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征集成老回忆录的补充材料，我们经常外出访问一些过去与成老一起共事的老革命家。每次访问，胡华同志总是恭恭敬敬、一丝不苟地把那些老同志的回忆谈话详细记录下来，并认真核对。他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要多问多记，勤于积累。他提起过去长期辛勤记录下来的一网篮笔记资料，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而深感惋惜。为了寻找成老回忆录中提到的党的历史文献，我们还要经常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去查阅原始档案资料。胡华同志和我们一起风尘仆仆，往返奔波。每当从发黄的档案纸堆里发现一件有用的资料时，他无比兴奋，总要和我们一起认真阅读和讨论。回忆录初稿写成后，他和我们一起按成老的意见反复修改、推敲，要求不负成老的厚望。回忆录定稿时，成老提出在后记中写上我们的名字。胡华同志和我们商量，认为这是不必要的。
胡华同志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4年5月17日，胡华一生爱戴的成仿吾校长逝世。时胡华在苏州出席并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条目审定会，不能向成老告别并参加追悼会，胡华十分悲痛。回京后，他与清庆瑞一起承担了以程子华、郭述申、陈先瑞名义怀念成老的文章《成仿吾同志与鄂豫皖苏区》的起草、修改、定稿，以此表达自己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哀思。
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郭影秋患病18年，其间历经“文革”劫难、中国人民大学撤销和复校，为保住并发展这所具有独特革命历史传统的高等学府，他呕心沥血、身心疲惫。经历了“校舍风波”后，1980年4月郭影秋住进上海瑞金医院治疗。胡华十分关心老校长的病情。他1981年10月致信慰问，随即收到郭影秋长子少陵的复信：
胡华叔叔：
您好！
您的来信已收到，念给爸爸听了。对您的真挚的慰问，他表示衷心感谢！
他的情况可能您已大略知道。今天已从伤骨科观察室转回了九号楼病房，也就是说他已基本脱离了危险期。现在总的情况是一天天开始恢复，只是由于年迈，加上手术部位以前进行过放射治疗，皮肤、肌肉有局部坏死，所以进展较慢。为了防止伤口化脓淤积，没有完全缝合，每日换药冲洗。这样也将推迟完全愈合的时间。至于愈合后是否还会发生过去那样的化脓发烧，现在也不能定论。
谨致
敬礼！
郭少陵
1982年5月5日，胡华在镇江主持完《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会，赶到上海，一是应老战友顾稀之邀，为上海两所高校作三场学术报告；二就是为探望郭校长。当天下午，胡华放下行囊，便同彭明教授赶到瑞金医院。郭影秋甚是欢悦，向胡华等讲“湖西肃托”事件；又谈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布局。1983年3月18日，胡华到上海为沪上社会科学界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日上午给上海师院进修班讲《长征途中的两河口会议》。下午与肖效钦一起赶到瑞金医院再次看望郭影秋。
为纪念吴玉章诞辰105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以郭影秋名义撰写一篇纪念文章，郭影秋致函当时主持此项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光：“请学校几位负责同志提出初步意见，请胡华同志考虑定稿”。郭影秋的委托，足见对胡华学识与品格的信任。1983年9月14日，胡华出席了校部召开的关于郭影秋纪念吴玉章文章的写作讨论会。11月28日，胡华修改出宗伯起草的郭影秋校长纪念吴老玉章诞辰105周年的文章。1984年1月23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郭影秋《吴老与中国人民大学——纪念吴玉章同志诞辰一百零五周年》。1985年9月28日下午，胡华与宋涛教授一同到友谊医院看望病危中的郭影秋。随后，胡华赴昆明主持《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会。10月29日，郭影秋逝世。10月31日，胡华回到北京立即到郭少陵、郭又陵处吊唁。同时，他找到正在整理郭影秋口述回忆录的王俊义教授，嘱咐王俊义执笔撰写《郭影秋传》。这一传记后来入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8卷。
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担任党组书记、副校长的胡锡奎，是党的资深宣传家、教育家。他继在中国人民大学任后，于1963年夏调任西北局文教书记。
