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骧虎步
宿命的铰链轰然作响。
何人没有梦想？当热血沸腾时，梦想便铸成了信念。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和平生活却往往平庸而繁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志之士无不怀抱平治天下的宏图，但在数不清的荣耀与失败的洗练下，在只问目标不计手段的自我安慰中，努力到忘却初衷的人史不绝载……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铸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
然而，有梦想不是错，强迫别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牺牲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
终于，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这就好比陈独秀同胡适的区别。前者认为只有跟着我陈独秀争自由，中国才会实现自由；而后者挂怀的是，只有当每个人都争取自由，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终胡适一生，对那些鼓吹“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自由”的领袖，都时刻保持着警惕。
因为他明白，革命家有两种，一种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见到革命成果；还有一种则纯粹得多：革命因我而成功。
目的能否漂白手段？如果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谁又看得清谁呢？
面对清政府和黎元洪的湖北集团、同盟会的东南集团，袁世凯选择听从杨度的建议：养寇自重，拖垮清廷。
唯其如此，方能集权力于一身；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中国四分五裂，杜绝列强瓜分的野心。
而当务之急是对付燕晋联军，解朝廷之围。不然，等吴禄贞打下北京，自己就彻底退休了。
第六镇被段祺瑞打造得铁板一块，吴禄贞统制未久，根本压不住。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一个管带（营长），在石家庄火车站刺杀了吴。
燕晋联军旋即解散。
行将崩溃的清廷别无选择，答应了“袁六条”，颁布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政寡术”。同时，解散皇族内阁，并通过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即来京组阁。
在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的信中，严复不无遗憾地道：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的任何一条，将产生怎样的效果！历史往往重演，这和法国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一切都太迟了！
严复显然在体制内待傻了，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既得利益团体是世间最顽固的存在，即使见到棺材也不会落泪。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所淹没，那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冬日的彰德车站空气清冷，气氛却异常热烈。
上至巡抚，下到州县，豫官们集体挂着标准而殷勤的笑脸，亦步亦趋地随袁大总理踱上月台。
鞭炮声、锣鼓声，嘈杂而喜庆，统摄一切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头戴一品朝冠，身穿仙鹤补服，环顾四周，颔首致意。
沐浴着阳光，鲜红的顶子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与此同时，武汉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蔡廷干。
留美幼童蔡廷干早年被美国同学戏称为“火爆唐人”，甲午海战时是鱼雷艇“福龙”的管带，惊鸿一瞥。
战后，被清政府革职，在唐绍仪引荐下入袁世凯幕，以娴熟的英语和开阔的视野，日见重用。
此番，蔡廷干带着袁世凯的密信，低调过江，同武昌党人接触，明则劝其罢兵，暗则探其底线。
之所以派蔡廷干，盖因其在北洋海军时曾当过黎元洪的上司。当然，廷干也不辱使命，替袁世凯演了场欲擒故纵的好戏。
他指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弱化中央权威是在帮西方列强的忙。并提醒众人，自己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深悉其社会生活中所蔓延的腐败。
蔡廷干主张君主立宪，皇帝不掌权，总理负责任，既稳定又廉洁。
但站在黎元洪的立场，反旗既举，必须看着清帝逊位，否则武昌上下都有被秋后算账的可能。
因此，他诱之以利道：“予为项城计，即今反旗北征，若大功告成，总统当推首选。”
宋教仁也帮腔道：“驱逐胡虏，方不愧为汉族男儿。果如此，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举为总统，较之现下内阁总理，实有天渊之别。”
黄兴更是托蔡廷干带信给袁世凯，吹捧说：“以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之事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
大头见信，了然于心，但还是要把戏做足，演给清廷看。因此，给武昌开出的议和条件仍是君主立宪。
黎元洪愤然而起，当着军政府众人的面，向来使痛斥袁世凯自抬威权，欲收渔人之利的居心，并大义凛然道：“推翻清朝，乃是底线。否则无和可谈，只有约期大战！”
袁世凯突然觉得黎元洪是一个神交已久的好戏友。他加紧部署冯国璋攻打汉口，自己则带着亲兵卫队赶赴北京。
