”
我们的车开了很久，翻过一片明亮而平坦的乡间地带，只看见一条路、一棵树、一个农舍、一棵树，就突然间上了一片七转八弯的林地。虽然周围很黑，但我还是能感受到那林地中的树木是葱绿的——跟加利福尼亚州的沾满灰尘的橄榄叶的色调完全不同。忘了在哪条道上，我们还遇见过一个黑人，正赶着三条母牛。他吁吁地喊着，把牛赶到路边上，那些牛哞哞地直叫。它们是真的牛，身体是温热的，肋腹部是光滑的，那个黑人的影子真像是从黑暗中渐渐透出来的。怀利给他一个二十五分的硬币，这时我看见他紧贴着我们的车子，深褐色的大眼睛盯着我们。他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站在那儿。我们的车开走时，他的牛又在黑夜里哞哞地直叫。
我回想起我第一次见到羊的情形——有一百多头，我们的车突然向它们开去。那是在老拉姆勒[35]的外景摄制场地。那些羊不喜欢被拍到镜头里去，但跟我们一起在车里的那些人不停地说：
“爽吧？”
“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吧，迪克？”
“爽得不能再爽了。”那个名叫迪克的人不停地从车里站起来，眺望着那以银灰色的羊毛组成的波浪，好像他是科尔特斯，或者巴尔博厄[36]。我知道他们当时在拍哪部片子，但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我们的车开了一个小时。我们从一座铺着木板、咯吱咯吱响的旧铁桥上，开过一条小溪。公鸡开始鸣叫了，我们每次经过一个农宅，都会影影绰绰看见几个蓝绿色的影子在动。
“我跟你说过吧，天马上就亮了，”怀利说。“我就生在这附近——我是南方的穷人家的孩子。我家的那栋楼现在改为露天厕所了。我们家有四个都是给人当佣人的——我爸、我妈，还有我的两个姐妹。我不愿意走他们的路，所以就去了孟菲斯，自己创业，可是目前难以为继。”他搂着我。“赛赛莉娅，你愿意嫁给我吗？那样我就可以分享布雷迪的家产了。”
他的话使我消除了戒备，我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
“你是干什么的，赛莉娅[37]？还在上学？”
“我在本宁顿上学，读大三。”
“哦，对不起。这我应该知道的，可我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可是大三——我在《绅士》杂志上看到，大三没什么可学的，赛赛莉娅。”
“为什么大家都以为大学女生——”
“不要感到自卑——知识就是力量。”
“看你说话的样子，你是觉得我们在向好莱坞进军吧，”我说。“实际上它一直落后于时代，都不知落后多少年了。”
他假装很惊讶的样子。
“你是说东部的女孩没有私生活？”
“算你说对了。其实她们是有私生活的。你别烦我了，离远点。”
“我没法挪了。那样可能会弄醒施瓦茨的，我觉得那是他几个星期以来头一次捞着睡觉。告诉你，赛赛莉娅，我曾经跟一个制片人的老婆有过一段恋情，时间很短。结束的时候，她还挺认真地跟我说，她说：‘别跟人讲这事儿，否则我会教人把你扔出好莱坞的。我丈夫比你势力大多了。’”
这时，我又开始喜欢上他了。过了一会儿，出租车转了个弯，来到一个弥漫着金银花和水仙花香的长长的小道，终于在安德鲁·杰克逊故居这座灰色的庞然大物前面停下。司机回过头来想给我们作个介绍，被怀利嘘住了，他指了指施瓦茨，然后我们就轻手轻脚地溜出了车子。
“你们现在进不了那幢大楼房。”司机礼貌地告诉我们。
怀利和我走过去，在台阶上宽大的石柱对面坐了下来。
“那么施瓦茨呢？”我问道。“他是什么人？”
“施瓦茨真是活见鬼了。他以前是某个公司的头头——是第一国立制片公司[38]？派拉蒙[39]？还是联美[40]？现在他算是倒霉透了。但是他会好起来的。在电影界，除非你吸毒或者是个酒鬼，否则是不会退出来的。”
“你不喜欢好莱坞吧。”我试探地问道。
“我咋不喜欢？我喜欢得很。哎呀，我们怎么在安德鲁·杰克逊故居的台阶上谈这些个——天都快亮了。”
“我喜欢好莱坞。”我坚持说道。
