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香米的收获是一部诺基亚手机，陈有胜喝醉了，朦朦胧胧中从皮包里掏出了手机，放在香米的手上。香米坐在陈有胜的腿上笑了，笑得花枝乱颤，娇滴滴地说，我要“毛爷爷”。在这样的人面前，香米也要变得媚俗才配得上这样的氛围。这是香米第一次在陈有胜面前撒娇，不过她把握的火候刚刚好，既不显得做作，又不生硬，完全是一副逢场作戏的姿态，就算陈有胜不乖乖地掏钱，也不会尴尬，只当是句玩笑话。然而，香米以这种口气同陈有胜说话，确实使他吃了一惊，似乎酒也醒了一大半，接着贴在香米的耳朵上说，你要我不？你要我的话我就把“毛爷爷”全给你，说着把钱包打开，用一只手使劲地抖，抖出了一摞红票子，齐刷刷地朝一个方向倒去，据香米不标准目测估计至少有三十张，她脑海里突然蹦出来多米诺骨牌的图像，足可见其壮观程度不是一般的大。他的原始本性一旦暴露，一度假装的绅士风度在酒精的麻痹下就荡然无存。
香米一阵心慌，这不是赤裸裸的交易吗？但是她一直等的不就是这件事吗？香米这些日子心里那块放不下的大石头终于结结实实地落下来了。尽管香米私下里设想了无数次这个场景，甚至为这个时刻的姗姗来迟而感动焦躁不安，但当她真正面临这个关系她贞节的问题时，她又犯了难。她才刚过了二十岁生日，她还是一个含苞欲放的青春少女，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开，难道就为了几张“毛爷爷”就把自己轻易地交给一个大自己二十多岁的老男人吗？她确实是图陈有胜的钱，这个寂寞的男人除了有钱他还有什么？他不年轻不帅气，甚至有一种财大气粗的恶俗。
香米这时眼前浮现出了晨晖英俊潇洒的脸庞，耳边回想起了晨晖最后对香米说过的话，你是个好女孩。她已经好长时间成功地克制住自己不去想他了，而现在脑子里却突然冒了出来。晨晖是香米高中时爱慕的男生，那场一个人的爱情，耗费了香米三年光阴，当香米终于鼓足勇气向晨辉告白时，晨晖的身边已有佳人陪伴，但香米爱得太深，她还想赌一把，换来的却是晨晖的一句话，他说，香米，你是个好女孩。还有什么话语比这更能刺痛人心的呢？你是个好女孩。可我不爱你。就是这么简单。香米什么也不怨，只怪自己说得太晚，如果早一点说出来，至少在晨晖没交女朋友之前，会不会有一点希望呢？答案不得而知。
晨晖，从来都是香米不愿提起的伤痛，是她埋藏在心底里永不消退的渴望，对于晨晖，她一直怀有希望。
香米沉默的几秒钟感觉就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陈有胜说，到底是要不要啊？香米赶紧从飘飞的思绪中回来，嗔怪道，讨厌！香米唯一爱过的男人说她是个好女孩，可她正在干些什么！她在堕落！香米刚要自责，心头上又浮出了父亲苍老的容颜，一想到这里，香米就一阵难过涌上来，瞬间就红了眼圈，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砸在餐盘上，声音是那么响亮……陈有胜一件件脱去了香米的衣服，香米的眼角流下了泪水。香米的身子像米一样白一样香。陈有胜颤抖着把香米抱到床上，香米蜷缩在席梦思大床的中央，紧紧地抱着腿，哭得更凶了。她的恐惧使得她的头脑一片空白，她想要逃跑，逃离这个地方，一辈子消失在陈有胜面前，永远地删除这段屈辱的记忆。
可是她不能，她有使命，她有任务，这个游戏她已经踏进来了，无力反悔。她的脑子里不停地闪现着晨晖的笑脸，这使她更加痛苦，她的心已经鲜血淋淋，支离破碎。
陈有胜奇怪地问道，怎么了？不愿意吗？香米摇头。那是为什么？嫌钱少了？香米还是摇头。
陈有胜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嘴里叼着一支烟，袅袅升起的烟雾使他的脸变得模糊起来。
你，不会是第一次吧？陈有胜突然问道。香米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