临走前，在给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密电中吐露了真情：
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
抵京不过三天，袁世凯就组好了新内阁，各部大臣均为亲信：赵秉钧（民政部）、王士珍（陆军部）、胡惟德（外务部）、唐绍仪（邮传部）、杨度（学部）、严修（度支部）……
载沣孤立无援，也日渐看破红尘，索性退位归藩。袁世凯则把武汉战事放到一边，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停止入对奏事，除遇特殊情况，内阁总理不必每日入宫；
其次，各衙门奏事，均呈内阁核办。实在需要上奏的，由内阁代递；
最后，让隆裕申明“家法”：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三条一出，神州大地首次真正实现了“虚君立宪”。
革命万岁
刑部大牢的门缓缓打开。
按袁世凯的要求，一批政治犯被释放，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发无数女粉丝尖叫的汪精卫。
很快，梁士诒便奉袁世凯之命带着十万元前来结交，汪精卫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千元。
作为同盟会的首席笔杆子，汪精卫年方二十八便已名满天下，前途无可限量。正在寻求同南方议和的袁世凯将其迎入府中，待为上宾，并让袁克定与之结为兄弟。
对思想开明的袁世凯，汪精卫一见倾心，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
他派人到武汉传话，说大头并非忠于清室，不如南北联合，逼清帝退位，再选袁世凯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汉阳。
冯国璋将大炮搬上龟山，居高临下，对准武昌一顿乱轰。
北洋军的炮兵都是科班出身，三下五除二便掀了都督府的房顶。黎元洪又坐不住了，吩咐手下收拾行装，准备开溜。
革命意志最为坚定的张振武闻讯赶来，咆哮道：“大敌当前，身为都督当作表率，岂能临阵脱逃！”
黎元洪哼哼唧唧，非常尴尬。
张振武唤人“保护”好大都督，然后匆匆离去，布置防卫。
架不住炮弹接二连三地落，黎元洪还是仓皇出逃。武昌大乱，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幸亏袁世凯一天七个电话制止冯国璋，乃至将其调回北京当禁卫军统领（中央警卫局局长），而将段祺瑞派往前线。
听说袁世凯要讲和时，黎元洪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在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指示下拿着和约出现在武昌时，方才大呼“天佑我也”。
朱尔典是袁世凯的救命恩人。第一季里，他饰演英国驻朝鲜领事，曾提供兵舰，帮男主角摆脱日军的追杀。
而在本季中戏份明显上升，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表，一直暗中支持袁世凯。
吴兆麟和军务部部长孙武接待了葛福，对休战满口答应。
于是，葛福出示协议，要求盖章。可都督印信已被黎元洪带走，无法盖戳。
关键时刻，一个叫高楚观的篆刻大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仅几分钟，便在一颗大白萝卜上刻好了“都督大印”——手艺高到可以去西泠印社给吴昌硕当助手。
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马不停蹄地往回赶，生怕离开久了位置被人夺走。
回到武昌的黎元洪惊喜地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因为停战书里明白无误地写着，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
黎元洪顿悟了：自己是袁世凯玩弄清廷的砝码，这是一场你中有我的猫鼠游戏。
只是，平衡迅速被外力打破。
南京，虎踞龙盘，九朝古都。沿长江而上，可控武汉；顺流而下，又直抵上海。
如此连江带湖、四通八达的东南重镇，因朱元璋定都于此，作为政治符号，对汉人影响深远。
1911年11月5日，著名儿童文学家叶圣陶（1894—1988）起床后正在吃早饭，忽听打街上回来的叔叔说：“苏州光复了！”
半个月前，叶圣陶从《申报》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跟着记者瞎激动——“此事也，甚为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其实很仓促，也谈不上机密）；“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完全无中生有）。
叶圣陶兴奋之余，发出了愤懑的质问：“推翻清政府是中国同胞的天职，可是江苏呢？”
见各省次第举起义旗，江苏依旧安之若素，叶圣陶怒道：“放弃天职者，将不耻于人类，我苏省之人犹得腆然于人前乎？”
愤青的悲哀之处在于，每当其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合租房里徘徊反侧、苦苦思索时，房东总是会适时地敲门催缴房租……
苏州的光复并不算晚，也没出现愤青们憧憬的血流成河的景象，而是秩序井然、波澜不惊，搞得前任江苏巡抚、现任江苏都督程德全都不好意思了，吩咐下人将衙门（办公楼都没换）屋顶上的瓦片捅落几块，以示革故鼎新。
其实，苏州的光复条件非常恶劣，不远处的南京聚集着全国著名的三大保皇党——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和江南提督张勋。
程德全倒是思想开明，跟张謇等立宪派走得很近，但他下面的布政使左孝同（左宗棠之子）人如其名，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标榜，而掌管治安的巡警道吴肇邦也反动得出奇——之所以还能光复，源于多方合力。
首先，一天到晚呼吁开国会的程德全刚因一件小事遭到朝廷的申饬，降级留任，正耿耿于怀；
其次，已经光复的上海派来两个重量级的代表：虞洽卿和陈光甫。
前者是游走于华洋之间，黑白两道通吃，连黄金荣和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的商界寡头；后者则是首创民资银行，将业务对准普通市民的金融巨子。
