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眼中的袁世凯
许多年后，当察存耆（qi）回想起儿时第一次见袁世凯的情景，依旧感慨万千。
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刚刚调京任军机大臣，按例要拜码头，遍访中央大员。
拜来拜去就到了内务府总管增崇家。闲聊没几句，增崇把儿子察存耆叫出来见客。
小察规规矩矩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道：“大爷。”
当满人叫你大爷的时候表示和你比较亲近。
当袁世凯跟你套近乎时可能只是因为自来熟。
只见他闪电般离席，抢前几步，屈膝还礼，连道：“不敢，不敢！”
小察愣了，在他的世界观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应该像王文韶那样神气活现。初见王军机时，懂事的小察一揖到底，给足面子。
可王文韶老僧入定般纹丝不动，手里的水烟袋也不放下，歪歪扭扭地拱一下手便算是还礼。
因此，受宠若惊的小察不懂袁世凯到底要闹哪样。
增崇发话了：“小孩子，小孩子，袁中堂太客气了！”
袁中堂还觉得不够客气。他紧紧握住小察的手，道：“老弟好！”接着，半侧着脸看他，目光炯炯有神，半侧着脸对增崇道，“老弟真英俊！让我们先谈一谈。”
增崇不语，表示同意。
袁世凯转过脸来，道：“经书都读过了吧？”
小察：“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
袁世凯：“读经是要慢慢地读，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送过来。”
小察想显显志气，给旗人长脸，便道：“为将来考学堂，正预备各门功课。现有的教科书，似有点不足。”
袁世凯：“好，好，明天我就给你送过来。”一面说一面对增崇郑重道，“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了。”
于是，增崇对儿子道：“你回书房去吧。”
第二天中午刚下学，小察就在院子里看到五个大箱子。门房说：“袁大人差人给少爷送书。”
他瞥了眼大红名帖，只见“袁世凯”上方用墨笔写了“世愚弟”三个小字。开箱一看，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各类书籍，目不暇接，且都是由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编辑，直隶官书局出版的。
同样受过袁世凯优待的还有小清新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作为改良派，他曾与梁启超共组进步党，以抗衡国会中的国民党，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国会解散后的立法机关）秘书长。
一次，林父病危，林长民到总统府请假，准备回上海侍奉。
袁世凯格外重视，送了他人参、鹿茸等贵重物品，约合三千两白银。
然而，赴沪不久，林父便病逝了。
悲恸的林长民发了讣告，写了悼词，结果立刻收到袁世凯寄来的五千两白银。
办完丧事，回京销假。新华宫，袁世凯拉着他的手，殷勤劝慰，且背诵林长民撰写的悼词，扬扬洒洒，一字不落，背着背着还泪流满面起来。
林长民震惊了，跪地感谢，泣不成声。袁世凯拭泪将他扶起，送至门口。
从此，林长民对袁唯命是从，并私下密告亲友：“大总统此举，可谓责望于我已达极点，若不从之，恐命不久矣。”
事实上，林长民纯属少见多怪。据黄炎培回忆，袁世凯记忆绝好，过目不忘，其博闻广识令下属敬畏有加。
张作霖见他时，不敢抬头直视；阎锡山晋见时，还没开口，袁世凯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都说了。
张钫（fang）少年得志，二十七岁就当了陕南镇守使（军分区最高长官）。作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领袖之一，进京办事时受到袁世凯的接见。
袁：“你和张都督（陕西都督张凤翙）谁是铁门人？”
张：“我是铁门人，张都督的老家是怀庆。”
袁：“我二十岁时来往陕西，经过铁门住过两宿，还记得店在路南，街东有河，两山对峙，风景很好。”
张钫暗暗吃惊，却不知更惊悚的还在后面。
