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马上命曾彝进去找在华的著名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请教宪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学术研究？
袁世凯耐心道：“如果外交决裂，大隈会不会挑起全面战争？如果会，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必须依他所请呢，还是可以驳回？关键在此。你万不可将此问题涉及二十一条，但以探讨学问为名旁敲侧击地套话。”
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曾彝进从有贺长雄口中抠出了答案：不经御前会议，大隈没有用兵之权，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两成。
探明对方底牌的袁世凯命更为专业而不懂日语（可以拖延时间）的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条”，作为陆徵祥谈判的依据。
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出让或租与他国”，袁将“他国”改为“外国”；
如“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
如“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
……
对于侵犯主权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凯则多次强调“必须声明不议”。
而且，他摸准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让陆徵祥尽量拖延，苦撑待变。
日方提出，谈判要天天开展，每周五次；陆外长说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会海，每周只能谈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陆徵祥就和颜悦色地跟他磨，反正这也是拖延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三次。
然后进入磨洋工环节。
每次会谈，讲完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后，陆徵祥即命献茶。
他揭开茶盖，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来。
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尽管日置益如坐针毡，也不好贸然打断。陆徵祥悠然自得，就差问对方要不要来手谈一局。
与此同时，蔡廷干和顾维钧游走于各大使馆，痛诉日本的丧心病狂，终于惊动了美国国务院。
国务卿布莱恩急召日本驻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严肃道：“美国的政策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的在华利益。对任何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对外否认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凯趁势倒打一耙，命陆徵祥提交一份“最后修正案”给日本，把第四款也给否了，前三款则严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怒火中烧的他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妄图从军事上威胁中国。
于是，浪人们又从曾彝进那下载了新的任务——打听御前会议的内容。
虚虚实实的信息难辨真假，雾里看花的曾彝进一会儿收到消息说天皇将采取某一方案，一会儿浪人又说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这般。
曾彝进觉得这帮人纯属骗钱，没有任何报告的价值。在袁世凯的一再追问下，才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袁不以为然道：“你何以知道没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到了最后摊牌之时，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按我说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万勿隐匿。”
一天，浪人来报，说日置益收到东京密电，御前会议否决了用兵的动议，最终方案为：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略有让步。
威胁度最高的两条是：
一、日人可以在满洲杂居和购地；
二、满洲警察局须聘日人为顾问。
这是谈判底线，若中方不答应，日本即决裂。
袁世凯马上道：“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诚如《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的论断（除了满洲租期的延长外，“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在华地位没有太大意义），这一方案对中国伤害很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倒不是天皇比较仁慈，只因条约外泄，日本成了舆论公敌，连黑龙会原本打算拉拢的柏文蔚、李烈钧等革命党都公然宣称“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也劝告孙文“放弃讨袁，免为日本所逞”。
而在中国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正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上海南京路的日人商店一律关门歇业，日产商品通通被称为“仇货”，游行学生看见便砸，逮住就烧。整个1915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近两千万美元，外贸受到重挫。
因此，站在天皇的角度，大隈重信不打招呼欺上瞒下且不说了，还因操作不当麻烦缠身，自己要再不出面干涉以正视听，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搞不好会以为大日本帝国一不留神变成虚君立宪了。