二者表达了上海对苏州的支持，给程德全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苏州新军只有一个兵力较弱的混成二十三协，同盟会会员顾忠琛跑来告诉程德全，说已成功策反协统。
既然时事所趋，程巡抚干脆顺水推舟，把手下几个老顽固骗到巡抚衙门软禁起来，宣布独立。
左孝同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南京，向张人骏告警。
钟山风雨起苍黄
两江总督下辖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而江苏的安危无疑是重中之重。可继上海和苏州之后，无锡、常熟、扬州相继光复，最后竟连南京门户镇江都被新军第九镇拿下。
第九镇镇统徐绍桢涉猎广泛，著述颇丰，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
家有书楼一座，藏书二十万册的徐绍桢非常重视新军官兵的文化素质，在打造文武兼备的军队的过程中，麾下的柏文蔚、熊成基等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实，徐绍桢一直倾心革命，只因伪装巧妙，张人骏始终抓不到把柄。
直至苏州光复，徐镇统终于举起反旗。但因张勋的干涉，第九镇人均只有三颗子弹。
作为汉人里的奇葩，张勋年轻时当过土匪，投过淮军，镇压过义和团，护送过“西狩”的慈禧回京。
改写他命运的，除了慈禧就是袁世凯。因此，清亡之后，他曾对徐世昌说：“宫保（袁世凯）在，从宫保；宫保不在，仍从旧朝。”
身为一名文盲，张勋发达后才开始练习写字，每天让幕僚讲授历史故事两则，忠君思想估计就是在此期间培养起来的。
张辫帅威加海内的一仗还是南京保卫战。
先是第九镇两个标被死守雨花台的清军轰得血肉横飞，尸体枕藉。考虑到辫子军已被洗脑，个个把愚忠当成爱国，视死如归，徐绍桢联合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及浙江都督汤寿潜组成一万余人的“江浙联军”，自任总司令，共同伐宁。
张勋率七千人马亲自督战，同联军展开厮杀。
激战两日，双方互有死伤。张勋退守城内，顽强反抗，还时不时出城骚扰一下，搞得联军疲惫不堪。
拉锯中，联军拿下孝陵卫、狮子山等外围制高点，架起重炮，对准太平门和总督署等战略要地一阵猛轰，辫子军伤亡惨重。
张勋连发电报，向内阁求援，袁世凯置之不理。
辫帅只好收拾残兵，拥重炮十门，机枪数挺，死守位于东郊紫金山的天堡城。
天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旦夺取，南京城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
血战七日，踏着尸山，联军攻克天堡城。张人骏通过美国领事馆求和，南京光复，张勋带残卒出逃，心里还想着上山打游击。
北京。
肃亲王善耆越想越闹心：以北洋军的实力，若非袁世凯打打停停，武昌的革命党早就土崩瓦解了。
他真心觉得，如果革命成功，军功章的一半当属不对党人灭此朝食，倒将全国拖出一个狼烟四起之局面的袁世凯。
愤怒的善耆联合几个亲贵气势汹汹地质问名为佑我大清实则辛亥革命的袁世凯：
汉阳、汉口已复，武昌指日可下，为何与贼党言和停战？
袁世凯露出轻蔑的笑容：
武汉形势虽好，南京却已沦陷。党人势大，蛊惑国人，军心浮动，议和乃权宜之计。我以三年为期，必灭党人。如各位盲动，以天下为孤注，不妨代我行权，袁某自当让位！
一句话就把满大人们堵了回去。
从这帮人身上，袁世凯发现一个规律：整天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的，其实最不爱国。
证据就是由武昌起义引发的金融恐慌。
各地的大清、交通等国家银行均发生挤兑，始作俑者正是最先获得内幕消息的权贵。仅奕劻本人便一次性提款二十五万两，使本已枯竭的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度支部又想举借外债，无奈列强已对清朝的统治权威产生怀疑，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把中国引入正轨，拒绝放贷。
更悲催的是，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把持了地方财政，还经常巧立名目揩中央的油。
直隶说要“拱卫神京”，山东自称“京畿门户”；陕甘强调“屏护中原”，东三省则大谈“巩固根本”。
总之两个字：要钱。
其实真正缺钱的是前线。在给隆裕的奏折中，袁世凯建议将奉天行宫（今沈阳故宫）存放的旧瓷器运到北京变价充饷，以救眼前之急。
结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因他弟弟赵尔丰的事生朝廷的气，推三阻四，说运京售卖，种种不便，请改为就地批发——就差直说我要截留此款。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姜桂题等十多名高级将领联袂致电清廷，声明“言战必先筹饷”，而今财竭饷绝，皇室懿亲却拒绝与国家同休共戚，将数千万两白银（保守估计也有七千万两）私存于外国银行。若饷源不齐，将士愤激，恐怕会有不忍言之祸发生。
清廷赶紧降旨，让亲贵们认清形势，筹款助饷。但饶是如此，富可敌国的奕劻也只捐了十万两，余者更是杯水车薪。
此情此景，连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都看不下去了，对袁世凯感叹道：
我岳父（倒幕领袖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捐给了事业，身上还剩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还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务，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都没干，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伊集院此言差矣。说不定人正是因为对现政权彻底绝望，才故意猛贪，想搞个休克疗法，推倒重来。如此深谋远虑，岂是都察院里的那些朝廷忠犬所能知晓？
长江以南是另一番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