袁世凯对陕西的文化名胜娓娓道来，又对张钫何年何月所干何事皆能背出，赞不绝口，最后谆谆教导：“一不要急着做官，二不要贪钱，三要多读书。”
张钫后来站在反袁的立场上，亦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温和洒脱的魅力。
部下眼中的袁世凯是捉摸不透的。
晚清时，幕僚张一麐（lin，1867—1943）曾入见力陈宪政改革的紧迫，并暗示必须由“大力者主持”。
袁世凯打官腔：“国人教育未能普及，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反生流弊。”
张一麐据理力辩，袁世凯不为所动，气得张怏怏而退。
谁知第二天，袁世凯又召他入见，嘱咐将预备立宪做一个详细的说帖交上来。张一麐对领导何以判若两人大惑不解，后来更是看到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联袂上奏的预备立宪稿，即他所拟，未易一字。
原来，袁世凯是故意模仿守旧派的腔调，与他争论，“以作行文之波澜”。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年前，就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慈禧：“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
袁世凯：“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其实，女儿眼中的袁世凯是简单的。
据袁静雪回忆，父亲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坐下时，两腿叉开，两手放在膝盖上，绝不跷二郎腿。
每天六点，准时起床。早餐永远是一海碗鸡丝汤面和一大盘鸡蛋，午餐则少不了清蒸鸭子。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揭，三卷两卷扒拉下来——袁世凯大口嚼着自己的最爱，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因为奉行“能吃才能干”的信条，他喜欢用大号餐具，并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不行”挂在嘴边。不仅自己饭量大，还号召儿女们多吃，以成大器。
然而，世人眼中的袁世凯却是阴险的。
民国名记黄远生锲而不舍地跟袁世凯作对，天天在报纸上挑衅袁大总统。
在一篇《袁总统之师父》的评论中，他说：“当年满人中的杰出代表良弼留学东京时，亲见革命风潮之烈，谓其大佬曰，‘勿忧，此辈每月给上数百金，赏一顶戴，即闭口矣。’现在民国初创，袁总统不思息内乱而御外侮，唯知以上将、中将的勋位牢笼其徒卒。可见，袁总统者，放大之良弼也；良弼者，袁总统之师父也。”
黄远生显然没看过《批评官员的尺度》，是以此文还有姐妹篇《袁总统之徒弟》。
一日，黄记者的车夫和另一个车夫当街吵了起来。于是，袁总统的徒弟——一个站岗的巡警走了过来，叱责道：“吵什么吵什么，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
黄远生一拍大腿，顿悟了：“原来共和是拿来对付的，袁总统的教导果然普度众生！”
无论褒贬，不能否认的是袁世凯强大的个人魅力。它甚至感染了太平洋彼岸的《纽约时报》：
整个中国，能否产生另一位像袁世凯这样具有组织才能和个人影响的政治家，是大可怀疑的。
历史对政治人物的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
1908年9月，袁世凯五十大寿。
位于王府井附近锡拉胡同的袁府，勉强挤下了一千人。北京的权贵，无一不在，扔颗炸弹下去，孙文（1866—1925）的革命便成功了一半。
正厅前搭起了一座戏台，京剧名角谭鑫培正在卖力地演出。
两天前，谭府。
内阁大学士那桐亲自造访，表明来意：请到袁府唱一出。
谭鑫培炙手可热，连慈禧都是其粉丝，自然得“燕十三”一把。
他对那桐道：“你要给我请个安，我就唱。”官居一品的那桐没等他说完，安已经请了下去。
胡同通往东华门的大街上挤满了马车，军警沿途站岗。
当天，北京和天津的寿联、寿屏销售一空。
望着那一对对用上好的泥金笺制作的联子，袁世凯五味杂陈。
有猷（you，意为谋略）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