“好吧好吧。那是安逸乡[41]、淘金城。这话是谁说的？我说的。对于那些能干的人来说，那是个好地方，但我是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到那儿去的。我第一天就去了一个花园宴会。我的主人跟我握了手，然后就离开了。那儿什么都有啊——游泳池，每英寸两美元的水藻，漂亮的猫也可以喝酒喝饮料——
——可是没有人跟我说话。连个鬼也没有。我跟五六个人搭讪，但他们都不理睬我。我就这样呆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像疯子一样，一溜烟地逃掉了。我回到酒店，服务生给了我一封信，上面的收信人是我，我这才感觉自己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
我当然从来没有那种经历，但回想我曾经去过的宴会，我意识到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在好莱坞，我们不太喜欢跟陌生人搭讪，除非他们脸上贴着个符号，表明他们的斧子早就在别处磨得铮亮[42]，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我们的脖子上——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名人。但即使如此，也还得多加小心。
“你应该把这事儿看淡些，”我庆幸地说道。“他们这样无礼并不是针对你的——而是针对以前他们遇见过的那些人的。”
“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说起话来还这么懂道理。”
东方的天边透出一丝急切的骚动，怀利可以看清我的样子——瘦小个子，脸形不错，很有气质，而且思想活跃。我不知道五年前的那个凌晨，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想可能会衣冠不整、脸色苍白，但是在那种年龄，人都会有一种错觉，以为任何冒险都是美好的，我只需要洗一个澡，换身衣服，再坚持几个小时也没问题。
怀利看着我，眼里含着艳羡和倾慕——没多一会，我们就不再是独处了。施瓦茨先生非常抱歉地走过来，打破了这片美丽的景色。
“我栽倒在一个金属的大把手上了，”他边说，边摸着自己的眼角。
怀利跳了起来。
“你来得真是时候啊，施瓦茨先生，”他说。“旅游还刚刚开始呢。这个故居原来属于老山核桃——美国的第十任总统，新奥尔良的胜利者，国家银行的死敌，政党分肥制的发明者[43]。”
施瓦茨看着我，就像看着陪审团。
“在你面前是一位编剧，”他说。“他什么都懂，什么也不懂。”
“你这是什么意思？”怀利不满地说道。
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模糊的感觉，他是一个编剧。虽然我喜欢编剧——因为你问他任何事情，他通常都会有一个答案——但是在我眼里，这个头衔不是什么好称谓。确切地说，编剧不是人。要说他们还有些用的话，他们是一大批人在努力想成为一个人。他们就像演员，可悲得不敢去照镜子。他们仰起头来，不去看——不料却在枝形吊灯的反射影像里看到了自己的脸。
“编剧不都是这德行吗，赛莉娅？”施瓦茨质问道。“我对他们没什么可说的。但我知道这话没错。”
怀利盯着他，心中的愤慨慢慢地积聚起来。“这话我听够了，”他说。“听着，曼尼，我从来都要比你实际得多！我曾经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听一个神经兮兮的人一连几个小时走过去、走过来，嘴里喷着一些乱七八糟的话，真该把他赶出加利福尼亚，关到哪个疯人院里去——到头来，那个人却跟我说他多么实际，而我却在空想——并且要请我离开，还要我觉得他说的话多么有道理。”
施瓦茨先生的脸形变得愈加不成比例。一只眼睛朝上，斜睨着高高的橡树：他举起手，无趣地咬着自己中指的表皮。一只鸟儿绕着大楼房的烟囱飞着，他的眼神跟随着那只鸟儿。鸟儿像乌鸦一样停在烟囱的帽子上，施瓦茨先生的眼睛也紧盯着它，嘴里说道：“我们进不去。你们俩该回机场去了。”
