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买卖方面，宋代的皇帝也是反复无常，居中牟利。如前所述的宋徽宗时的西城所，在掠夺民田方面极尽无耻之能事，用“卖出”、“括进”、“根磨田契”、“据约打量”等手段，来扩充公田。早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政府就将在宋金战争中逃亡的百姓田产没收，然后以“绝户田产”名义出卖。到徽宗时，为了满足皇帝骄奢淫逸的用度开支，在政和元年（1111年），“命官鬻卖官田”。后又反悔，遂止而不卖。“并罢已卖田宅，还给原值，仍拘入官。”这一卖一还之间，官吏从中作奸犯科，徇私舞弊，人民反复受到盘剥。南宋政府在土地买卖上，较北宋政府更加反复无常。据《宋史·食货志》记载：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以军兴用度不足，诏尽鬻诸路官田”。及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住卖诸路未卖营田”。“淳熙元年（1174年），臣僚言......买产之家，无非大姓......所立之价，轻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著业......从之。六年（1179年）......凡没官田、营田、沙田、沙荡之类，复括数卖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又“以臣僚言住卖”。但到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又将“没官田依乡价复召人承买”。就这样，60年中，不消停地买卖反复，人民备受折腾。度宗景定四年（1263年），由于受到元兵南侵压迫，军国用度日益捉襟见肘，于是宰相贾似道用“买公田”的办法来扩充国库，即“自两浙江东西官民产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贾似道强买公田，看似公有制土地可以因此而发挥其调控职能，是利国利民之举，但实施的结果却是“浙中大扰”，“破家者多”。究其原因，一是官府在公田管理上依靠当地地主，在专门管理公田的官庄中，仍由当地地主充当管庄，负责向农民收租。这样，地主可以利用管庄职权，徇私舞弊，将租税负担转嫁给农民。本来政府规定，每收租米一石，照原租额明减二斗，不许额外多收。但事实上地主在卖公田之初，往往虚报租额，以六七斗即报一石以多得地价。当政府买下公田，又以买价作为官租定额，政府在买地过程中的多支部分，就实际上由农民负担，并且这种不合理的官租定额还长期化了，国家和地主都从中得利，而受损失的是农民。政府在买公田时，当地豪强地主可以拒不“投买”，地方官不敢得罪豪强地主，又要完成买田的定额，便强迫占地二百亩以下、“百亩之家”的小地主卖田。地方官吏在买田时故意压低田地价格，有的压低到租米一石给十八界会子（纸币）四十贯，有的甚至仅给一些度牒、官诰折价。如将仕郎诰一张折价一千贯纸币，承信郎诰折一万五千贯。官妇的封诰，安人诰折四千贯，孺人诰折二千贯等。于是，土地被官府白白夺去，换来的只是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空头官衔，政府的买地变成了变相掠夺，自然激起民愤，南宋亡国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总之，宋代的土地国有制已经没有了公有制的意义，成为了皇帝亲自经营的私产，官田经营私营化了。宋高宗曾说：“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之何益？”皇帝在土地经营方面的思维和行为也地主化了。
§§§第五节宋代赋役制度
宋代的田赋制度沿袭了唐中叶以后两税法，其基本原则与唐时相同，具体做法则是承后周之制，其主要内容包括：田赋按夏、秋两季征收，从催征之日算起，分为三限，每限为一月。田赋的征收，按土地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即为“三壤法”。征收谷物使用文思院统一制作的斛斗，叫做“省斛”或“省斗”，也统称为“官斛”。征收谷物时，另收百分之二的鼠雀耗或省耗，这是正税之外的附加税。土地买卖时需向官府陈报“投印”，卖者要将田赋“过割”给买者，新田主人须承担田税义务。由于田地买卖等原因，纳税人及纳税额度会相应发生变化，故在每逢闰年时，要推排物力，验明田亩、物力的多寡和升降户等，作为征税和定役的依据。各州县的品官另有户籍，形势户也在版籍中加以注明，品官形势户的田赋由本户承担，须在第三限前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两税法的核心原则是“履亩而税”，登录在国家版籍上的田亩是国家税收的依据和保障。但大地主往往采取隐瞒田亩的方式，以逃避赋税；普通农民在不堪税赋的情况下则只能弃土逃亡，或“坐家申逃”，“匿里舍而称逃亡，挟他名以冒耕垦”；还有一些自耕农则携带田产，投靠于豪强兼并之家，“诡名挟佃”，“诡名子户”。这样，国家版籍上登录的田亩就日益减少，对保证国家赋税收入形成了严重威胁。北宋时期，隐漏田土的情况日益严重，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打击隐田漏税行为，但效果并不理想。宋太祖曾开展全国范围的检田活动，处罚了一批检田不实的官员，却未能从制度上根本杜绝隐田漏税行为。一旦皇帝本人放松要求，或皇帝易人，则隐田漏税的情况就又重新抬头。宋太宗和宋真宗两朝屡次下均田的诏书，但在方法上却犯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错误，政府将逃亡户的田赋均摊给未逃亡户，表面上可以保证国家税收不因国家版籍上的田亩数量减少而随之减少，但实际上是惩罚了未逃亡户，加速了未逃亡户的逃亡，国家版籍上的田亩数量减少得更快。宋仁宗时，鉴于当时“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岁久莫治”的情况，郭谘、孙琳创造了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郭谘被派到蔡州，他“首括一县”，即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此后，田京在沧州的无棣，蔡挺在博州的聊城、高唐也采取类似方法均田，其结果是“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均税增税的效果显著。千步方田法在清丈田亩，检查漏税方面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却因为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郭谘等人的清丈活动被朝廷以“重劳人”、“沧州之民不以为便”等借口叫停，北宋的均田税实际上失败了。