运去英雄不自由
连日来，袁世凯暗嘱段祺瑞秘密备战，物资运输彻夜不停。而此刻，他决定妥协。
首先，日本政府正在重金收买西方驻华记者，让他们捏造“中德同盟”的假消息，离间中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
其次，孙文一直不对“二十一条”表态，还对问他“可否暂停革命，一致御侮”的同志表示“袁世凯蓄意卖国，非除去之，不能保卫国权”，以至于日置益向日本外长建议煽动革党，施压北京；
最后，朱尔典苦劝中方接受伤害不大的最后通牒，实际已表明英国的立场。
但同时，袁世凯对左右道：“购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杂居，我让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虽用他，月间给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随后公布的《惩办国贼条例》中规定：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租售土地矿产）
张一麐认为不妥，道：“要么签约，忠实履行。要么拒绝，开诚布公地向彼言明不能应允之故。如不听，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虽败犹荣。似此表面答允，暗中破坏，必为祸根。”
袁世凯斥其为书生之见：“开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当然，搞破坏也是一种天赋，非独当一面的枭雄所不能为。
袁世凯属意的人选是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1875—1928）。
辽宁人张作霖从小上房揭瓦，下河摸虾，因家境贫寒，很早就投身于社会这所大学校，当过兽医，做过土匪，还绑过盛京将军的老婆，人生丰富多彩。
直到日俄战争前，被政府招安。
由于剿匪平叛都是一把好手，张作霖累迁至标统，受到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注意。
辛亥后，袁世凯一就任总统，已成地方一霸的张作霖便宣布拥护中央政府：
愿负驽前驱，唯大总统马首是瞻。
更重要的是，张作霖的立场白首不渝，口头禅远近皆知：
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卖国，叫后辈儿孙也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中南海居仁堂一楼的东头是袁世凯的办公室。
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在此见到大总统。
关系不近但地位重要的来客，便安排到西头的会客室。
而一般生客，则只能在居仁堂前院一处叫“大圆镜”的房子里恭候袁世凯。
按理说张作霖就是一大圆镜的待遇，谁知竟被领到了总统办公室。
他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不安地打量着室内的陈设。只见北面的博古架上摆着各色器物，其中一个丝绒盒里放着四块金表，正面镶一圈珠子，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精致而华丽。
袁世凯见张作霖时不时地注视着金表，当场将四块表都送给了他。
从此，表哥张作霖在袁世凯的扶持下异军突起，雄踞东北，成为远近闻名的扶桑噩梦。
民国十五年（1926），日本驻奉天领事吉田茂被张作霖的油盐不进、不受利诱激怒，盛气凌人道：“你要真不接受，我方另有办法！”
张作霖当即反击：“怎么样？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又要出兵吧？我姓张的等着你！”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便被调回国。
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节节胜利，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认为实施分化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找到张作霖，说可以暗中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跟南京的国民政府划江而治。
张作霖认为中国人闹家务，不劳外国人插手，始终无动于衷。
芳泽谦吉只好转而去找山东省主席、狗肉将军张宗昌。
张作霖闻讯，立刻电召张宗昌入京，劝道：“效坤，自己家的事，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代的骂名。”
张宗昌奉命唯谨，日本的诡计又告落空。
在前后交涉二十五次，穷其智计地化解、牵制了日本的阴谋后，袁世凯派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日置益。
两人一路上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在随即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面对全体高级官员，袁世凯沉痛道：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委曲、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签约的5月9日，从此被袁世凯定为国耻日。
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为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史学家蒋廷黻也说：“‘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十六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经历，五年后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演讲时，他感慨道：
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正如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的《告国民书》所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骂袁世凯卖国确实不公，其在签约后的“惭愤交集”也并非作秀，但能不能知耻而后勇则另说了。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袁静雪眼中的父亲，变化不大。