这时候天还没有大亮。“鹤梅退居”看上去像一只漂亮的大白盒子，但经历了一百多年，显得有点沉寂，而且空空荡荡。我们走回车中——刚一上车，施瓦茨先生就出人意料地为我们关上了出租车的门，我们这才意识到，他不打算跟我们一起走。
“我不去西海岸了——我醒来的时候决定的。所以我要呆在这儿，司机可以回头再来接我。”
“回东部？”怀利惊讶地说。“就因为——”
“我已经决定了，”施瓦茨说，淡淡地一笑。“我也曾经是个可以决断的正常人——你会觉得奇怪。”司机在启动引擎的时候，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请你把这个纸条交给史密斯先生，好吗？”
“我过两个小时再回来，可以吗？”司机问施瓦茨。
“嗯……好吧。我喜欢到处走走，自娱自乐一下。”
在回机场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人——努力想像他在那个凌晨走在那样的风景里面是什么样子。他从很远的某个犹太人聚居区来到那里，出现在那个荒芜的圣地。一个是曼尼·施瓦茨，一个是安德鲁·杰克逊——这两个名字很难放在一个句子里面。在他绕着圈子散步的时候，他是否知道安德鲁·杰克逊是谁，都很难说，但他也许认为，既然人们把他的房子保留下来，就说明安德鲁·杰克逊肯定是个高大而仁慈的人，善解人意。在人生的两端，人都需要滋养——一个乳房——一个圣地。在没有人再需要他了，就朝自己的脑袋里射一颗子弹之后，可以有件东西作为依傍。
当然，我们是在二十个小时之后才知道这件事儿的。我们赶到机场的时候，我们告诉事务长，施瓦茨先生不跟我们坐飞机了，之后也就忘记这个人了。暴风雨已经转移到田纳西州的东部，受山峦的阻隔而势头减弱了，我们在差不多半小时之后即将起飞。睡眼惺忪的旅客们从酒店里出来，我也在他们当沙发用的铁女架[44]上打了几分钟的盹。慢慢地，在我们失败的瓦砾之中重新升起了一个冒险起航的念头：一个新的空姐，她长得高挑、漂亮，皮肤黑得靓丽，跟前一个长得很像，只是她穿着泡泡纱的服装，而不是法国式的红蓝相间的衣服。她拎着个小提箱匆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怀利坐在我身边。
“你把纸条交给史密斯先生了吗？”我半梦半醒地问道。
“交了。”
“史密斯先生是什么人？我怀疑是他把施瓦茨先生的旅行给弄砸的。”
“是施瓦茨自己的错。”
“我对盛气凌人的人很反感，”我说。“我父亲在家里就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跟他说，在家里就免了，留着到制片厂去发泄吧。”
我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公平；语言在凌晨那种时候是最苍白无力的。“不管怎么说，他虽然盛气凌人，但还是把我送进了本宁顿，对此，我还是一向挺感激的。”
“他们俩会打起来的——”怀利说，“——如果盛气凌人的布雷迪遇见盛气凌人的史密斯。”
“史密斯先生是我父亲的竞争对手吗？”
“不完全是。应该说不是。但如果他是竞争对手，我就会知道我该从哪里挣钱。”
“从我父亲身上？”
“恐怕不是。”
因为“热爱家人”就在凌晨跟人争辩，似乎太早了点。机长跟事务长一起坐在桌子前。一个旅客样的人将两枚五分镍币投进电动留声机，醉醺醺地倒在一张长凳上，竭力想醒过来。看到这个情景，机长摇了摇头。他选的第一首歌叫《失去的》，吵得房间里震天响，只过了一会儿，他又选了一首歌，叫《逝去的》，同样是教条式的、生硬的。机长使劲地摇了摇头，走到那个旅客身边。
“恐怕这次航班，我们不能带你了，老兄。”
“什——？”
那个喝醉的人坐了起来，一脸的惶惑，但也略微有点可爱。虽然他一时激动，选错了歌曲，但我还是为他感到惋惜。
“回酒店去吧，再睡一会儿。今晚还有一次航班。”
“只要能‘挥’上去。”
“这次不行，老兄。”
