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性本相同，修行在自身 (1)
人之好坏一线牵
“仁，人心也，好人具有人心，坏人还是具有人心。所谓坏人者，不过他柔嫩的心发露流行的很少。”
前面说过，人生来就是有仁心存在的。梁漱溟先生说：仁，人心也，好人具有人心，坏人还是具有人心。所谓坏人者，不过他柔嫩的心发露流行的很少。然而即使穷凶极恶，他的真心有时仍旧发现；所谓好人者，不过他的真心时常发露流行而已。
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好坏两字作为区别人的标签，这种将人脸谱化的方式简单省事。但是严格来说，人并无好坏之别，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仁的存在，都是向善的。只不过平常口中所言的好人心底温厚，如一片温暖湿润的沃土，更容易滋养生机，坏人则因为发露的少，别人也就难以察觉他心中的善念，因此将他冠以“坏人”之名。
梁漱溟先生说，人无不知谦恭很好，坏人（其实此名词是不对的，有毛病）他并不是不碍谦恭，只是很少如此发露而已。这里的谦恭指代的就是人当具备的美德，坏人看来作恶多端，其实很多都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坏事。那些行不义之事的人总会将自己的使命说得神圣而冠冕堂皇。他们自己也许无法做到道德的完美，却依然会尊重那些能做到的人，并且希望自己至少可以伪装成那样的人。《三国演义》中，陈宫因曹操杀害边让一事而与之反目，另投他人。在他的铮铮铁骨、义正言辞之下曹操永难抬头。曹操不得不将他杀害，身虽死，正气犹存，曹操以厚葬表示了对他的敬重。很多事看来就是悖论，曹操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能透过现象来认识，对人的定义也是如此。一叶落而知秋至者有一双慧眼，因为大多数的人如果从叶落推出秋至的结论恐怕都会犯错——毕竟新陈代谢无时不在，叶子也不是相互约好在秋季共赴厚土。对人的认识，谁能从只言片语中就看透他的心思并下定论呢？
《世说新语》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华歆、王朗两人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他们的船，华歆马上对这一要求表示为难。王朗却说：“好在船还宽，为什么不行呢？”后来强盗追来了，王朗就想甩掉那个搭船人。华歆说：“我当初犹豫，就是为的这一点呀。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怎么可以因为情况紧迫就抛弃他呢！”便仍旧带着并帮助他。世人凭这件事来判定华歆和王朗的优劣。
如果只看两人初时的态度，很自然地就能得出王朗更为仁慈的结论。看了后文才觉得如此结论早失之偏颇。但也不因他后来的出尔反尔质疑他最初的善心。李贽说：童心者，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王朗的最初一念不也是纯粹的救人于难吗？只是没想到会有麻烦而已，他只想要顺水推舟，却不想花费大力气。相比之下，华歆想得更为久远，他也是按照自己的心中所向去行事。最初的犹豫是出于不知此人来历，后来的坚定是出于执着。原先若不答应，最多只算是“违仁”，而后来若将其抛下却是置他人性命而不顾的不仁了。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若按梁先生所说的仁的多寡来分，哪里是好、坏二字可以说得清楚的呢？恐怕分成三六九等也远远不够。
从前有个书生，已经和未婚妻约好在某年某月某日结婚。然而到了那一天，他心爱的女孩子却嫁给了别人。书生受此打击，难解其中之意，一病不起。这时，路过一游方僧人，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书生看。书生看到茫茫大海，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路过一人，看一眼，摇摇头，走了。又路过一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尸盖上，走了。再路过一人，过去，挖个坑，小心翼翼把尸体掩埋了。 僧人解释道：“那具海滩上的女尸，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你是第二个路过的人，曾给过他一件衣服。她今生和你相恋，只为还你一个情。但是她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是最后那个把她掩埋的人，那人就是他现在的丈夫。”
路过的那三个人心中都存有仁，即便是第一个人也是如此，因为他的心也微微触动了一下。只是三个人所流露的善意确实有大小之别，至于为何如此，除了每个人心之土壤不同外，梁漱溟先生还说是这种行为是偶然的发露，也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分了。
面对一个陌生人，你会以怎样的表情来对他？微笑、热情、冷漠还是视而不见？情感太细微，远不是语言本身所能够传达的，除了这四者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在人的脸上演绎。看来并不能用这些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就好像有的人以为皱眉比笑靥更能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纵然是心热也习惯于眼冷旁观。
