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那些之前死抱着自己家中土地，一直不肯放手、处于观望期的成都城内的各个世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后悔了。
原因也很简单，一笔简单的帐。土地的收益即便是持续，而且很高，但是，能高得过蜀锦为整个张家带来的收益吗？
即便金珏只给了张家键为郡的蜀锦专卖专卖权，但是，那也是整整一郡之地的专卖专卖权，其中的利益之大，身为益州本地的世家，又如何不清楚呢？
以往，不管是刘焉，亦或者刘璋在益州牧位置上的时候，他们两个只管收税，不管这些曲曲绕绕地东西，可是，金珏却与刘焉，刘璋父子，不，应该说是，以往有记录以来历任的益州刺史或者巴蜀的太守全都不同。
金珏不仅精通政务和军事，居然还精通商人之道。
在将成都城合围之前，金珏就已经派之前在‘撒豆成兵分计划’之中，几个行军时军纪最为严明的别部司马，分兵占据了益州境内的所有生产井盐之地，以及三蜀、进而是三巴全境，以及南中五郡北部几个非常重要的、正在开采之中的铁矿、银矿和金矿矿山。
在当时，刘璋一打开成都城的城门，金珏都没有进成都城太守府衙门以及刘璋建立的府邸，只是在成都城内转了一圈，便离开了。
离开之前，金珏吩咐杨沛在成都城内各个街道里，一下子张贴了上百张的安民告示，在安民告示里，金珏像成都城内十数万军民宣布，从即日起，成都城，蜀郡，直至益州境内的叛乱全部被平定之后，盐铁和酒全都实施官卖。
不过，有一点，金珏还在告示之中特别警告道——酒类商品，一年之内，也即到建安六年元月一日之前，禁止任何人私自制作并销售，如有发现，参与者全部斩立决，其家属全都被贬为奴隶。
当时，成都城里的大中盐商和大中经营铁器的商人，以及家中经营这两门生意的世家都对金珏安民告示中的有关盐铁专卖的内容嗤之以鼻。
可现实，他们很快就被金珏的一连串应对给打脸了。
经营铁器和酒类的商人们还不敢有太大的动作，但是，那些成都城内一直经营盐业和粮食的商人和世家，在第二天便公然将城内所有私人经营的盐铺和粮食铺面全都关了。
结果呢？
首先，在金珏的指挥下，在当时，杨沛手下的三大酷吏之一的左冯翊郡人严幹被任命为第一任的蜀郡太守兼成都令，根本没有管那些敢于关铺面的商铺，将之前城中一些无主却暂时被其他成都城内家族侵吞或者还未来得及侵吞的铺面，一次性全都收缴上来。
接着，这些铺面全都在当天中午正式开业，向成都城内的百姓全部开始实施限量购买，而这些被官府控制的商铺里贩卖的全都是百姓生活必需品——粮食、食盐和衣服，还有猪肉，当然，除了极少数家中还算有点小积蓄、且非常喜欢吃肉的中产之家外，还是很少有人会买猪肉来吃的。
唯一向成都城内暂停供应的，也就只有羊肉和鸡肉。
在华夏古代，虽然有六畜兴旺的六畜之说，但是，真正被百姓所接受的肉食，恐怕只有羊肉、鸡肉和牛肉，但是，因为耕地要用到牛，故而，不管是哪一级的官府，都是，也都会严令禁止宰杀耕牛的。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间私自宰杀牛，尤其是世家宰杀耕牛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即便是在后来的大宋朝，在这个极度缺乏养马地的孱弱的王朝之中，大块吃牛肉的现象在民间还是常见的现象。
在古代华夏，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普通老百姓能够吃到带肉味的食物，就已经不错了，三月不知肉味，那只是士人一种矫情的说法，普通老百姓一年不知肉味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又何况是三个月呢？
故而，除了猪肉之外，金珏暂停成都城内其他肉类的供应，受影响的只是有钱人，世家子弟和官员。
而金珏之所以暂停成都城内的羊肉和鸡肉的供应，自然是将士兵们从城内收缴来的六畜，全都当成是种苗，交给他从略阳县时培养出来的一些养殖大户们，让他们先一步在新都县里，用这些六畜种苗饲养，并形成规模。
在刘璋经营益州的这四五年中，成都城已经成为了整个蜀郡，乃至整个益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故而，金珏用商业战的方法，只需要将成都城里的大中商人们全都打趴下，剩下其他郡县之内的盐铁和粮食商人们也就不敢再聚众闹事，甚至是关停商铺了。
粮食还倒罢了，毕竟，在围困成都城之前和期间，金珏在益州境内让手下实施的屯田面积并不大，产量虽然很高，但是，也因此所得的屯田粮食收入并不多，想要彻底打压成都城内的粮食价格并不现实。即便金珏，在第一年的时候，也只能将成都城城内，以及益州境内的粮食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不高的水平上。
实际的价格，也就在一斗五十文上下浮动，至于西汉文景之治以及大唐贞观之治的相关记录当中，一斗粮食的价格居然能够便宜的卖到十几文的程度，反正在金珏治下是看不到的。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在这个时空里，白手起家，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手一脚拿下整个益州的金珏算是知道了，有些历史记录根本就不足为信。
谷贱伤农，这一点，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多次被提及，后世不管是史学家，还是当政者，又岂能不知道这一点。
一斗粮食卖到十几文的超低价，这在后世新华夏，在西汉初期文景之治的时期，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唐朝，粮食若是真得卖到了十几文一斗的话，那绝对是史学家为了给唐太宗涂脂抹粉的方式而故意用曲笔所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