北宋均田税失败，助长了豪强地主的兼并，隐田漏税情况更加严重。在国家田赋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国家的开支却日益增加，“冗官”、“冗兵”和“冗费”问题不减反增，使国家财政收支状况陷入极其糟糕的境地。为了应付收不抵支的财政局面，北宋政府开始在两税征收办法上面做手脚，以扩大征收税额，最著名的手段就是“折变”。所谓“折变”，是在征税过程中，官府任意地以这种实物折合为那种实物；也可折合为钱，又将钱折成为其他实物，在折合中官府人为地压低或抬高折变率，使税户纳税额成倍增加。比如陈州折变：当地夏税大小麦每斗折钱一百文，并附加脚钱二十文、头子仓耗钱二十文，共为一百四十文，而当时市价仅五十文一斗，这一折合就增加了两倍半。同时陈州还将配给农民的蚕盐，每斤折价一百文，而市价不过二三十文，按三十文计算，增加了三点三倍。陈州官吏又翻手为云，将蚕盐折价一百文转折为小麦，以每斗四十文（市价五十文）折合，这一折合，一斤蚕盐又折成二斗五升麦了。事情并未结束，陈州官吏又覆手为雨，把二斗五升麦按每一百四十文价交纳现钱，于是官府配给的一斤盐要付出三百五十文的价钱了。经过反复“纽折”，负担骤增十二三倍！
除了两税正税，北宋政府还继承了五代以来所有的苛捐杂税，将五代时的“身丁钱绢”、“身丁米麦”、“丁口盐钱”、“身丁钱米”等统称为“身丁钱”，或称“丁口之赋”。另外又把原来的所谓皮革、筋角、农具、鞋钱以及曲引等
税目，“以类并合”称为“沿纳”，或称“杂变之赋”。这两种赋税，都必须“随同两税输纳”。这种“杂变之赋”涵盖范围极广，买卖田宅、修盖房屋、粜卖粮食、买卖牲畜等都要交税；牛活着要交税，牛死也要交税；家中人口多要派重差，分户则要罚钱；总之，这些税外之税，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正如朱熹所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北宋政府还继承了五代的“和买绢帛”、“和籴粮米”，即政府对布粮的派购。“和买”、“和籴”实际上是政府的强买强卖行为，所派的绢粮数量不仅超过被派者的实际能力，而且所定价款明显低于市价，还有一部分用类似于实物券（如“茶券”）之类的抵现，抵现过程中又故意抬高实物券的价值，使配购户在出进之时都要蒙受损失。到了后来，完全变成“官不给钱而取之”，更往后，则把白取的绢帛和米粟作为定额，折算成现钱勒令民户缴纳，完全成为一项新的税目。此外，由于宋代商品经济繁盛，商税、盐税和酒税的增加也十分迅速，据张方平《论国事记》记载，宋真宗景德年间的商税、盐税和酒税总额为一千二百三十三万贯，到宋仁宗庆历年间，三项税额总计为四千四百万贯，四十年间三项税额增加到三点六倍。
这样，宋代财政税收结构中，杂税的比例就超过了正税，据曾巩《元丰论稿·议经费》记载，皇祐、治平年间全国总收入在一万亿以上，两税在总收入中仅占百分之五六，田赋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就下降了，这是宋代赋税结构较之前朝的显著变化。
在宋代，税户除了负担税赋，还要承担差役，也称“职役”，即到各级衙门当差服役。职役的种类主要有：“衙前”———主管运送官物或看管官府粮仓；“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办赋税；“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耆长”、“弓手”、“壮丁”———负责缉捕盗贼。宋朝将民户按资产分为九等，规定下五等一律免役，承担职役的为上五等户，各等户承担的职役不同，如一等户轮充衙前、里正，二、三等户轮充户长、弓手等。而四等及其以下户，则充疏浚河道、防汛、筑城、运输等杂役。由于品官形势户及僧、道可以免役，承担职役的主要是中小主户。宋的职役有连带责任，如衙前看管运送的官府财物有损失，则必须赔偿；轮充里正的，如果不能按期完成赋税收缴，则必须先行垫付。因此，在衙门服职役的人家，往往是倾家荡产，苦不堪言。
由于豪强大户隐田漏税，大量的赋税负担转由中小主户承担，职役又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北宋时期中小户主破产速度加快，这又反过来使国家的税源减少，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更加恶化。宋仁宗庆历以后，国家财政每年都入不敷出，差三百万缗左右。宋英宗治平二年，国家财政短缺一千五百七十余万缗。宋代的财政危机不断加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登台执政，开始着手变法，其目的在于扭转宋百年来积弱积贫的状况，富国强兵。王安石先后推行了均输、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税等新法。其中方田均税、免役法是有关赋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方田均税法首创于大理寺郭谘，即前述的千步方田法，包括方田和均税两个内容。方田，是一种清丈土地、整理田赋地籍的制度。具体办法是以东西南北各千步，相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派人分地丈量，按照地势和土质的肥瘠分为五等，依地之等级和各县原来租税数额分派定税。至次年三月丈量完毕，公布于民。均税，是对清丈完毕的土地重新定税。一是纠正无租之地，使良田税重，瘠田税轻；二是对无生产的田地，包括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等都不征税；三是一县税收总额不能超过配赋的总额，以求税负的均衡；四是对投靠豪强，“诡名挟佃”的子户重新登录版籍，使之成为纳税主户。方田均税法到元丰八年（1085）被反对派废止之时，共推行了14年。先后所方之田，仅及五路，所清丈的田达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九顷。五路占全国总面积不过百分之二十，而清丈出的田地占了全国税田的一半以上，可见当时隐田漏税情况的严重，也足见方田均税法的成效。