“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许多同志认为，胡锡奎在中国人民大学13年，为该校的成长、发展、和壮大倾注了很多心血，做出了不能磨灭的贡献。胡华以其客观思考和朴厚之心，1985年5月28日撰文回忆胡锡奎：“……就我亲身体会，他比我大二三十岁，是父辈的人了，他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可我每次生病，他总要到医院来看望我。我每次给他写信，他总是很快就亲笔回信。他对工作抓得很紧，人大办的《教学与研究》理论刊物和人民大学校报上的主要文章，他都审看修改。每次开小会时，在食堂一起吃饭时，他也谈笑风生，没有什么架子；开会时，对他主持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或者反驳他的意见，我们是没有什么顾忌的，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好的风貌……一九六六年秋，他被从西安“揪”回北京。在一次斗争会会场上我遇见他，叫了他一声：‘胡校长！’他凝视着我，关切地问道：‘你还好吗？’我说：‘还好。’我又说一句：‘你多保重！’他眼睛看着我，点点头。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一次谈话了。以后，大会小会斗争他，他那时已是七十高龄的人了，面容日渐消瘦下去，身上也是瘦骨嶙峋，穿着一件旧的灰布制服，显得宽大飘荡。但他在斗争大会上回答问题，仍是从容地高声回答，不卑不亢。这当然招来更多的体罚凌辱。后来听说，当要他承认是‘叛徒’时，他声辩说：如果说我们是‘叛徒’，那么，王通（陈伯达）才真是叛徒。他敢于顶撞揭发当时‘炙手可热势绝伦’的大叛徒陈伯达，真正显示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格。这当然触怒了陈伯达、康生这伙一时得志的小人。
胡锡奎同志被关进卫戍区监狱，被折磨而死。他的死，显示了共产党员可杀不可辱的铮铮铁骨。他终其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1984年6月9日下午，胡华接待湖北孝感地、市委《胡锡奎传》编写组来访的多位同志。《胡锡奎传》是经胡华在陕公的老战友何定华主持湖北党史人物传规划确定并推荐的，准备入《中共党史人物传》。胡华十分重视，他与编写组进行了长谈，详细介绍了自晋察冀边区到中国人民大学，自己对胡锡奎的了解。同时，介绍编写组到校部，由校方组织座谈会，邀请老同志继续回忆胡锡奎的事迹。
作为主编，胡华最后亲自修改审订了这部传记初稿，并编入《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31卷。胡华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得到了公正评价，老一辈革命家胡锡奎同志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的”。1982年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尚钺教授逝世。就在前一天，胡华与宋涛还到北京卫戍区医院看望了这位良师益友近邻。交谈中，尚老还提出要成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所，要调来研究甲骨文的教师和落实给他配备的助手等问题。尚老逝世，胡华不胜唏嘘。1月10日下午，胡华亲到尚钺家，与尚的孩子们谈尚钺生平，并亲自起笔准备尚钺悼词与纪念文章。1月13日上午，胡华到八宝山参加尚钺遗体告别会。下午至夜1时，写出《坚毅的革命家和史学家尚钺》
一文。发表在1月31日《光明日报》。
在《坚毅的革命家和史学家尚钺》文中，胡华回顾了尚钺从大革命时代开始在鲁迅的支持和教导下从事的革命文学活动和小说创作；在李大钊领导下发动农民运动，革命低潮时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坚持进行武装斗争和党的秘密斗争的事迹。胡华写道：“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遵照党的指示，从重庆到云南大学任教。在党的领导下，他一面同华岗、楚图南等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云南文教界的进步运动，一面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他以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为武器，研究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社会，发表许多独到的见解，这时，他由一个文学工作者，逐渐成为有声望的历史学家。”“1946年10月，党组织送尚钺等同志进入华北解放区。此后，他先后在山东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教中国历史。
1953年他主编出版了《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一书，其后又出版了《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并发表《中国原始社会研究》、《先秦社会生产形态》等著名论文，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他主张‘魏晋封建论’。由于这个学术观点，他曾招来1959年和1960年对他的‘大批判’和诬陷。在史无前例的10年内乱浩劫中，他的身心和家属又遭到惨重的迫害。”“他始终抱着对革命的坚强信心，坚毅地生活，勤奋地学习，终于迎来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人民大学复校后他抖擞精神，担任人民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们去探望他时，他一心想的还是工作，还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研究历史遗产！”“尚钺是一位不怕艰难险阻，有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的革命者；是一位孜孜不倦、勇于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失去尚钺同志，我很痛惜有两件事我们抓得不紧，一是没有及时派几位青年助手把他对甲骨文、金文和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继承下来；二是没有及时把他丰富的革命经历记录下来，没有及时请他写回忆录。这篇悼念短文，只不过是记述了这位革命学者的一个纵影而已。”
