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陈永贵的提议，大寨党支部曾经为干部参加劳动作出了一则“三不准”的规定：一是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一般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二是不准干部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里办公；三是不准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干部给社员做工作，都要利用“三会”时间，即碰头会、饭场会、地头会。每天晚上，党支部委员们要在一起开碰头会，总结当天的工作，商量第二天的劳动安排。安排的结果在第二天的饭场会上宣布，也就是边吃饭，边开会，边议论。这是一种不占用劳动时间的开会方式，大寨的干部很重视这种饭场会，虽然参加饭场会不记工分，但谁要是不参加，还要说出个理由来。据说陈永贵以后到中央做了大官，还曾在大寨询问过某某人几天没有参加饭场会了。饭场会开过以后，放下饭碗大家就一起下地干活了，干部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找社员解决，那就只能利用劳动中间的休息时间，大家坐在地头上，抽袋烟，喝点水，干部们乘机谈些劳动安排或其他事情，这就叫做地头会。后来政治空气越来越浓，地头会又与政治学习、社员讨论、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成为大寨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是后话。
大寨党支部的许多工作能够布置得开，群众能够指挥得动，有时主要并不是靠开会动员，而是靠了干部的率先垂范。
一次村里决定要盖房子。在社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就提出石头从哪里来，怎么往村里运石头的问题。还没等会议统一意见，陈永贵就说：“算了吧，这个事不讨论了，到时候就有了办法。”自从农业社开始，陈永贵在村里就有了一言九鼎的权威，当然这种权威在开始的时候，也是凭着率先垂范取得的。尽管房子过几天就要动工兴建了，马上就要用到石头，但陈永贵不让讨论，会议也就不再讨论，但大家心里并没有底。
第二天上午劳动，中午收工的时候，陈永贵走在路上，找到路边的一块大石头，把工具放下，叫过一个社员指着那块石头说：“你给我搬上肩。”在那人的帮助下，陈永贵扛起石头往回走，别人看见陈永贵这个架式，也都纷纷找到石头扛了起来。一些走在前面的人这时也只好折回来扛石头，而头一天晚上参加社委会的人们此时方如梦初醒，不得不跟上陈永贵的节拍。团支部由此得到启发，还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并规定了“时不空过，路不空行”的临时制度，上工时“捎带着”担粪，下工时“捎带着”扛石头。当天晚上，陈永贵夸奖说：“孩子们干上来了，老的怎么样？老将上马，一个顶俩嘛！”从此，他们就利用下工的机会，一天每人捎带两块石头，不几天就把盖房子需要的石头都捎回来了。陈永贵面对那堆石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说：“要在会上讨论，怕到现在也讨论不出个办法来。可这几天一不派劳力，二不出工分就把石头搞回来了！”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没有通过会议作什么决定，没有通过干部搞什么动员，没有占用什么劳动时间，完全凭着群众“自愿”就把盖房子用的石头“捎”回村里。这件事后来传到昔阳县委，被作为“身教重于言传”的典型事例而广为流传。
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是昔阳县委所说的身教重于言传。陈永贵和他所领导的大寨党支部中的一班人，是否读过孔夫子的书，是否知晓这些古典语录，我们不得而知，但出于中国农民朴素的务实心理，他们在工作中确实在不断实践着先哲所提倡的这种“身教”。
陈永贵从互助组时起，一直坚持着“时不空过，路不空行”。就是到区里、县里参加会议，他也很少空着手去。走的时候，他要么捎上一些村办企业生产的粉条拿到县烟酒公司卖，要么就拉上一车水果先到市场里出售。散会回来的路上，他也总要找点活捎带着做。在一次县委召开的会议上，县领导还公开表扬了他，赞扬他来县城开会还要利用来回的路上为村里办事，说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后一些社长们就留心观察他，看他这次回村捎带干什么。结果发现他早已买好了一头猪正往村里赶。原来最近大寨社委会决定要扩大集体的养猪场，他给村里便买了一头怀仔猪捎带着赶回去。
大寨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事迹引起了昔阳县委的重视。县委发现，除了大寨村，其他两个县里的先进典型——刀把口和白羊峪也有同样的特点，而那些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合作社，大多存在着干部不参加劳动，而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这种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阳县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时昔阳各乡村刚实行集体化不久，干部的比例较大。一个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等，他们都不参加劳动，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危害：一是养的闲人多了，增加了群众负担；二是基层干部却高高在上，不深入生产实际，也就难以指挥好生产。当时群众心有不满，但又不敢公开讲，就凑了一些顺口溜。其中说道：“头等人地边串，二等人打算盘，三等人过阳泉，四等人下河滩。”“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坐在家里瞎指挥，秋收时节地没耕，男女老少一肚气，埋怨干部不上地。”调查中，昔阳县委还发现，在洪水乡的一个村里，由于干部脱离劳动，田间管理松懈，到了秋收季节竟发现有一块地没有下种，搁了荒。这在本来就缺少耕地的昔阳来说，实在不能算是一件小事。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大寨干部参加劳动的好经验自然就容易引起县委的重视，县委还专门为此作出了一个规定，要求全县四级干部都要向大寨、刀把口、白羊峪的干部学习，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使干部参加劳动在昔阳制度化。