每早七点，他总是分毫不差地拄着那根铜拐杖从居仁堂二楼“咚、咚、咚”地缓步下来，长吟一声后，到办公室办公。
他吃饭的速度快于常人，吃完后胡子上会沾些菜汁，均由姨太太帮忙擦掉。他还爱吃人参、鹿茸等热性补品，经常大把大把地放在嘴里嚼食。
他和正妻相敬如宾，每隔几天便到福禄居去看望于氏道：“太太，你好。”于氏也总是回以：“大人，你好。”然后两人说阵家常话。
唯一让袁静雪不爽的是，一次，袁世凯打算把她许配给溥仪。
已经派人提亲了，袁静雪哭得梨花带雨，跑到父亲跟前闹。袁世凯佯嗔道：“以后我非要把你送礼不可！”
袁静雪昂起小脸，赌气道：“我又不是鼻烟壶！”
袁世凯忍俊不禁。
此事因溥仪拒绝而作罢，却不难一叶知秋地察觉到某种趋势。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似乎成了每个国人的必经之路。
夏目漱石有言：“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总之，人世难居。”
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重复着伤害与被伤害，生活成为一场严峻的历险，直到有一天你尝试着同这个世界和解，顿悟“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别人的”。
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之初，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卧轨自杀的小三。她背叛丈夫，追求虚荣，在作者心中极不可爱。
行文愈久，托翁发现自己并没有美化安娜，人性却自有其力量，从故事的树枝上生出芽来，愈发繁茂。最终，安娜之死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读者心中引发广泛的共鸣。
托翁进一步论断道：
如果一个人没有形成任何成见，就算他再笨，也能够理解最困难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坚信那些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早已了然于胸，没有任何疑虑，那么就算他再聪明，也无法理解最简单的事情。
经验主义者不会用强弱黑白来两分世界，也不相信一个概念就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而是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和自己的独立性，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摧毁、不断重建，在煽动各种偏见互殴取得的平衡中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然而，在同平政院院长汪大燮（汪康年堂兄）闲聊时，袁世凯悲哀地发现，真实的世界也许是无解的，根本没有答案。
汪大燮谈到一个棘手的案子，原告和被告是夫妻，两口子闹矛盾，媳妇跑回娘家，丈夫去接。
媳妇不回，遭到毒打。娘家不干，一家子围着他打。自卫中，丈夫把大舅子刺死，把丈母娘捅了两刀，媳妇则被捅成轻伤。
浑身是伤的丈夫当晚自首，被判无期。媳妇不答应，跑到县府门口自焚，要求改判。
县府见其状可哀，改判死刑，结果被告的父亲又不答应了，跑到省府门前服毒。
案子上报到平政院（被告父亲告地方官司法不公），汪大燮觉得丈夫有自首情节，又是家庭矛盾，夫妻俩还有孩子，不当判他死刑，便同大理院院长一起做工作，让省上发回重审。
省府同意重审，可根本落实不下去。媳妇一方天天闹，非要政府维持死刑的判决。最后只好花钱买平安，在判丈夫无期的同时，给受害人家属一大笔救助款善后……
对法律的不尊重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
《论语》里提到，一个父亲偷了羊，被其子报官。孔子很生气，说连儿子都告老子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向往的。
众所周知，他向往的是伦理道德。
问题是如果只讲道德不讲规则，那再干净的国家最后也只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度；相反，要是人人都开始谈规则，那么再野蛮的地方，道德也会逐渐回归。
在乱象纷呈的民初，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重建规则的言论并非全无市场；一帮把青岛当首阳山的前清旧臣也不甘寂寞，时不时跳出来抢个戏。
当发誓不当“贰臣”的赵尔巽接受袁世凯的礼聘到清史馆当馆长时，遗老梁鼎芬写信责备他说：“清朝未亡，你修个什么清史？”
梁奇葩的逻辑是：北京城还有个小朝廷，里面还住着个小皇帝……
隆裕死后，梁鼎芬和劳乃宣跑到西陵跪地号哭，如丧考妣。孙宝琦身穿西服前来，刚在灵前鞠了三躬，梁鼎芬便大骂其“洋鬼子”“不要脸”，一干遗老则拍手称快……
袁世凯关注的是年轻人，比如时任农商部地质所所长的丁文江。
年未三十的丁文江曾说：“中国实在太乱、太穷、太弱、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
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毒药，民主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无法化解日益深重的亡国危机，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
因此，他呼唤一个思想开明，以国家利害为利害，能够凝聚和善用人才的独裁领袖的出现，并对反对他的人说：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心有戚戚的袁世凯注意到的第二个人是三十出头的周树人。
那是冬天的一个早上，刚刚升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的周树人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带领下进见大总统。
当然你会说：各部有那么多科长，难不成每换一个袁世凯都要接见？
事无巨细、完美主义的处女座真干得出来。
记者黄远生曾问过赵秉钧，说总统遇事躬亲，不嫌琐碎和因小失大吗？
赵秉钧说：“这是总统做过十多年督抚的缘故。正因如此，一把总钥匙才无人能管。军兴后功将纷出，然有袁总统在，无人敢飞扬跋扈。”
人生最大的失败是失去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