陈有胜本来就大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他皱着眉头，似乎很吃惊，不会吧？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到底为什么和我在一起？
香米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就哽咽着说了家里的情况，说起她已病故的母亲、辛劳的父亲还有年少的弟弟，以及家里欠下的债务。她从刚开始就想告诉他的，可他一直都没有给她机会说。
陈有胜沉默了好长时间，缓缓地吸了一口烟，才说，算了，你走吧，你没做过，什么也不懂，没意思。
我可以的，我真的很缺钱。香米都不知道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原来自己可以这么厚颜无耻。
我不要没有感情基础的身体交易，再说了，你什么都不会，我还以为你都懂的，唉，钱你都拿去吧。陈有胜还在吸烟。
香米愣住了，她心里翻江倒海，五味杂陈。这个世界真是跟她开了一个没有意思的玩笑。就像先狠狠地甩了你一个巴掌，然后再把热脸蛋凑过去巴结你。香米觉得自己很失败，死的心都有了。
你是个好女孩，以后有什么困难就跟陈哥说，我会尽力帮你的。耳边传来陈有胜幽幽的声音。
书包里背着陈有胜送的诺基亚手机和那一摞钱，香米独自走在无边的黑夜里，耳边不住地响着一个声音：你是个好女孩。随着那声音而来的是一张脸，既像晨晖那满面笑容的清秀面庞，又像陈有胜那肉嘟嘟的肥脸，两张脸交错着、推挤着来到香米的面前，争先恐后地说，你是个好女孩，你是个好女孩……
（原载《西部》2013年第10期）
小舅舅死了
邵丽
元月二十二日，阴历腊八。早上六点刚过，小舅舅便起来跟小舅妈说今天村里澡堂子换新水，要去洗洗澡。小舅妈说，去就去呗！小舅妈一边说一边为他收拾好了替换的内衣。小舅舅伸出两只手接了说，把我的新衣服拿来。小舅妈把洗好的一套外套递给他。他摇摇头说我要换刚买的那一套。小舅妈看看他，迟疑了一下，说，你今天怎么了？洗个澡还这么讲究！小舅舅没搭理她，只是拿眼瞪着她。小舅妈把那套衣服找出来递给小舅舅。小舅舅拿着衣服就走。小舅妈在后面开玩笑说，看穿上新衣服还烧不死你哩！
她的后半生，都会为这句话后悔。
从小舅舅家出来是一条长长的胡同，出了胡同往左穿过一条马路，再走不远就是这个村子唯一的一个澡堂。小舅舅目不斜视，两脚生风，直奔澡堂而去，到马路上也没有左顾右盼。这时，一辆公交车疾驶而来，前保险杠把他拦腰托起。车上睡眼惺忪的乘客被撞醒的时候，看见我的小舅舅像一辆冲出跑道的赛车，朝马路边撞去。
这是今年我第四次跟母亲在葬礼上相遇了，平时我很少回去看她，电话也很少打。一来我实在忙得分不清眉眼，二来她也不会跟人聊天，接到电话劈头就一句话，没事吧？你告诉她没事，她说，没事打什么电话啊？
今年母亲流年不利，摊上不少大事，算上我小舅，她接连失去了四位亲人。年初，她早上起来伺候父亲吃过早餐，打算出去买菜。她和我父亲都是建国前的老革命，离休后住在市里为老干部建的干休所里。几年前父亲患了肺癌，手术后保住了一条命，但基本上很少下床，吃喝拉撒全靠母亲伺候他。临出门的时候，父亲喊住她，让她买点干芝麻叶，说他想吃手擀面。母亲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觉得心里发毛——母亲后来跟我们说，我爷爷一直到死都喜欢这一口——等她买菜回来，父亲的一只胳膊耷拉在床沿，人已经去了。
父亲去世，母亲从头到尾一滴眼泪都没掉，还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丧事，好像那是她的一份本职工作。也许在她眼里，父亲是丈夫，更是战友。只是把父亲的骨灰拉回老家埋葬之后，她站在坟前，久久地不愿离去。眼看着天快黑了，我们还是劝不走她。我们跟她说，你们俩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那么多战友连新中国都没看到，与他们相比你们多幸运啊！而且父亲做手术的时候医生说，即使手术成功，他也只能活三年左右。想不到父亲又活了五年出头，我们应该知足了。他的走，对他对你都是一个解脱。
