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国会梦，曾经一步遥
清廷丧失了最后的机遇，在1908年登上专制的马车，绝尘而去。
对此转折，《神州日报》在一年前就有一篇神奇的预测：
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唯恐蹈其实。从今往后，政府之政策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必日益言销融满汉、改良庶政、宣布宪法、予民自由；一方面必日益派侦探、捕党人、钳制学界、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言之愈殷（恳切），去之愈远。
一言以蔽之：听其言则百废俱举，稽其实则百举俱废。
唯一让人觉得还有个盼头的是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方案。朝廷承诺，到第九年时，公布宪法（而不是大纲），实行选举。
客观来看，即便是转型最快的日本，从明治天皇即位到开设国会，也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九年，已经很短了。
问题是天朝欠账太多，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改革，必亡；改革，也必亡。
而至于方案中言及的议院，倒并非画饼充饥。丙午改制时“四院”里的资政院便是其体验版。
按照袁世凯的设计，资政院采集舆论，是议院的雏形，通往宪政的中介。
一年后，孙家鼐和贝勒溥伦（曾率团代表中国首次参加世博会）会同军机处拟定了资政院的架构：议长一人，副议长两人，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半。
钦选议员从王公大臣中产生。民选议员自然来自民间，可问题是，怎么选？
用咨议局选。
作为省级民意机关，咨议局是资政院正式开院前的热身，堪称九年预备立宪方案里的重头戏。
虽说议员基本还是出身传统功名的进士举人，选举也山寨得啼笑皆非——有票仓未开即已知某人得票多少的，有把早已病故者列入候选人的。
但无论姿势多踉跄，“民选”这一步，终究跨了出去。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起奋发走进新时代。重燃希望的社会中坚们暂时放下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比照着《钦定咨议局章程》，在全国除新疆外二十一省的咨议局中打点各自的位置。
袁世凯苦笑着摇摇头，不再关心宏观的改制，而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中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
瞿鸿禨主持外务部时，作风因循拖沓，外国人极其厌恶。
当然，保守派多半表示理解：洋人都是人渣，眼不见心不烦。
问题是你图清静，全国人民就清静不了了。外交需要大智慧，一味“搁置争议”，寄希望于下一代，小病也拖成了绝症。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后代里不出晋惠帝。
袁世凯上任后一改拖延之习。每日军机处下班，即将外务部积压各案提前赶办，准时回信，一时间使馆人员无不感佩。
此前，最棘手的外交难题是日俄重新勾结，将满洲划分为南满、北满，各占一半。
美国为了遏制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主动提出退还庚子赔款，并建议将此款用于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和美国人在华开展教育事业。
袁世凯立刻响应，同美方达成初步协议，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
作为最高级别的外交使节，大使享有比公使更高的礼遇，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
与列强建立大使级关系，对中国而言还是首次。如能成功，将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于是，大头请旨，派唐绍仪为特使，赴美全权办理此事。
在中美的那段蜜月期里，《纽约时报》专访了大头。
记者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美国的看法，袁世凯道：
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我觉得，尽管中美两国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民比受欧洲教育的能更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国内的管理。
在问及对改革的期望时，他答道：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诸多因素盘结交织在一起。但就民意而论，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和机遇，无论如何都能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可惜，既没时间也没机遇了。
政治即人事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吃过晚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
自知命将休矣的她醒来后立刻召见中枢重臣，交代后事。
据说临终前，她幡然悔悟道：
以后勿再使妇人干预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者，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但从后来出了个隆裕太后来看，可见其所谓的悔悟并非那么简单。
不久前，慈禧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大寿。
西藏的达赖喇嘛率属员来京，向太后祝寿。
当时，慈禧的陵寝已然竣工，京城纷传“一城不容二佛”，老佛爷会被活佛给克死。
结果，寿会一过完，慈禧就病倒了。
达赖很紧张，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当立即送往太后陵寝，以镇压不祥。