昔阳县委领导人像大寨等村干部一样，也搞了个率先垂范。县委书记张怀英、县长王贵科等一班人扛着劳动工具到城关西大街的赤土坡帮助社员整修土地。
大寨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一直坚持了下去。后来陈永贵名声越来越大，成了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会议越来越多，来大寨找他“取经”的人也络绎不绝。但陈永贵一直心系他的那些土地。许多人事后回忆，陈永贵经常为不能下地干活而头痛。一次他到县里开会，在闲谈中对人说：“哎呀，自从廖部长走后，三个月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中午饭了！”他所说的廖部长是国家农业部长廖鲁言。廖鲁言在1964年视察过大寨之后，大寨就成为中国农业的一个先进典型，来访的记者，来参观的各方人士越来越多，他们都想采访陈永贵，都想与陈永贵谈一谈。为了不影响参加劳动，陈永贵就躲在地里，连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总是说：“咱是劳模嘛！不劳动还能当模范！”“文化大革命”中他做了中央的大官，但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却从没有放松。在他的带动下，党支部一班人个个都是参加劳动的模范。据统计，接替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平均每年田间出勤288天，大队长贾承让每年出勤351天，副支书梁便良每年出勤350.5天。
6.众人齐心热情高
大寨人向穷山恶水宣战并取得辉煌成就，根本的一条就是靠了集体的力量。大寨村党支部依靠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并通过种试验田的办法，将一个贫穷、落后的旧山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认识自然，进而改造自然，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实现。从1953年到1963年，大寨人十年间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量是逐年增加的。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每年用工量达3万多个劳动日，比合作化前增加近一倍。全村男劳动力全年出工一般在300天以上，多的达到340多天，做劳动日380多个；妇女出勤率也很高。在十年里，他们土地加工改造用劳动日10万个，平均每亩120多个，男女整半劳动力平均每年每个劳动力为土地加工改造做劳动日近100个。实行精耕细作后，农业田间管理用工量也大大增加，平均每亩投工20个左右。由于农业生产季节劳动力的紧张，土地加工改造则主要依靠冬季进行。一年有5个月左右时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其中3个多月是冒风雪严寒苦干的。他们在冬季施工中摸索规律，总结出一套办法，例如，常年备石料；选择向阳的地方施工；工地在秋收后即清好垒地边地堰的地基；未封冻前在准备取土的山坡上挖松一层土，上冻后施工取土就比较容易；施工时松土取完后立即再挖松一层，供下一次施工取用，等等。就是这些简单易行的办法，保证了冬季施工，提高了工效，加速了农田基本建设的速度。
改造自然，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还需要一定的物力和财力。在这方面，大寨人的做法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他们采取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具体做法，花钱少，收效大。例如，施工所需石匠、铁匠本村都有，土地加工改造所需的土、石头，也可以就地解决。需要购买的只是一些钢材和炸药，一年也不过花百十块钱，集体的积累也完全能够解决。如果要计算投资的话，每亩用劳动日120个，每个劳动日值按1元计，即达120元，数目当然也不算小，但是完全是村里自己解决的。大寨村十年来购买了30多头大牲畜和脱粒机、铡草机等农业机械，购买化肥农药等也增加了生产费用。但除1954年曾经用了贷款7000元购买牲畜，并于1955年全部偿还外，再没有向国家要过1元贷款和投资。
当然，大寨人在建设稳产高产农田中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社会合作。大寨从附近煤窑买煤，解决了燃料，这就可以腾出玉米秸等沤肥还田。国家供应给大寨农业机械如脱粒机、铡草机和米面加工机械等，又派汽车运公购粮，使大寨节省出一部分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每年国家供应给大寨大量化肥。粮食部门每年拨出1万公斤粮食委托大寨加工制粉条，使大寨增加了饲料来源，有利于发展养猪积肥，等等。这些支援在大寨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一讲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不讲这些支援与合作，好像大寨人什么事情都是独往独来，这显然是片面的。当然，讲国家的支援，讲社会各界的合作，其实也并没有否认大寨的成长与发展主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