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怀著传
对人民英雄的景仰和效仿，伴随着胡华的一生。作为一位史学工作者，他也一直把为人民英雄树碑立传，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1947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冀中解放区军地开展起立功运动时，胡华在立功潮中就萌生了把民族解放、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的领袖和英雄们的事迹编写一部书，作为革命史学习和普及的参考读物，当时把书名都想好了，为《时人介绍》。但是，由于土改和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很快，胡华教学和编写教材的任务紧迫，这一想法只能成为夙愿。他把搜集的领袖事迹和革命英雄们英勇牺牲的故事，简要穿插在了革命史的教材里，生动地传达到课堂上了。戴逸先生曾回忆胡华当时讲课情景：“当他讲到死难的烈士、牺牲的军人，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他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满座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1949年11月，胡华住在北京什刹海畔白米斜街2号张之洞故宅，赶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再一次拟出准备撰写的纪传选题目录，取名《人民领袖的传记》，同时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之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叙述毛泽东、周恩来等早期革命活动部分以及一些历史事件的关节点，均体现出记叙人物活动史迹的生动特点。
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度混乱中，自己又备受着肉体和精神摧残，胡华却于1969年9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的墙上贴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缅怀杨展烈士》。这是他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唯一一次使用的“亿万群众大民主”的表达形式。文首依照惯例是“最高指示”，这在当时“大字报”是普遍使用的起笔：“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也是胡华的心声。
胡华在这张大字报中写道：“人民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它的前身，是在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光辉照耀下的老解放区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在我校校史上，有数以百计的革命师生员工，在那些艰苦斗争的年月里，为着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地牺牲了。杨展烈士就是这些革命烈士中的一位光辉代表……杨展烈士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侄女，杨开慧烈士的侄女……”
胡华深情回忆了与杨展一起在陕北公学学习，东渡黄河，穿越敌人封锁线，坚持敌后抗日的艰苦斗争，记述了杨展牺牲的情景：“1941年9月16日，日寇集结重兵，分十三路突然合击晋察冀根据地的心脏平山、阜平。情况十分紧急。校部机关需要坚壁文件、物资，比学员队伍晚出发了两个钟头，就没有及时跳出敌人合击圈，在平山县北部的滚龙沟被敌人包围。日寇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子弹像雨点般噗噗地打过来。联大师生奋勇突围。这一带是崇山峻岭，路口都被敌人堵截住了，只有从悬崖陡壁跳崖突围。杨展同志本来心脏不好，在这两年的敌后艰苦生活中，她的小腿和脸部轻度浮肿一直未消，脸色也有些发黄，在突围中跑得比较吃力。然而，敌人追击得很紧，有的人中弹负伤了，后面有的人被俘了。
在万分危急之中，她临危不惧，坚决不为敌人所俘，英勇地跳崖而下，不幸壮烈牺牲！”作为对战友的缅怀追念，胡华从心底迸发出的感慨：“为了拯救危急的祖国，为了解救多灾多难的人民的痛苦，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事业，杨展献出了她刚刚二十岁的宝贵的生命。她的鲜血染红在祖国壮丽的山岭上，她的尸骨埋在战火纷飞的华北山野里……她的革命意志，像那北岳恒山的岩石一样地刚强坚定；她的战斗精神，像那滹沱河的流水一样地奔腾不息！她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光辉形象和榜样，是千千万万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革命青年、革命师生的杰出代表，她永生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在深入研究周恩来生平并连续出版和发表相关著述的同时，1977年6月，胡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上发表了《学习朱德委员长的革命精神——记朱德同志从八一起义到会师井冈山的光辉历程》一文，以纪念朱德同志逝世一周年，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五十周年。文章叙史记事，生动介绍了朱德早年投身革命到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的光辉事迹。接着又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上发表《记朱德同志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工作的二三事》，讲述了朱德重视理论学习、关心理论工作的事迹：1940年在晋东南太行抗日根据地前线八路军总部重读《反杜林论》；1949年和1950年给中国人民大学师生作政治报告；1956年夏在北戴河海滨同吴玉章谈党史；1976年5月21日同成仿吾谈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些片段故事，从不同侧面歌颂了这位开国元帅的半功伟绩和崇高品德。
197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百岁诞辰。胡华写了《吴老（玉章）百岁祭》。
文中写道：吴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文字学家。
吴老具有崇高的革命品德，是革命者的典范；他一生追求真理，以革命为职志，视富贵利禄如浮云；他廉洁奉公，一丝不苟；吴老是坚持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楷模；吴老是坚持民主精神的榜样；吴老是团结的模范。胡华从吴老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清末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参加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到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中国同盟会，进行辛亥革命；乃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英勇奋斗……文章记述了吴老的光辉业绩。这一年，为纪念吴玉章诞生百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吴玉章回忆录》，由李新主持，从吴老的回忆录稿中选出记述革命史实较多的十篇文章，大致按历史顺序编出18万字。胡华参与了这项工作。李新在该书后记里写道：“在帮吴老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胡华、戴逸等同志，吴老的秘书王宗柏等同志，都出过不少的力。回忆录中某些精彩之处，多半出自他们的手笔。”1979年11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胡华的老师何干之逝世10周年，胡华连续撰写了《何干之同志十年祭》、《用笔和舌战斗——纪念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何干之》，讲述了何干之毕生从事党的文化教育事业，用笔和舌进行革命战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戴逸回忆20世纪50年代，胡华对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的萦怀说：“他和我多次谈起《红旗飘飘》是很好的党史资料和教材，这些都是活着的革命者的回忆录，还有许多牺牲了的烈士，已长眠地下，现在还不能撰写他们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真令人惋惜。希望能组织一批同志来为共产党的烈士写传记，将英烈们的事迹传之久远。这是推动党史研究的一大举措。我不知道他后来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缘起，但他早就萌生了这一念头，多次和我谈论过。”1978年6月中旬，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天津召开，胡华在19日的大会上发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烈士他们生活和斗争在战火纷飞、出生入死的年代，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并不很多，趁现在还有不少和他们熟悉的老人活着，可以进行访问、核实，很需组织力量替他们做年谱、写传记。”胡华常常用“抢救”二字表达写作回忆录和党史人物传的紧迫感。1979年3月，胡华在成都中国历史学规划会上作书面发言再次提出，“建议中央领导方面，像当年周总理亲自抓政协文史资料那样，多多鼓励和组织我党的老同志、党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写回忆录、写传记、编年谱”。