弦外听儒音
《世说新语》： 南北朝时期的一部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儿的笔记小说，临川王刘义庆编著。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皇帝也会犯错误，当做出的决策引起了国家的动荡，或者有石崩地裂等异常现象出现的时候，皇帝往往会下这一诏书，以示勇担过错，并更加勤勉小心。最有名的就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多年的穷兵黩武、大兴土木之后，他幡然醒悟，决定痛改前非。
人心本清明，奈何易被浊雾绕
“人心本来清明，他本来知道好坏……昏失的时候就是堕入气质、习惯、坏境的时候。”
为何有些人明明有着热心肠，脸上却还总是会冷若冰霜呢？上文说的偶然和人心之土壤不同都仿佛是难以由人自己控制的，一则是由外界主导的，一则是与生俱来的。自己的言行和心思灵动不同，就背离了仁，就成了假，成了伪装。心口不一的人岂不是很累？原本按照自己的心中所向去走是顺风行船，现在却偏离了方向。但是有些行不义之事的人仿佛也心安理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梁漱溟先生看来，这样的人并没有丢失了仁，而是没有真知道仁。
梁漱溟先生以狎妓为例来说明人何以如此：人心本来清明，他本来知道好坏。当他知道的时候，决不会有狎妓的事。昏失的时候就是堕入气质、习惯、坏境的时候。这时心不自主，气质习惯等便占了他的心，出而做主。
梁先生称气质为先天的习惯，是内在的，是人在进化中选择保留的东西，譬如欲望和人的国民性等。凡是后天所得的一切东西都是习惯，如学校的教育，而围绕一个人周围的东西称为环境。梁先生对这三者并没有做很鲜明的区分，譬如个人的习性归为习惯，其实和先天的气质不无相关，和个人的环境更是关系密切。把这三者统作为和“仁”相对立的一体即可。也就是说，这三者是对人“仁心”的干扰。
梁先生说，若当心清明时，气质习惯皆居于服从的地位。
原本在人的行为处事中，是仁占主导地位的，人也懂得是非善恶之辩。如果鹊巢鸠占，变成有气质、习惯、环境主导，那就会不以是非为是非了，时间长了无人提醒更容易以黑为白，他人视为不耻的事他也能够做得心安理得。
关于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的由来后人有着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因为当时南方经济发达，修凿运河可以把江南的财物更为便利地送往京师；有人说是为了切断南京这六朝之都的王气。不管是哪一种，毫无疑问当初做下这个决定时，隋炀帝是从国家政局的战略高度出发的，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一条大河接北通南，确实对国家大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显然与隋炀帝原来的意图相悖。
唐朝末年皮日休有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原先的家国天下后来却变成了水殿龙舟事，这才是隋亡之由。
从洛阳到江都两千多里，杨柳成行，树木成荫。在运河两岸设置许多驿站，每两驿建一座离宫，总计有四十多座，专供隋炀帝休息。隋炀帝还下令在扬州建置了江都宫。大业元年八月，正是金色的收获季节，江南水乡的美丽景色吸引着隋炀帝。他不等运河全部完工，就从洛阳出发，坐龙舟前往江都。他前后几次下江南无不声势浩大。炀帝的龙舟高四十五尺，宽五十尺，长二百尺。整个龙舟分四重，上重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二重共计一百六十房，都是以金玉，雕刻花纹，下重有宦官和内侍居住。龙舟有殿脚(即挽船人)一千零八十人用青丝大绦绳牵引前进。殿脚都穿着锦彩衣袍。皇后坐的船叫翔螭(音：痴)舟，比龙舟稍小而装饰一样，用殿脚九百人引进。嫔妃乘坐的是浮景舟，共有九艘，每艘用殿脚二百人。贵人、美人和十六院妃子所乘的船叫漾彩舟，共有三十六艘，每艘殿脚一百人。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华丽大船上千艘，上面坐着宫人，诸王公主，僧尼道士，各国使者，宫廷卫士，总计用殿脚八百多人。这支浩浩荡荡的船队，在运河中航行的时候首尾相接，前后长达二百多里。两岸又有二十万骑兵护送，马蹄杂踏，旌旗蔽空。
这般行径，谁还能想到这是曾经誓言励精图治的杨广的呢？若说他的初衷是出于江山社稷的仁者之举，后来的他便是堕入了浑浊之中，由着个人的欲念左右，只图一时享受，不以是非为是非了。梁先生说：人作坏事而不觉不安者，盖已陷入硬固的方向矣。隋炀帝正是如此，如马车陷入泥地，而他并没有想着要出来。没有自省的动力，也没有他人的棒喝，只能越陷越深。
可见人的本心都是清明的，那些身处污秽而不自知的人只是心也被污秽沾满了而已，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就是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吧。
弦外听儒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