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淦硬着头皮道：“他想用又铮（徐树铮）以资熟手。”
袁世凯的脸立马沉了下来：“不成话，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还是东洋刀！”
待神色缓和下来，指示道：“你去告诉芝泉，徐树铮是军人，让他官复原职，做陆军次长吧！”
当天下午，张国淦到国务院回话，略去了不利于府院团结的细节。谁知话音刚落，段祺瑞就把含在嘴里的烟斗甩到地板上：“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
几天后，袁世凯把张国淦叫来，商谈加强总统和副总统之间联系的事宜。
张国淦与黎元洪是湖北同乡，关系密切，经常扮演传声筒的角色。
两人聊完正事，袁世凯似不经意道：“你看我是退还是不退好？”
张国淦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应当从外交、舆论和军事三个方面来考虑。”
袁世凯明显不认可：“舆论，什么叫舆论？中国有舆论吗？外交是有把握的，三个方面依我看只有军事值得考虑。”
接着，担忧道：“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袁世凯皱眉道：“你是说华甫？”
张国淦：“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人比总统更了解他。”
袁世凯：“你认为他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
张国淦：“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
袁世凯哼了一声，不再开腔。
陕西。
陕南镇守使陈树藩绑了督军陆建章的儿子，威胁他独立或下台，陆选择后者。陈树藩率部开进西安，宣布陕西独立。
此人既不反帝，也不讨袁，纯粹抱着趁乱捞一把的心态称霸关中。但作为段祺瑞的心腹，其反叛具有特殊的意味，即北洋的高级将领也开始公然背弃袁世凯。
南京。
阮忠枢转达了袁世凯的请求，希望冯国璋出面调停军务院以及独立各省同北京的关系。
一如张国淦所料，冯不偏不倚，两头周旋，准备坐收渔翁之利。
很好理解。
人心鼎沸，袁世凯的倒台已无悬念，接下来的较量，在北洋系和护国军之间。
而冯国璋显然认为，自己就是北洋的第二任掌门。
出于这种心理，他发起召集会议，打算仿照辛亥年的故事，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出临时总统，完成南北统一……
可惜只是幻想。
会是开了，但各省代表吵来吵去，连究竟叫“惩办祸首”还是“惩办奸人”都无法达成共识，还讨论什么临时政府？
拖了一个月，四川独立了。
陈宧的反水再正常不过。川军基本指挥不动，带来的三个旅，两个旅长都劝他独立。甚至当撤销帝制令下达后，有传言说川人将以当年对待赵尔丰的办法对付陈宧……
深感自身难保的陈宧居然向蔡锷借兵，而蔡锷为了促其独立，竟真的拨了十个营给他撑腰壮胆，自己只留三个营。
有了坚实后盾，敦促袁世凯下野的电报打到了北京。
这是第一封，语气比较平缓，内称“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袁世凯的回电也客客气气，说“容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切商办法”。
然而两周后，在各方的催逼下，陈宧发表了一封言辞激烈的通电：
宧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袁世凯接电，眼前一片漆黑，当场晕厥。悠悠转醒后，整日不发一言。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一周后，墙头草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的苦劝和护国军压境的威逼下宣布湖南独立。
想当初汤芗铭为了鼓吹帝制，专门招募一批文人，关在豪宅里搞封闭式写作。只要能写出工美的劝进书，名烟、好酒乃至妓女都不限量提供。
写好后，用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地誊抄在特制的表章上，文末署以“臣汤芗铭谨奏”，再放进金丝楠木的小匣中，遣使专程递京。
溜须的功力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封爵时位居八个侯爵之首，把资历老得多却仅得一伯爵的曹锟忌妒得直夸汤芗铭“威震三湘，名冠八侯”。
可惜，就像喜欢秀恩爱的明星多半以分手告终一样，前时的君君臣臣，此刻看来是何等的讽刺！
在“人心大变”的念念自语中，袁世凯一病不起。
后来，坊间把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合称为袁世凯的催命“二陈汤”（中药名）。
流沙幻影
膀胱结石并非绝症，法国医生贝希叶诊治后建议住院开刀，为袁世凯所拒。
从最初的小便困难，到吃不下、尿不出，尿毒逐渐蔓延全身。
在家人的强烈建议下，袁世凯同意导尿，先解除眼下之苦。
贝希叶在他后脊上扎了一剂麻醉针，用五个玻璃火罐于后腰处导尿，但抽出来的是血水。
在场的袁克定、袁克文、袁静雪和沈玉英等惊慌失措，袁世凯却很平静，让他们把段祺瑞和徐世昌叫来。
他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对二人道：“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起草完退休声明，袁世凯遭遇了人生最后一场打击，且来自最信任的人——跟了自己三十年的贴身侍卫唐天喜。
清末，唐天喜任新军第三镇标统。武昌事起，他的一标人马成了袁世凯的卫队，护送其进京出任内阁总理，一时风光无限。
白朗起义平定后，唐天喜因保卫河南老家有功，升任混成旅旅长兼京汉铁路北段护路司令。
作为一个唱戏出身能力有限的小人物，按理说这个位子权钱皆有，唐天喜应当满足。然而，护国战争爆发后，一些北洋将领趁乱自抬身价（如王占元捞到了渴求已久的湖北督军），扰乱了正常的官员遴选机制，也使得唐天喜春心荡漾。
他主动请缨，要求带兵上前线。袁世凯嘱以看家要紧，却耐不住唐天喜再三陈情，划给他两个旅，编入马继增的第一路讨逆军作战。
真交上火，唐天喜后悔了——完全打不过。
与此同时，护国军了解到唐天喜素来贪财，当即奉上白银十六万两，促其反袁。