由于方田均税法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引起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大官僚的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变法派登台执政，皇帝下令停止方田，同时熙宁年间的所有变法改革全部废止，变法的成效也消失殆尽，国家财政又回复到熙宁变法之前的危机状况。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亲政后，又启用章惇等变法派，方田均税法得以恢复。宋徽宗即位后，政权被投机政客蔡京等把持，蔡京以新法的当然继承者的面目出现，却对新法偷天换日，将其修改为大肆搜刮的工具。方田均税法本是清丈田地，检查大地主隐田漏税的有效办法，可是到了蔡京手中，方田均税法成为了将大地主隐田漏税合法化的手段。方田过程中是“贿赂公行，高下失实，下户受弊”，以致地方豪强的土地是越“方”越少，而下户的税金却是越“方”越多，如在虔州瑞金，“有二百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一七亩者”；而在虔州会昌，“有租税一十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而增至一贯四百五十者”。王安石推行的方田均税法的积极意义在蔡京手中发生了完全的逆转。后来方田均税法又屡行屡辍，时断时续，最终于宣和二年（1120年），被完全废除。
免役法又称“募役法”，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实施。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缴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免役法实行后，一般平民的负担减轻，但却触动了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坚决反对。哲宗继位后，司马光当权，于元祐元年（1086年）恢复差役法，衙前仍用坊场钱雇人充当。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批评其“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朱熹认为：“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免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以后役法变动不定，南宋则差、免役法兼用。
到南宋时期，两税和杂税的征收更加没有章法，数额的随意性更强。统治集团以抗金为借口，不断加重人民税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仅绍兴年间（1131—1162年），人民负担的两税，身丁钱米以及所谓和买、和籴等，都比旧定数额增加了五至七倍。而且在输纳时，米粟之类还要加征“正耗”、“加耗”、“斗面米”等，其数目往往又超过正额。杂税中又出现了所谓“经总制钱”、“月椿钱”等新的刻剥税目。“经总值钱”是对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每千钱要抽取五十六文为税；“月椿钱”则是为供应军需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按月解送的一种横赋。政府制作军器所需的大量翎毛、箭干、皮革、铁条、铁片以及竹木材料，也都通令各地百姓按亩或按户无偿输纳。这些都是临时勒索，既无定时，又无定量。州县无所从出，只好巧立名目向民间榨取。于是在江南西路则有所谓：“曰曲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诉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所非一。”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了。
宋代的赋税制度在与民争利的过程中形成了恶性循环：一方面，封建政府对于豪强地主隐田漏税无可奈何，于是千方百计将税赋损失转嫁给中小有产者，其结果必然是加速中小有产者的破产，民困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大量中小有产者，或者他们的土地被豪强地主兼并，或者直接携地投靠豪强地主，土地的隐漏情况更加严重，国家税源日益枯竭，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更趋于恶化，国穷局势日益严重，从而又迫使封建政府以更加诡异的手段压榨百姓，这又导致民困问题的更加不可收拾，又形成新的一轮国穷困境。如此反复，直至南宋被元所灭。如果没有金、元入侵因素的影响，宋的统治也会被农民起义的浪潮所冲垮。是那不可思议、毫无理性的赋税制度使宋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