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乡约的推行与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6)

王门学派的季本（1485—1563年）曾在福州实行乡约，嘉靖十五年（1536年）他担任吉安府的同知，季本的同年是王门学派的聂豹（1487—1563年）：“乃属耆旧协俊彦以请于邑，邑令彭君躬受约束于太府竹墟公。喜曰：‘兹榕城经验方也，矧兹旱荒，民瘼其殷，幸有以疗我永丰。’彭山子乃诣邑中，谘俗考典，核利病而罢行之。”可见，永丰县推行乡约，是在聂豹等本地人请彭县令向知府竹墟公（屠大山）申请批准后，由季本来永丰指导实践的。？？这一乡约“首以《洪武礼制》社厉宴誓者二，《教民榜文》劝道者九，曰尊成规也；次以约仪者三，而列其申明约法、崇尚礼教、经理粮差、安静地方者四，曰酌民宜也；附以丈量县总，而列其乡总者五、都总者五十有三，曰稽官成防吏蠹也。于是视榕城之约加详矣”。聂豹高度评价季本如同吕氏蓝田乡约之于程门之学，是“王门之吕”。

安福在嘉靖和万历时推行乡约。王门学派的程文德（1497—1559年，嘉靖八年进士），号松溪，永康人，嘉靖十五年至十九年（1536—1540年）任安永福知县，他的乡约斟酌季本、陆粲二约，复参以王阳明保甲之法，召见当地父老，“人授乡约一帙，使归而章善纠过，以和其乡”。当地方志评价程文德修行乡约说：“选邑父老之贤者为之长，而降尊礼之，人人思自奋，莫不奉宣德意，以训警其众，盖三月而民俗丕变。”看来当时成效比较显著。嘉靖二十三四年间（1544、1545年）连岁大荒，赈籴不给，邹守益等劝同约出义谷以救贫乏，加强乡约。安福人王时槐大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说：“吾邑当嘉靖间永康松溪程公来为令，特行乡约，民俗丕变，迄今五十年，民追诵之不衰。迩岁复得新安怀溪吴侯吴侯按程公旧籍，参取云亭、吉水条规，兼附保甲之法，编梓下之四郊，题曰：乡约从先录。侯复单骑躬历而劝谕之，于是乡大夫暨诸父老子弟咸涓期结社旅集，而齿让环列，而肃听欣欣然。”这次乡约参考了程文德以及所谓“云亭、吉水条规”即罗钦顺和罗洪先的乡约，并附保甲之法，看来更为严密有效。万历二十一年安福举行乡约时，当地人刘元卿的《书乡约彰善册》保留下来。

吉水在正德四、五年（1509、1510年）之际因“土贼之乱”行乡约，五十年后（嘉靖三十八九年）“再罹阻饥”，“郡邑复多警讯”，于是刊刻当年的乡约之法以便实行，乡绅罗洪先为之撰写序言。万历时乡绅邹元标利用书院实行乡约，并提出了一些想法，他说：

邑故有约，而间有借公道逞胸臆者，予颇厌之。年来世事渐乖，奢靡相竞，荡然无复先民绳检。因思子云以约失之者鲜，失不约则滔滔莫返，予独鲜之云乎哉！乃取古蓝田约，洎邑中事刻于两书院，巨细毕载，冀与邑人士舍其旧而新是，图书院衿庶毕集，耳目彰明，岁时商略，旧学与约偕行，庶几稍有维系。人或重学而轻约，不知道无隐显，事无精粗，约即学也。程子有云：“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予谓约亦然。有能实践约语，无愧衾影。虽巫贤复起，当与同符。不即潭心性若数家珍一二，不为里巷子揶揄者眇矣。文中“邑故有约，而间有借公道逞胸臆者”之句，表明地方上存在着把持乡约的情形，邹元标深恶痛绝。他面对“世事渐乖，奢靡相竞”的形势，改弦更张，借助书院讲约。主张“约即学也”。庐陵人杨储（1502—1578年），字元秀，别号毅斋，官至云南按察司宪副。他“居乡务善俗，乃立乡约”。直到逝世时的万历七年，以七十七岁的高龄“犹率行乡约，冠服竟日无惰”。？？这是乡绅推行乡约的事例。

抚州府乐安县长时期实行乡约。嘉靖时人聂豹（1487—1563年）记载：“乐安邓君九鼎，别号养正君为乐安招携里人。蚤孤而立，毅然守正，以昌大其家，如立祠以聚涣，饬约以化乡。”邓九鼎嘉靖时在家乡有过乡约的实践活动。