那个喝醉的人令他失望地从长凳上摔了下来——比留声机更响的是扩音喇叭的声音，它在招呼我们这些还在外面的尊敬的旅客们登机。在飞机的走廊里，我撞见了门罗·施塔尔，一下子跌倒在他身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有意对他倾倒。那是一个所有女孩都向往的男人，无论是否有他的激励。就我而言，他绝对没有激励我。但他喜欢我，而且坐在我对面，直到飞机起飞。
“我们要求他们赔钱吧。”他建议说。他那双幽深的眼睛把我迷住了，我幻想着在他坠入爱河的时候，他的眼睛会是什么样儿。那柔和、淡漠的眼神，虽然经常是温柔的，带着跟你商讨的意味，却总含有某种优越感。那不是眼睛的错，因为那双眼睛见过太多的世面。他熟练地变幻着角色，一会儿是一个“普通男孩”，一会儿又不是——但总体上说，他应该不属于普通的一类。他知道怎样保持沉默，退到背景中去，怎样倾听。他站在那儿（虽然他个子不高，但看上去总是那么高大），审视着他那个世界的纷繁复杂的事物，就像一个年轻而自豪的牧羊人，对他而言，日和夜都无关紧要。他生来就不睡觉，没有休憩的才分，也没有那种欲望。
我们毫不拘束，静静地坐着——我在十二年前就认识他，当时他正好成为我父亲的合伙人，我七岁，施塔尔二十二。怀利坐在过道对面，我不知道是否要跟他作个介绍，但施塔尔一直在专注地转动着他那颗戒指，让我感到自己太稚嫩，太渺小，而且我确实不敢。我决不敢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又不敢正面看他，除非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我知道，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感染了其他许多人。
“我要把这颗戒指送给你，赛赛莉娅。”
“你说什么？我觉得我配……”
“我有五六个这种东西。”
他把戒指递给我，那是一个纯金的宝贝，上面用阳文清晰地镌着一个字母S。我刚才还在想，这么个金疙瘩，跟他细长的手指相比有多奇怪。他的手指很像他身体的其它部位，细嫩的脸庞，弯弯的眉毛，深黑的卷发。有时候他看上去是个注重精神的人，其实他是一个斗士——有一个从前跟他有过交往的人，他知道他曾经是布朗克斯区[45]少年团伙的一员，他给我描述说，他总是走在这批团伙的头里。这个有点孱弱的男孩，不时撇撇嘴角，向后面跟着的人们甩出一道指令。
施塔尔把我攥着戒指的手捏拢，站起身，跟怀利说话。
“到新娘套房来，”他又对我说。“待会儿见，赛赛莉娅。”
在他们还没走得远到听不见说话声音的时候，我听见怀利问他，“你有没有打开施瓦茨的纸条？”施塔尔说：
“还没有。”
我太迟钝了，因为我是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史密斯先生就是施塔尔。
事后，怀利告诉我纸条里写的内容。由于是在出租车的前灯下写的，所以字迹几乎看不清。
亲爱的门罗，你是他们这帮人当中最棒的一个，我一直很羡慕你的才华所以当你跟我作对时，我知道自己完蛋了！我一定很没用所以不想继续这次旅行了，让我再次警告你要当心！我太清楚了。
你的朋友
曼尼
施塔尔读了两遍，抬起手，摸着脸颊上早上刚生出来的胡子茬。
“他的脑子进水了，”他说。“没救了，绝对没救。我对他过于粗暴，我很抱歉——但我不喜欢有人跟我说这是因为我的缘故。”
“也许他说的是真的，”怀利说。
“这种手段太拙劣。”
“我倒是特别喜欢这样，”怀利说。“我跟女人一样虚荣。要是有人假装说喜欢我，我会让她不停地跟我说。我喜欢别人给我提建议。”
施塔尔厌恶地摇着头。怀利继续取笑他——他是获准可以拿他开玩笑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
“你喜欢某种方式的奉承，”他说。“这叫‘矮个子拿破仑情结’。”
“这种奉承令人恶心，”施塔尔说，“但总算比有人想要帮助你好一点。”
“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给你提建议，那你何必要付我工钱呢？”
“这是一个商品问题，”施塔尔说，“我是个商人。我想买你脑子里的东西。”
