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卡罗来纳州希尔顿海德岛参加了盛大的周末复兴会活动后，纯如告诉我们，2000年，她要完成新书的第一稿，还打算要个小孩。纯如和布瑞特之前几年就有生孩子的打算，但一直没能成功。
那年1月份，纯如告诉我，她看了不少关于怀孕的书和文章，而且要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纯如还买了一个电脑防护屏。她在电脑前面的时间太长，担心显示屏的辐射或许会像某些文章宣称的那样导致流产。纯如开始吃有营养的食物，积极锻炼，保证自己身体健康。
2000年2月9日，纯如告诉我们，她和布瑞特搬进了圣何塞北部的一栋联排别墅。她收集的几大箱资料几乎把原来的公寓堆得满满的，她必须租个大点儿的住处。纯如说，这栋房子离原来的公寓开车大约20分钟距离，地方大了一倍，有两个车库。此外，这里到布瑞特工作的思科公司步行距离只有5分钟。纯如觉得非常幸运，因为房主人很好，房租也很合理。他们花了两星期的时间搬家、拆箱，最后安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纯如将她的书、研究资料、手稿、录音、信件等又整理了一遍。她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攒了这么多资料，它们几乎又把新家和车库堆满了。
2月14日，听到创作史努比的卡通作家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z）去世的消息，纯如非常感伤，写信给我说：
亲爱的妈妈，
请你帮个忙。能不能把昨天（周日）的史努比漫画连载保留下来寄给我？我仍为查尔斯·舒尔茨的死而震惊。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还记得童年阅读史努比漫画书的那些时光。你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去香槟城的一个搬家甩卖现场，你给我买了我的第一本史努比漫画——一本二手的平装本，书页都已经泛黄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爱上了史努比漫画。你和爸爸当年也在台湾的中文报纸上看过史努比漫画，我们都是史努比时代的一部分。
几年后，在圣巴巴拉，我曾在圣巴巴拉作家大会（1991年夏天的那次）上见过查尔斯·舒尔茨本人。不过，他尖酸刻薄、消沉沮丧、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的演讲风格令我大吃一惊！
在那次演讲后，我排在长队中，等待舒尔茨为我在书上签名。最终站在他面前时，我问舒尔茨，我可不可以给他作一篇专访，发表在《纽约客》或其他杂志上。“你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对我这样的老头子感兴趣？”他回答说。（当时，我觉得他是在挖苦我。）但后来我才知道，舒尔茨和他笔下的小男孩查理·布朗一样，也是一个极其没有安全感的人，坚信自己一无是处。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舒尔茨。但去年，我本来是有机会与他见面的。长话短说，我当时没时间开两个小时的车去圣罗莎（Santa Rosa），我觉得，或许明年的圣巴巴拉作家大会上还可以见到他。我从没想到，他居然几个月后就过世了。
你觉得查尔斯·舒尔茨会不会是自杀？你不觉得他在最后一篇史努比漫画连载刊出的前夜死去有点奇怪吗？要知道，1950年到2000年，史努比漫画整整连载了50年。连载一结束，他就死了。人的生命可不会像漫画那样简单清晰。看起来他似乎算好了自己戏剧性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到达终点。
爱你的，纯如
查尔斯·舒尔茨的死似乎一直在纯如心中萦绕不去。第二天，她再次在信中提起了他：
亲爱的妈妈，
我觉得，正是查尔斯·舒尔茨的悲观主义，他对人类挫折、不安全和心碎的同情与理解，令数百万人爱上了史努比漫画。
你说得很对。在年纪轻轻时就功成名就，舒尔茨没有理由抑郁。但抑郁是非理性的。或许他有某种精神疾病，或许一些化学药品导致了此种问题。但不管怎样，抑郁令舒尔茨可以继续与失败者的世界保持联系。
很奇怪，尽管我与他并不熟识，上次见面后对他也不怎么喜欢，但他的死仍让我内心感觉空虚。这让我好奇，舒尔茨魔力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答案很简单。舒尔茨了解一个失败者的内心感受。他能捕捉住那些生活中的瞬间，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讨人喜欢，被人嫌弃，孤孤单单。我们所有人——不管多么成功——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
爱你的，纯如
我有种感觉，在这时候，纯如能够感受到查尔斯·舒尔茨生命最后那段日子的心境。
新年将近的时候，已经在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进行了30年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绍进退休了。我也计划在2000年5月从微生物学系退休。我们的朋友希望为绍进和同时期退休的另外一些伊利诺伊大学华人教授举行一个退休派对。组织者邀请纯如和纯恺参加这一活动，但他们两个人都忙着工作。于是我让他们为爸爸的退休仪式写点什么。纯如一如既往，写了一篇动人的长文，在2000年3月2日的派对上由人朗诵出来。纯如知道我也要于当年5月退休，那不过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于是，在这篇文章中，她也提到了我。不用说，我又被深深感动了。
日期：2000年3月2日
张纯如写给爸爸的退休仪式
我的父母与伊利诺伊大学结缘半生。难以置信，他们现在居然要告别自己的学术生涯。三十寒暑之后，他们两位留下了骄人的研究与教学成果。
我的母亲是我的第一个人生楷模，而且依然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之一。从我记事时起，她就一直努力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寻找平衡。小时候，我亲眼目睹她从实验室跑回家替我们做饭的情形。这些既健康又精美的饭菜（足以匹敌上等中餐馆）需要几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当她在厨房台面上或蒸锅前忙碌时，我们讨论彼此的梦想、不安全感、与其他人的关系。这些厨房里的谈心塑造了我，让我了解她那个年代的一名职业女性所面对的种种机遇和种种困难。晚饭后，妈妈经常赶回大学继续她的研究工作。通过这些言传身教，她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展示了她对工作的投入。