慈禧于是命奕劻迅速办理此事。
送个佛像用得着庆王之尊？联系到奕劻和载沣由来已久的暗战，答案显山露水。
在对权术的运用上，载沣和奕劻的距离好比跆拳道白带跟黑带的差别。
之所以选中他，是慈禧机关算尽的结果。
首先，近支里确实没有更好用的了，以载沣制衡庆袁，勉强令人放心；
其次，其子溥仪年幼，若自己命长，立之为国君，还能继续训政；
最后，载沣有没有可能同袁世凯化敌为友，像奕劻一样被牵着鼻子走？
答案是绝无可能。
除了兄（光绪）仇不共戴天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那就是大反派：张翼。
这个连生卒年都没有，即使历史专业的人瞥见也只会联想到三国时蜀将张翼的“酱油男”，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
作为醇亲王府的马夫，张翼深受奕譞喜爱，被拔为近侍，跟载沣情同手足。成年后捐了个江苏候补道，又接替唐廷枢任开平煤矿督办，正式开始其反派生涯。
第一季里，承担军需保障的张翼给北洋舰队提供劣煤（煤渣），丁汝昌屡次诘问，屡教不改；
第二季里，戊戌政变前夕，荣禄将其主张写进密信，托奕劻转达慈禧，从而促成了反政变的发动。坐火车去北京送信的，正是张翼；
第三季里，干脆玩把大的。眼看大清朝的首都都被八国联军攻陷了，得，为自己想想辙吧。于是，把开平煤矿倒卖给了胡佛（胡佛又转手给英商）。
袁世凯出掌北洋后，发现此事。震怒之下，上奏朝廷，指出：“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为商人血本，岂能凭一二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接着，请旨下命外务部照会英使，向其说明“该矿系李鸿章筹集官商股本奏准开办的，中外咸知。张翼与胡佛之私约，未奏明我政府，断不承认”。
此时，私卖国有资产的张翼居然已官至侍郎。经大头参奏后免职，并被勒令赴英国打官司。
对一个法盲来说，这可真是不小的挑战。
载沣出面替张翼说情，遭到袁世凯严词拒绝。
第二道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慈禧为了布好载沣这枚棋，竟强废其所定之亲事，而自己家已无可以许配的人，便将宠臣荣禄之女嫁给载沣，即溥仪生母瓜尔佳氏。
但她显然高估了载沣对权力的热情。此人性格懦弱，一如其父奕譞。当年慈禧选光绪入宫继承大统时，奕譞仓促间竟被吓得肝病发作，立马上疏请辞，哀求“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
天机算不尽，祸福轮流转。
当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的懿旨传至醇王府时，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激烈道：
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这倒是大实话。
强势如康熙，亦曾感叹“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为君者则勤勉一生，了无休息”。遑论给慈禧当一傀儡？
因此，出于真实的恐惧，载沣真心叩辞，绝非做戏。倒是病危的光绪，听说后极为喜悦，道：“立一长君，岂不更好？如此亦不错。”
同样的建议，张之洞向慈禧提过：主少国疑，不如径立载沣。
慈禧的回答非常官方：
不为穆宗（同治）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
真实原因，还是权力平衡。
之所以把奕劻支到清东陵去送佛像，就是为了给接班创造实施条件。
庆王前脚刚走，慈禧便将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离北京，而以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第一镇接防。
而让溥仪继承同治帝位，结果便是光绪的后妃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将全如弃履。
奕劻回京后，政局木已成舟。
为了安抚老臣，慈禧将“世袭罔替”的殊荣给了庆王。这意味着等他死了，其子载振不必按“降级袭封”的常例获封郡王爵，而是世袭奕劻的亲王爵，俗称“铁帽子王”（有清一代只有十二家）。
问题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再铁的帽子也铁不过现实的权力。因人走茶凉而被革爵的铁帽子大有人在，奕劻不得不严肃对待。
面对残局，老辣的庆王愣是扳回一城。
他提出：溥仪可以继同治之统，但要先继光绪之嗣——只要把光绪喊爹，就得把皇后隆裕喊妈。
届时，以皇太后隆裕均分摄政王载沣之权，奕劻方能安全自处。
问题是慈禧能答应吗？比较一下亲疏就清楚了。
载沣跟慈禧的联系只有一条：外甥（其父奕譞是慈禧老公咸丰的弟弟），远不如他哥光绪。
光绪的母亲那拉氏既是奕譞的福晋（正妻），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而载沣他妈刘佳氏除了奕譞侧福晋的身份，什么都不是。
综上所述：载沣和慈禧没有血缘关系。
隆裕则不同。其父桂祥是慈禧的亲弟弟，她是慈禧的亲侄女。再不讨姑妈喜欢，也是一家人。
于是，当奕劻跪在病榻前苦劝时，半昏半醒的慈禧准其所请，做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制衡，在遗诏末尾加了条伏笔：
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
有了隆裕这座靠山，即使千夫所指，奕劻最后也捞了个善终的结局。
冷月无声，灯影明灭。
瀛台涵元殿，三十七岁的光绪在幽禁多年后，终于含笑而逝。
十几个小时后，慈禧驾崩。临终前忽然叹道：
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奈何生在亲王家
二十六岁的载沣能否开稳帝国这艘破旧的大船，是萦绕在所有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在袁世凯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其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还是失当。
每次大乱都伴随着人口锐减，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
新的王朝开启了和平的年代。经过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从而再次进入乱世。