1982年2月5日，胡华与戴逸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中国史学会常务会，联名建议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召开尚钺同志学术纪念会。在胡华、戴逸的倡议下，3月9日，中国史学会、北京市史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了举办尚钺学术纪念会。
1955年1月8日下午，胡华在北京交通部招待所见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自己在家乡奉化投身革命的领路人，原浙东地下党负责人竺扬。他们阔别16年，第一次相逢，两人都十分激动，相互有说不完的话。自胡华北上奔赴延安，竺扬领导浙东抗日纵队坚持斗争。解放后，竺扬任华东局财委在沪国营新建公司和利民运输公司总经理，由于“三反”运动的扩大化，他被扣上“官僚主义”、“国际大走私犯”等帽子遭撤职。1954年后，竺扬任上海海运局业余大学副校长，这次晋京受命在上海负责交通部海员训练班的工作。1月9日上午，胡华再一次来到交通部招待所与竺扬等，交谈上海交通部海员训练班开课教学等事。接着胡华与何干之，邀请竺扬、季庆猷、作家萧军参观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陈列室。中午，胡华宴请竺扬、季庆猷、萧军，何干之作陪。下午，胡华陪竺扬、季庆猷游览颐和园。
当时的一张颐和园留影，十分有趣，他们拉着手，相携昆明湖畔。是年轻人牵手长者，指点风光；抑或仍是长者引领着年轻人，难以释怀……京城相见后，胡华在后来30年，对引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竺扬老前辈，一直以朴厚情怀爱戴有加。粉碎“四人帮”后，胡华为竺扬在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奔走呼吁，帮助这位老革命者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情况，落实政策。1979年中组部批复，上海市委作出关于竺扬历史遗留问题复查改正通知：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党龄，历史遗留问题彻底平反。
后辈凭革命大义真情反哺，胡华对前辈伸出援手并不断给以精神抚慰，事情终有结果。对竺扬的哥哥、同是浙东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竺一平的冤案，胡华以写证明信等方式，同样为这位自己少年时的另一位革命引路人的平反昭雪而尽心竭力。
1984年12月26日，胡华写给中共奉化县委组织部一封信，建议对浙东地下党老同志、竺扬的哥哥竺一平（1927年1月入党）蒙冤病故的历史案件进行复查，恢复党籍。原信如下：
中共奉化县委组织部：
看了竺扬同志1984年12月5日《关于竺一平历史问题的材料和意见》
打印件，我衷心希望县委组织部对竺一平同志历史给予复查，落实对一位老同志的政策。
竺一平同志从1938年5月至同年10月是继竺良牧（竺扬）同志之后，经常来我家帮助指导我的工作和学习的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那时，我是一个十七岁的向往去延安参加革命的革命青年。家住在奉化城北街37号（王家阊门）。家门只我和母亲两人，很清静。因此，竺一平同志来奉城常常住在我家里，也就在我家一同吃便饭。他带来些党的刊物，像《解放》周刊（延安出版）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等书刊给我读，讲解些革命的原理和党的政策，指导我办《战时大众》通俗小报（此报得到毛主席亲笔来信鼓励）和团结城区及醒民剧社的进步同学。他有时到县政工队找地下党员陈冠商到我家来研究工作，有时叫我去找陈冠商来我家。他同詹步行二人，每月都先后到我家数次。我对竺一平同志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艰苦的忠诚的热心的共产主义者，他的革命精神，更增加了我对党的坚定信仰。
我从1938年10月由党介绍到陕北公学去学习后。到华北前方根据地战斗十年。至1949年9月，从北平解放后回家乡探亲，途径宁波，到天宁寺看望竺一平同志（这时我早已同竺扬同志和竺一平同志取得了通讯联系）。一平同志当时在天宁寺为宁波市公安局工作，工作很忙，他还是热情地留我住了一夜，二人抵足而眠，长谈了大半夜。他讲“八一”起义后竺扬在汕头受伤他去救援。一直谈到现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充满了激情。但此别，我与他竟成永诀。我衷心希望党组织能全面地看一位老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实事求是给予甄别，如能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是我衷心的期望。
特此证明。
中共中央党史征委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华
竺一平在战争年代因组织被破坏和“左”倾路线的排挤两次脱党；解放后又受竺扬在“三反”中的错案牵连，1952年蒙冤被开除党籍并关押，1953年病故。
中共奉化县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落实干部政策，严肃解决战争年代地下党遗留问题，经复查核实，在1986年6月19日发出第43号文件，恢复了竺一平的党籍。胡华得知此情十分欣慰。
类似的证明信，胡华曾写过多封，数目已无法统计。他自己也曾遭人诬蔑、蒙受冤屈；为他熟悉的蒙冤人伸张正义，感同身受的胡华是不遗余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