只有在我长大成人、结婚成家并拥有了自己的事业之后，我才开始真正理解母亲在妻子、妈妈和科学家三种角色之间的艰难转换。但她三个角色都扮演得很好。能够做她的女儿是我的荣幸，是我最大的骄傲。
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榜样。他或许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理想主义的一个——如今世上，像他这样只是为了追求知识而非个人企图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几年前，我吃惊地听说，尽管他天赋过人，但在青年时代，他觉得自己最多只能做个高中教师，从未奢望过可以有更高可能。金钱、权利、社会地位——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地享受智识生活，做他最喜欢的两件事——研究物理学和教育年轻人——父亲就满足了。我认为父亲很幸福，因为在伊利诺伊大学，他找到了这样的生活。
父亲还有极其强烈的正义感。我一直相信，如果不是物理学家的话，他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法官。他对事情是否公正非常敏感，而且能够从各种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父亲对他人抱有深切的同情之心，他能够理解人性的弱点，同情那些失败者，他的爱心甚至扩展到动物身上——诸如猫、小鸟和昆虫。看到无助的生灵遭到伤害总是令他伤心，目睹权力的滥用更是令他怒不可遏。
我最崇拜父亲的一点是，他从未失去对这个世界的童心。在一个犬儒主义的世界，这实在罕见。父亲一直对宇宙的奥秘充满好奇。对他来说，教育是终生的。他像一个学生那样大量阅读生物学、计算机科学、文学、历史学、天文学和心理学著作，而这还仅仅是他兴趣的一部分。他是爱因斯坦形容的那种精英知识分子——出于与孩子一样的目的去学习，为了热爱、好奇，和发现带来的激动与战栗。
即便是在最微小的生命中，他也能发现乐趣。有一次，我和父亲在克里斯托尔湖公园散步时，我们见到水面上的一层油膜。指着那片五彩斑斓的油膜，父亲跟我提起，同样的事物曾经启发了一位天才，找出了计算原子大小的方法，而这全因他具有从一滴油里领悟世界的能力。那天，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真理的力量藏于我们每个人体内——但只有当一个人知道如何去发现真理时，真理才会显现出来。
对于父母的荣休，我致以衷心的祝贺。当然，他们的退休不只是一个结束，还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新的开始。他们以前常常对我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终点。因为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追寻。希望他们在展开一段新的人生之旅的时候，能够一直记得这些话并从中得到启发。
要不是纯如提起她上高中时我们一起在克里斯托尔湖散步的那回事，我几乎已经忘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完美的秋日，红色的枫叶闪闪发光，湖边的橡树在夕阳下呈现一片棕黄。我们走在公园的小径上，绍进对纯如说起他对自然之美的看法。他指着路上的小水坑，里面的油膜映射着太阳，发出五彩光芒。这令绍进想起前辈科学家使用水面上的油膜来估测分子大小的著名实验。我很吃惊，纯如居然把这些全记在心里。
退休之后，我一直忙着家里的维修工作，清理那些已经堆积多年的杂物。我早就应该干这些事了，但却一直没时间，现在终于腾出手来。1999年底，绍进和一群美籍华人教授成立了中伊利诺伊州华人联合会（CAACI），他被选为第一任主席。联合会成立的最初目的是推动伊利诺伊州议员威廉·利平斯基倡议的一项法案的通过。此项法案意图由国会出面，就二战期间日本军队犯下的战争罪行表达意见。后来，“李文和间谍案”后，美国华人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表达我们对种族歧视等人权问题的看法与关注。从那时起，绍进和我一直积极从事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的人权促进活动。因为纯如的缘故，我们与加利福尼亚的史维会以及美国、加拿大及亚洲的一些类似组织建立起了联系。
纯如定期给我们打电话汇报书的进展。2000年3月28日，她的32岁生日时，纯如写信给我说，她不想庆祝生日。在这封信里，纯如说她最近很注重健康，甚至不想坐飞机。她写道：“或许这是对1998年宣传《南京大屠杀》时长达一年的旅途劳顿的一种生理反应吧，要么就是因为我不想在写第三本书的时候被打搅。”她想尽一切办法，确保自己的身体足够健康，作好怀孕的准备。
4月份，纯如说她最终完成了数据库中的所有条目。她将以这些条目为基础写出提纲，然后完成书的第一稿。在此期间，她抱怨进展缓慢，工作效率不高。有两件事干扰了她的写作。努力准备怀孕是其中一件，而另外一件则是将《南京大屠杀》改编成电影。每当看到一部好电影，或是听说一本畅销书卖出了电影版权，纯如就会沮丧起来，追问为什么自己的书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2000年5月3日，纯如去洛杉矶参加百人会的大会，认识了几个电影界的人。这使她意识到，她的电影改编权代理人之所以一年多时间仍没把电影版权卖出去，主要是因为计划有问题。纯如给我们打电话抱怨说，一年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她得把电影改编权从代理人手里要回来。纯如承认，发现浪费了一年多时间这件事令她深受打击，这可是一段黄金时期，因为她的书仍在畅销书榜上。电影版权的问题令纯如非常不开心，几乎因此生了一场病。我们告诉她不应当过于自责，同时提醒她，那段时间她一直忙着四处旅行为书作宣传推广，没时间考虑电影的问题。我们对她说，不管怎样，吃一堑，长一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