乐安人曾维伦，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他说：“伦夙闻之先大夫云，郡守曾太公乡约其犹有蓝田吕氏之遗风乎，以故里中先辈百二年来相与守之，恒未敢一日倍也。而况沈令公又锡之坊额以示旌焉，今复遇张侯过之，侯循吏也，无论下车兴革，即对扬王休，则首举六谕，与邑万人士，约期于月解而日行之，不啻令之三申之五也。每约必至”。？又说：“余里自先大祖同里中诸彦倡约以来，至余兄弟若干世矣。”“吾祖简庵公与翠翁先后长乡约，乡人功之，有司义之。”长达百年之久历经若干世的乡约是地方官与里中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结果，万历时期的新任地方官“张侯”又继续推行乡约。

江西在嘉靖二十几年全省推行保甲乡约。王宗沐（1523—1591年），字新甫，号敬所，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擢江西提刑副使，他在江西的任上配合巡抚推行保甲，当时针对的问题主要是“水陆盗贼是处窃发”，把编立保甲作为“弭盗安民长策”。王就保甲问题指出“：近蒙两院再四申饬及各乡村日苦劫掳亦各有人思自奉之心，以故各县各乡亦颇闻有私自举行者。”于是统一推行排甲，规定“：某家某籍人丁几丁，作何生理，有无容歇他客，照依式样做成粉牌，悬于门首，至十家又依式总为一牌，甲首甲尾，十家轮流，每家悬挂五日，周而复始。每大处五百家、小处三百家，在乡村不及三百家者，本村又为一约，不须制牌，县官推举德行有力一人为约长，给以一帖，行令其不得别断婚姻、田地、词讼，但帖内所载人家有不遵保甲之法及或子父兄弟相争干碍风化，许其亲临劝谕，不听则呈赴有司处治。”所以这是一种排甲与乡约相表里的保甲制度，特别对约长的权力作了限制。显然，该制度主要借鉴了王阳明的十家牌法与南赣乡约。不过我们也能看到明代里老制的影响，如提出“约长如果年高有德。其各县乡饮众宾即于约长内选请。”王氏最后说：“今法始举行”，表明上述排甲乡约之法在江西全省得到推行。

饶州府浮梁县的乡约资料记载比较详细。嘉靖十八九年（1539、1540年）当地发生自然灾害，灾后地方官汪氏不仅积极救灾，还推行乡约，以维护社会秩序。浮梁人汪柏记载：“侯又为乡约，申明高皇帝约束，每百家为一约，约有长，立彰善瘅恶簿，月有会，岁有报，城市始行之，讼十去七八，乡民至县见乡约，无不感激，踊跃争颂奉行，不俟侯令之日，邑风于是大变。”在万历后期，浮梁人乡绅陈石潭（1528—1618年）“里居举行乡约，推明圣谕，教戒乡人，莫不化之”。浮梁既有地方官推行乡约，又有乡绅的乡约实践。

饶州在万历初年实行乡约。饶州鄱阳人史桂芳万历二年（1574年）《答陈省斋公祖书》有“读手教及乡约”之语，又说：“幸我公祖下车，首欲仿朱子社仓探本之论，循良之大节也。但欲复社仓，必赖乡约，乡约举则保甲寓而庶政咸备矣。”似乎这只是他们之间的讨论，而史桂芳《与陈汝时书》则讲：“乡约要实行，善恶要实书。”还讲到“亲家抄一通送约正副”？等，证明当地实行过乡约。

瑞州府。崇祯《瑞州府志》卷六《风俗志》保留了知府陶履中的告示谕文：“乡约之设，本出圣训。但因循既久，郡邑视为虚文。本府素称遵行，近亦稍怠。陶履中莅任，首加申饬，每月亲为巡课。取圣谕六条，明加诠释，务使通俗，以便感观。并条十约，晓谕士民。且檄三县，务实举行。又作维风条约，以多方开谕，俱有刊行。”由此可见，瑞州府素来推行乡约，陶履中莅任又加以强调。

袁州府在万历时也实行了乡约。当时汪氏为地方官，申时行介绍道：“故侯莅政三年未尝以更张见奇而特以移风易俗安利民生为孳孳。侯为立保甲、定乡约、颁正俗条谕，而民俗靡然向方，浇风为之顿革。”赣州也有实行乡约的事例。信丰人甘宫住在县城水东坊，“水东乡约行于乡里，里中有私哄者，必求直于公，公为片言解去”。

