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尽管不再担任副总理了，但中央对他还是照顾的，生活上仍保持着原有的待遇不变，他的住所仍然按副总理待遇继续留在交道口的那处大院子里。但陈永贵是个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他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说：“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他多次提出要搬出交道口，撤去警卫。当时国管局领导没有答应他搬出，但答应把那个院子让出一半。陈永贵还是不同意，说这样还有点特殊。国管局又为他在禄米仓找了一处房子，陈永贵看后直摇头，说这处院子和交道口的差不多一样大，与他现在的平民身份不相称。后来，中央决定让他住复外22号高干楼，按部长级待遇，陈永贵这才同意。
陈永贵任职期间有两辆汽车，红旗轿车为他使用，另一辆为生活用车。解职之后，他退了红旗轿车，说耗油太多。解职后不长时间，他就辞去了炊事员，自己和老伴动手炒菜做饭，他说自己想吃什么也方便些。
在任期间，陈永贵一直保持着农民身份。解职后他才开始领上工资，工资标准是每月200元。当时物价已经开始上涨，他家人口多，负担重，这点钱过日子也是蛮紧张的。在这方面陈永贵倒是很达观，他总是要求家里人，还是本着给多少、领多少、吃多少的方针吧，不要随便向上伸手。
关于陈永贵在北京城度过的这段平民生活，不少人在文章和书籍中都讲到过。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在他的《岁月随想》一书中写道：
“我家离他住处很近，他上街散步，我有事出门，偶然对面碰上。我太熟悉他了，但他根本没注意我，他目不斜视地走在柏油路旁的石板人行道上。给我的感觉，他瘦了，而且老了，已不复有当年在大寨时我见到的那种虎虎有生气的形象了。然而，他还是他。在北京的街头，他是一位普通的漫步街头的老乡，因为，他还穿着对襟的布衣，穿着一双布鞋。这非常短暂的路遇，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忙忙碌碌大半生的人，陈永贵过着清闲日子反倒不舒服。他向中央要求做一点具体的工作。中央有关领导表示支持，还征求了他的意见，问他是否就在中央当个顾问。他不愿意。后来，有关部门就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了个顾问。其实这也是一个闲差事，但陈永贵挺满意，还真的到那里去上过班，参加过党组织的生活会。但时间不长，医生从他的身体内查出了癌细胞。于是，他住进了医院。
陈永贵住院期间，不少原来的同事、同乡、朋友都去看过他。这其中就包括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陶回忆说：
“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我曾先后两次去探视过他。每次他总是说：‘我在工作中有严重的“左”的错误。但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人，大寨是“四人帮”的黑样板，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自己的错误向中央作过检讨。小平同志也对我说过，你有错误，但和“四人帮”无关，你不是“四人帮”的人。有了小平同志的这句话，我死也就可瞑目了！’”
1986年3月25日20时35分，陈永贵病逝于北京。随后，新华社向外界公布了陈永贵病逝的消息。在那篇消息中，对陈永贵作出了最后的评价：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西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新华社的这段文字，成为对陈永贵的权威性“盖棺定论”。以后在正式场合，人们都是采用这样的口径来评价陈永贵，包括大寨村在虎头山上为陈永贵立的碑，碑文也大体上采用了这段文字。
6.昔阳新局面
1979年8月以后，中共昔阳县委常委连续召开常委和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和县级机关科局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联系学大寨运动的实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是在昔阳县进行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通过讨论，端正思想路线，解决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几个问题。
在这场大讨论中，大家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全县十多年来开展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进行了回顾和检查。许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为什么我们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不那么得力？为什么落实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不那么彻底？为什么对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不那么认真？就是县委常委本身思想不解放，心中有顾虑。县委领导深切地感到，过去把大寨抬到了不适当的地位，把大寨的具体经验当成不可逾越的“本本”，干了许多蠢事。当前，昔阳面临着“问题不揭不得了”这样一个状况。现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要把矛盾揭透，把问题说够，端正思想路线，卸掉思想包袱，发扬成绩，修正错误，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尽快把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上来，全力以赴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
通过这段讨论，昔阳县委解决了以下九个问题：
