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创作开始出现令人关注的叙事转向，各种审美流派的文本实验走向式微，而立足于本土经验和民间经验以及对小说文学性的坚守，成为众多小说家自觉的审美选择与叙述范式。对历史与现实的热情关注以及对人性人生的无穷解读，使小说的内容重新成为观照与阐释的对象。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体裁中开始复活。黄复彩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语境中开始他的长篇小说《红肚兜》（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创作的。“十年铸一剑”，这部小说在作者心中酝酿10余年，洋洋40万言，凝聚了作家对人自身生存境况与生存意义的深沉思索，也积淀着作家浓烈的悲悯情怀。
《红肚兜》为我们所提供的“历史场景”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皖南——“那是一个外辱内患、民生极为疾苦的年代；那是一片世风和民风都极为丰饶的土地”。一个家族在不可避免的衰亡前的莫可名状的躁动、挣扎、无奈与绝望……而这个家族的衰败过程，正是一个时代和一种制度走向毁灭的折射与缩影。作家并没有按照某种历史观念去图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与政治风云，而是凭着对那些鲜活的生活具象的艺术感知和对个体生命意识的独特的深刻体验，来创造具有个体特征的艺术形式与叙事，以富有特殊性的个体生存方式来观照具有普遍性的时代本质。那破败而阴郁的朱家大屋里所上演的民族纷争、家庭内乱、畸形情爱，那神秘而空灵的“非非寺”中佛家人对世俗的谆谆告诫，都为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寄寓了一种饱含意蕴的象征暗示，而主人公朱子尚不过是这一风雨飘摇时代的匆匆过客。他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在生命沉浮中多少含有的悲剧色彩，无可置疑地带着时代与历史的烙印，但真正构成小说内在活力与审美意蕴的却是这个人物的极富个性光泽的人格特征。对历史的追问最终落实到对人性的解读。
朱子尚的人物构成是复杂的。他是一个拥有600担田租与多处商业股份的地主，剥削阶级的贪婪与占有欲在他身上一览无遗，他也常在醉生梦死中打发自己无奈与无聊的荒唐岁月。应该说作家对笔下主人公人性的负面因素——恶的揭露与否定是坚决而充分的，但作家并没有给朱子尚简单地贴上一个地主的标签而匆匆了事。因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地主的身上似乎保留着一个普通农民善良与朴实的痕迹。他“亲自耕作，为的就是不忘自己一个种田人的根本，也为了让儿孙们懂得庄户人的稼穑之苦”；在当地农民心目中，他也是个扶危助困的“善人”形象，更何况他还在“朱毛”红军被围受困的时候慷慨相助，因而他也称得上是一个开明的绅士……如此善恶并存、错综迷离的地主形象，以其丰富的人性内涵，突破了传统小说中地主形象描写的模式。在作家的笔下，朱子尚不仅是地主阶级“类”的一分子，而且也是普通的“个人”，他的命运遭际以及不应有的死亡结局，就不能不带有悲剧性的色彩而使人产生恻隐之心。朱子尚的形象塑造，正表明了一个成熟而理性的作家对人性理解的进一步深化。
《红肚兜》的基调是沉重的。小说中包括朱子尚在内的众多的人物身上都带有一种宿命的悲哀。这些普通的地主或佣户身上负载了过多历史的重负或人性的压抑。他们都无力面对生存与人性之间恒定的矛盾冲突。虽然在他们生活的外部世界里，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烽火硝烟已经弥漫席卷，现代文明也在向他们频频招手，但他们仍蜷缩在封闭自锁的精神世界里惶惑迷离而不知所向，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生存状况。杏林与杏麦作为朱家大屋的后代，他们都有冲破封建家庭的强烈欲望，但他们的人生道路与生命历程却充满坎坷，他们在亲情与革命的两难选择中经受着灵魂的拷问与洗涤。已成为革命队伍一员的杏麦，最终被选定为枪毙朱子尚的执行者。刑场的场面是撼人魂魄的，它以艺术的刀锋，对普通人精神世界作一次无情的剥离与袒露，是对灵魂的一次严酷的拷打与审问。作家对人性的高度关注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悲悯情怀的确让人心动不已。
以《红肚兜》作为小说的名字，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他们所面对的可能是一段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的确，“红肚兜”在小说中是情欲与性爱的隐喻与象征：“母亲把肚兜在芷莲眼前一件一件地亮着，芷莲不看则已，待看过了立即像有团火从她的周身烧过。原来那上面绣着的尽是一些男女交合的春宫图。”母亲对女儿的传授，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希望女儿早点为朱家大屋生养孩子，于是“红肚兜”变成了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最后与芷莲走向洞房的却是疯子杏平，女主人公的人生悲剧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她与腊狗的偷情与苟合，与其说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更不如说是一个无力摆脱命运网罗的女人，对于来自外部世界重压的一次报复性的挣脱。实际上，在封建的土壤上衍生的男欢女爱，往往得不到爱情的正名，这里所能培育的往往是形形色色的“恶之花”。作家的批判意识与悲悯情怀也由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红肚兜》的基本叙述手段是白描，作家放弃宏大的民族与历史叙事而立足于民间化与本土化体验，但平白的叙事形式与人物故事的新奇性与荒谬性形成反差，从而构成小说的审美张力，制造出耐人寻味的阅读效果。
《文艺报》2007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