（9）湖广

胡直在湖北为官时：“创乡约，严保甲，核民间节孝旌之。”程次廷为辰州府知府，“至则下教诸邑，凡十条。又析高皇帝圣谕约束之，毋论山峒苗，咸踆踆趣事矣。已复申明乡约”。黄州府的事例较多。嘉靖《黄陂县志》中记载知府卢睿立乡约堂。万历《黄冈县志》二乡约所据“府旧志”记载，城南有乡约堂，“以每月朔举行吕氏乡约”。耿定向（1524—1596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有《题黄安乡约》，记载了家乡黄州府黄安县实行乡约保甲。他说明朝二百余年宇内攸宁有赖于太祖朱元璋的定制，可见黄安县实行乡约当在1568年（隆庆二年）以后，根据耿定向卒于万历二十四年，推测黄安乡约的实行可能在隆庆或万历前期。冯应京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为湖广按察司佥事，“备兵武汉、黄一以厚民生兴教化为务，首举乡约、保甲、社仓三事”。另外，万历时王氏在罗田任上，“举乡约而异端厘”。

万历初年，方扬（1540—1583年，隆庆五年进士）在湖广随州行乡约，要求约正副“除朔望赍善恶文簿赴州投见外，每月初二、十六查集乡民讲明圣谕，杂以为善阴骘、为恶阴报等言，令通晓，仍申以孝弟之义，儆以律例之条，利害并陈，祸福俱列”。

岳阳府安乡县，“明乡约在村者十一，木铎者悉以小姓充之，不堪任事，且累小民”。这是清人对明代乡约的看法。

宝庆府新宁县所行乡约，“每乡举齿德俱尊者为约正，能书正草者为约史，讲读圣谕，又立彰善、纪恶二簿以示劝惩”，并与保甲相结合。

（10）浙江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韩晟任严州府遂安县令，推行乡约。他宣布：“吾谓欲行保甲，当寓保甲于乡约而损益吕氏之议，稍以礼义节文附以读法之仪，别以书善纪恶之籍，是宜于各隅各都择以闲旷寺院，匾曰：乡约所。推择耆老为约正副，余咸属之，招以谕文，加以束帛，以示愿与共治之心，孰敢以虚文应哉。”主要依据《吕氏乡约》设立乡约所。

嘉兴府的事例较多。钱公良（1469—1549年）于嘉靖八年（1529年）致仕后，在家乡嘉兴府海盐县从事乡族建设，他“仿《家礼》建祠堂，洁祭器以奉先，置义田以厚族。又用《蓝田吕氏乡约》，每月九日聚乡之长者，读圣谕以教乡人”。万历《嘉兴府》二《公署》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湖县、崇德县利用寺庙建乡约所。

嘉靖十二年（1533年）钱明任湖州府乌程县知县，兴建乡约所，计城中两所、乡都五所。

绍兴府会稽人徐某嘉靖时“尝推择为乡约长，乡人安之”。可见当地推行过乡约制度。

陈与郊（1544—1610年），字广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他在杭州府仁和县的刘珎传记中说：“御史台李公檄刘侯按行乡约，刘侯与乡首旌公”。可见，当地在万历年间实行过乡约。

万历时刘文卿在浙江台州府，为了加强海防，设立保甲、乡约等。

金华府在嘉靖万历时全府推行乡约保甲。陈元珂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任金华知府，他“政尚严明，重风教，行乡约，一时称治”。万历《金华县志》卷二《风俗》附文谈到所行乡约的具体内容：“盖城中四角分立东南西北四约，约有正副，择年高行谊素重乡评者为之，每月朔赴约所，会齐讲读圣谕、榜文及蓝田吕氏乡约。”即讲读圣谕、榜文及蓝田吕氏乡约的乡约，成立了组织并设立乡约所。庄起元（1559—1633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他在任金华府兰溪县知县时，举行乡约保甲，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宣讲《圣谕六言》、置善恶簿，劝谕化导；设十家之牌，防范整顿。并有乡约四条、保甲四条具体规定。庄起元是根据李按院的指示推行乡约保甲的，当时至少金华府会加以贯彻的。姚氏在东阳县任上，也“复社学，简其人为童子师，有耆德者为乡约正副，乡人皆有籍记日月，诣其所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天启修衢州《江山县志二·乡约》记载了该县五所乡约所的位置，乡约所使用寺庙、公馆、祠堂等，说明实行了乡约制度。

明代浙江领府十一，上述推行乡约的资料有八府之多，可见当时推行乡约相当普遍。

（11）福建

泉州府，嘉靖时屠氏推行乡约，晋江人王顺吾被“畀以郡檄，主一乡之约，翁纳檄郡中，为屠守劝诱一乡之长幼”。王氏还与莆田王氏通谱，建设王氏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