“你不算是个商人。”怀利说。“我在做宣传推广时，认识很多商人。我觉得查尔斯·法朗西斯·亚当斯[46]说得对。”
“他怎么说的？”
“他认识他们所有人——古尔德[47]、范德比尔特[48]、卡内基[49]、阿斯特[50]——他说，这些人不论是谁，以后他都不屑于再见面了。你瞧——他们到现在也没有改好，所以我说你不算是个商人。”
“亚当斯也许是个脾气很坏的人，”施塔尔说。“他希望自己成个领军人物，但他没有那种判断力，或许气质不够。”
“脑子他倒是有的，”怀利尖刻地说。
“有脑子还不够。你们这些编剧、艺术家，脑子都不够使，把什么东西都搅在一块，看来得找个人来帮你们调教调教。”他耸了耸肩膀。“你们看问题带有太多的个人色彩，要么痛恨得要死，要么崇拜得要命——总把人看得太重——尤其是你们自己。难怪你们被人轻视，都是自找的。我喜欢人，也喜欢他们喜欢我，但我总是把心放在上帝安放的地方——凭良心。”
他突然停了一下。
“我在机场跟施瓦茨说什么来着？你还记得吗——确切地说？”
“你说‘不管你想要什么，答案都是不’。”
施塔尔沉默了。
“他无可救药了，”怀利说，“可我一直在逗他开心呢。我们带上帕特·布雷迪的女儿去兜风了。”
施塔尔摁了铃，叫空姐过来。
“那个机长，”他说。“他不会介意我和这个人在前舱坐一会儿吧？”
“那是违反规定的，史密斯先生。”
“叫他有空的时候到我这儿来一下。”
施塔尔整个下午都坐在前舱。我们滑翔着飞过漫无边际的沙漠，翻过五颜六色的台地，它就像我小时候用颜色染过的白色沙子。然后，接近黄昏时分，那些山峰——凝固的锯齿般的山峦——从我们的飞机推进器下面滑过，我们快到家了。
我没有睡着，我在想，我要嫁给施塔尔，我要让他爱上我。噢，那真是个幻想！我到底有什么可以给出的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我有着年轻女性都有的自尊，它借助于这样一个自视过高的念头：“我不比她差”。那些竭力想迎合他心思的大美人，我并不比她们缺少美丽。当然，我脑子里迸发出来的小聪明，一定会使我在任何沙龙里成为一个鲜明的亮点。
现在，我知道那是一件荒唐的事儿。虽然施塔尔的教育底子不过是在夜校里的速记课程，但在很早以前，他就率先穿过人迹罕至的认知的荒野，进入很少有人可以与他匹敌的领域。但在我胡乱的幻想中，我把自己灰色的眼睛跟他褐色的眼睛相比，觉得并不缺少狡黠，把我年轻的“高尔夫与网球”的心跳跟他的心跳相比，觉得他多年操劳，心跳一定略显迟缓。我算计着，设想着，谋划着——任何女人都会这样跟你说——但决不会有任何结果，你就会知道的。至今，我还宁愿这样想，如果他是个穷小伙子，年龄又跟我相仿，我倒可能会成功，但是事实很明显，没有什么东西是他没有，而我又可以给出的；我的一些比较浪漫的想法，其实都来自于电影——比如《第四十二街》[51]，它们对我影响很大。很可能当时的我，就是受到施塔尔自己构思的一些电影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
因此，这有点无奈。至少从情感上说，人与人相处，总不能让人接纳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吧。
可是当时，我却不这么想：父亲可以帮我，空姐可以帮我。她可以走到驾驶舱里跟施塔尔说：“在那个女孩子的眼里，在我看来是一片爱慕之情呢。”
机长可以帮我：“哥儿们，你瞎了吗？你为什么不回到后舱去？”
怀利·怀特可以帮我——只要不是站在过道里，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我，想我到底有没有睡着。
“坐下，”我说。“怎么啦？我们到哪儿了？”
“还在空中。”
“哦，那就别急，坐下吧。”我努力表现得有点兴致。“你在写什么？”
“老天爷帮帮忙，我在写一个童子军的故事——美国童子军。”
“那是施塔尔的想法吧？”
“我不知道——他叫我好好想一想。他可能还有十个编剧，在我之前或之后也在写呢，这是他精心设计的系统做法。这么看来，你爱上他啦？”
“应该说没有，”我忿忿地说。“我一直跟他很熟。”
“绝望啦，哈？这样吧，我会安排一下，如果你利用你所有的影响，助我一臂之力。我想自己拉一批人马。”