解脱。我们就是这样劝母亲的。
“他总该给我说点什么吧？”暮色中，母亲就那么站着，话语听起来更像是抱怨，“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处理了父亲的后事，母亲把我姥姥姥爷接到身边，想好好陪侍他们一段时间。这些年父亲身体不好，母亲寸步不离，很少照顾到自己的父母。那时我姥姥虚岁已经一百了，我姥爷小她一岁，但是按农村的算法，虚两岁，俩人加起来刚好二百岁。不过，在我母亲的概念里，父母离死亡应该还有很远的距离。
姥姥九十四五岁时，还能骑着三轮车载着村子里一群孩子去邻村赶集。九十七岁那一年，院子里的一棵樱桃树红彤彤地结了一树果子，孩子们没一个人回来吃。她看着怪心疼的，就搬了个梯子自己踩着上去摘果子，因此住了一回医院——天气太热，她趴在树上盯着果子看了大半天，眼睛看伤了，眼底出血。
医生为她做了全面检查，开导她说，就您老这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心脏，今后要是梨啊桃啊什么的，只管搬梯子上去；要是樱桃就算了，太费眼神。
两个老人跟着母亲住了半个月，吵吵着要回农村去。他们在城里住不惯，空气太脏，声音太吵，水太咸，人太懒。早上五点不到，老两口就悄无声息地起床，坐在卧室里大眼瞪小眼，既没什么活干，也没什么话说——城里没地儿喂猪喂鸡，就是认识邻居家的几个老人，人家一张嘴不是旅游，就是养生。想跟人聊聊收成，那话头怎么都对不上茬口。电视节目他们看不懂，逢到有人来串门，俩人赶紧往屋里躲，生怕哪一句话说得深浅不对劲，招人笑话，任我母亲怎么喊也喊不出来。
那一天母亲单位的几个人来看她，带了一筐子鲜活的毛鸡蛋。母亲觉得怪稀罕的，煮了给他们吃。姥爷多吃了两个，晚上觉得肚子不舒服。母亲要带他去医院，他死活不肯。夜里起来拉了几次，母亲看看也没什么异常，就没太在意，让他吃了几片消炎药睡了。哪知道母亲刚迷迷糊糊睡着，姥姥就起来喊她，说我姥爷不行了。母亲赶紧爬起来打电话找医生。姥爷赶在医生之前，先咽了气。
这次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姥爷。姥姥劝她说，该死了，再不死就说不过去了，看着自己孙子的小孩们满地跑，脸上怎么都挂不住。姥爷死了之后，姥姥再也打不起精神活下去，一心一意想死。在她面前，母亲装得没事人一样，背地里偷偷地哭。后来她打电话让我们轮流回去陪她。我们各自都有一摊子事情，天天忙得脚不沾地，谁能抽出那么多工夫陪她？我们跟母亲说找个保姆，钱由我们来出，轮流回去终不是长久之计。母亲气得拿着话筒半天一句话都不说，看起来她是真动气了。
没办法，我们兄妹几个只好隔三差五地回去一趟。我前后回去了两次，第一次刚刚到家，单位来电话说要对去年的考评定级，结果跟个人工资挂钩，我立马折转回去了。第二次回去勉强住了两天，那时候，姥姥看着已经明显不行了，每天除了喝点稀汤，什么都不吃，往哪个地方一坐就是半天，动都不动一下。
吃过晚饭，我们常常坐在客厅看电视。姥姥坐在小凳子上打瞌睡，她和姥爷从来不坐沙发，说硌得慌。老天在上，硌得慌！农村老人说话，听着总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母亲一边干针线活，一边朝电视上胡乱瞅着，还得时不时地盯着姥姥。姥姥吃得少，排泄得多，一会拉，一会尿，稍微慢一点就会拉在裤裆里，满屋子充斥着屎尿的酸腐气味。开始我还帮她擦，帮她洗。她浑身都软塌下去了，简直像一个包裹，脱一次衣服像脱层皮一样难。后来我实在招架不住，就跑去买了一堆尿不湿给她垫上。