这是庆亲王奕劻（1838—1917）的对联。
作为最后一任领班军机大臣，不问政事、专心纳贿的奕劻被人戏称为“庆记公司”的老板。
与紫禁城落日余晖的衰败景象不同，坐落于安定门外的庆王府门庭若市，喧嚣繁华。
除了美轮美奂的戏楼和日复一日的筵席，厅堂中还悬挂着奕劻手书的家训：
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
然而，言行的巨大反差让人不得不感慨：赞扬戒律是一回事，遵守它则是另一回事。
发迹前的奕劻，是个连上朝的官服都要靠当铺借贷的穷贝勒。
不堪回首的往事铸就了其贪婪敏感的性格，以至于身居高位后只争朝夕地捞钱。
面对王朝越来越瘦，王府越来越肥的奇观，不知道的还以为奕劻是潜伏在清廷内部的同盟会会员。
一次，一个叫林开谟的官员外放为署理江西学政（代理主管江西教育）。就任前，按例须遍谒军机大臣。
结果在拜访庆府时三谒不得其入。
门卫见他榆木脑袋敲不醒，只好点破：“我的林大人，尚有三种名目，共计七十二两的门包呐。”
谁知林大人就跟第一天到中国、刚下飞机般天真，指着门壁上张贴的奕劻手谕“严禁索贿”道：“王爷既有此话，我怎么敢？”
门卫哭笑不得，就差回他一句：“你还真信啊？”
当然，场面话是不能乱讲的，门卫正色道：“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你林大人的这个钱也不能省！”
费尽周折总算走马上任，可林开谟还是没开谟（策略）。不久，他便接到一封京中书信，内称“只要八千银两，便能代为运动，免去署理二字，实补此缺”。
可惜，林学台从小被应试教育洗脑，根正苗红，不信我天朝会有此等卖官鬻爵之事，当即付之一炬。
结果很快迎来朝旨：着即开缺，发回原任。
其实，更多的官员早就浸淫得玲珑剔透，无须奕劻劳心。
一个道员级的闲官陈壁，常因仕途偃蹇长吁短叹、指天骂地，被他在京开金店的亲戚瞧见。
亲戚隔三差五出入庆府，愿助他一臂之力，便在某次拜访时将店中所藏的稀世东珠献与奕劻。
庆记公司的董事长被震住了。他端详良久，假意问道：“其价几何？”
亲戚道：“这是本家陈壁所献。”
奕劻故作惊愕：“素昧平生，安可受之？”
亲戚坦然道：“他想见一见老王爷，只是未敢造次。”
有金钱铺路，除了造反，造什么都行。
隔日，陈壁进入庆府，呈上借来的五万两白银，并不失时机地拜奕劻为干爹，惹得老头儿乐不可支。
陈壁果然毫无悬念地平步青云，一直当到邮传部尚书。
行贿在我国是一门口传心授、实践性强的学问，没有做不到，只有不敢想。
因此，比起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来，陈壁还稍逊风骚。
陈总督既是干儿子，又是干女婿。他老婆虽说不混娱乐圈，但很早便认了奕劻做干爹。俩人双干合璧，把老庆哄得团团转。
作为义女，陈夫人像驻唱歌手一样常年扎在庆邸，奕劻上朝时，亲自为其挂朝珠。冬寒珠凉，则先于胸间捂热，而后挂其颈上，以至坊间笑传“百八牟尼（念珠）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
陈夔龙更是尽其所有，日夜孝敬，搞得奕劻都不好意思了，劝诫道：“你也太费心了，以后还须省事为是。”
陈夔龙慷慨道：“儿婿区区之忱，尚需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
受贿在庆记的确成了琐事。
军机大臣鹿传霖曾任陕西巡抚十多年，对关中各州县官缺肥瘦的熟稔程度，却远不如遥坐京师的奕劻。
而且，庆府客厅的御案上常置一盒，来客入见奕劻，必将银票金条主动投入，以免去交接时一番你推我搡的虚假客套。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帮袁世凯搭上奕劻的是轮船招商局总办杨士琦（1862—1918）。
在此之前，主管总理衙门的奕劻恼恨大头同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走得近，一度通过部下放出话来：“袁慰庭？他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
的确，袁世凯曾对心腹说：“满员中只有一个荣禄，然而暮气已深。剩下的全是尸位素餐的饭桶。”
1903年，荣禄病危，袁世凯打听到继任者正是奕劻。
为了扭转不良印象，他祭出首席智囊杨士琦。