我又闭上了眼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我醒来时，空姐正在给我盖毯子。
“快到了，”她说。
我看见窗外，夕阳下，四周都是一片绿油油的土地。
“我刚才听到一件有趣的事儿，”她主动告诉我说。“驾驶舱里那位——史密斯先生——或者说施塔尔先生——我不记得以前见过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从来不在电影里出现。”我说。
“噢，是这样啊。他问了驾驶员好多有关飞行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他是真的感兴趣吗？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有一个驾驶员跟我说，他打赌在十分钟之内就能教会施塔尔先生单独飞行。他脑子真灵，他是那么说的。”
我有点不耐烦了。
“那么，你说的有趣事儿呢？”
“是这样的，最后有一个驾驶员问施塔尔先生是否喜欢他的事业，施塔尔先生说：‘当然。我当然喜欢。在帽子里的胡桃都已轧碎的时候，做一个完整的胡桃真好。’”
空姐笑得胸口贴着大腿——我真想吐她一口唾沫。
“我的意思是，把那帮人都叫作帽子里的胡桃。我是说，轧碎的胡桃。”正说着，她的笑声突然停止了，她站起身，沉下脸来。“好了，我要去把今天的日志填好。”
“再见。”
很明显，施塔尔已经让那些驾驶员跟他一起坐在王座上，跟他一起当了一回统治者。许多年之后，我跟这班驾驶员中的一个乘坐同一次航班，他告诉我施塔尔说过的一段话。
他往下望着一片山峦。
“假设你的行业是铺设铁路的，”他说。“你要从那片山峦的某个地方穿过去，铺一条铁路。好，你接到勘探人员的报告，发现那里有三条、四条或者六条突破口，但哪一个突破口都很难通过。你必须作出决定——依据是什么呢？你无从试验哪个突破口更加合适——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做起来。你得先做起来。”
那个驾驶员又想起还漏掉一些内容。
“你想说什么？”
“你只有任意选择一条道路，没有任何理由——因为那座山是粉红色的，或者那张蓝图蓝得更漂亮。明白吗？”
那个驾驶员觉得这条建议很有价值。但他怀疑自己是否有机会将它付诸实践。
“我很想知道，”他懊悔地告诉我说，“施塔尔先生是怎么成为施塔尔先生这个成功人士的。”
我觉得那个问题，施塔尔永远也回答不了，因为胚胎是没有记忆能力的。但是我倒能解答一二。凭着他在年轻时候练就的一副强劲的翅膀，他飞得高，看得远。他高高在上，俯视天下的万国[52]，他具备那种能够正面盯着太阳看的眼睛。他顽强地——最终是疯狂地——鼓着翅膀，不停地鼓着，他停留在高空的时间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更久，然后，带着他在高空看到一切真相的记忆，他渐渐地降落，回到大地。
飞机的引擎停歇了，我们的五官开始为着陆而重新调节。我可以看见许多灯排成一列，前方和左方是长滩[53]海军基地，右方是圣莫尼卡[54]的闪烁而模糊的影像。加利福尼亚的月亮升起来了，很大，而且一片橙色，挂在太平洋的上空。然而，对我来说，我只是对这些事物有一些感触而已——毕竟这些事物还是比较熟悉而亲切的——可我知道，施塔尔的感触一定比我深得多。这些事物只是我刚睁开眼睛时所看到的，就像在老拉姆勒的外景摄制场地的那些羊；但这些事物却是施塔尔经过那次大开眼界的飞行之后重新着陆的土地，在那次飞行中，他看到了我们应该走哪条路，我们应该怎么走，以及这样走是多么重要。你可以说那是一阵风偶然把他吹到这里的，但我却不那么想。我宁可这么想：面对着明灭不定的希望、温文尔雅的欺骗、难以排解的烦忧，他通过一个“远景”，发现了重新审视的方法，他通过自主的选择来跟我们走到一起，一直走到终点。就像飞机降落到格伦代尔[55]机场，落入一片温暖的黑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