得了银子即变心的唐天喜撤到湘鄂边界，不进不退，观察动向。马继增则因缺少援兵，吃了败仗，愤而自杀。
袁世凯接报，异常震惊。强烈的情绪波动击垮了最后一根神经，不断对人道：“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一日，帮袁世凯打理家产的幕僚王锡彤前来探视，发现案头放着一纸清单。
袁世凯指着清单道：“家产全在这里了。把你经营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
王锡彤略作汇报，又统计了清单上的存款与股票，总计约二百万元。在后来的自述中，他感慨道：
袁公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无论如何，可以断言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担任大总统以来，（家财）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不容抹杀。世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
1916年6月5日，袁世凯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昏迷中转醒。自知死之将至的他急召“顾命大臣”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和表弟张镇芳到病榻前议事。
徐世昌最后一个赶到，袁世凯望了他一眼，道：“菊人来得正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宽慰道：“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然会好。”
又道：“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好。”
袁世凯嘴唇轻启，吃力地吐出“约法”两个字来。
四人意识到这是要讨论总统继承人的问题。但约法有新有旧，按宋教仁主持起草的《临时约法》，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副总统接任其职；而按照后来的袁记约法，则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下名单后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在三人中选定一人继位。
徐世昌正要追问，守在榻旁的袁克定抢答道：“金匮石屋。”
袁世凯口不能言，只微微动了下头，似乎表示同意。
然而，袁克定的愿望落空了。几天后，当石屋打开，众人发现名单上的三人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
6月6日上午10时，五十八岁的袁世凯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临终前，望着窗外的那一小片天空，他仿佛看到父亲袁保中、养父袁保庆，看到吴长庆、李鸿章、丁汝昌、张之洞……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从云端浮现，冲自己微笑。他努力伸出手去，却发现那些脸庞逐渐淡出，化作一道道亮绿色的线条，在模糊中糅到一起，最后消失得杳无踪迹。
以手指天的袁世凯，最后的遗言是“他害了我”。至于“他”到底是袁克定还是杨度，抑或另有所指，则永远无人知晓了。
徐世昌考虑的是现实问题。
总统候选人看似有三个，其实只有一个。
黎元洪。
首先，黎胖子是三人里唯一同时满足新旧约法继承条件的，没有争议；
其次，军务院既然已经公开拥黎，换个人护国军肯定不答应，南北和平就无法实现；
最后，黎元洪人在北京，不啻为北洋手中的政治傀儡，不仅翻不了天，还能为我所用。
心念及此，徐世昌找到段祺瑞，得到他“与相国意见一致”的保证，拉着张国淦去请黎元洪了。
次日，国务院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学校放假一天，公务员停止宴请一个月。
两周后，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主持下，政府举行公祭，杨度献上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又五日，袁世凯出殡。黎元洪以下文武百官在新华门行礼，目送八十人抬的灵柩远去。
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两千人组成的队列，在警察开道下，送灵至前门车站。
袁世凯的丧葬，由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承办。但丧礼、移灵和下葬已用去大半，还要修建墓园，钱明显不够。
在徐世昌的倡议下，北洋政要解囊相助，又凑了二十五万，由德国工程师设计、河南巡按使督造，于洹上村附近修建了一座占地二百亩的“袁林”。
碑亭上，徐世昌手书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字向世人诉说着墓主不同凡响的身份……
诚如蔡锷所言，“项城退，万难都解”。袁世凯的死，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始终没打出西南的护国军，终于松了口气；
孙文总算摘掉乱党的帽子，被世人奉为民国的缔造者；
进步党与国民党由于国会重开，党员得以重拾饭碗，北上赴任议员，冠盖如云；
而在日本，袁世凯死前自挽的一联足以概括：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讨袁诸公，唐继尧、陆荣廷和刘显世等全部成为割据一隅的军阀；北洋集团也因权力之争分裂成直系、皖系和奉系，征伐不断，兵戈不止。
从护法战争到直皖战争再到直奉战争，从黎元洪到冯国璋到徐世昌再到曹锟，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就像叶芝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唯一不变的，是《圣经》里的吟唱：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新事……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