此人为大头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心机之深不下于徐世昌。如果徐是荀彧，杨便是贾诩。
举人出身的杨士琦早年是李鸿章的幕僚，曾随幕主和洋人签订《辛丑条约》。
彼时，李鸿章已精力不支，懒得与同为议和大臣的奕劻废话。洋人有什么新的动议，他都派杨士琦前去通知。
善于逢迎的杨士琦很快便跟奕劻混熟，为后来的牵线搭桥埋下了伏笔。
即使对纳贿比纳凉还轻松的奕劻而言，杨士琦奉上的也是天文数字。
十万两银票。
内心狂喜的他假惺惺地推让：“袁慰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
杨士琦淡定道：“袁宫保知道王爷不日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每天都得进宫，而老佛爷身边的太监一定会向王爷道喜讨赏，费用很是不小。这点微薄心意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以后还得特别报效。”
滴水不漏的说辞让奕劻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巨款。
袁世凯果然说一不二，不但包办了庆府的婚丧嫁娶、子孙满月，还定期馈赠三万元的“生活费”。
回报也很丰厚。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借奕劻之手，缔造了一个“天下督抚半出于北洋”的晚清政局。
透过窗户，望着进进出出的官员、商人和文士，袁世凯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所有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集合到一起，将袁府这场寿宴变成了一座舞台。
一年前的舞台是奕劻的七十大寿。他一面宣布禁止收礼，一面暗备账册，将之分为“福、禄、寿、喜”四个级别，按礼金多寡分别入账。一些财力不济的官员送的寿屏和小红包则打入别册，压根儿进不了主人的法眼。
但对一不缺钱、二不贪财的袁世凯来说，收礼的目的只是衡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轻重，以此为据调整人事安排。
人生不能没有自己的剧本，否则便会生活在别人的剧本里。
到场拜寿之人，十之六七都是大头本子里的角色，不用写人物小传，也能了如指掌。剩下的则是群众演员，或曰“历史的过客”。
奕劻虽未到场，也是个重要配角。别看杨士琦日日奔走于满族权贵之门，送钱送脸，恭维谄媚，背地里却蔑称这帮寄生虫为“童”——某贝勒为“童昏”，某亲王为“童顽”……
谁控制着谁，单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而奕劻，就是袁世凯最大的傀儡。他操纵着这只投币式木偶，拖垮了清廷。
外间忽然一阵骚动，放眼望去，原来是张之洞（1837—1909）的贺联到了。
朝有王章威九译（泛指西方列强），寿如旦召佐重光。
上联称赞袁世凯是外交能手，下联则用辅佐周成王的贤相周公、召公比喻赞襄清廷的自己和大头。
时人以“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形容这对泰山北斗，殊不知有什么都不如有兵。
在晚清编练新式陆军的进程中，张袁二人一南一北，不分伯仲，但前者无意培植私人势力，后者则伺机坐大。
讽刺的是，由于张之洞看重军人的文化素质，新军第八镇中识文断字的书生兵云集。而“启智”的直接后果便是将湖北变成了亡清的导火索。
风烛残年的慈禧最后一次重要布局便是将两大“柱石”调京任军机大臣，借机褫（chi）夺兵权。
袁世凯还好说，直督任上经营多年，京城亲信遍布，又兼着一个外务部（外交部）尚书，不练兵大不了去搞外交，只身入京的张之洞却可谓龙离大海，虎落平阳。
张大人进京后住在远离紫禁城的先哲祠，上朝多有不便。袁世凯立刻出面将锡拉胡同的一所大院腾出来给他住。
张之洞固然免去了奔波之苦，但付出的代价是日夜受袁世凯监视。
一次，某外省官员来京面谒袁世凯，大头随口问道：“可曾见过张中堂？”
来人如实道：“未见公，不敢往。”
袁世凯点头道：“嗯，昨天看门簿时的确没有你的名字。”
两虎相争，慈禧的目的已然达到。
其实，以袁世凯的度量，张之洞但凡放下一点清高的架子，两人也绝不会闹僵，毕竟后者的资历与功名是大头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