如此往复循环。
人地矛盾，实为破解中国治乱兴替的密码。
若以清初的1660年和中叶的1800年为两个时间点考察不难发现：人口增长超过了百分之百，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五十。
至太平天国兴起，形势进一步恶化。近九成农民没有耕地，不得不在地主的土地上劳作，支付高昂的地租。
而由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货币贬值，则进一步加剧了早已尖锐无比的社会矛盾。
同时，历史交给晚清掌舵者的重任却异常艰巨：既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又要融合民族关系，化解近乎无解的满汉冲突。
更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转折恰与列强入侵中国的外部危机不期而遇……
那么，没有外患，清廷是否就能完成从专制到民主的华丽转身？
考诸前史，君主集权真正完善并付诸实施之际是在清朝。
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押；
宋代，宰相向皇帝上条陈，得到皇帝同意或批改后，正式拟旨；
明代，内阁大学士分割了相权，但仍能“票拟”——阁臣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若摊上个昏君，不看“票拟”，直接批红下达，则大学士亦可弄权。
直到清朝，“一切皆决于上，权力不容旁落”才得到制度性的固化。
军机处架空了内阁，却只是个秘书班子。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皇帝亲拆，披阅后下发军机处。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方能下发。
然而，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机器，越容易出错。
如此事必躬亲的设计，对君主的能力、体力以及耐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工作狂不能胜任。
雍正明显高估了子孙后代的实力。
而载沣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因为要给清廷保驾护航而让自己过劳死，即使其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就是代清政府受辱。
《辛丑条约》第一条规定：就德使克林德遇害一事，中国派亲王代表皇帝赴德致歉。
清廷本想让驻德公使代为谢罪，遭德方拒绝，只好屈辱地派出了年仅十八岁的载沣和副都统荫昌。
叫荫昌去，盖因他当年留德时跟现任德皇威廉二世是同窗好友。
结果德皇公私分明，根本不买老同学的账，给道歉团安排的是普法战争中被俘的法皇拿破仑三世住过的寓所。
次日，在充满冷漠和敌意的氛围中，载沣一行谒见威廉二世，向其三鞠躬赔罪。
威廉坐受国书，致答词也不起身，只傲慢道：“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遂谓前愆（qian，罪过）尽释。”
尽管此行给载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却也为他创造了走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机会。
在德国，他目睹了建造中的巨型商轮“威廉二世”号（排水量三万吨），又参观了著名的克虏伯军工厂。
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炼钢的过程：
熔炉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须九时之久，其炉火热至两千度后方可浇铸；
每块新式钢板炼轧完成后，先以巨炮轰击，观其成效如何。
年轻的载沣所表现的沉稳风度，也给德国王室和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论断道：“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一定会为这个她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替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
与其他拘谨、陈腐的老一辈皇族亲贵不同，载沣经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一个名叫赫德兰的美国传教士的观察颇具代表性：
他长得很端正，两眼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
然而，一切只是表象。
真实的答案在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回忆里：
我父亲（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与祖父（奕譞）相似，而对于待人接物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祖父。
在家，载沣的威信甚至不如其妻瓜尔佳氏。
一次，瓜尔佳氏离府外出，当值的下人闲散了一整天，连各个房间的窗户都没开过。即便如此，载沣也只有无奈地大喊一声：“我还在府哪，上窗户！”
同时，他害怕应酬交际，客人待到再晚，家里也不留饭。一次，一位贝勒夫人对瓜尔佳氏说：“听说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既然不留我吃饭，能不能改日送两样给我尝尝？”
瓜尔佳氏苦笑之余，只好把菜送到对方家里。
溥仪也清楚地记得，载沣一遇大事，不是唉声叹气就是原地转圈，结结巴巴地对他道：“皇上，这、这、这也得慢慢商议。”
在外，载沣更是优柔寡断，不敢自专。
一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就日俄同时陈兵在边之事急报中枢，觐见载沣。谁知，召对时“只有寻常慰劳，无他语”。
锡良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好吗？”
不久，出国考察的邮传部侍郎汪大燮自东瀛归来，上奏密陈日本的小动作，折子却被留中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