我相信，姥姥那时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也许她的灵魂已经踏进了那扇朝她洞开的大门，晃动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掏尽了心力的空壳。她踏在生死两界边缘，悲哀地看着我们。她活了一百年，圈进她生命里的很多东西，都被一件一件地取走了，为此她肯定想说点什么。有一次我为她脱衣服，她像枯柴一样的双手突然把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搂在怀里，浑浊的眼睛几乎贴在我的脸上，直愣愣地瞪着我，嘴张了几下，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姥姥一直到死，什么都没再说。
小舅舅一直怕我父母，在他们面前一说话就脸红。父亲死时他来吊唁，也是远远地站在旁边看着，不敢直视父亲的脸，好像我父亲还会站起来训斥他似的。其实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从来没有吵过他，只不过不跟他说那么多。我还记得有一个夏末的晚上，那时我读大三，回来休暑假。吃完饭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母亲一边捶着打仗时留下的伤腿，一边对我说：“你爸啊，哪里都好，就有一件事让我心里不舒服，他太对不住你小舅舅了！”当时我很吃惊，因为父母从来不跟我们聊这些话题。父母谈论家事，也都是有板有眼，跟安排工作似的。在我们家，任何话题都是有边界的，孩子们如果越过边界，肯定要挨训。不过我看母亲情绪还好，便顺口问道：“爸怎么对不住小舅舅了？我看对他挺好的。”“你懂什么！”母亲愤愤地停住了捶腿的动作，“你爸抬抬手，你小舅舅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如果小舅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象不出来。他懦弱，孤僻，有时候还非常执拗。难道他的这种性格是父亲造成、而一直让母亲心里有所歉疚吗？但是，这些话能从我母亲嘴里说出来，我觉得不可思议。
她跟我父亲都是彻彻底底的革命者，不管处理什么问题，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从来没见他们有过什么分歧。
那时候父亲还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我们不可能去找他求证。他正统革命者的本色，在他和孩子们中间立了一道永久的屏障，他从来不屑于跟孩子们讨论这些家庭琐事。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排除掉了这些低级趣味，恨不得在我们家建立一个党支部。他和母亲对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再热的天也没人穿裤头背心，互相之间称呼一律连名带姓，不准喊小名。我们不会骂人，不会撒娇。我记不起十来岁时受了什么刺激，突然想跟母亲撒一回娇，她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外星人，急慌慌把我推远点去。因为用力，差点把我搡坐到地上，头也没回地做活计去了。这些东西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后来的性格和生活，我的孩子也从来不跟我撒娇，我根深蒂固受不了那种腻歪。
所以母亲跟我说这些，她说就说了，我听也听了，她说到哪里我听到哪里，我不会再去打问，否则便是自讨没趣。后来我当了专业作家，二哥跟我谈起小舅舅，说他过去的事儿可以写成一本小说。我前后听了听，觉得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也就没怎么当回事。从他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还能揣着一大把幸福呢？即使没有遇到他那样的不幸，也会有其他不幸，都好不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