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胡华以此为契机，主编了《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记述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鲁迅、陈独秀、恽代英、邓中夏、方志敏、瞿秋白、蔡元培等。胡华在3月撰写的前言中说：“……在六十年前的五四时期，涌现了一批历史人物。本书介绍了十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和活动。当年，他们中多数是青年；有四位是中年，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这四个人在那时也是和青年站在一起，并对青年有着深刻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思想和革命性质发生剧烈变动的新旧交替的充满了历史事变和革命斗争的伟大时期，五四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从此，中国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磅礴于全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两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经过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斗争，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从本书所介绍的五四时期的十一位各不相同的青年和中年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经历中，我们可以窥见那个时期的历史面貌，新文化运动前驱者的思想面貌，窥见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发展锻炼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杰出的领导人。五四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新文化运动提倡者‘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在一九二七年从容就义，成为英勇的烈士，永为后世所景仰；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和创党初期的思想光芒和声名，却成了历史的陈迹。五四时期的鲁迅，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一九二七年以后，他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反‘围剿’中屹然挺立，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他给我们民族、给青年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思想和文化的珍贵遗产。在五四运动的锻炼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恽代英、邓中夏、方志敏，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的群众领袖、英勇的革命烈士，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远是青年的光辉典范。瞿秋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对文化斗争，也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他却犯有严重的错误，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蔡元培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五四时期站在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一边；但他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却一度投靠过蒋介石；而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又重新站在人民抗日运动一边。五四时期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阵营。
但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他就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右翼的面目，使文化统一战线分化。以后，他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文化买办思想，抵制革命。最后，成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帮凶文人。
“时代在前进，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类社会有它发展的必然规律。时势造英雄，只有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勤勤恳恳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事业英勇地牺牲奋斗的人，才是历史上的英雄。任何高踞于人民之上，甚至与人民为敌的人，势必成为落伍者，受到人民的唾弃、历史的谴责。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温故而知新，我们当代的青年，就是要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接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举的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1979年5月18日，胡华在山东省召开的党史讲义和党史教学讨论会上作《谈谈思想解放和评价历史人物问题》的报告，强调：一、解放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人物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中去正确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弄清历史上重大的功过是非问题。二、评价党史上历史人物，要继续冲破禁区。写党史讲党史，要多出现历史人物。写历史离不开具体的人物的活动，如果一部历史书抽掉了具体的人物的活动，那就会成为一堆空论。
三、希望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为写党史、评价历史人物创造条件。他说：
“要对于党史上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就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陈伯达所设置的禁区。譬如说，对于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本来我们党对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有定论的。毛主席在1936年跟斯诺的谈话中，对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评价。解放以后，在前一段时期我们对这些人物也还是作了科学的论述。
1954年、1955年批判胡适，主流是好的。但是，多少就出现一点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好就绝对好，坏就绝对坏，就出现这些现象。到了1963年、1964年，康生、陈伯达就拿起了大帽子，开始打棍子。首先搞了个所谓“普列汉诺夫斯基”事件，就是当时编译局在一个注解里头，按照列宁的观点来注释普列汉诺夫，就说他前期是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期成了取消派。这康生、陈伯达就拿起棍子来说，这样不对，是吹捧了叛徒。
从此，对历史人物就不能够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造成形而上学猖獗。我们恐怕记忆犹新，当时凡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陈独秀的都挨了批，扣了许多大帽子，什么吹捧叛徒啦，为叛徒翻案啦，等等。杭州大学一位同志，就为这么一件事情，一个普通的党史教员被关了三年‘牛棚’。毛主席早就讲过，李大钊同志是先于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受了李大钊影响，受陈独秀影响的。至少李大钊同志是应该充分肯定吧！可是康生说，这么讲就叫做分庭抗礼，是贬低毛主席。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就制造这么个谬论：反对分庭抗礼。于是就把李大钊在革命博物馆陈列中的地位降低了，李大钊同志英勇牺牲的绞刑架也拿走了。‘四人帮’粉碎了，情况不同了，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拨乱反正，实事求是……”
胡华萦怀于为革命历史人物立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通过报刊、广播、宣传画、书籍、革命史陈列等对许多曾为革命做出极大贡献的先烈极尽歪曲之能事，诋毁和玷污他们的光辉形象；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文革”结束后，正确评价党史人物，展现革命先烈的真实形象，成为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需要；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也成为胡华以及广大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心愿。编写党史人物传记的设想和提议，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支持和全国党史工作者的广泛响应。