一是关于落实自留地政策的问题。1979年春天，昔阳县委在落实自留地政策时，总认为集体代种比社员自种好。结果，全县社员户自种自留地的只占总户数的10%。大家说，现在县委要解决自留地下放是不是“右了”、“倒退了”的糊涂认识。自留地收归集体代种的做法，是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浪潮中产生的。现在我们来个拨“左”归正，正是一件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事情，根本不是什么“右了”、“倒退了”。通过讨论，县委也明确了自留地实行自种，并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县委决定打破今年春天定的那些条条框框，秋收以后，全县的自留地全部下放，并且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社员群众种好自留地。
二是关于劳动管理问题。实行大寨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办法好，还是实行定额记分好？昔阳一些社队在过去早已有过争论，而且有的大队一直在实行定额记分的办法。但是他们怕戴“反大寨”的帽子，对外说是实行大寨的劳动管理。县委不实事求是，搞“一刀切”，让全县各社队一律推广大寨的一套评工记分法，实际上导致有些大队的干部说假话。这种情况，县委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是不知道，但他们认为昔阳特殊，再搞定额管理是后退。在讨论会上，县委常委们和大家一起摆了大量事实，对各种劳动管理办法作了认真比较，相比之下，大家感到，还是定额管理好：一是社员容易接受，有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二是队干部便于管理。1979年有些大队恢复了定额管理以后，节省了劳力，提高了效率，农活比往年赶前了，也不像以前紧张了。大家说，我们要想贯彻好中央的两个农业文件，必须破除“昔阳条件特殊”的错误认识，向全县公开宣布：只要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只要有利于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各社队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需要采用哪一种管理办法就采用哪一种办法。考虑到大寨人可能一时难以接受，县委也允许他们再观望一段时间。会议决定，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宜搞则搞，不宜搞则罢，全县要积极采用定额管理，也可以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办法。大寨党支部则表示，大寨也要实行定额管理。
三是关于集市贸易问题。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会上，县委的人们说，过去咱们怕这怕那，始终不敢开放集市贸易。其实，县委不开，群众就自动开。1979年春天，县城附近一些大队的社员陆续进城卖菜，城里的职工都愿意买社员们出售的新鲜蔬菜。实践证明，开放集市贸易，社员欢喜，职工满意，既搞活了市场的供应，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县委的一些领导人深切感到，过去卡集市贸易的做法，既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也违背群众的意愿，如果这样继续搞下去，就会更加脱离群众。当年7月，全县已经开放了集市贸易，“八一”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物资交流大会，人们高兴地说：“咱昔阳的经济也活啦！”
四是关于社队工副业问题。过去，昔阳全县曾经批判过“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各社队的工副业生产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社员的家庭副业也基本上被限制死了。在昔阳，还有一个不成条文的规定，就是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超过大寨。城关公社有一些大队在发展工副业方面，本来具备较好的物质条件和技术能力，但就因为怕“压”了大寨，始终不敢放开手脚去发展。大家说，过去咱们只能说“学大寨”、“赶大寨”，不敢说“超大寨”，以为这样就是“爱”大寨，殊不知这正是害大寨。正如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一样，任何先进典型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大寨也是这样。过去我们学大寨的艰苦创业精神，今天在建设四化的过程中仍然要发扬这种精神，大寨的科学种田和其他一些经验，我们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学习。可是，就昔阳的范围来说，大寨在林牧业方面就不如白羊峪大队搞得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白羊峪学习发展林牧业的经验呢？大寨在发展队办企业方面就不如李家庄公社搞得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李家庄公社学习发展社队企业的好经验呢？过去有的社队偷偷到阳泉市搞副业，他们为了不挨批判，借的是寿阳县一些社队的户头，不敢说自己是昔阳人。许多人说，回想起往年干的那些事来，真蠢呀！“光种玉茭（玉米），甚也不要”，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政策”，如果再这样搞下去，社队集体经济非垮了不可。县委决定，今后要大力发展社队的工副业生产。
五是关于自留树问题。前些年，昔阳县怕农民成了“暴发户”，“掉进资本主义泥坑”，把社员房前屋后栽种的树一律收归集体所有。1978年以来，社员们纷纷要求县里归还他们的自留树。当时由于县委没有摆脱极左的框框，名义上宣布下放，但具体做起来却不放手。现在，县委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全部归还了社员的自留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